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奴性发展的历史观察

第四节　中国人奴性的历史发展

鲁迅和尼采在分析“奴隶道德”的问题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历史上挖掘根源。尼采的“奴隶道德”源自希腊罗马古典时代的奴隶制，鲁迅认为中国人“奴性”或“奴隶道德”也有历史事实的根源。许寿裳回忆鲁迅在日本跟他讨论关于中国“国民性”问题时，就谈到这个根源。当时他们常常讨论三个相联系的问题，值得仔细分析一下：

（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¹³³⁾

对于第一点，因前人论说浩瀚，他们认为“尽善而从”，所以没有多说。对于第二点，许寿裳称他们认为中国人缺乏“诚与爱”。但笔者认为，缺乏“诚与爱”不完全是鲁迅的看法，至少并非鲁迅选择的表述方式。“诚与爱”应该是许寿裳提出的，因为从鲁迅当时涉及“国民性”问题的两篇文章《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中，都得不出缺乏“诚与爱”的结论。鲁迅的文章主要是批评中国文化传统过于重视物质，缺乏对天才的支持，缺乏精神的培育。许寿裳所谓“我们”，也许只是说跟鲁迅讨论，并非他们共同的认识。1918年许寿裳写信给鲁迅还提到“当灌输诚爱二字”，可见是许寿裳的提法。当然，鲁迅复信也认为“甚当”，⁽¹³⁴⁾后面我们将会讨论到鲁迅强调的“认真”，才是鲁迅所用的用语。“认真”实际上也是“诚”，而“爱”也寓于“诚”中，所以跟许寿裳的想法实质上也是一致的，但鲁迅透过“认真”的表象看到更广阔和根本的“内曜”，进入心理学甚至心理分析的领域，比许寿裳的“诚与爱”要深刻得多。不过，中国“奴隶道德”问题最重要的还是第三点：“症结”。许寿裳回忆说：

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

首先，鲁迅既然认为要从历史去探究，那么第二点所谓“缺乏”，也就是原本有而后来没有，实际上是丧失。其次，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最大最深的病根”就是在元朝和清朝“两次奴于异族”，所以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奴隶道德”的问题，而且是以实在的历史为根据的。

鲁迅对中国人奴性的这些看法，跟他的中国历史教育是密不可分的。鲁迅认为，中国官修历史总是粉饰掩盖过去残暴的事实和失败的记录，常常展示一幅虚假的和平与繁荣的景象，所以他读野史，而且鼓励别人读野史，认为读野史可以对中国的过去有更清楚的认识。⁽¹³⁵⁾不过这应该是他后来才总结出来的心得。鲁迅读野史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受到当时反对清王朝的种族革命时代思潮的影响。当时一些革命志士“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鲁迅就读过关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类著述。⁽¹³⁶⁾鲁迅是章太炎的学生，很可能是光复会会员，而章太炎与光复会强调革命的民族主义方面，即推翻异族统治，光复旧物。⁽¹³⁷⁾在这种民族主义的影响下，鲁迅认为异族入侵对中国国民精神的堕落起了关键的作用。其实鲁迅把中国“国民性”问题跟异族入侵联系起来思考是很自然的，因为“国民性”其实也就是“民族性”，是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兴起而产生的概念。一个民族受到奴役，自然影响到“民族性”。但事情似乎也并非“两次奴于异族”那么简单。

鲁迅和许寿裳讨论时也已经表示过，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历史原因。鲁迅在1925年曾说：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　 ……⁽¹³⁸⁾

这段话多少修订和超越了辛亥革命前后过于简单的民族主义的立场，⁽¹³⁹⁾但还明显停留在历史的民族主义话语范围之内。所以，这段话大概可以这样理解：（一）在异族入主中国之前，中国人奴性其实已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就如《文化偏至论》所透露的所谓崇尚物质、嫉妒天才的传统；或者（二）这是对中国文化和精神开始堕落之后的概括，因为尽管鲁迅把“汉族发祥时代”也包括在这两种时代，但实际上他却赞誉过并未堕落时中国人的精神，如前述的“内曜”。不管我们怎样去理解，中国“国民性”堕落，虽然不是简单的“两次奴于异族”，但异族的入侵和统治仍是关键，而异族入侵和统治的后果，似乎并不限于元、清两朝。

事实上，元朝之前中国早已不断遭受外族入侵，而每次入侵都加速了国民精神和文化的堕落。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把“国民性”和文化传统联系起来，是由于鲁迅认为精神是文化的基础，所以中国“国民性”的堕落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的堕落。⁽¹⁴⁰⁾我们不妨把文化传统当成“国民性”的集中表现，实际上也是一个民族及其精神的保护伞及更新和再生系统。所以中国国民精神和文化的堕落亦即“奴隶道德”的形成，其开始还要在元朝之前，而且已有相当时日，可谓根深蒂固。鲁迅虽然赞扬过汉、唐两朝的自信和宏大的气度，并批评宋朝在外族入侵面前，露出明显的奴隶心态，但在1933年致曹聚仁的一封信中，鲁迅对唐朝有很不客气的批评，认为“唐室大有胡气”，意谓唐朝并不完全代表中国本原的精神和文化。但鲁迅毕竟赞扬过汉、唐两朝，所以我们可以将中国“国民性”开始堕落的时间范围缩窄至汉、唐之间，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鲁迅在论及这个历史时期时，的确涉及中国“国民性”丧失什么、怎样丧失而且涉及文化传统如何遭到破坏和堕落等问题。

1927年，鲁迅在广州做了一场讲演，题目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表面上是学术讲演，其实并非是纯粹历史研究，而是对当时近似的政治环境所作的反应。⁽¹⁴¹⁾鲁迅在讲演中指出中国文化传统遭到践踏和利用：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破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因为，魏、晋时期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是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¹⁴²⁾

鲁迅从心理角度入手，发现这种对礼教（文化传统）的亵渎和破坏对中国“国民性”有深远影响。首先，老实认真的人难以维护文化传统，越维护越受苦，甚至丧命。人们对文化传统的信念和诚敬，也因此逐渐削弱，并因此产生更严重的心理后果：丧失认真执著的精神，也就是丧失相当于许寿裳跟鲁迅讨论中国“国民性”缺乏的“诚”。这种情况和处境，鲁迅认为不是短暂的历史变异，而是个开端。这是中国“国民性”走向“奴隶道德”的关键，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堕落的开始。

在魏晋到宋之间，中国“国民性”堕落突出体现在统治阶层和维护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之间，特征是坚持维护传统的老实认真者受压制，利用传统谋私的聪明巧滑者得到支持和鼓励。⁽¹⁴³⁾到了南北朝时期，外族入侵不断，汉人遭受局部短暂的异族统治，⁽¹⁴⁴⁾知识分子被迫用文化传统去侍奉外敌，或主动用文化传统去献媚，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人格，丧失对传统的诚敬之心，变成所谓“无特操”，也就是逐渐变得“聪明”起来。他们口头维护文化传统，实际上只利用文化传统来保护自己或借此谋私。鲁迅评论说：

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¹⁴⁵⁾

在这些“聪明”人眼里，任何传统和信仰都沦为“敲门砖”或“上天梯”。宋以后两次全面奴于异族，这种情况变得更普遍。在《十四年的读经》（1925）一文中，鲁迅又表达了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相似的观点，并举章士钊（1881—1973）为例。鲁迅剖析章士钊当时主张读经的动机：

我总相信现在的阔人都是聪明人，反过来说，就是倘使老实，必不能阔是也。至於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甚麽关系。总而言之，是读经已经读过了，很悟到一点玩意儿……“学而优则仕”故也。……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总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¹⁴⁶⁾

这些鲁迅所谓“做戏的虚无党”不但利用文化传统来谋私，⁽¹⁴⁷⁾去侍奉异族统治者，向异族统治献媚和效力，⁽¹⁴⁸⁾并反过来用压迫和欺骗的手段奴化中国人。鲁迅称他们为“奴才”和“虎伥”，⁽¹⁴⁹⁾而“奴才”压制正直认真的中国人，在过去实际上为蒙古人和满洲人入侵开路，在当时则为日本侵略者开路。⁽¹⁵⁰⁾所以这些“聪明”阔人实际上由于异族入侵而得到更大的发展。

奴化首先就要欺骗。这些“聪明”人不管怎么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怎么伤害中国人，他们总能想出办法来欺骗，粉饰他们出卖国家民族的行为，例如，他们会“发现”中国人和满洲人甚至和日本人，其实都是出自同一个祖宗，所以满洲人和日本人就不是异族入侵者，⁽¹⁵¹⁾侍奉他们也就不是卖国行为了。鲁迅嘲笑这些“聪明人”说：

现在是主张“读经”的时候了。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 多数主义虽然现称过激派，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但幸而现在英国和日本的力量还不弱，所以，主张亲俄者，是被卢布换去了良心。⁽¹⁵²⁾

但是，这些“聪明”人尽管为异族效劳，管治奴隶，但其实跟中国人一样，仍然是奴隶。鲁迅将“奴才”与“奴隶”做了比较和分别，认为“奴才”是完全被压服，而且心服，而“奴隶”仍不失反抗的愿望和意志。⁽¹⁵³⁾换言之，“奴才”是“奴隶”中最坏的一种，而他们所代表的道德价值也是实在“奴隶道德”的一部分，甚至比尼采分析的还要坏。

这些“聪明”的阔人虽然主张尊孔读经，其实并不真正相信儒家教义，而且心里明白自己在糟蹋那些神圣的理念，所以他们变得对什么事情都不相信，甚至不相信自己。⁽¹⁵⁴⁾理论上他们为朝廷（政府）和人民工作，实际上则是在谋私利，所以对朝廷（政府）既不忠诚，对人民也漠不关心，欺上瞒下，只求榨取利益，把人民“治”成奴隶，治成“一盘散沙”，及至朝廷（政府）倒台，他们立即就能向新的当权者献媚效劳，甚至为入侵者开路。⁽¹⁵⁵⁾在这种“蛀虫”的治下，一般民众自然也就事事怀疑，对什么事情都不相信，⁽¹⁵⁶⁾这也就成了中国“奴隶道德”的特色之一。尼采在分析奴隶的心态时也发现他们对一切好的和快乐的事情，都要怀疑其真实性，⁽¹⁵⁷⁾虽然这是出于奴隶的经验，跟中国人的事事怀疑，原因并不完全一样。

在鲁迅看来，中国“奴隶道德”的膨胀，一方面是“无特操”的“聪明人”的繁衍，另一方面是认真“愚人”的凋零。当然，“愚人”和“聪明人”一样都是反语。鲁迅欣赏认真的“愚人”，⁽¹⁵⁸⁾因为他们是奴化政策的障碍，也就是“奴隶道德”发展的障碍。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1934）他就谈到“愚人”是抵制“自欺”这种“奴隶道德”品质的中流砥柱：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底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¹⁵⁹⁾

具体人物的例子，我们可以在鲁迅笔下找到柔石（赵平复，1902—1931）和韦素园（1902—1932），他们都是“有确信”和“拼命硬干”的年轻作家，鲁迅特别表彰了他们由此而表现出的诚实和认真。⁽¹⁶⁰⁾(www.xing528.com)

鲁迅认为，“认真”的人一定都是“愚人”，因为他们坚持原则，并不计较个人利害，执著于他们所认为是对与错、好与坏的标准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认真”也是一种自我肯定：肯定自我的信念。同时，“认真”者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是旺盛的体力和精力的体现，是“内曜”蕴藏生命力的体现，正因为如此，鲁迅赞赏广东人“迷信得认真，有魄力”。鲁迅当然不是欣赏迷信，那是不足为法的，但比起江浙人“迷信得没出息”，“不肯出死力来斗争”，则广东人“那认真，是可以去法，值得佩服的”。⁽¹⁶¹⁾鲁迅肯定古今认真的“愚人”，不单因为他们有确信，具有肯为主义而牺牲的精神，还因为他们这种精神在对外来事物上，表现出“国民性”原有的、吸收外来事物的自信和宏大气度。⁽¹⁶²⁾换言之，鲁迅欣赏“愚人”并非因为他们像传统主义保守派那样，盲目死抱住过去的传统文化不放。

在《看镜有感》中，鲁迅一方面赞扬了汉、唐自信和宏大的气度，“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另一方面批评宋朝的懦弱，“每遇外国东西，便觉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¹⁶³⁾。所以，鲁迅认为吸收外来事物的魄力原是中国人的固有精神，是力量的象征，甚至可以算是他心目中未受摧残的“国民性”的特质，是中国“主人道德”的组成部分。而且大胆吸收外来事物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一个更古老的传统。极端保守的传统主义则刚好相反，它既是衰弱的表现，而且也是传统的堕落，并且直接跟异族的入侵有关。这里再次表明鲁迅表面上激烈反传统，实际是“否定的否定”，重估的重估，是要恢复另一个传统，一个非奴隶的精神传统，而这个文化传统并非自我萎缩消极苟活的延续，而是能够吸收外物自我更新的积极发展。而鲁迅欣赏“愚人”的认真执著，也就并非他们坚持凝固于过去的僵化文化传统，而是因为他们能够以自信的态度开放地维护文化传统，能够吸纳外来事物而自我更新和创新。这跟尼采“主人道德”的思路是一致的，尼采认为不断的改变更新而不是保守，才是强者的道德。⁽¹⁶⁴⁾

然而，那种对“老实”、“认真”、“有确信”的人的不利情势越到后来便越坏。尽管类似魏晋时期老实的儒家信徒的精神传统一直不断，迄今依然存在，但他们在数量上已大大减少，只残余成一个数字中的“小数”，“与中国历史，仍不相干”了。⁽¹⁶⁵⁾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在《病后杂谈》及《病后杂谈之馀》（1934）中，鲁迅讲述了元朝汉人受奴役不如畜牲，而明成祖又如何虐杀正直的大臣齐泰、景清、铁铉，并将他们所有女眷关进军妓营里，等等。鲁迅于是很感慨地说：

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¹⁶⁶⁾

这些非人的经验，首先就使人无法“认真”：

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麽？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性命，沉静著，又啮碎了自己的心。⁽¹⁶⁷⁾

为什么会“啮碎了自己的心”呢？因为苦难与尸体的记忆是个巨大的心理负担，会耗尽一个人的精力才能保持心灵的安定。⁽¹⁶⁸⁾那些不愿“啮碎”自己的心的人，只好在自欺中寻求避难所⁽¹⁶⁹⁾；而那些坚守原则者，则趋于激烈而为统治者所杀戮，⁽¹⁷⁰⁾于是就越来越少。代表一个民族精神的文化传统，失去了这些“愚人”的维护，也就失去了自我保护、维持和自我更新的发展能力。

中国人在失去“意识形态”的保护和失去文化自我更新的能力后，这些非人的经验对一般人产生沉重的影响，逐渐形成中国“奴隶道德”的两项特征：卑怯与自欺。鲁迅在分析宋朝的心态时，便已发现他们懦弱退缩还“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靠自欺过活，已露出这两种“国民性”病征的关系。卑怯者“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找出种种道理来粉饰，来自欺欺人。⁽¹⁷¹⁾鲁迅在《论睁了眼看》（1925）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中国人从来就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

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国遭劫的事，反而给中国人发挥“两间正气”的机会，增高价值，即在此一举，应该一任其至，不足忧悲似的。⁽¹⁷²⁾

中国人的卑怯还表现在经受了长期反复的欺凌、压迫和失败，而又无力通过反抗和报复来宣泄，只好把愤火发泄在弱者身上，特别是妇女和儿童：

……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再露骨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¹⁷³⁾

然而，向弱者宣泄愤火终究不能消解长久蕴蓄的怨愤，“所以他们要愤怒一生，——而且还要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¹⁷⁴⁾。很多中国人由于蕴蓄着怨愤，不去转化为积极的动力，“改造自己，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结果只能是“恨恨而死”。⁽¹⁷⁵⁾这种卑怯、自欺再加上“怨恨”的精神堕落病征，在“阿Q精神”里得到集中表现，简直是尼采“奴隶道德”的典型。

鲁迅和尼采都知道奴隶胆怯，但胆怯并不等于完全不对抗。鲁迅发现奴隶因不能公开地跟主人对抗，于是设法愚弄他们。当他们的主子受到蒙蔽或者本身就是笨蛋，奴隶就会认为主人是“好”的，因为主人对他们不再构成威胁。⁽¹⁷⁶⁾鲁迅的观察跟尼采下面的评论非常相近：

这种道德中的“善”也带点轻蔑——可能是很轻的，仁慈的——因为好人在奴隶的思维方式中，必须是不危险的：他脾气好、容易骗。也许有点蠢，是个老好人（un bonhomme）。在奴隶道德主宰的任何地方，语言上总要把“善”和“蠢”拉得更近一些。⁽¹⁷⁷⁾

鲁迅还发现奴隶另一种卑怯的自保方法，即把危险的强人“捧起来”：

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联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安心。⁽¹⁷⁸⁾

鲁迅批评这种“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的态度为“苟活”。⁽¹⁷⁹⁾

当了奴隶还有很多心理和精神上的副作用，其一是失去“内曜”。前面谈过，“内曜”跟弗洛伊德的“生命本能”差不多，在一定意义上是生命力的同义语，通常在热情和坚毅的行动中表现出来。⁽¹⁸⁰⁾但鲁迅用“内曜”也有特定的含义，主要是通过诗歌创作和宗教活动来体现，⁽¹⁸¹⁾是“精神化”的生命力。然而，不管是从体能行动体现的“内曜”还是“精神化”的“内曜”，统治者都不喜欢奴隶有，因为如果“他们会笑，就怕他们会哭，会怒，会闹起来”⁽¹⁸²⁾。异族统治者及其奴才尤其憎恶人们表现活力，因为活力意味着反抗。所以，奴隶是不能有“内曜”的，奴隶的心态必须跟有活力的人截然相反，必须“好像古井中水”，不会对任何刺激产生反应，最好是“哑了声音”。⁽¹⁸³⁾鲁迅解释：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¹⁸⁴⁾

“哑了声音”也就熄灭了“内曜”，失去了精神的力量；而丧失了活力，⁽¹⁸⁵⁾也就丧失力量、韧性和毅力⁽¹⁸⁶⁾；同时也丧失了“兽性”，变得“驯良”⁽¹⁸⁷⁾。但所谓“驯良”实际上是冷漠，对压迫甚至屠杀都不反抗。⁽¹⁸⁸⁾中国人被迫对时事漠不关心，这种态度逐渐发展成对其他人的痛苦也漠不关心，形成旁观者心态，⁽¹⁸⁹⁾也就是没有了主人翁的精神。

由于历史和现状的区别，鲁迅分析奴隶心态成因的思路，与尼采的“奴隶道德”自然不完全相同，但鲁迅借用了尼采的“末人”来概括中国人奴性麻木和毫无活力的特征。对于那些不愿中国人有点活力与生气的人，鲁迅也借用尼采的话称他们为“死之说教者”（der Prediger des Todes）。⁽¹⁹⁰⁾鲁迅借用尼采的用语并非偶然巧合，实际上反映了鲁迅跟尼采的“道德自然主义”有一定的契合，因为尼采也把中国人当成“末人”。

前面提过，鲁迅认为中国“国民性”堕落成奴性，跟异族统治和中国文化传统遭到破坏是直接相关的，最能说明这一点的，莫如清朝的文字狱和“文化政策”。在文字狱时，凡夹有感愤的文章都被“销毁，劈板”，“只剩了‘天马行空’似的超然的性灵”，这种歪曲了的“性灵”，却成了林语堂鼓吹的模范。⁽¹⁹¹⁾满清统治者及其奴才，还通过篡改书籍而进行精神奴化政策。他们删改了许多古人著作谴责外族入侵的字句和段落，禁了许多明清人的书，通过乾隆亲自监督编纂钦定《四库全书》，销毁所有表达愤慨、报仇和反抗的书籍，⁽¹⁹²⁾又通过编纂钦定《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筛选掉指斥当道的偏激文字，经过这样篡改，古人便都变得驯良而不激越，更糟的是，这种形象被当成后世的模范。实际上是把精神奴化政策的结果著诸竹帛，浸透转变成“文化传统”，⁽¹⁹³⁾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巩固中国人的奴性和“奴隶道德”。这是鲁迅批判文化传统的主要原因之一，他真正目的其实是揭示“国民性”里面的肿瘤“奴隶道德”。中国文化传统已被弄成“奴隶道德”的载体。

所以，中国“国民性”受到摧残不单单是人民直接受到现实残酷的压迫，还因为原来是保护国民精神的文化传统遭到践踏和扭曲，使到“国民性”受到间接但更广泛深远的摧残。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首先是迫害继承和发扬它的知识分子，用残酷的压迫消灭不肯就范的“愚人”，消灭文化传统的免疫再生系统，并培植降服自保的“聪明人”，利用这些“奴才”像癌细胞一样，将文化传统转化成“奴隶道德”的培养基，扩散到社会全体。中国人的“精神”已遭受奴役到如此程度，以至推翻元朝，摆脱蒙古人奴役之后，情况似乎也没有好转。鲁迅对明朝有很不客气的批评，认为“明则无赖儿郎”，⁽¹⁹⁴⁾指出“明太祖对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在他眼中明代实际奴性十足。⁽¹⁹⁵⁾推翻满清之后，鲁迅认为中国人也只是变成先前奴隶的奴隶而已。⁽¹⁹⁶⁾这是因为现实的奴隶状态虽然解除，精神的奴隶状态还没有改变，而且由于变异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实际上得到巩固和持续蔓延。看来，这就是鲁迅所认为的中国“国民性”堕落的悲剧图景，亦即中国文化没落的悲剧图景。文化传统的堕落巩固了“奴隶道德”，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即使推翻异族统治也没有得到根治。而鲁迅很可能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发现和指出这种恶性发展和循环及其深远严重后果的第一人。

按照尼采的分析，奴隶的“精神报复”或道德造反是“重估一切价值”问题的关键。若要套用尼采的模式，那些自称儒家信徒的“聪明”阔人应该就是发动“精神报复”的人物，在某种意义上也的确如此。鲁迅论中国人的自欺欺人跟尼采的“精神报复”性质相同，目的一样。在鲁迅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两种类型的自欺，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所谓消极的自欺，是指通过文学作品的“大团圆”结局以及歪曲史实，来粉饰或掩盖残暴和悲惨的事实，来达到心理平衡⁽¹⁹⁷⁾；所谓积极的自欺，则是指鲁迅在《阿Q正传》（1921）中创造出来的“精神胜利法”⁽¹⁹⁸⁾，或称“阿Q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