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的温和尼采和自我萎缩

第三节　尼采评中国自我萎缩的“末人”

前面提过，尼采有可能读过《道德经》和《大学》，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主要靠二手德语材料。尼采读书常常在书上做各种记号，也写上评语。 目前能够看到他藏书中有关中国的书而又有较多记号和批语的，是约瑟夫·科勒（Joseph Kohler）的《中国刑法：论刑法通史》（Das chinesische Strafrecht. Ein Beitrag zur Universalgeschichte des Strafrechts，Würzburg，1886）。这是关于中国古代刑法起源与发展的一本小册子，只有51页。全书共分为三部分：历史大纲、一般刑法、特殊刑法。历史大纲从夏、商、周三代一直讲到清代，其中引述了《书经》、《礼记》和《周礼》的材料。其他两部分实际上是《大清律例》的分析。尼采在一些句子下面划了线，也在书边做了一些记号，例如，在允许犯罪官员自尽、自首免罚、盗贼犯案三次定死罪等语句下面划了线或做了记号，但他注意的这些地方除部分用于《论道德谱系》外，跟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批评都看不出有什么联系。按照托马斯·布罗布杰尔的补充介绍，尼采在19世纪80年代感到，要探讨文化和道德问题，最好有多个观点与角度，⁽¹⁰⁵⁾于是开始阅读有关中国的书，除科勒那本外，布罗布杰尔还另外举出七本，其中只有一本对中国文化倾向赞赏，但没有得到尼采的重视，其余的也不见得对尼采有什么影响，只有奥古斯特·波斯特（August H. Post）两卷本《以比较人类文化学为根据的一般法律学基础》（Bausteine für eine allgemeine Rechtswissenschaft auf vergleichendethnologischer Basis，Oldenburg，1880-1881）是例外，布罗布杰尔认为此书奠定了尼采对东方文化的批判态度。这里先解释一点，为什么尼采要通过研究法律的著作来了解中国文化呢？原因是“罪与罚”的基础，归跟到底是以一个民族和文化确立的“善与恶”为标准的，文明之初的宗教典籍如《圣经》和《摩奴法典》，道德与刑法的界限都很模糊，所以尼采说创造“善与恶”的人是“立法者”，而且刑法体现一个民族要建立怎样的理想社会，培养怎样理想的人，比相对抽象的哲学著作显然更直接和实际，尼采从刑法切入探讨一种文化的道德思维方式，自有其独到之处。

然而，布罗布杰尔列举尼采引用这本法律著作的十一处地方，只有一处提到中国，是关于惩罚是要清除腐败分子，说中国法律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清除“整个分支”，可能指灭族，但这点其实也参考了科勒，恐怕还是以科勒为主。⁽¹⁰⁶⁾更遗憾和令人不解的是，布罗布杰尔所能列举尼采参照这本书的证据，除了一处在《超越善恶之外》，一处在遗稿，其余都只在《论道德谱系》，也就是说，尼采批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很多地方都出处不详。⁽¹⁰⁷⁾布罗布杰尔所谓奠定尼采对东方文化的批判态度，恐怕言过其实。所以，至少在目前尼采思想来源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尼采对中国的观感，并非直接受某一两本著作的影响，而是通过非常有限的德语二手材料而形成的。

尼采对中国的观感显然有一个从中性的感兴趣，到负面批判的转变过程。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除了买《大学》和《道德经》，尼采还把学到的一点中国人礼貌的表达方式，用在给母亲和女性朋友的书信中，明显有炫耀的用意⁽¹⁰⁸⁾；在1873年《希腊悲剧时代之哲学》中谈及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可能受中国影响，⁽¹⁰⁹⁾也是正面的叙述。但在1874年《不合潮流的观察》中，尼采便谈到“中国机械玩偶”对不管是“政府、公众舆论或数量上的多数的任何权势”，都点头称“是”，并按照任何牵线权势的节奏移动手足，⁽¹¹⁰⁾已经显出对中国人奴性的负面印象。从1882年《欢乐之学》开始，即布罗布杰尔所谓开始有目的地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之后，陆续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有尖锐的批评。但尼采增加一个对比和参照的目的，不仅仅是附带陪衬的性质。在1885年一份《权力意志》写作大纲，就有计划在第二部《价值的批判》中批判印度和中国的思维方式；在1887年一段笔记中，计划写关于欧洲将“改善”人当成国家和社会工作的唯一使命，而且把中国和印度类似的运动也分别列出，⁽¹¹¹⁾显然有更进一步探讨的想法。所以在1883年夏的笔记中，尼采还在收集材料，从比较文化人类学材料中，摘记一些有关中国风俗，诸如丧服用白、吃虎心增强抵抗力之类。⁽¹¹²⁾我们从他的遗稿笔记中，知道他在1880年春开始提及中国的地方明显增加，包括资料摘录及评论，但所有的评论都是尼采自己的或尼采引申出来的，他并没有摘录批判中国文化的材料。

总体而言，尼采对中国的观感是负面的，态度是批判的。首先，尼采认为中国文化已经到了晚期，其特征是萎缩衰退，缺乏活力。尼采第一次在《欢乐之学》公开批评中国文化时说：“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大规模的不满以及作出改变的能力早已在数世纪前绝迹。”⁽¹¹³⁾所以他认为中国代表“衰落和生命最后耗竭的表现”⁽¹¹⁴⁾，中国式的人代表“本能的衰落”，具备奴隶的道德品质。⁽¹¹⁵⁾这种衰退表现为萎缩，还反映在思维方式和语言上：

中国母亲有句教小孩的话：siao-sin—“将你的心变小！”这是晚期文明很具特色的根本取向。⁽¹¹⁶⁾

在尼采看来，把一切变小也正是“末人”（der letzte Mensch）的特性，⁽¹¹⁷⁾亦即“奴隶道德”的特征，而尼采亦把“末人”和中国人联系起来，在写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准备的笔记中有一条：“末人：一种中国类型”⁽¹¹⁸⁾。这些中国“末人”跟“工厂奴隶”一样，是一群个性遭埋没、内在生活遭剥夺的一律平庸的“勤劳蚂蚁”。⁽¹¹⁹⁾尼采还从一句中国谚语“伟人是国之不幸”，发现中国人害怕“伟人”。⁽¹²⁰⁾而尼采的“伟人”是指天才。⁽¹²¹⁾当然，尼采抨击中国文化其实是指桑骂槐，借中国“后期文明很具特色的根本取向”抨击现代基督教及欧洲民主社会走向平庸的倾向：

欧洲人的缩小和扯平构成我们最大的危险……今天我们看不到任何要长得更伟大的东西，我们估计事情会继续往下走，往下走，变得更薄，更好脾气，更谨慎，更舒适，更平庸，更冷漠，更中国的，更基督徒的——毫无疑问，在任何时候，人变得“更好”……⁽¹²²⁾

然而，尼采批评现代“奴隶道德”的基督教道德，认为基督教把“所有事物的价值变得贫乏、病弱和丑陋”，似乎倒是一切奴性主导的社会文化的共同特征。⁽¹²³⁾(www.xing528.com)

尼采对中国人的批评，跟鲁迅的意见多有契合。例如，中国文化是衰落和“生命最后耗竭”的表现⁽¹²⁴⁾；中国人毫无活力表现在缺乏对现状的“不满”，⁽¹²⁵⁾鲁迅都表达过相似的意思。鲁迅批评中国人卑怯的“合群的自大”，一听“来了”便慌乱一团，⁽¹²⁶⁾跟尼采所谓奴性的“畜群本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鲁迅还批评中国社会文化害怕活力。没有活力，就没有个性，害怕个性，自然也会害怕天才，害怕特出的人物。鲁迅就指出中国人倾向于把突出的人削平，终于使社会文化停滞。⁽¹²⁷⁾尼采发现中国人害怕“伟人”，其实跟鲁迅认为中国传统嫉妒天才的观点不谋而合。⁽¹²⁸⁾不过，这些雷同的观点中最特出的应该是“末人”。鲁迅曾借用了尼采的“末人”来概括中国人奴性麻木和毫无活力的特征，⁽¹²⁹⁾尤其对“末人”的自我萎缩有很深刻的揭露。

鲁迅在《看镜有感》（1925）中指出宋朝由于对外来的强者无力反抗，于是对外来事物恐惧，内向萎缩。⁽¹³⁰⁾对这种遇到威胁或问题不是积极处理，想办法解决，而是退守和“收起来”的策略心态，鲁迅称之为“坚壁清野主义”，认为是降伏了的奴隶的心态。⁽¹³¹⁾鲁迅又抨击那种“将你的心缩小”的心态为卑怯的“苟活”，他说：

中国古来，一向是最注重于生存的，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咧，什么“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咧，竟有父母愿意儿子吸鸦片的，一吸，他就不至于到外面去，有倾家荡产之虞了。可是这一流人家，家业也决不能长保，因为这是苟活。……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 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

所以只有监狱才符合苟活的要求，但这种“半生半死的苟活”其实是死路：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 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¹³²⁾

对中国这种“后期文明很具特色的根本取向”，鲁迅比尼采有更具体的描述。

鲁迅和尼采在批评中国人的奴性方面，有很多一致的地方。鲁迅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切中问题要害，并不奇怪，但一个对中国只有非常有限认识的德国哲学家，在中国人奴性特征的一些很关键的问题上，竟然能够跟一个看透中国的中国思想家有不少一致的看法，就并不寻常。也许，尼采的确是个天才心理学家；也许，那些特征是普遍人性弱点，人同此心，不分中外。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那是因为他们对文化问题有相似的历史态度，看问题也从相同的心理角度入手，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理想的人性有相当接近的共同标准。不过，也许对中国历史的确缺乏认识，尼采无法对中国“奴隶道德”进行历史的论述，鲁迅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