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揭示中国温和的尼采

第二节　勃兰兑斯的尼采与明治日本

鲁迅是在留日期间读到尼采的。在他赴日之前，日本知识界爆发了一场“美的生活”的论战，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尼采在亚洲传播的第一波。从鲁迅的美学倾向和思想兴趣来看，鲁迅应当会读到有关论战的文章和著作。对于鲁迅留日时期作品中的尼采，中国研究者已做了很多分析，但对影响的具体来源和过程等问题却谈得比较少。 日本伊藤虎丸探讨过尼采对明治时代日本文化界的影响，⁽³⁴⁾并谈到了高山樗牛及登张竹风掀起的“美的生活”的论战，但他并未就鲁迅的尼采以及高山樗牛他们的尼采之间的渊源流变问题，做出比较具体的分析，因此读起来像“平行”比较多于影响探源。

高山樗牛他们所挑起的“美的生活”论战，扩大了尼采在日本的影响，是日本现代思想史上一件大事。论战高潮过后不久，鲁迅便抵达日本，按道理他应当接触到论战的文章。然而，从鲁迅亲友的回忆中，我们只掌握一点点颇为模糊的证据。因此，要探讨这个问题只能从当时历史文化氛围入手，论证鲁迅与“美的生活”鼓吹者之间的契合并非事出偶然，而必有一定联系，从而使上述证据更清晰可靠。然而，单单探索日本的尼采还未能完全弄清楚源头，因为尼采并不源于日本，而是来自欧洲。探索早期鲁迅接触的尼采，应从欧洲开始。而什么样的欧洲尼采如何变成日本的尼采，因而也就是本文要探讨的另一个重点。在追寻日本的尼采前，让我们先看一下尼采初期传播的情况。

我们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尼采追随者，大概可以分为“温和”和“强横”两派。不过，尼采生前的影响其实是极其有限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头三卷的销量就非常之差，以至尼采要借钱自费出版第四卷，而且仅仅印了20册。⁽³⁵⁾他那时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德语国家零星的个人和小团体之中，直至1888年情况才出现变化。1888年勃兰兑斯在丹麦哥本哈根讲授尼采的思想，连续五场，反响很大。勃兰兑斯的讲演，标志着尼采终于得到国际的承认和注意，他的影响开始冲出德语国家而延伸至世界各地。这篇讲稿后来以“论贵族的激进主义：尼采导论” （Aristokratisk radikalisme：En afhandling om Friedrich Nietzsche）（以下简称《尼采导论》）为题用丹麦文发表，由于勃兰兑斯在德、俄两国很有声望，论文很快就被译成德文和俄文，并收入《人物与作品》（Menschen und Werke）一书，影响很广。在勃兰兑斯的推介下，尼采著作的需求大幅增加，德国的出版商在1893年决定出版一套尼采全集，两年间便出了八卷。⁽³⁶⁾据资料显示，全世界有关尼采的出版物在19世纪末开始增长，特别是1895年与1900年两年，亦即尼采精神失常和逝世的两年最突出。这两个高峰在英法两国尤其明显，因为此前尼采在英语和法语世界几乎无人问津。⁽³⁷⁾要而言之，尼采影响的第一浪潮是以勃兰兑斯的尼采为主导的。

勃兰兑斯的《尼采导论》抓住“道德”作为尼采思想的中心问题，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尼采的哲学。虽然，他自称读过尼采的《人间的、太人间的》、《朝霞》、《欢乐之学》、《超越善恶之外》和《论道德谱系》，⁽³⁸⁾但他看来特别重视尼采的《不合潮流的观察》，尤其是开头的两篇，其次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导论》全文共分六节，头两节概括《不合潮流的观察》，第三、四节介绍他读过的其他尼采著作，第五节专门介绍《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六节比较尼采及其同时代思想家和作家。换言之，《尼采导论》用了一半的篇幅去介绍《不合潮流的观察》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勃兰兑斯重视尼采这两本书是有他的原因的。

勃兰兑斯宣称他只想“重现”尼采的观点，但他似乎难以做到。事实上，勃兰兑斯对尼采的一些观点，例如对“同情”的批判，就表示不理解；他对尼采的一些说法也有抵触。他给尼采的一封信中表示，他用“贵族的激进主义”来概括尼采的思想，是“因为它非常恰当地介定”勃兰兑斯本人的“政治信念”，但他也表示：

然而，您作品中对诸如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现象随口而出的激烈判决，多少伤了我的感情。⁽³⁹⁾

很显然，勃兰兑斯所谓“重现”的尼采观点，如果没有经过有意的过滤，也至少经过无心的“折射”。例如，他避谈《人间的、太人间的》，看来与书中多处抨击了社会主义不无关系；而少谈《超越善恶之外》和《论道德的谱系》，似乎也是因为里面强调了“主人”和“奴隶”两种道德而反对“同情”。但是，经过他的“折射”，尤其是他对《不合潮流的观察》的重点介绍，尼采基本上被解释成一位崇尚个性及自由、反对文化庸人及物质主义的道德和文化批评家。换言之，勃兰兑斯是布林顿所谓的“温和”的一类。

与此有关必须一提的，还有一位德国尼采传播者西奥博尔德·齐格勒（Theobald Ziegler）。齐格勒虽在国际上没有什么名气，但在德国推介尼采却功不可没。他与勃兰兑斯的观点相似，写过一本书《19世纪德意志思想和社会运动》（Die geistigen und sozialen Strömungen Deutschlands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中有两节专门谈尼采，一节介绍他的思想，一节谈他的影响。齐格勒把尼采跟妇女解放、马克西·斯蒂纳（Max Stirner）、无政府主义等归为一类，认为尼采是19世纪个人主义的代言人，并继承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个性解放运动。⁽⁴⁰⁾齐格勒跟勃兰兑斯一样，着重介绍了《不合潮流的观察》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两书的主要思想，他认为《不合潮流的观察》中的文化批评是指向文学艺术的天才的诞生；而查拉图斯特拉则是生命宗教的缔造者，力的行动的鼓吹者。齐格勒把尼采作为个人主义的代表，事实上也属于布林顿所谓的“温和”的一类。

明治时代的尼采主要是来自德国，前述勃兰兑斯和齐格勒的推介是主要来源。在讨论具体的传播过程前，让我们先看一下当时日本的文化氛围。 日本在尼采思想传来的时候，正陷于明治维新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种种道德文化冲突的苦闷之中。这些冲突在1895年甲午战争打败中国后便达到了顶点。甲午战争促进了日本的工业扩张，促进了现代化的进程，并进一步令日本现代国家意识高涨。但甲午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加剧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对于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已非先前流行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所能粉饰掩盖得住，他们于是感到理想破灭，精神真空。理想的破灭为这个时期带来强烈的反民族主义和反战情绪。而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由于被看成是民族主义和庸俗物质主义的对立面，一时间得到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⁴¹⁾有意思的是，日本接受尼采的背景，与尼采思想形成的背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当尼采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时，欧洲的情况就跟日本差不多，正为现代化而挣扎，虽然彼此阶段不同。 日本1895年后的处境跟1871年普法战争后得到统一的德国非常相似，一方面，日本和德国都因战争胜利而加剧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现代化又促进了物质主义和文化市侩庸人习气的膨胀。值得一提的是，物质主义和文化市侩庸人习气正是尼采在《不合潮流的观察》所集中抨击的对象。由此看来，尼采为当时日本的知识界文化界所接受和重视，并非完全是偶然因素所造成的。(www.xing528.com)

尼采最初在日本一份月刊《心海》上出现。《心海》在1893年和1894年先后登载了两篇没署名的文章，比较了尼采和托尔斯泰（Lev Tolstoy，1828—1910）的伦理思想，这两篇文章相信是编译自一篇俄文论文，⁽⁴²⁾但它们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尼采主要是通过东京帝国大学打开日本国门的。已知的尼采传播渠道，至少有四条比较重要：⁽⁴³⁾

（一）拉斐尔·科贝尔（Raphael von Köber，1848—1923）的渠道。科贝尔于1893年到日本任教哲学。据后来成为康德学者的桑木严翼（Kuwaki Gen’yoku，1874—1946）回忆，1895年到1896年间，科贝尔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授哲学史时介绍了尼采。科贝尔虽然很欣赏尼采的文风，但对尼采思想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尼采的极端个人主义应该排斥。鲁迅翻译过科贝尔的文章。⁽⁴⁴⁾

（二）井上哲次郎（Inoue Tetsujirō，1833—1944）的渠道。井上哲次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1884年官派德国学哲学，原定三年，1890年才回到日本，任教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1897年他到法国开会，注意到德国的尼采热，于是买了一套尼采全集带回日本，并经常与同事及学生谈论尼采。据姉崎嘲風（Anezaki Ch6fū，1873—1949）回忆，井上哲次郎于1898年1月和几个朋友、学生同游富士山，其中包括后来“美的生活”论战的主将高山樗牛。井上哲次郎向他们介绍了尼采，但也劝他们不要研究，因为尼采的哲学对知识界有害云云。桑木严翼的回忆则只提科贝尔的反对，没有说井上哲次郎的态度，给人的印象是井上鼓励了他们研究尼采。 自此之后，帝大哲学系学生便开始以尼采哲学为毕业论文的题目，尽管当时大学图书馆只有两三种尼采著作。⁽⁴⁵⁾

（三）卡尔·弗罗棱次（Karl A. Florenz，1865—1939）的渠道。弗罗棱次在东京帝国大学讲授德国文学。根据他编排的课程，尼采给夹在两位德国诗人格哈德·哈普特曼（Gerhard Hauptmann，1862—1946）和赫尔曼·苏德曼（Hermann Sudermann，1857—1928）中一起讲。他的得意门生中，有后来“美的生活”论战的另一主将登张竹风。

（四）入沢達吉（Irisawa Tatsukichi，1885—1945）的渠道。入沢達吉留德学医，1894年回国前，曾在柏林拜访了一位普鲁士部长，那位部长向他推荐尼采的著作，说尼采的文风是德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入汉達吉于是买了一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带回日本，并且跟森欧外谈论过这本书。森欧外（MoriŌgai，1862—1922）其实与井上哲次郎同年赴德，也碰上德国的尼采热。他虽学医，但也关心文化问题，读过勃兰兑斯收有尼采论文的《人物与作品》，对所谓“贵族的激进主义”留下深刻印象。⁽⁴⁶⁾后来森欧外协助生田长江翻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亦即鲁迅20年代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所依据的版本之一，鲁迅还译了森欧外为译本写的序言《沉默之塔》，不过这是后话。

上述四条渠道，有三条直接与后来的“美的生活”论战有关。科贝尔和井上哲次郎虽然劝诫学生不要研究尼采，但似乎适得其反，他们的学生开始翻译尼采，⁽⁴⁷⁾并以尼采为学位论文题目，年轻学者如吉田静致（Yoshida Seichi）和长谷川天溪（Hasegawa Tenkei，1876—1940）等，相继在学术刊物发表有关尼采的论文。不过，由于那些刊物比较专门，对社会没有产生什么反响。虽然如此，他们的文章奠定了日本知识界讨论尼采的一些基调，长谷川天溪是反对尼采的，稍后再作介绍。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吉田静致的观点。

吉田静致是第一位直接从尼采原著——主要是《人间的、太人间的》——入手研究尼采哲学思想的日本学者。1899年他在《哲学杂志》上发表《尼采氏之哲学》，论文没谈道德，主要是从尼采反形而上学的贡献，肯定他在西方哲学史的地位；由于反对形而上学，尼采提出了人类非理性的必然性。吉田静致也是日本第一位指出尼采作品诗的特质的论者，他在1900年11月的《哲学杂志》发表《尼采》一文，进一步认为尼采是诗人、文学家多于哲学家。但他也称尼采主张“在民族主义之上，加强个人的意志”，未知何所据而云焉。

在探讨“美的生活”论战之前，还有两篇文章值得在这里提一下。第一篇是《尼采思想之输入及佛教》（1898），原无署名，但一般认为是出自姉崎嘲風的手笔。这篇文章谴责了工业文明、经济主义和国家专制，与章太炎带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尼采观有些相似，与鲁迅早期的一些观点也很相近。虽然章太炎和鲁迅究竟有没有读过这篇文章，不得而知，但这篇文章登在颇有影响的《太阳》杂志，则他们接触到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至于姉崎嘲風我们稍后还会论及。另一篇文章是中岛德藏（Nakajima Tokuzō，1864—1940）的《尼采对托尔斯泰主义》（1901），文章认为“超人”是尼采绝对个人主义的化身。中岛德藏一方面很欣赏“超人”所包含的活力、力量、美等等，也赞同尼采对安逸享乐的轻蔑，并指出尼采的自由观是真正的男子汉的自由，因为它讲责任，不贪图逸乐；另一方面，他反对所谓尼采的权力哲学，不满他对弱小的无情态度。他认为尼采把“超人”变成猛兽，是“动物的，太动物的”。中岛德藏虽然对尼采有所保留，但赞赏尼采的文化批评，欣赏“超人”的一些方面，把尼采和托尔斯泰当成“对抗社会的自由之声”，总的来说还是正面的评价，仍不失为“温和”的一派（勃兰兑斯对尼采也不是毫无保留）。他这篇《尼采对托尔斯泰主义》依据一些德语和英语的二手材料，其中包括齐格勒。⁽⁴⁸⁾“托、尼”的比较可以说是勃兰兑斯“温和”的尼采在俄国传播的直接反响，这种反响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俄国接受尼采时为抵制其“强横”的方面，而搬出无抵抗主义、人道主义的托尔斯泰来。勃兰兑斯后来论尼采时比较了托尔斯泰，其实也有这个意思。⁽⁴⁹⁾有趣的是，日本的思想界对“托、尼”这个题目也很感兴趣，又一次从西方引进来。“托尼学说”之成为周氏兄弟的经常话题，看来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顺便一提，中岛德藏如果不是日本当时唯一把尼采哲学与进化论联系起来的话，至少也是第一个提出这种看法的人。他的文章虽然与鲁迅思想也有契合，但它收入《丁酉伦理会伦理讲演集》第17辑之中，看来是一种非常专门的学术性刊物，流传不会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