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重估已评价的价值

第一节　重估重估过的价值

尼采“重估一切价值”中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往往为论者所忽略；《悲剧的诞生》提倡希腊酒神所代表的道德价值，并非新的价值。正如考夫曼指出，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其实是把“颠倒了古代价值的当前主流价值”又重新再颠倒过来。⁽¹²⁾事实上，尼采从没有把自己当成历史上重估道德价值的第一人。他认为，基督教对希腊、罗马古典时代的价值做出了“重估”，稍后的文艺复兴时代也试过“重估”基督教的价值。⁽¹³⁾但他认为，基督教是历次价值重估中最“反动”的一次。⁽¹⁴⁾尼采对基督教的价值重估显然是“重估的重估”。鲁迅的“价值重估”也带有这种双重否定的意义。

鲁迅对中国的“价值重估”始于日本留学期间，而他当时“重估”的主张包含恢复中国文化传统和精神。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认为：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并抨击了当时青年“大都归罪恶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为蛮野”。他在引进摩罗诗人以促成“国民精神之发扬”时，“其因即动于怀古”；“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当然，鲁迅跟极端的国粹主义者不一样，因为他还认为建立中国新文化须吸收古今中外的积极因素。⁽¹⁵⁾然而在“五四”期间，彻底批判传统文化及引进西方思想观念成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话语，⁽¹⁶⁾人们也就把鲁迅的“价值重估”当成是类似“全盘西化”的反传统主张。当时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想领袖胡适，⁽¹⁷⁾就把“五四”比拟成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运动。然而，把鲁迅的“价值重估”说成是主张“全盘西化”会产生很多无法解决的矛盾。⁽¹⁸⁾

鲁迅激烈反传统的言论多见于“五四”时期，例如有关“青年必读书”的意见，孤立来看，跟“全盘西化”论相差无几，但这些言论不能撇开当时的历史环境，也不能只从字面上去理解。鲁迅提出这些意见实际上有理论和策略的原因，笔者曾为文分析，⁽¹⁹⁾兹简述如下：首先是策略原因，可简括为两点：（一）鲁迅认为，言论越激烈就越能从保守势力的妥协中取得改革成果，因为：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²⁰⁾

1934年鲁迅在支持“大众语”运动时有关废除汉字的主张，亦可作如是观。⁽²¹⁾（二）中国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保存“国粹”固然重要，但要保存“国粹”首先要保存自己。当时要生存就要图强，要图强就必然要学西方，若只顾保存“国粹”，不图强不改革不学西方，则会国破人亡，“国粹”反而不保。⁽²²⁾换言之，在危急存亡之秋力保“国粹”，只会适得其反，而鲁迅在当时反对文化传统的主张，实际却包含保存的意思。

然而，鲁迅激烈反传统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独特的看法，而他的看法跟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否定的否定”性质非常相似。首先，跟那些倾向于把东西文化看成“单一整体”（monolithic entities）的论者不一样，鲁迅并不认为中国传统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把它看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经过不断的改变。鲁迅对传统主义者提出一个很值得反省的批评：

他们虽说什么经，什么古，实在不过是空嚷嚷。 问他们……古可是要复到像清（即所谓“本朝”），元，金，唐，汉，禹汤文武周公，无怀氏，葛天氏？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至曹锟为人怎样，“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过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²³⁾

鲁迅又指出，大多数自以为是捍卫传统的人，他们所要恢复的并不是过去辉煌的古代，而仅仅是他们还记得的过去，⁽²⁴⁾其实是一种习惯惰性，跟保存“国粹”没什么关系，甚至相反。就以儒家为例，鲁迅批判儒家，有些地方言辞激烈，但很多人都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鲁迅认为当时的儒家已经颇杂，⁽²⁵⁾而且早已被那些自称要保卫传统的人糟蹋得一塌糊涂。诚然，儒家本质上可以说是保守的，它主张复古，孔子就说过“吾从周”，要重建周朝文化。但这种保守主义也起过维系和团结整个社会的作用，就如现代的民族主义一样。所以孔子赞扬管仲使人民免除“披发左衽”，即免于被外族征服与奴役的灾难。⁽²⁶⁾然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却被少数民族蒙古人和满人所征服。汉人像畜生一样受驱使，在清朝更被迫薙发易服，作为投降的象征。对明儒来说，这些都是民族的奇耻大辱。⁽²⁷⁾作为光复会会员，或至少与该会关系密切的鲁迅，⁽²⁸⁾自然跟他们有同感。⁽²⁹⁾但那时的儒家之徒，却完全忘记这些民族耻辱，提倡所谓“复古”，实际上只是“复”到受满人奴役的时代，⁽³⁰⁾其中一些人如郑孝胥（1860—1938），甚至投降日本侵略者，为新的征服者高唱孟子的“王道”，实在是对儒家的极大亵渎。⁽³¹⁾鲁迅批评这样的传统主义者，实不足以证明他彻底反传统，因为鲁迅攻击的和那些所谓传统主义者所保护的，其实并非原本的文化传统，只是当时被认为是传统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有些其实是对传统文化的歪曲和糟蹋，因而他的批评也就是一种“否定的否定”。这种例子很多，下面还会提到。

这里顺带补充一点。笔者所谓鲁迅民族主义的立场使他在“民族的奇耻大辱”方面与明儒有“同感”，显然不能解释成笔者认为鲁迅“实质上是个明末遗民”⁽³²⁾。其实，对中国近代史稍有涉猎的人都知道，“排满”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口号之一，甚至成为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线。同盟会的宗旨就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项。这种有时甚至会很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光复会中尤其突出。章太炎就把革命说成是“种族革命”，要不惜一切“颠覆清廷”，而对“共和政体”只是被迫“随俗而言”⁽³³⁾；甚至还说过，光复会“不离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之旧域”⁽³⁴⁾，差不多就是“反清复明”的意思。革命期间，同盟会对于一些下层会党也的确需要靠“反清复明”的口号来发动，⁽³⁵⁾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还亲率文武百官致祭明孝陵。⁽³⁶⁾他们当然都不是“实质上”的“明末遗民”。正如鲁迅指出：

试看明朝遗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异族入主中夏的，改换朝代，倒还在其次。所以要顶礼明末的遗民，必须接受他的民族思想，这才可以心心相印。⁽³⁷⁾(www.xing528.com)

他的这种感情即使在逝世前仍然有所反映（甚至可以说是更强烈的反映，原因之一可能是受日本加紧侵华的刺激），例如在《女吊》（1936）中就引明末王思任“会稽乃报仇雪恨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并指出社戏演《国殇》是：

明社垂绝，越人起义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称为叛贼，我们就这样的一同招待他们的英灵。⁽³⁸⁾

所以，要理解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还应该先理解他这种民族主义思想。“驱除鞑虏”的种族主义革命跟自由民主的共和制的建立，在鲁迅看来是互相联系并统一起来的。⁽³⁹⁾如果因为他们有“排满”思想言论，就认为他们是“明末遗民”，是对鲁迅思想和中国近代史的隔膜。⁽⁴⁰⁾

鲁迅的“重估一切价值”与“全盘西化”论无关，我们还可以从他对中西医药看法中看出来。鲁迅对中医有偏见，至少早期如此，不少论者亦提出批评。⁽⁴¹⁾但人们往往忽略了鲁迅也抨击中国的西医：

新的本国的西医又大抵模模糊糊……总之，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些望而却步了。⁽⁴²⁾

如果如一些论者所说，鲁迅攻击中医只是攻击其中的庸医，那么他也攻击西医中的庸医，这样一来，就不是中、西医或中、西文化的问题，而是“根柢在人”的问题了。鲁迅后期盛赞《本草纲目》，往往被认为他对祖国医药有了一正确的认识，是他思想发展及态度转变的一项证据。但若细读这篇杂文《经验》（1934），他其实不是谈医药，而是赞古人的认真精神，赞那些“舍身求法”的“脊梁”，⁽⁴³⁾仍然是“国民性”的问题。其实，他多次谈及中国像个黑染缸，一切外来的东西都会被糟踏。⁽⁴⁴⁾很明显，鲁迅并不认为中国的困境可以依靠全盘否定传统，或者全盘采纳西方文化就能解决。鲁迅认为，首先得改造“国民性”，否则一切都不行。⁽⁴⁵⁾

鲁迅虽然激烈抨击中国传统，跟“整体反传统”论或“全盘西化”论者所持的反传统态度是不一样的，主要原因是双方观点的不同：（一）鲁迅对中国传统有不同的理解，因此认为那些传统主义者所捍卫的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国粹”；（二）鲁迅“重估一切价值”的核心是“改造国民性”，而“改造国民性”并非根据“全盘西化”或其他以中、西文化对立为基础的理论，因为它实际上是“重估”已经“重估”过的价值，和反对所谓“新近的过去”（immediate past），是一种“否定的否定”。要进一步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鲁迅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国民性”的问题，而“国民性”的问题实质上是个精神或文化心理的问题，而非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或中国文化建制的问题。⁽⁴⁶⁾在这一点上，鲁迅和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是非常相似的。

尼采所谓的“价值”不但是个伦理学的概念，而且也有很重的心理学依据和内涵。尼采对“好与坏”转变为“善与恶”的探索，揭示出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是一种奴隶的“重估一切价值”，⁽⁴⁷⁾同时也揭示了奴隶的心理。“重估一切价值”的心理学意义，还可以从尼采对基督教“敌视生命”的分析中显示出来，尼采认为基督教敌视生命，是因为它压抑人的“激情”（Passion） 、“情欲”（Begierde）和“欲求” （Leidenschaften），用的都是心理学的词语。⁽⁴⁸⁾尼采对“同情” （Mitleid）和“怨恨”（ressentiment）的分析，也是一个探索奴隶心理问题的好例子。事实上，尼采认为自己是个心理学家。⁽⁴⁹⁾尼采的其中一个用语“激情的根” （Leidenschaften an der Wurzel） ，⁽⁵⁰⁾与鲁迅的“内曜”也很相近。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探讨中、西文化新近的发展，认为西方列强的成功“根柢在人”，是人的“精神”使它们成功。鲁迅认为文化发展依赖人的“精神”。文化发展之初，人们具有原始的活力。在《破恶声论》（1908）中，鲁迅指出中国人古时有所谓“内曜”，是人的活力的根本。⁽⁵¹⁾鲁迅的“内曜”与尼采的“激情的根”相通，两者也与弗洛伊德的“生命本能” （life instinct）相通，⁽⁵²⁾虽然性欲在“内曜”中似乎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尼采前面抨击基督教要消灭人的“激情”与“情欲”，其实也使人想起精神分析论，事实上，精神分析论受过尼采的影响。⁽⁵³⁾而鲁迅读过弗洛伊德，并翻译了厨川白村（Kuriyagawa Hakuson，1880—1923）《苦闷的象征》，一本精神分析文学批评著作。他们之间的相似可能是间接的影响，但弗洛伊德已融入整个20世纪的思潮之中，因此鲁迅接触弗洛伊德还可以通过各种间接又间接的途径。尼采对鲁迅这一极其曲折的间接影响，其具体过程实无法实证地追踪探源，也没有必要去实证地探寻。最重要的还是，恢复中国人丧失的“内曜”，体现出鲁迅“重估一切价值”的双重否定性。

鲁迅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1934）中指出，中国人原来的脾性跟西方人有很多共同的地方，跟当时的呆滞与驯良不同，古时的中国人是积极和充满活力的，只是因了历朝的压抑而萎缩下去，到了鲁迅时这些脾性便莫名其妙地变成“洋气”了。⁽⁵⁴⁾当鲁迅决定发动文学运动以疗救中国人的“灵魂”时，他显然是要恢复中国人的“内曜”和活力，⁽⁵⁵⁾在这个意义上，即使鲁迅是鼓吹向西方学习，他的“改造国民性”实际上是要“复古”，而且是为了“复兴”精神和文化传统，即使他强调“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但那是因为他心目中的健康的传统并非凝固不变，而是充满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活力。

鲁迅与尼采的价值双重“重估”还有一个相同的目标：医治人们因受传统价值束缚造成的心理病患。在《狂人日记》中，鲁迅讲述一个正常人怎样被“传统”逼得发疯，跟尼采对基督教造成人类“精神错乱”的抨击差不多。⁽⁵⁶⁾尼采因此提倡一种健康的道德，“自然主义”的道德，“充满生命本能”的道德，以抗衡基督教对生命的敌视。⁽⁵⁷⁾尼采的道德“自然主义”维护人类的动物性本能。⁽⁵⁸⁾我们已经知道，尼采的道德“自然主义”并非主张野蛮的兽性，因为这些本能还需要一个“精神化”改造。⁽⁵⁹⁾鲁迅也有类似的主张。在《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1919）一文，鲁迅指出传统的孝道压制人类的天性，应该以“健康”、“自然”的道德来取代。⁽⁶⁰⁾中国人被欺压得太驯顺了，他甚至认为需要恢复失去的“兽性”，⁽⁶¹⁾跟尼采的道德自然主义主张一致。这种要恢复过去健康的精神和道德价值，还可以从尼采惹人争议的“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概念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