鲁迅：中国青年反叛天才的文化观点

第三节　青年反叛天才的文化批判

“五四”时期是鲁迅接受尼采影响的特殊时期。无论是实在的尼采影响还是“伪影响”，诸如“超人”、进化论、“重估一切价值”、文化批判、跟“虚无”斗争，等等，都在鲁迅的著作中出现。难怪李育中称鲁迅在“五四”时期全面接受了尼采的哲学，“有多少就接受多少”⁽⁶²⁾，如果是指鲁迅所接触的尼采思想，就此阶段而言，这话是不错的。就在这段期间，鲁迅经常引述尼采，比以前更多更频繁，但几乎都出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⁶³⁾筹办《新生》杂志失败后的寂寞时期，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的失望时候，鲁迅很明显又再读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从其中找寻到精神支持。据“五四”时期跟鲁迅关系密切的孙伏园回忆，鲁迅“特别喜欢”《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文字的刚劲，读起来有金石之声，而他的学说的精粹，则在鼓励人类的生活，思想，文化，日渐向上，不长久停顿在琐屑的，卑鄙的，只注意于物质的生活之中。⁽⁶⁴⁾

鲁迅自己也承认他的短篇小说和一些杂文受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影响。他的杂文集《热风》使他赢得“中国尼采”的称号。⁽⁶⁵⁾林语堂在鲁迅离开厦门大学时，特别译了尼采《论走过去》赠给他。⁽⁶⁶⁾鲁迅一些观点是如此接近尼采，以至他的朋友刘半农送他一幅对联：“魏晋文章，托尼学说”⁽⁶⁷⁾。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鲁迅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鲁迅的个人主义，以尼采式的独行流浪者或漫游者的姿态出现，而且不愿有任何门徒。⁽⁶⁸⁾相对于以前追求的“精神界之战士”，鲁迅此时称他的个人主义者为“孤独的精神的战士”⁽⁶⁹⁾，而且鲁迅对“战士”的期待也有改变，不再寄望于自己及同辈，而期望在年轻人中出现。将改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即进化论的思想，则是鲁迅在这阶段中最具的、他所理解的尼采精神。

大多数研究者都同意进化论思想在鲁迅“五四”时期的作品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但对于影响的来源，大体倾向于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即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1893—1894）中两章的译述，及留日时期学的生物进化理论。⁽⁷⁰⁾然而，生物进化论跟社会文化发展没有太大关系，而严复的译述讨论的是另一个问题。严复说得很清楚，他翻译的目的向中国人说明“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原理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不自强就会亡国灭种。但将“物竞天择”用于社会，属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跟作者赫胥黎的原意正好相反。而鲁迅说他所“一向相信的进化论”，其实只是“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⁷¹⁾，跟严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无关，但跟他所理解的尼采思想正好一致。⁽⁷²⁾在《随感录四十一》（1919），鲁迅说：

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

他接着引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来鼓励中国青年：

“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这浊流使他干净。

“咄，我教你们超人：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⁷³⁾

这篇文章是尼采进化论影响鲁迅的最佳证据，其中“太觉渺茫”的评语历来用作证明鲁迅跟尼采保持距离，是鲁迅态度转变的征兆，其实一点也不新。早在1908年，鲁迅便认为尼采“刺取达尔文进化之说”，“别说超人”；尼采之所以提出“超人”，其实是因为“无望于今之人，不得已而念来叶者”，“此正犹洪水横流，自将灭顶，乃神驰彼岸，出全力以呼善没者尔”，渺茫得很。⁽⁷⁴⁾然而进化论这个鲜明的尼采影响，到了“五四”时期才特别强调出来。

为什么进化论突然得到强调和重视呢？只要我们明白鲁迅进化论中未来与希望的意义，就明白鲁迅之决定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因为相信进化论的缘故。辛亥革命实质上的失败，使鲁迅对国民感到绝望（他的所谓“虚无”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与尼采的概念不同），到胡适和陈独秀发起新文化运动，鲁迅对它能否成功其实还有怀疑，但最终还是让钱玄同说服写文章。让我们重温一下那段历史性的经典对话（着重处为笔者所加）：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⁷⁵⁾

显然，驱使鲁迅摆脱悲观消极的态度而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其实是个对将来“渺茫”的希望。而且他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⁷⁶⁾。令鲁迅感到“渺茫”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但先让我们看看，把尼采“超人”理解成进化的结果其实是“伪影响”，而这个“伪影响”必然令人感到“渺茫”。

尼采的“超人”基本上只出现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⁷⁷⁾“超人”在尼采思想中所占的位置，似乎跟这个词语的普及程度不太相称。“超人”只是个比喻，不是根据实有例子的描述，所以是个模糊的概念，而且尼采既然主张各人“成为你自己”，如何“超”也就因人而异，所以不可能清晰，否则就是要建立普遍适用的标准了。学界对于“超人”的理解自然有不同的看法，华尔特·考夫曼认为，“超人”是酒神狄奥尼索斯式的创造者，克服自己，“组织”自己，并创造自己。伯恩德·马格奴斯（Bernd Magnus）不同意考夫曼的见解，认为“超人”更代表一种对生活的特殊态度，即对“永远重现”的肯定，而不是一种理想完美的人。马格奴斯特别提出“超人”与“永远重现”的关系非常重要，也符合尼采的论述，但其实也包含在考夫曼所说的“自我克服”之中，而且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克服“永远重现”正是对内“权力意志”的表现。其实，如果对自我完善没有一个唯一的标准，则考夫曼与马格奴斯的概念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创造与自我克服归根到底也可以看做对待生活的态度。不过，马格奴斯将肯定“永远重现”解释为“追求无有”，跟基督教的“自我克服”没有区别，显然不符合尼采论述。⁽⁷⁸⁾克服“永远重现”其实相当于鲁迅的反抗“虚无”。

不管我们怎样理解，尼采的“超人”并非生物进化的结果，这是可以肯定的。尼采说过，“人是一条绳子，绑在野兽与超人之间”，但他是指存在于自我之中实际的动物性与理想的“超人”性质之间的紧张关系。⁽⁷⁹⁾对于那些把他的哲学解释为达尔文主义的人，尼采毫不客气地称他们为“饱学的笨牛”（gelehrtes Hornvieh） ⁽⁸⁰⁾他在《反基督》中说得很清楚：

即使在过去，这种更高价值的人已常常出现，但只是机缘巧合，是例外……人类并不表现为一种如我们今天所意味的，走向更好、更强、更高的发展。“进步”仅仅是……个错误的概念。今天的欧洲人，在价值上言，远不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成功的个别事件，会恒常地在辽阔的、不同的地方和文化上遇到……相对于人类整体而言，是一种超人。这种伟大成功的机缘，过去经常是可能的，将来也许亦经常是可能的。⁽⁸¹⁾

以进化论解释“超人”不仅误解尼采，还造成理论矛盾。按鲁迅的理解，“超人”是天才，但天才却并非进化的产物。⁽⁸²⁾既然人类进化并不保证出现“超人”，则寄望于将来的天才，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希望，自然“渺茫”。⁽⁸³⁾

不过，鲁迅似乎也明白这个矛盾，所以也并没有完全寄望于“超人”。在日本，他早已意识到“超人”难求，所以提出如果得不到“超人”，至少也要求“英哲”。⁽⁸⁴⁾这个意见跟尼采也没有冲突。在《不合时宜的思考》中，尼采便指出，准备天才的诞生，需要“二、三流人才”的帮助。⁽⁸⁵⁾在《未有天才之前》（1924）的讲演中，鲁迅也指出：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山荒野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样的民众，就没有天才。

然而中国当时的情况“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所以鲁迅觉得“超人”“渺茫”的其中一个原因，其实是因为天才难得。还有，鲁迅又认为，“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⁸⁶⁾。也就是说，鲁迅提倡大家准备“超人”的出现。事实上，尼采认为天才是“世世代代人努力积累的结果”⁽⁸⁷⁾，需要文化和传统的积淀，才有可能出现“机缘”，所以鲁迅提倡做“培养天才的泥土”跟尼采的主张并无冲突。

还有一个原因使鲁迅觉得“超人”渺茫。由于失败的经验，鲁迅非常悲观，甚至怀疑中国“国民性”能否改造。但如果不能改造，那么中国将来的命运也就大略可想，就是“古已有之”。⁽⁸⁸⁾鲁迅由于悲观，甚至否定了自己的进化论。我们顺便看看一个否定鲁迅与尼采联系的有趣例子。洛蚀文在其《鲁迅与尼采》中，设法划清鲁迅与尼采的界限，试图从他们对人种的不同观念，来证明他们的思想是根本冲突的。洛蚀文认为，鲁迅是相信进化论的，而尼采则认为人种一成不变，并引尼采的话为证：(www.xing528.com)

我们对祖先要是稍微知道，那对于子孙是可以类推。⁽⁸⁹⁾

这句话出处没有注明，估计有误译，应该是“假如对父母有所了解，就可以对孩子作出结论”⁽⁹⁰⁾。我们已经讨论分析过尼采并非种族主义者，所以这句话的意思，跟前引《反基督》的话相似，是说人并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进步。尼采在此处其实是表达了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批评，认为达尔文主义忽视了人的精神的问题，忽略了文化和传统的影响。⁽⁹¹⁾然而，恰恰正是这句话，又一次证明鲁迅与尼采的契合。鲁迅因为怀疑“国民性”无法改造，甚至说：

试到中央公园去，大概总可以看到祖母带着她的孙女儿去玩的。这位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未来。⁽⁹²⁾

鲁迅自然不是种族不变论者，只是因为感到“国民性”难以改造（也正因为这是人的精神的问题，而且牵涉文化和传统），对进化论也怀疑起来。既然对进化论也怀疑起来，则对当成进化产物的“超人”，又怎能不感到“渺茫”呢？

对“超人”感到“渺茫”正好能够解释所谓尼采的进化论为什么在这段时间变得如此重要：鲁迅需要它。鲁迅需要尼采的进化论来克服自己的悲观，克服自己的寂寞和“虚无”的感觉。尽管进化论与“超人”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渺茫”，鲁迅还是说服自己继续战斗下去，打破生活与历史的恶性循环，因为除此就别无出路。中国必须改革，“国民性”必须改造，否则苦难将无法消除。因此，进化依赖于“国民性”改造的成功，但这样一来，就跟原来提出进化论的初衷相违背，因为相信“国民性”能够改造的前提，恰恰是进化论保证有进步的光明前途。⁽⁹³⁾

鲁迅的进化论只是个朦胧的希望，正由于它的朦胧，所以鲁迅常常提醒人们不要忘记现在：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著现在，执著地上的人们居住的。⁽⁹⁴⁾

鲁迅强调现在及“地上”，很可能来自查拉图斯特拉的“现世性”（this-worldliness）。查拉图斯特拉说“超人”是“地的意义”，并教人“忠于地”，不要听那些“彼岸希望”的说教。查拉图斯特拉还说，他爱“那些为了大地而牺牲自己的人，大地也许在某日会属于超人”⁽⁹⁵⁾。尼采所谓的“彼岸性” （otherworldliness）原指康德的理想主义及基督教的天国，而“大地”则指人的动物本性，⁽⁹⁶⁾但从进化论的角度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氛围，尼采“现世性”和“彼岸性”便理解成为了未来的现实改革，及保守派脱离现实的传统。由于进化的希望，鲁迅愿意当“桥梁中的一木一石”，甘为未来而牺牲。⁽⁹⁷⁾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桥梁是让人“下去”，准备“超人”的出现。⁽⁹⁸⁾而我们稍后就会看到，鲁迅也是在为他的“超人”做准备。

然而，牺牲自己，冀望将来，并不能解决“现在”无望的处境，而无望的“现在”正是他要通过进化论来克服，这就使鲁迅的斗争成了绝望的斗争：

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⁹⁹⁾

其实，跟“黑暗与虚无”的“绝望的抗战”，与《文化偏至论》所论差不多，尼采希冀“意力绝世”的“超人”，不过是“犹洪水横流，自将灭顶，乃神驰彼岸，出全力以呼善没者尔”。⁽¹⁰⁰⁾所以，鲁迅用尼采进化论的“伪影响”不能战胜悲观情绪，却转而利用另一个尼采的真精神：与“虚无”作斗争。

鲁迅“虚无”的绝望在某种意义上，是因为未受启蒙的大众拒绝改革所造成的。他跟“虚无”的斗争导致他积极提倡以“超人”为表现形式的反叛性。这是《文化偏至论》尼采个人主义反庸众的进一步发展。长期寂寞的痛苦可能使鲁迅对大众的无动于衷产生怨恨，而这种怨恨促使他翻译了阿尔志跋绥夫（Mikhail Artzybashev，1878—1927）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鲁迅认为绥惠略夫的故事跟民国前后许多改革者的境遇相似，⁽¹⁰¹⁾他们为社会做出牺牲，但社会不但不感激，反而敌视他们，压迫他们。若对照他的小说《孤独者》和回忆录《范爱农》（1926），则鲁迅把小说翻译过来，明显有“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之意。鲁迅同情绥惠略夫，尽管绥惠略夫后来变成个“无治的个人主义者”，要毁灭一切，对社会进行报复，⁽¹⁰²⁾很有点恐怖主义者的味道。但在鲁迅看来，“无治的个人主义”却跟尼采的“超人”思想非常接近，认为“绥惠略夫却确乎显出尼采式的强者的色彩来”⁽¹⁰³⁾。但鲁迅对绥惠略夫的态度和看法，除了显示此时鲁迅强调孤独的“超人”反叛性外，实也证明鲁迅跟尼采的契合。鲁迅曾向许广平透露自己内心思想状况：经常处于人道主义和“个人的无治主义”两种矛盾思想的“消长起伏”，会“忽而爱人，忽而憎人”⁽¹⁰⁴⁾，跟体现出尼采式“超人”的绥惠略夫一样。⁽¹⁰⁵⁾

鲁迅的自白说明他尼采式“超人”的另一面：并非简单地憎恨庸众，而是陷在爱与恨的冲突之中。《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类似的处境。在《前言》中，查拉图斯特拉对隐士解释他下山是因为“爱人”。但当查拉图斯特拉在市场上向人宣讲“超人”时，只得到嘲笑，没人接受。虽然查拉图斯特拉并未因而敌视人们，像绥惠略夫那样，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对“畜群”的批评，却可以让鲁迅理解成类似的怨恨。换言之，鲁迅的尼采式个人主义本身，就包含了爱人（人道主义）及恶人的冲突。从这个角度看，并联系鲁迅其实很少提及和提倡托尔斯泰思想的事实，则刘半农对联中所谓的“托尼学说”中“托”的部分，其实已包含在“尼”中。另一方面，鲁迅似乎也没有把表面上应该对立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区分开来，两者似乎相互包容。例如，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中，鲁迅把托尔斯泰当做人道主义作家，但他批评社会，结果受人痛恨，情况跟《文化偏至论》中的尼采式个人主义者一样。⁽¹⁰⁶⁾如果尼采式的个人主义是人道主义社会责任承担的激进表现，则人道主义就是尼采式个人主义出发点的对人类的爱，两者不单并不对立，而是互补，实际上是同一思想态度的两种表现。由于尼采与托尔斯泰在20世纪初常常并列对比，所以用来代表这两种表面对立的思想也是很自然的。所谓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对鲁迅来说，也从来不是一种理论，而只是个一厢情愿的希望。鲁迅对中国人是如此失望，乃至有一次仅仅因为一位同胞表现出一点点善良的人性，他就感动了，并使他又读了几页托尔斯泰。⁽¹⁰⁷⁾这就是鲁迅需要进化论的地方：即使没有人接受他的启蒙和劝告，查拉图斯特拉仍然坚持斗争，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人。⁽¹⁰⁸⁾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其实也就是希望与绝望的斗争，只是鲁迅面对同一困境的不同表述而已。

将进化论纳入他的文艺运动后，鲁迅至少有两次鼓吹推动过他的“超人”，即年轻的叛逆天才。1918年北京大学一些活跃的学生出版了《新潮》杂志，鼓吹的新文化运动，论者常常把这个运动跟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口号联系起来。⁽¹⁰⁹⁾就在《新潮》的第一期，学生领袖之一的傅斯年便谈论起尼采，⁽¹¹⁰⁾又在第四期点出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尼采的“超人”，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求‘超人’，只有疯子当得起”；并将“超人”和鲁迅的进化论结合起来，甚至呼吁“我们带者孩子，跟者疯子走，——走向光明去！”⁽¹¹¹⁾傅斯年还写信向鲁迅求教，鲁迅复信说，“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¹¹²⁾。鲁迅显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鼓励这些天才（“超人”）发展起来。就在同一期中，登载了傅斯年的《随感录》，引用鲁迅的文章，又大赞“尼采是位极端偶像破坏家”，还建议“我们须得提着灯笼沿街寻‘超人’”⁽¹¹³⁾。一年多后，鲁迅翻译了《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登在《新潮》上，⁽¹¹⁴⁾可以说是协助傅斯年一起找“超人”了。然而这种无形的合作并不长久。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领袖胡适，也是新潮社的顾问，对这一群学生有更大的影响力，而傅斯年不久便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放弃社会和文化批评，也就是不参与鲁迅以尼采“超人”为主导的文学运动。⁽¹¹⁵⁾鲁迅失去了他的“超人”，又失去了一个发动文学运动的机会。

“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鲁迅回忆这段期间时说：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¹¹⁶⁾

鲁迅又经历了在日本筹办《新生》杂志、发动文学运动失败的同样失望，但这次他没有退隐。1925年4月，鲁迅发起成立了“莽原社”，并出版杂志《莽原》。鲁迅对出版《莽原》的原因说得很清楚：

我早就希望过中国的青年站起来，对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的加以批评……⁽¹¹⁷⁾

这段话传递了两个信息：第一，鲁迅重新寻找“精神界的战士”，由于相信进化论而寄厚望于青年；第二，再次发起改造“国民性”的文艺运动。由于这是鲁迅在“五四”退潮后发动和支持的运动，因此也更能显示他个人的思想和色彩，其中的尼采精神和气息因而也更鲜明。事实上，鲁迅认为围绕在《莽原》的青年作者中，正有不少具有尼采气息，尤其是后来组成“狂飙社”的那几位，而以高长虹最明显。⁽¹¹⁸⁾鲁迅悉心培育这群青年，认真为他们看稿，甚至为校对高长虹的文章而咯血。⁽¹¹⁹⁾更值得注意的是，“莽原社”组成后不久，鲁迅还买了生田长江的日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又托羽太重久买来阿部次郎的《尼采之〈查拉图斯特拉〉——解释与批评》（二イチェのツアラツストラ——解釈びに批評）。很明显，鲁迅在实践他的文艺运动时，有意识地带入尼采式的文化批评。《莽原》的出版给鲁迅增添一个新头衔：“青年叛徒的领袖”⁽¹²⁰⁾，这个新头衔可以说是体现了尼采在这阶段对鲁迅的影响。

在其他人看来，鲁迅正通过这本杂志用尼采思想去影响青年。例如，周作人跟鲁迅决裂之后，曾在书信上责备高长虹自以为天才，并警告他不要“中了听人家谈尼采的毒”⁽¹²¹⁾。信中所谓的“人家”无疑就是鲁迅，因为周作人认为鲁迅探受尼采影响，⁽¹²²⁾而鲁迅当时正在鼓吹尼采精神，又是唯一接近高长虹并可以使他“中毒”的人。

然而，莽原社这个小团体很快就因为内部矛盾而分裂，而高长虹则把批评中国社会文化的矛头转移到鲁迅身上。鲁迅培育尼采“超人”的文艺运动也因此而瓦解。跟高长虹几近无聊的笔战似乎使鲁迅非常失望：他失去了一个文笔风格跟尼采相近的“天才”。 自此之后，鲁迅不再谈“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进化论，⁽¹²³⁾甚至不再谈“天才”。经过这次争吵之后，可能他觉得青年叛逆“天才”的基础其实很不牢靠。归根到底，高长虹虽然以“超人”自命，⁽¹²⁴⁾但鲁迅并不认为如此，因为他攻击鲁迅时暴露出自己“不成人样”，⁽¹²⁵⁾连“人样”都不成，则无论如何自以为超越，自然都是假的。否定这样的假“超人”自然不算否定尼采。我们甚至可以说，鲁迅跟高长虹决裂，恰恰是因为高长虹不是“超人”。

高长虹虽然对鲁迅的文艺运动是个打击，却并未完全动摇鲁迅继续准备尼采式“超人”的出现。但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北京示威学生遭军阀屠杀，死者中包括他颇赏识的学生运动活跃分子：“青年叛徒”，鲁迅发动文艺运动进行思想革命的种种努力，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再加上个人的原因，鲁迅决定离开北京，最后到了“革命策源地”广州，寻求新的统一战线。⁽¹²⁶⁾不过，他完全没有料到，在那里等着他的是一场彻底摧毁他“青年必胜于老人”进化论信念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