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揭示中国温和的尼采哲学

第五节　脆弱精神贵族的“反政治”空想

尼采有时候好像在鼓吹一种“贵族制度”作为个人和“精神霸主”的理想社会环境。这个“贵族制度”依靠“专业活动精粹”的“广大基础”，因此那些“贵族”有义务以“温柔”和“礼貌”的态度去对待那些有专门能力的人。⁽²³¹⁾但这个制度中的贵族不是以血统、地位或财富来决定。现代社会的所谓精英诸如政府高官和银行家，就被排除在外，因为尼采认为权势使人愚蠢，而追求财富只是使追求者成为财富的奴隶。⁽²³²⁾虽然尼采也知道富有能够对个人提供更有利的条件，⁽²³³⁾但“高阶级”中总有“更无聊赖的”个人和家族，在尼采眼中这些人应该降级，为“低阶级”人中的“自由人”让路，让他们进入高阶级。⁽²³⁴⁾不过这个“制度”没有法律规定的保障，只是由“精神”来决定。因此不可能是个社会等级制度，而只是个精神贵族“制度”。

当尼采用贵族制度来解释他的观点时，明显对于这种制度的精神上的意义更感兴趣。尼采认为，那些贵族追求“新的从未有过的灵魂本身距离的扩大”，这是“‘人’这种类型的提高”，是“道德公式中超道德意义上”表达出来的“‘人，持续的自我克服”⁽²³⁵⁾。尼采具体描述过这种“更好的社会制度”，而他称之为乌托邦：

劳苦的工作和生活的苦难，将会分配给从中受苦最少的人，也就是最无聊赖的人，然后一步一步地分上去，直到对最高、最崇高种类的痛苦最敏感的人，即使在生活最安逸的时候也会受苦。⁽²³⁶⁾

让最敏感的人去应付最高、最崇高种类的痛苦，显然不是历史有过的贵族制度，而尼采用“乌托邦”一词，也表明他知道并不现实。如果是不可能的，则尼采的“精神贵族”就仍然很脆弱。

在另一些地方，尼采好像对一些“政治霸主”如拿破仑说了些好话，但尼采并非为任何政治强人的独裁统治辩护。⁽²³⁷⁾对尼采来说，一个“政治霸主”能够而且应该保护个人自由，创造一个对个人发展和竞争更有利的社会环境。⁽²³⁸⁾换言之，“政治霸主”跟专业的“广大基础”一样是值得称赞的，只是因为他们是提升人的精神的工具。一个“政治霸主”也许能够理解、容忍甚至尊重“精神霸主”的自由，但他毕竟代表政治体制的权威，国家的权威。然而，政治体制的“专制暴政”不会避开“精神霸主”的领域，总要控制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化和精神生活。⁽²³⁹⁾因此“政治霸主”跟“精神霸主”关系依然紧张，而尼采的贵族“制度”在性质上却是反专制的。

尼采的个人和“精神霸主”只是在精神界有权有势，现实中则很脆弱，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处境来看就会更清楚。尼采认为，一个社会开始时能够强大，是因为有习俗教导它的成员“个人要屈从”，于是人人齐心，社会得到“团结”。但从长远来看，“个人的屈从”损害了那些能够促成“精神进步”但“道德软弱”的人，使社会整体变得“愚蠢”。⁽²⁴⁰⁾个人的脆弱以及他在社会面临的危险，还可以从哲学家的事例中得到说明。哲学家是那种“会成为最伟大的人，而又能够是最孤独的人”；是那种“指挥官和立法者”，其活动代表最高的“权力意志”，足以奴役王公贵族，然而他们的处境却并不安全，尤其是在现代，而且跟鲁迅分析文艺与政治的冲突很相似；

哲学家必须是明日的人……他常常发现自己，也必定发现自己跟他的今日相矛盾：他的敌人从来就是今日的理想……今日……“平等权利”很容易就能变成侵犯权利的平等……变成共同战争，针对少有的、奇特的、有天分的、更高的人、更高的灵魂、更高的义务、更高的责任，以及针对充满创造力和支配能力的人……⁽²⁴¹⁾

因此，对个人的威胁不光来自“政治霸主”，还来自社会的集体暴政。⁽²⁴²⁾宗教、习俗和道德也是这种集体暴政，但最强大的则是理性化之后的现代国家制度，尼采因此认为个人的发展强大，只能在政治环境薄弱的时候：

一个民族在政治卧病之时，常常会复苏，并重新找到在权力的争夺中逐步失去的精神。文化在政治衰弱的时代取得最高的成就。⁽²⁴³⁾

国家与文化的冲突，前面在讨论尼采“反政治”立场的时候已经提过，而尼采反对的理由现在则更清楚：他反对的是国家的专制。尼采批判德意志帝国和政党政治，原因也在此⁽²⁴⁴⁾；他敌视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原因也在此。

尼采并不原则上排斥民主，他知道民主对社会有益，能够“跟古代的瘟疫即专制权力的欲望做斗争”⁽²⁴⁵⁾，跟专制独裁者作斗争。然而，尼采并不认为民主制度能够提供真正的民主，因为它跟以前的社会形式没有什么区别，只会为“霸主”清道，为“奴隶制”做准备。⁽²⁴⁶⁾按照他的观点，现代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都出自基督教道德价值，只会使人堕落为“畜群动物”。⁽²⁴⁷⁾尼采质疑那些宣扬“人人平等”的人的动机，认为他们是出于妒忌，即“奴隶道德”的“怨恨”，而秘密的野心则是要当“霸主”。⁽²⁴⁸⁾尼采把民主制度分为两种，首先是议会政党政治的民主制，尼采对这种制度是持批评态度的：

现在投票的是政党：每一票后面一定都有数百个不安的良心——那些知道不多的、不会判断的和人云亦云的，都卷了进来，都赢得过去……面对这样的未来，我们的口号是：“更尊重有知识的人！打倒所有政党！”⁽²⁴⁹⁾

这种议会政党政治依靠数量取得权力，表面上代表多数，实际上受少数人“精神殖民”和奴役，以其多数对少数不受控制的个人实行压迫。尼采提出另一种理想的民主制度，能够尽量造就和保证“观点、生活方式和职业的独立”。这种民主制是由诚实可靠的主人和各个有关领域的专家组成的立法团体所领导。他认为，要实现这种民主制，必须剥夺那些“拥有财产和真正富裕的人”以及“政党组织”的投票权。⁽²⁵⁰⁾尼采的设想似乎倾向于“人治”，长远而言究竟有多大的可行性，值得怀疑。这已涉及民主制度利弊的大问题，超出本书研究范围，这里只指出一点：尼采反对民主制度是反对它的专制倾向。若认为尼采全盘排斥民主，就会忽略了尼采思想的反专制的性质。

尼采也攻击社会主义，理由跟攻击民主制一样，并常常将两者相提并论。⁽²⁵¹⁾尼采认为，社会主义的专制倾向基于“人人平等”的信仰，实际上则设法把杰出有为与平庸无能的人划成齐一，或把不同的人变成一样。⁽²⁵²⁾必须注意，当时的社会主义并不一定是进步的，其中一些其实是法西斯主义的先驱，纳粹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音译。蒙蒂纳利认为尼采对社会主义也所知有限，可能间接接触过拉萨尔派的理论，并指出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那些不顾每个人能力不同的一律平等主张，也被马克思批判为“庸俗社会主义”。⁽²⁵³⁾布罗布杰尔则通过尼采读书史的研究，指出尼采读过些政治经济学的书，其中有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但由于他文化与国家对立的“反政治”立场，对政治经济学持批判态度。⁽²⁵⁴⁾尼采因此认为社会主义“追求只有专制独裁才有的很大的执行权力”，所以“在最深意义上是反动的”：

社会主义……竭力彻底毁灭个人，超过历史上所做过的一切……社会主义需要所有公民对专制国家最大程度的服从，这种服从从未有过。 由于社会主义已经不能依赖旧有对国家的宗教虔诚……只能寄望于利用最极端的恐怖主义，维持其局部分散的短暂存在……⁽²⁵⁵⁾

尼采批评的社会主义社会，近似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1903—1950）《一九八四》（1949）所描国家机器全面控制人们生活的专制社会。不过，我们不应该忽略尼采在批评社会主义的同时，也抨击“工厂奴隶”的非人状况，揭露工人所处的是“埋没个性的奴隶制”，以及对他们剥削的愚昧，⁽²⁵⁶⁾其愤慨跟社会主义者毫不逊色：

更高的工资就会把他们从悲惨条件——我指他们非人的奴隶状况！——实质上提升起来，让这种信念见鬼去罢！在一个机械操作的新社会改进这种非人性的状况，就能够把可耻的奴役状况转变成德行，让这种劝说念头见鬼去罢！为自己定价以换取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变成机器一部分，让这种交易见鬼去罢！ 当前各国首先要生产越多越好，变得越有钱越好——你们是否这种蠢事的帮凶？你们该做的应该是坚持向他们提出相反的推断：追求这种外在的目标究竟抛掉多少内在的价值？

不过，一到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尼采的建议就不怎么现实，也欠缺说服力。尼采建议工人不要听那些社会主义宣传，而应“作为一个阶级”从欧洲移民出去，“到世界上新的未开化的地区去当主人”，尼采是否在鼓励他们到美洲“新世界”去谋出路呢？不是很清楚，但移民出去重要的是解放自己，当自己的主人。尼采显然会乐于见到他们变成独立的人。⁽²⁵⁷⁾然而，按照系谱学的分析，尼采也知道工人跟他们的敌人——那些“有产者”，分享同样的文化传统，恶毒起来也会跟对方不相上下。⁽²⁵⁸⁾尼采还想说服那些社会主义者改变策略，“像更高的人那样生活”，“坚持做更高文化的事”⁽²⁵⁹⁾。尼采的建议究竟有多大意义和可行性，姑且不论，至少反映尼采关心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的发展前途，虽然他不了解相当一部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其实正是希望像更高的人那样生活，做更高文化的事业，才发现必须进行社会改革。另一方面，尼采也批评资本主义物质占有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指出占有物质到一定程度便成为物质的奴隶，⁽²⁶⁰⁾跟新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发现早期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有相通的地方。事实上，社会主义的空想和浪漫主义的传统也强调人与文化的提升，他们在这一点上也能从尼采著作中找到共鸣。总之，尼采反对的实质是掌握国家机器的全面专制，这种专制敌视人的个性，是他反对的根本原因。

尼采“贵族激进主义”之反对专制，跟他的反政治的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有关。“贵族激进主义”并非只是消极的反抗与破坏，也有积极的一面，就是鼓吹个人的独立和自由，尼采跟德国自由民族主义中的自由成分有一定的契合，就是明证。J·邓（J. Dunn）就认为“尼采一点都不想毁灭自由主义，他更想实现自由主义到底，直到得出其逻辑结果”。⁽²⁶¹⁾不过，笔者更倾向于大卫·欧文（David Owen）的论点，他认为尼采对于现代性所赖以发展的自由主义理性是持批判态度的。⁽²⁶²⁾尽管尼采批判19世纪后期形成的自由主义社会，⁽²⁶³⁾他跟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还是有某种契合，肯定会赞赏原来自由主义理念所强调的个人自由。他又发现，为自由主义制度而战斗，有力地推动了自由，虽然在制度建立之后，这种解放的效果就没有了。于是尼采认为，是战斗鼓动了自由，而不是自由主义鼓动了自由。⁽²⁶⁴⁾我们已知道，尼采开始的时候为自由主义所吸引，而上述这种解放的效果既是道德—心理上的，也是社会—政治上的。 自我的解放离不开从外国霸权和国内王公贵族统治下的政治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可以说是德国民族自由主义的“同路人”。事实上，尼采是所有反抗运动和解放潮流的“同路人”。

跟上述解放效果有关的，还有尼采对战争与野蛮性的看法，分析这些看法，一方面能够进一步说明尼采从心理和精神的角度去评论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也能说明他“贵族激进主义”积极的那面。毫无疑问，战争与人的野蛮性具有破坏性，是凶残的。但尼采对“战争”这个词其实用得很滥。⁽²⁶⁵⁾考夫曼认为，尼采著作中的“战争”主要是指“追求知识”，不该按字面来解释。⁽²⁶⁶⁾但当尼采认为生活就是战争时，他的战争显然有更广的含义。⁽²⁶⁷⁾所谓“生活就是战争”自然令人想起尼采关于“重估一切价值”、自我克服、自我控制，以及人本身各种冲动与德性的冲突。⁽²⁶⁸⁾这里的“战争”还是个“精神”的概念，而这种精神的解读也可以用于尼采一度被曲解成鼓励士兵打仗的座右铭：“活得危险”⁽²⁶⁹⁾。但布鲁斯·迭维勒也正确指出尼采谈论战争有时也不局限在精神领域，⁽²⁷⁰⁾但他没有指出尼采强烈谴责并非精神领域的战争。

首先，尼采认为战争是可怕的，不仅牺牲大量有天分的人，还以“政治光荣的贪婪”污染他们的精神，他们再不属于自己的事业。⁽²⁷¹⁾所以尼采反对战争不光是因为战争使一个民族丧失大批人命，还因为战争会造成精神的损失，造成思想的贫困。出于同样的原因，尼采批评征兵制。但尼采也看到战争消极和积极的两方面：

反对战争的人可以说，战争令胜利者愚蠢，被征服者恶毒。赞成战争的人可以说，战争通过这些效果使人野蛮，把人变得更加自然；战争是文化的冬眠或者冬天：人从中冒出来，更有力量，为善，也为恶。⁽²⁷²⁾

“使人野蛮”和“把人变得更加自然”是指把人的动物本能和冲动释放出来。所谓人从战争中得到力量，若结合本章关于道德自然主义的分析，意思也很清楚，能量本身无善恶，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把能量“精神化”，或者把能量转化为文化，就是“好”；压抑这种能量就是“坏”；使用不当或转化失当，就会令人“患病”。由于尼采希望人们重获自然的冲动和本能，则对文化发展有利的战争“野蛮”效果，自然得到他的支持。⁽²⁷³⁾但尼采并不鼓吹和支持战争，因为他明白战争的可怕性质。尼采也并非自相矛盾。他主要关心的是这种破坏性活动的心理效果，而不是这种破坏性活动本身。即使战争有值得称许的方面，也没有必要鼓吹，因为有很多“替代品”可以得到相同的效果，诸如“为了科学目的……发现新事物的危险航程”，探求“真相则是从每一种冒险和危险中，把剩余的能量带回来”⁽²⁷⁴⁾。尼采既然认为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华尔特·考夫曼用“升华”一词，⁽²⁷⁵⁾来取得相同的战争心理效果，而又能避免巨大的损失，也就不会仅仅为了心理提升而赞成战争这种令人“愚蠢”和使人变得“恶毒”的方式。尼采肯定会反对战争。

从上述关于战争、民主和社会主义等等的“温和”解读，我们可以看出尼采也关心世道时政，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常用“强横”派语言进行论述，而论述过程中把问题转移到心理和文化方面，所以尼采其实是在颠覆“强横”派的话语。可惜“强横”派掌握政治实权和话语权，尼采的话语颠覆终于敌不过政治宣传；“精神霸主”终于受制于“政治霸主”。这又回到尼采被利用歪曲的问题，下面是对尼采话语颠覆遭“强横”批评的好例子。阿希海姆转引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引述尼采一段被人忽略的展望未来社会的话：

让我们眺望一个世纪之后，假使我所做的尝试，也就是已经成功地把两千年以来反自然和糟蹋人类的事情干掉，新的生命之群会亲自接受所有任务中最伟大的任务，人类更高的繁育，包括对所有腐败、寄生东西无情的杀灭，地球上生命的过剩，使酒神状态从中再生变得可能。⁽²⁷⁶⁾

其中“人类更高的繁育”及“对所有腐败、寄生东西无情的杀灭”，阿希海姆认为可以引申出尼采支持纳粹种族主义优生学和种族灭绝政策。尼采用“强横”语言，按字面理解自然是“强横派”，跟他欧洲种族融合的主张和反种族主义的观点矛盾。然而，尼采谈的是“悲剧的诞生”，是艺术美学的展望，并非社会发展。尼采虽然常用“繁育”（或繁殖）一词，但不可能是畜牧业的意义，更高的人类就不是可以“繁育”出来的，因此“杀灭”也不真是肉体消灭。至于“干掉”（Attentat，直译是“暗杀”）“反自然”等事情，连字面都解不通。尼采也没有“干掉”过任何人。其实，尼采在多处更直接地表达了对未来社会的希望，都与上面这类抽离上下文并按字面“强横”理解相矛盾。例如在《超越善恶之外》，尼采希望将来能出现类似古典希腊城邦和文艺复兴威尼斯的贵族联邦，只有这样的环境才能让未来更高类型的人：个人，敢于成为个人而与众不同。⁽²⁷⁷⁾古希腊城邦和文艺复兴威尼斯既反对全面专制，也没有实行过种族优生和灭绝政策。又如《欢乐之学》也描绘过种族（文化）融合后“好的欧洲人”的未来，虽用上许多“强横”词语如“战争”、“征服”、“奴隶制”、反“平等”等等，这些词语的含义前面已分析过，但文中更抨击了法西斯民族主义和德国种族仇恨，⁽²⁷⁸⁾都不可能引申出阿希海姆的意思。还有一段出自遗稿，虽与本书引用原则冲突，但时间上与诺尔特的引文非常吻合，而且“强横”派既接受遗稿的可靠性，也就对它做出解释：

今天，恰恰是德国人中，人们比其他地方的人思考得更少。但天晓得。两代人之后，人们也许不再需要卷入民族主义的浪费力量并使人愚蠢的活动中，而做出牺牲。⁽²⁷⁹⁾

两代人之后跟一个世纪的未来相差不远，其中崇尚思想自由独立与专制不相容，反对民族主义自然也反对种族优生和灭绝，要把这段话解释为纳粹种族主义专制的未来，似乎要更费唇舌，而且恐怕比“温和”的解读更缺乏说服力。然而在专制政治权力控制之下，并没有讲道理的空间，尽管早有人揭露尼采著作受到篡改，也有知名的知识分子群起抗议歪曲尼采，但纳粹既决定政治利用尼采，则尼采后来的命运恐怕是无法改变的。

尼采对社会政治问题提出的一些建议，以及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其实都没有多少现实意义或可行性。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去看，的确有点令人困惑，因为尼采的观点似乎超越了它的时代和地域的范围，很难用当时的各种意识形态来套。他跟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包括一般的自由主义及德国民族自由主义——的契合，其实是很暧昧的。尼采可以是个反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或者是个反浪漫主义的浪漫主义者，因为这些复杂的政治和思想潮流都经历过历史发展和转变，开始时都倾向反叛，到后来则变得保守。尼采也许曾从中找到他哲学的共同基础，诸如原来反叛的强烈欲望及自我解放的效果，但这也就是他们所有的思想关系。

尼采对社会政治问题所提的建议大抵不切实际，原因归根到底恐怕是他只关心少数的“精神贵族”，以及他“反政治”的立场，而那些问题恰恰又牵涉大多数人，而且也只能够通过社会政治途径处理，才有可能得出人们较能接受的结果。然而，尼采既然认为文化与国家根本对立，追求的是文化与精神的繁荣和丰富，则一切通过广义政治途径的处理，或驯服于专制者的好恶，或妥协于庸众的多数，或受制于“一视同仁”僵死的规章制度，自然都不会令人满意。因此，如果有人希望从尼采著作中整理出一套治国方案，未免缘木求鱼，风马牛不相及。⁽²⁸⁰⁾当然，“反政治”也是一种“政治”，所以尼采的思想还是有社会意义，例如，尽管“精神贵族”是社会上的极少数，却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和主力，只能扶持，不能管制，否则文化就会凋谢，社会就会停滞。人们是否从中可以得到灵感？积极地说，比如制定政策时，在保证社会有效率运作和大多数人安居乐业的前提下，不求严格一律，允许个人有创造空间，可以摆脱社会成规定见，亦即谋求社会长远发展活力（文化）和社会稳定繁荣保障（社会建制）之间的平衡。⁽²⁸¹⁾消极言之，至少可以实事求是地面对和接受这种无法调和的冲突，不再以为行政主导的大学当局或政府部门能解决“人文精神”之类的问题。但无论积极也好，消极也好，尼采肯定会叫为政者头疼，甚至觉得危险。

尼采“反政治”立场及其精神化的“贵族激进主义”中的这些反叛要求和自我解放的效果，在“温和”尼采的信徒中得到普遍支持，基本上也是反专制传统的主要成分。专制并不只是王公贵族、军阀强人、政党多数等的专制，把人与人之间差异消除，“把山与谷铲平填平”⁽²⁸²⁾，制造社会齐同划一，这也是专制。尼采不光针对俾斯麦和日耳曼帝国，也针对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即使俾斯麦并未创建新的帝国，德国统一是按照真正的民族自由主义精神而实现，尼采仍然会是他时代的造反者，因为一个有效率、组织完善、全面管制的现代国家，在当时，在现在，到未来，对“自由精神者”来说，仍然是一种压迫性的社会。这种制度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科技的发达而变得越来越强大。因此，尼采的反专制在性质上也是“反现代”的。

“贵族激进主义”虽然有“贵族”这个定语，但它的出发点是反对专制，反对压制个人的发展，而不是阻挠别人个性解放和提升自己。尼采虽然理解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贵族由于享有特权，比其他人有更佳的起点，但“贵族激进主义”并非由血统、特权和财富所决定，着重的是“精神”，一切认为自己有高尚情操、坚强意志、艺术天分、创造才能的人，都可以是（或自以为是）“精神贵族”。对此，没有上帝或法律条文可以判断和裁定，有时连社会、时代甚至天才自己也无法“盖棺论定”。任何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个性独立、自尊自贵的精神力量，都可以得到自我提升的启发和鼓励。在这个意义上，“贵族激进主义”这个表面“不平等”的观念，实际上却是开放的、“平等”的，这也正是尼采这个“贵族”的主义会得到“温和”派尼采支持者接受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这里也有个实践检验的标准，就是创造。从创造拉开距离，从创造分出高下，从创造形成“等级”。关键是创造的实绩，否则一切“贵族”都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和空谈。

以上的解读是从“温和”的理念出发寻求一个有文本及史实根据的“合理”解释。就整体而言，本书并不认为尼采的思想自相矛盾，他的言辞有时候尽管夸张歧义，但从上下文或对照已出版的其他著作后，大体可以得出合乎常理的解释，也就是说，本书认为“温和”的解读比“强横”的解读更合理。而这个“温和”的解读，认为尼采的思想和立场在文化上是“反现代”、政治上是反专制，跟鲁迅的思想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

【注释】

(1)这些变化和争论在英语学界比较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尔特·考夫曼存在主义加自由主义的尼采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这种非政治尼采其实也充满政治性，在冷战时代客观上是对抗社会主义阵营把一切都作政治诠释的意识形态（Allan MegiⅡ，“Historicizing Nietzsche Paradoxes and Lessons of a Hard Case，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68，No. 1，1996，p. 116）。另一方面，存在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左派和无政府主义更左派，又把尼采卷入社会政治问题，辗转影响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左派”。随着国际共运的没落，尼采与政治的问题更成英语学界的热门研究课题。关于90年代的研究热潮，见Herman Simens，“ Nietzsche’s Political Philosophy：A Review of Recent Literature，” NS，30 （2001），pp. 509-526。

(2)An Elisabeth Förster （Ende December 1877），KSB，Ⅷ：218-219； PN：456-457. EH，Ⅲ，1； BWN：718.

(3)R. Hinton Thomas，Nietzsche in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890-1918，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3），p. 32.尼采知道自己受当时左右两派各种激进团体包括社会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东正教教徒、华格纳支持者等等的尊重，甚感滑稽。To Franz Overbeck （24 Mar 1887），SLN：264； KSB，Ⅷ：48.

(4)法西斯主义是个非常复杂的现象，本书只泛指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专制制度和意识形态，其理论是民族主义、工团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大杂烩；道德上歌颂暴力和专制，反对个人主义；制度上倾向国家社会主义，反对议会民主；军事强大则成帝国主义，不够强大则成军事独裁。纳粹是德国特殊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带有强烈反犹太种族主义。参考Walter Laqueur （ed.），Fascism：A Reader’s Guide，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1976）。尼采反对反犹太主义和国家专制，也就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的基本原则和共同基础。

(5)Walter Kaufman，“Nietzsche’s ‘ Suppressed’ Manuscripts” ，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p. 424-458.法国在20世纪30年代也有人揭露纳粹歪曲尼采，但也是由于“意见气候”的缘故而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见P. M. Nicholas，De Nietzsche à Hitler，Fasquella （1936），转引自Gilles Deleuze，Nietzsche and Philosopher， tr.　Hugh Tomlinson，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1983），p. 213 。

(6)参考Karl Schlechta，“ Philologischer Nachbericht，” WDB，Ⅲ：1408-1423；Carol Diethe，Nietzsche’s Sister and the Will to Power：A Biography of 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pp. 59-60，68-71。

(7)转引自Walter Kaufman，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p. 442-443。

(8)尼采寄出付印稿后，要求出版社换掉《为什么我那么有智慧》（Warum ich so weise bin）的第三节。尼采在替换稿中说：“在寻找跟自己最深的对立东西时，我从妈妈和妹妹身上，发现数不清的卑贱的本能——要相信我跟这堆虫子有关系，简直是亵渎我的神圣。迄今为止，我从妈妈和妹妹所受的对待，是慢慢注入说不出的恐怖：在这种时候，一种绝对是地狱所用的器具在起作用，毫无失误地确定在什么时刻——亦即在我最高扬的时刻，能够狠狠地伤害我……”出版社把内容告诉弗尔斯特—尼采，弗尔斯特—尼采令全集编辑彼得·嘉斯特（Peter Gast）把稿子销毁。但嘉斯特偷偷地把信和稿抄录一份，人们于1918年从他遗物中发现抄稿。审定版全集按尼采要求更换（KSA，Ⅵ：267-269），事见Mazzino Montinari，“Ein neuer Abschnitt in Nietzsches Ecce Homo”，in Nietzsche lesen，Berlin：Walter de Gruyter （1982），pp. 121-168。《瞧这个人》还有一段所谓“巴拉圭笔记” （Der Paraguay-Zettel），辱骂弗尔斯特及德国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好友，据称尼采准备把它加入《华格纳事件》一节，但却寄给巴拉圭的弗尔斯特。尼采当时可能已经失常。现存的稿件只是弗尔斯特-尼采的笔录。据她回忆，是在丈夫死后的档案中发现，“笔记”原共五页，还有抨击华格纳的内容，但已被尼采母亲销毁云云（BWN：797-798； Friedrich Nietzsche Ecce homo Kommentar，Leipzig：Edition Leipzig，1985，pp. 83-85）这些段落自然都没有收入弗尔斯特-尼采主编的全集。

(9)PN页601译者注。H. F. Peters，Zarathustra’s Sister，New York：Markus Wiener （1977），p. 181.

(10)Robert C. Holub，“The Elisabeth Legend：The Cleansing of Nietzsche and the Sullying of His Sister”，in Jacob Golomb and Robert S. Wistrich （eds） ，Nietzsche，Godfather of Fascism O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a Philosoph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pp. 215-234.

(11)H. F. Peters，Zarathustra’s Sister，pp. 131，148，180，185； Curt Paul Janz，Friedrich Nietzsche. Biographie in drei Bänden，München：Carl Hanser Verlag （1978），Ⅱ：537.

(12)See Carol Diethe，Nietzsche’s Sister and the Will to Power，p. 86.原出处未详。顺带一提，坊间有本所谓尼采的书《我妹妹与我》（My Sister and I），其中暗示他们兄妹有暧昧关系。此书1951年在美国以英文初版，出版社称原稿是尼采失常后从耶拿的精神病院秘密流传出来的，为英国尼采译者Oscar Levy偶然得到并译成英文，但据称德文原文已失，又在Levy死后四年才出版。Levy的女儿一直协助父亲翻译和出版，已声明并无其事。书中有发生于1898年的事情，其时尼采已失去读写交流能力。该出版社专门伪造历史著作，如闻所未闻的希特勒精神分析医生回忆录之类，所以《我妹妹与我》属伪作无疑。 1986年Walter K. Stewart仅根据书中及新近出版的尼采遗稿和书信中一些常用比喻和意象，证明该书并非伪作。就笔者所知，学界无人接受这种“翻案”。参考Walter Kaufmann，“Nietzsche and the Seven Sirens”，Walter K. Stewart，“My Sister and I：The Disputed Nietzsche”，Levy女儿的回应（均载该书AMOK版，Los Angeles，1990，pp. xxii-lviii），及R. J. Hollingdale的书评（JNS，2，Autumn 1991，pp. 95-102）。中译似乎根据英文初版，原出于台湾智慧事业（年份不详），后由北京的文化艺术出版社引进（2003）。

(13)Mazzino Montinari，“ Die neu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von Nietzsches W erken，” Nietzsche lesen，p. 18.

(14)见其Das Leben Friedrich Nietzsches，Ⅱ：682ff，转引自Walter Kaufman，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 179。

(15)FW，Ⅴ，349； GS：291. Z，Ⅱ，12； PN：225-228.

(16)弗尔斯特在1881年向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请愿反犹太人，伊莉莎白·尼采帮他收集近27万个签名，但俾斯麦并没有答应。Ronald Hayman，Nietzsche. A Critical Life，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1982），p. 268； R. J. Hollingdale，Nietzsche：The Man and His Philosophy，London：ARK Paperbacks （1985），p. 152 。

(17)An Elisabeth Förster （Ende December 1877），KSB，Ⅷ：218-219；PN：456-457.《瞧这个人》有段弃用手稿：“在德国今天，谁要读我，自己必须先非日耳曼化，一如我所做的：我的公式大家都知道，‘要做个好的德国人，意味着自己要非日耳曼化’；或者他是犹太人后裔，这个区别在德国人中并不小，德国人中的犹太人常常是更高的种族，更有修养，更有灵性，待人更好——在巴黎，他们说L’adorable（中译注：法文，“那可爱的”）海涅。”BWN，页718，译者注。

(18)尼采甚至在一封信中说他“跟那只反犹太鹅不可能重修旧好”，她到巴拉圭去越快越好。　（An Malwida von Meysenbug，Anfang Mai 1884，KSB，Ⅵ：500）。不过，尼采跟他妹妹的矛盾和短暂“决裂”，也跟露·莎乐美（Lou Salomé）有关，颇为复杂。两个女人在各个方面全面冲突（Ronald Hayman，Nietzsche. A Critical Life，pp. 249，251，267）。有趣的是，伊莉莎白·尼采当时认为露·莎乐美是尼采哲学的化身，“一路践踏任何东西的狂暴利己主义，对道德完全漠不关心” （Letters to Clara Gelzer，24 Sept and 2 Oct 1882；引自同上书，页251），跟反对尼采的保守“强横”批评派观点一模一样。

(19)JGB，Ⅷ，241； BWN：364.关于尼采主张种族融合的统一欧洲，并据此反对德国民族主义，参考MA，Ⅰ，475； HA（H），pp. 174-175. JGB，Ⅷ，256； BWN：386. FW，Ⅴ，357 & 377； GS：304-310，338-340。

(20)对照他给妹妹的两封信：An Elisabeth Förster （5 Juni u. 11 November 1887），KSB，Ⅷ：82，194。第一封称其妹跟了反犹太主义者，是跟他了断，并表示希望犹太人在欧洲上台；第二封信表示与其妹各走各的，自己则坚持做个“好的欧洲人”。

(21)H. F. Peters，Zarathustra’s Sister，p. 118.

(22)“Zur Charakteristik der Frau Förster-Nietzsche”，in Das Magazin für Literatur（10 Feb.，1900）. Cited from Walter Kaufman，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 5.不过，弗尔斯特—尼采曾想由斯泰纳代替弗里茨·科格尔当全集主编，但她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各方几乎要决斗和打官司，所以斯泰纳对她很有看法，恶评可能也夹“私怨”，但弗尔斯特—尼采换过数任编辑，跟她关系都非常坏。关于她与斯泰纳交恶的过程，及与一些编辑的关系，见H. F. Peters，Zarathustra’s Sister，pp. 151-157，218。

(23)H. F. Peters，Zarathustra’s Sister，pp.95-98，102-104，108-115，122-125.尼采知道“新日耳曼尼亚”的丑闻。An Franz Overbeck （Weihnachten 1888）；KSB，Ⅵ-Ⅱ：545.

(24)弗尔斯特—尼采之所以要编辑出版《权力意志》是因为彼得·嘉斯特提示她可以赚钱。Carol Diethe甚至称她是尼采身上的“寄生虫”。见其Nietzsche’s Sister and the Will to Power，p. 159。

(25)Carol Diethe甚至质疑弗尔斯特—尼采对尼采著作的保存和出版做了贡献，但后来似乎改变了看法。对照其Nietzsche’s Sister and the Will to Power，pp. 127-128，157-159；与其编写之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Nietzscheanism，Lanham：The Scarecrow Press （2007），p. 202 。耶拿大学哲学系拒绝与尼采档案馆合作编辑出版尼采文集，主要是不信任弗尔斯特—尼采。见Carol Diethe，Nietzsche’s Sister and the Will to Power，pp. 146-147 。

(26)H. F. Peters，Zarathustra’s Sister，pp. 151，188-197.

(27)弗尔斯特—尼采曾写信给尼采，希望他另有信徒，而不是勃兰兑斯，并建议尼采跟他保持距离。见Mazzino Montinari，“Ein neuer Abschnitt in Nietzsches Ecce Homo”，in Nietzsche lesen，pp.　123-128。尼采的反应见An Franz Overbeck（Weihnachten 1888），KSB，Ⅷ：545。

(28)R. Hinton Thomas，Nietzsche in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890-1918.还有一些专题研究如Seth Taylor，Left-Wing Nietzscheans：The Politics of German Expressionism 1910-1920，Berlin：Walter de Gruyter （1990） 。

(29)以下关于尼采在德国的影响，除特别注明外，主要参考Steven E. Aschheim，The Nietzsche Legacy in Germany 1890-199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R. Hinton Thomas，Nietzsche in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890-1918。

(30)“Zur Philosophie des Kapitalismus，” in Mehring/Lukács，Friedrich Nietzsche，Berlin：Aufbau-Verlag （1957），pp. 7-16； “ Brespredung von Kurt Eisners ‘ Psychopathia spiritualis’ ”，Newwe Zeite，Ⅹ. Jahrgang，Bd. Ⅱ，p. 668ff. Cited from Georg Lukács，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tr. Peter Palmer，London：The Merlin Press （1980），p. 318.

(31)H. F. Peters，Zarathustra’s Sister，pp. 165-167，188-191.

(32)主要辩解是出于对丈夫的爱，还有些不成理由的原因，如小时候从未见过一个犹太人。Carol Diethe，Nietzsche’s Sister and the Will to Power，pp. 124-125 。

(33)H. F. Peters，Zarathustra’s Sister，pp. 168，216； Carol Diethe，Nietzsche’s Sister and the Will to Power，pp. 141-143.

(34)转引自Carol Diethe，Nietzsche’s Sister and the Will to Power，p. 138.文中尼采语引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尼采谈到“知识的圣人”（Heilige der Erkenntnis） ，而之前讨论的战争是指人们内心自我克服的道德斗争，并非杀人毁物的战斗（Z，Ⅰ，5&10；PN：148-149，158-159）。可参照尼采写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所用的笔记本中：“不同思想间的战争（但没有火药！）”（NF，16［50］；KSA，Ⅹ：515）。

(35)Ronald Hayman，Nietzsche. A Critical Life，pp. 128-129.

(36)Steven E. Aschheim，The Nietzsche Legacy in Germany 1890-1990，p. 142.关于尼采反对普鲁士，见他参加战争后的信：An Carl von Gersdorff （7 Nov. 1870） u. an Erwin Rohde （23 Nov. 1870），KSB，Ⅲ：155，160。

(37)Carol Diethe，Nietzsche’s Sister and the Will to Power，pp. 139-140.德国在普法战争胜利后，很多人认为也是德国文化的胜利，尼采嘲笑说根本没有德国”文化，在文化上德国还依赖着巴黎（UB，Ⅰ，1； UM，pp. 3-6），后又认为“德国文化这个词本身自相矛盾（GD，Ⅰ，23； PN：469），德国败坏文化（EH，Ⅱ，3 & 5； BWN：699-700，703-704）.

(38)H. F. Peters，Zarathustra’s Sister，pp. 212-213.传说大战时德国士兵人手一本《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数量太大并不可能，不过确有15万册战时特别耐用版分发给部队（Steven E. Aschheim，The Nietzsche Legacy in Germany 1890-1990，p. 135） 。

(39)Steven E. Aschheim，The Nietzsche Legacy in Germany 1890-1990，pp. 128-131.不过大战爆发后，法国也有一场“尼采争夺战”，一些知识分子包括Henri Lichtenberger、纪德、社会主义者Édouard Herriot甚至民族主义者Maurice Barrès都写文章维护“温和”的尼采，反对德国把尼采弄成大战的鼓吹者和德国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但形势比人强，他们的声音只是螳臂当车。见Christopher E. Forth，Zarathustra in Paris：The Nietzsche Vogue in France 1891-1918，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1），pp. 176-181。

(40)H. F. Peters，Zarathustra’s Sister，p. 206.

(41)Carol Diethe，Nietzsche’s Sister and the Will to Power，p. 140. H. F. Peters，Zarathustra’s Sister，p. 207.

(42)H. F. Peters，Zarathustra’s Sister，pp. 216-224； Carol Diethe，Nietzsche’s Sister and the Will to Power，pp. 143-150.

(43)　Robert C. Holub，“The Elisabeth Legend：The Cleansing of Nietzsche and the Sullying of His Sister”，in Jacob Golomb et al （eds），Nietzsche，Godfather of Fascism ，pp. 215-234.

(44)利用尼采比较重要的纳粹人物，有纳粹党意识形态的主管Alfred Rosenberg，他的《二十世纪的神话》 （Mythus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1930）奠定纳粹种族主义理论的基础，地位仅次于希特勒《我的奋斗》，其中只是顺带提到尼采几次，但已把尼采置于反共种族主义的阵营，一般都当成是纳粹对尼采的正式认可。1934年5月Rosenberg以贵宾身份参观尼采档案馆，1944年代表纳粹党参加档案馆纪念尼采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同年出版了一本《尼采》，但纳粹很快便垮台。比较有理论色彩的是哲学教授Alfred Brämler的《尼采，哲学家和政治家》 （Nietzsche，der Philosoph und Politiker，1931）。

(45)尼采早期受华格纳影响，华格纳反犹太人，尼采因此也偶有贬损犹太人的言辞（An Richard Wagner，22 Mai 1869； KSB，Ⅲ：9），但跟华格纳决裂后，清楚表示两人立场的不同：“自从搬到德国后，华格纳一步一步向所有我蔑视的东西低头——甚至反犹太人。”（NCW，8，1； PN：676）

(46)1933年希特勒应邀访尼采档案馆，弗尔斯特—尼采送他两件礼物，一件是当年她丈夫给俾斯麦的反犹太人请愿信副本，作为回礼，希特勒赠她每年三百马克的津贴。她于是在1935年出版《尼采及其时代的妇女》 （Friedrich Nietzsche und die Frauen seiner Zeit），把尼采说成支持纳粹把妇女定位于家务的政策。1935年弗尔斯特—尼采去世，纳粹政府举行隆重葬礼，希特勒亲率内阁成员参加。Carol Diethe，Nietzsche’s Sister and the Will to Power，pp. 151-153.

(47)Steven E. Aschheim，The Nietzs che Legacy in Germany 1890-1990，pp. 315-330.

(48)1980年12月美国现代语言联会年会专门有一组讨论“对尼采的政治利用和滥用”，会上有相反观点的两篇论文，阿希海姆只选了质疑考夫曼的Walter Sokel的观点，而撇开Rudolf E. Kuenzli的分析。两人的文章见NS，12 （1983），pp. 428-442。

(49)德希达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也许受结构主义的影响，不注重历史研究，对历史问题看得很简单。对他的批评，参考Stanley Corngold and Geoffrey Waite，“A Question of Responsibility：Nietzsche with Hölderlin at War，1914-1946，” in Jacob Golomb and Robert S. Wistrich （eds），Nietzsche，Godfather of Fascism，p. 203。

(50)“The Nazi Appropriation of Nietzsche，” NS，12 （1983），p. 428.

(51)MA，Ⅰ，475； PN：62.

(52)Walter Kaufman，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 225.据统计，“金毛兽”在尼采著作中只出现过四次（GM，Ⅰ，11； Ⅱ，17； BWN：476-477，522. GD，Ⅶ，2； PN：502）。但尼采也用过“金毛日耳曼野兽” （GM，Ⅰ，11； BWN：478），所以考夫曼认为可以指狮子，似乎要看上下文才好决定。当然，“金毛兽”还可以用做“弱肉强食”的政治解释，这涉及尼采所谓“道德自然主义”，稍后再讨论。

(53)Z，Ⅲ，12，29；PN：326. FW，Ⅳ，283； GS：228.

(54)Steven E. Aschheim，The Nietzsche Legacy in Germany 1890-1990，p. 248.

(55)关于考夫曼在英语尼采学界的复杂评价，见David Pickus，“The Walter Kaufmann Myth：A Study of Academic Judgement，” NS，32 （2003），pp. 226-258。

(56)Walter Kaufman，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p. 14，291 -292n.第一个原则也适用于解决所谓鲁迅被“利用”的问题（参考葛涛、谷红梅编：《聚焦“鲁迅事件”》有关讨论，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页139—176） 。

(57)“Introduction，” in Thus Spake Zarathustra，tr. Alexandre Tille，revised by M. M. Bozman，London：J. M. Dent & Sons （1960），p. xv.

(58)Berel Lang，“Misinterpretation as the Author’s Responsibility （Nietzsche’s Fascism，for instance） ”，in Jacob Golomb and Robert S. Wistrich （eds），Nietzsche，Godfather of Fascism？，pp. 47-65. Cf Jacob Golomb and Robert S. Wistrich，“Introduction” ，pp. 8-9．跟他观点相似的人似乎也颇普遍，例如：Yirmiyahu Yovel，“Nietzsche，the Jews，and Ressentment，” in Richard Schacht （ed.） ，Nietzsche，Genealogy，Morality. Essays on Nietzsche’s Genealogy of Moral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232-233. Yirmiyahu Yovel认为尼采反法西斯的观点立场是很清楚的，但他的风格和遣词却容易被人利用，而尼采的贵族心态不屑去防止大众对他的歪曲。

(59)See Karl Schlechta’s “Philologischer Nachbericht，” WDB，Ⅲ：1397； Alfred Bäumler，“Nachwort” （1931？） and “Der Nachlaβ und seiner Kritiker，” in Der Willezur Macht，Stuttgart：Alfred Kröner （1964），pp. 699，711-715.包姆莱尔以《权力意志》否定尼采之前的思想独立自由的主张，认为《权力意志》代表了尼采从个人主义走向种族集体主义，并认为尼采批评反犹太主义只是想引起德国人注意他。见Mazzino Montinari，“Nietzsche zwischen Alfred Bäumler und Georg Lukács，” in Nietzsche lesen，pp. 169-189； Steven E. Aschheim，The Nietzsche Legacy in Germany 1890-1990，pp. 249-251。

(60)Bemd Magnus，“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Will to Power，” in Robert C. Solomon and Kathleen M. Higgins （eds），Reading Nietzsch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pp. 218-222.

(61)NF，2 ［73］ （Frühling，1886） ；KSA，Ⅻ：94.

(62)Mazzino Montinari，“Nietzsches Nachlaβ von 1885 bis 1888 oder Textkritik und Wille zur Macht，”Nietzsche lesen，pp. 113-116.

(63)　NF，7 ［64］ （17 März，1887）； KSA，Ⅻ：318.

(64)据考夫曼猜测，可能是大纲第四部题为“纪律与养育” （Zucht und Züchtung），可作种族主义及军国主义的解释（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 6.）。不过这份大纲却并非考夫曼所言，是唯一有“纪律与养育”这个标题的，还有一份完好的大纲带同样标题（NF，2 ［74］，Herbst 1885-Herbst 1886；KSA，Ⅻ：95） 。

(65)NF，2 ［73］［74］［100］（Herbst 1885-Herbst 1886），15 ［100］ （Frühjahr 1888），18 ［17］（Juli-August 1888）；KSA，Ⅻ：94，95，109； ⅩⅢ：466. 537-538.

(66)Mazzino Montinari，“Die neu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von Nietzsches Werken”u. “Nietzsches Nachlaβ von 1885 bis 1888 oder Textkritik und Wille zur Macht，”Nietzsche lesen，pp. 92-119.插入信稿见WP，Ⅰ，86，pp. 52-54。

(67)施雷胥塔1956年编出三卷本尼采文集时正名为“80年代遗稿选编”（WDB，Ⅲ），按时间从新编排，由于依旧是那些材料，没有比照同期其他未被选中的众多材料，其实无多少新意，而这些材料因被抽离出尼采笔记本的上下文，也失去参考价值。WDB后变成五卷（Frankfurt/Mein：Ullstein Buch，1969） 。

(68)Mazzino Montinari，“Nietzsches Nachlaβ von 1885 bis 1888 oder Textkritik und Wille zur Macht，”Nietzsche lesen，p. 118.

(69)Karl Schlechta，“Philologischer Nachbericht”，WDB，Ⅲ：1403.

(70)Walter Kaufmann，“Editor’s Introduction，” WP：xvi. Cf Wolfgang Müller-Lauter，Nietzsche. His Philosophy of Contradictions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His Philosophy，tr. David J. Parent，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pp. 122-160.　Müller-Lauter同意海德格尔的观点，认为尼采已出版著作只是他思想的表面，他真正的想法藏在笔记遗稿中，并跟施雷斯塔论争。论争的其中一点，施雷斯塔指出《超越善恶之外》论述一切都是“权力意志”时，非常审慎，用的是假设语气，Müller-Lauter则引用同期草稿来反驳，显示尼采非常明确地认为一切都是“权力意志”（页127—128） 。这个事例其实完全可以用来证明遗稿记录尼采不成熟的想法，反过来否定Müller-Lauter的观点，甚至遗稿的价值。

(71)Harold Alderman，Nietzsche’s Gift，p. 5.

(72)Jacques Derrida，Spurs：Nietzsche’s Style，tr. Barbara Harlow，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pp. 123-143.

(73)Kaufmann，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p. 445-446.

(74)Bernd Magnus，“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Will of Power，” pp. 218-222；Robert C. Solomon，“Introduction：Reading Nietzsche”，in Reading Nietzsche，p. 9；Harold Alderman，Nietzsche’s Gift，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9），p. 165ff.

(75)Giorgio Colli，“Nachwort（zu Band 12 und 13），” KSA，ⅩⅢ：651-655.

(76)Z，“ Vorrede”，3-9；PN：124-136.

(77)尼采跟杜理希有通信，由于弗尔斯特—尼采对杜理希非常不满，目前最完备的尼采书信集中，一封给杜理希的信都没有留存下来，若非遗失，恐遭销毁。弗尔斯特—尼采对杜理希不满的原因有点可笑，是由于杜理希谈及一件小事：一位英国女士想画一些丑陋的东西衬托鲜花的美丽，尼采为讨好她，特地抓来一只活蟾蜍。弗尔斯特—尼采认为此事有损尼采的形象，因而大动肝火。（Sander L. Gilman ed. ，Conversations with Nietzsche：A Life in the Works of His Contemporaries，tr. David J. Paren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 212-213.）但她的不满可能还因为杜理希与尼采挚友区华贝科关系密切。

(78)See Carl Albrecht Bernoulli，Franz Overbeck und Friedrich Nietzsche：Eine Freundschaft，Jena：Eugen Diedrichs （1908） ，Ⅰ：300-301. Cf. R. J. Hollingdale，Nietzsche. The Man and His Philosophy，p. 186； Bernd Magnus，“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Will to Power，” p. 234.

(79)Bernd Magnus，“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Will to Power” pp. 223-224.

(80)Mazzino Montinari，“The New Critical Edition of Nietzsche’s Complete Works” ，tr. David S. Thatcher，The Malahat Review，24 （October 1972），p. 128.

(81)Michael Tanner，Nietzsch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pp. 4-5．

(82)Daniel Breazeale，“Book Review：Alexander Nehamas. Life as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ⅩⅩⅥ：1 （January 1988），p. 168.对于那些只专注尼采笔记的研究者最严厉的批评是，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从那些可任意编排的笔记中，很容易就会得出他们自己的想法”。见Rudolf E. Kuenzli，“Nietzsche’s Zerography：Thus Spoke Zarathustra”，in Daniel O’Hara （ed.），Why Nietzsche Now？，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p. 105。

(83)例如Laurence Lampert，Nietzsche’s Teaching，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p. 313； Maudemarie Clark，Nietzsche On Truth and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pp. 25-27。

(84)DanielBreazeale，“Introduction”，PT：xiv第二点本来等于宣判遗稿“死刑”，但出于跟蒙蒂纳利一样的原因，遗稿对理解尼采思路及其文本联系和发展，仍有研究价值；第三点主要是针对海德格尔。

(85)见Daniel Breazeale，“Introduction”，PT：xxii，lvi； Maudemarie Clark，Nietzsche on Truth and Philosophy，pp. 63-64。

(86)Thomas H. Brobjers，“Nietzsche’smagnum opus”，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32（2006），pp. 278-294. Cf Mazzino Montinari，“Nietzsches NachlaB von 1885 bis 1888 oder Textkritik und Wille zur Macht，”Nietzsche lesen，pp. 82，118.

(87)参考Bernd Magnus，“ How the ‘ True Text’　Finally Became a Fable：Nietzsche’s Weimar Literary Estate”，Nietzscheana，6 （1997），27 pp.所有遗稿手迹修复整理后钉装成45册，其中第6至8册为讲演笔记，第9到32册是哲学笔记，第33至42册备忘。原件藏魏玛，副本藏纽约公共图书馆。

(88)http://www.nietzschesource.org/，Paris.　“尼采资源”包括两部分：《数码审定尼采著作及书信全集》（Digital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von Nietzsches Werken und Briefen，简称eKGWB） ；《原件数码复制全集》（Digitale Faksimile Gesamtausgabe，简称DFGA），包括所有手迹、遗稿等等。

(89)“巴塞尔遗著”收入第一卷（KSA，Ⅰ：511-897）。对于《论真理与谎言的非道德意义》“巴塞尔遗著”只包括第一及第二节。以前的尼采文集则包括一些同时期的草稿，见PT：79-97。

(90)尼采表明，“我不信任所有建立系统的人，避之为恐不及。求系统的意志在道德上难得一贯。”GD，Ⅰ，26； PN：470 。

(91)Tracy B. Strong，Friedrich 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figur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expanded edition），pp. 6-7.

(92)“Introduction”，PN：5. Kaufmann，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p. 75-76.

(93)M，“Vorrede”，D：5； GM，“Vorrede”，8； BWN：459.雅斯培尔斯建议的读法也可参考，见Karl Jaspers，Nietzsche，pp. 8-13。

(94)To Karl Knortz （21 Jun 1888），SLN：299； KSB，Ⅷ：341.

(95)Harold Alderman，Nietzsche’s Gift，pp. 2-3.

(96)GD，Ⅶ，1； PN：501.

(97)WLAS，1，KSA，Ⅰ：880-881；PT：84.

(98)M，117； D，p. 73.

(99)GM，Ⅲ，24； BWN：587.

(100)FW，Ⅰ，83； GS：136-138.

(101)See WL； PT，p. 84.

(102)JGB，1，22； BWN：220-221.

(103)Alexander Nehamas，Nietzsche. Life As Literatu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pp. 62-65，83-84. Nehamas不同意尼采这个类似撒谎者悖论的论点，即所谓“撒谎者自称所说的全是谎言”，因为不是所有观点都是诠释（PP. 65-66）。对照Bernd Magnus，Nietzsche’s Existential Imperative，Bloomington：Indiana U -niversity Press （1978），pp. 196-197。

(104)See Werner Hamacher，“The Promise of Interpretation”，in Laurence A. Rickels （ed.），Looking After Nietzsche，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pp. 19-22.

(105)FW，Ⅴ，374； GS：336.

(106)Christopher Norris，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Methuen（1982），pp. 56-73； John M. Ellis，Against Deconstru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pp. 97-112. Tracy B. Strong摄于这种理论，不否定纳粹歪曲尼采，对尼采看来是矛盾的说法，也不设法解读，只认为尼采可供各种政治利用（“Nietzsche’s Political Misappropriation，” Bernd Magus & Kathleen M. Higgins，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ietzsch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 130-132，138） 。

(107)文本诠释的问题自然很复杂，牵涉文学批评就更甚。此处非常简单的概括主要参考E. D. Hirsch，Jr.，Validity of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　“意义”与“意思”的划分是Gottlob Frege的提法，Hirsch在书中批评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语义自主”的论点，包括由此引申出来Ren Wellek及Austin War-éren文本自有其“生命”的观点（见他们的Theory of Literature），并特别批评Wellek他们对所有解释都一律包容的“观点角度论”。 Hirsch显然也不同意尼采的看法，因为Hirsch虽然也承认诠释不能尽善，但到底可能正确掌握全部意思的一部分（pp. 209-244）。另据K. M. Newton介绍分析，美国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流行反对诠释的“新批评”，鼓励从不同观点与角度解释作品，一反过往讲求证据的慎密作风，部分原因是投合大学研究者出版著作以求升职保位的需要，于是各种新解新诠如雨后春笋，只求说得头头是道，不管是否符合事实，数量之多，连专家都觉得看不胜看（Interpreting the Text，New York：Harvester，1990，pp. 59-64），Wellek所谓包容一切已很难做到。

(108)Steven E. Aschheim，The Nietzsche Legacy in Germany 1890-1990，pp. 2-5．

(109)Z，“Vorrede，” 9； PN：135-136.

(110)KSB，Ⅷ：503-504. Cf An Helen Zimmern （8 Dec. 1888）；KSB，Ⅷ：512.

(111)E. F. Podach，The Madness of Nietzsche，tr. F. A. Voigt，London：Putnam（Oct 1931），p. 160.

(112)Peter Bergmann，Nietzsche，“The Last Antipoluical German”，p. 91.

(113)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pp. 312-340.卢卡奇所引尼采的信其实经过篡改，所谓德王很容易理解权力意志的那句，其实是弗尔斯特—尼采伪造的。见Mazzino Montinari，“Nietzsche zwischen Alfred Bäumler und Georg Lukács，”Nietzsche lesen，pp. 204-205。

(114)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pp. 394，376.这种做法跟书名倒是很一致。

(115)Albert Camus，The Rebel，tr. Anthony Bower，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81），pp. 57-59。他根据《论道德谱系》中的一句话：“什么东西都不是真的！所有事情都允许做！”（GM，Ⅲ，24； BWN：586）然而考夫曼指出，这句话既不是尼采的座右铭，也不是他的发明，尼采只是“引用来加以评论，比照很多所谓自由精神所特有的、对真理坚信不疑的态度”　（BWN：586-587； cf WP，Ⅲ，602，p. 326） 。

(116)笔记中一处指叔本华，一处指俄国虚无主义者（NF，4 ［103］ ［108］，Sommer 1880； KSA，Ⅸ：125，127-128）；在《超越善恶之外》指“真理意志”为虚无主义（JGB，Ⅰ，10； BNW：206）。

(117)See Ronald Hingley，Nihilists：Russian Radica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the Reign of Alexander Ⅱ （1855-81），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7），pp. 80-117，121-122. Cf M，3，184； D，pp. 2，109. FW，Ⅴ，370； GS：329. GD，9，34； PN：534-544. A，57； PN：646.

(118)尼采对这种虚无主义是否定的。FW，Ⅴ，347； GS：289； JGB，208； BWN：319. Cf Michael A. Gillsepie，Nihilism Before Nietzsch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pp. 178-179.

(119)WP，Ⅰ，1 & Ⅱ，71，74，156，pp. 7，47，48，97.

(120)把“重估”说成纯粹是破坏性的，虽尼采有时也给人这种印象，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容后讨论。E. g. Maurice Blanchot， “The Limits of Experience：Nihilism，”in David B. Allison （ed.），The New Nietzsche，New York：A Delta Original （1977） ，pp. 121-127.关于尼采的误导言语，见To Reinhart von Seydlitz （12 Feb 1888），KSB，Ⅷ：248； SLN：283.

(121)Karl Jaspers，Nietzsche，pp. 246-247. Martin Heidegger，Nietzsche，tr. Joan Stambaugh，David Farrell Krell，and Frank A. Capuzzi，San Francisco：Harper & Row（1987），Ⅲ：201-208.

(122)E.g. FW，Ⅴ，346； GS：285-87. GM，“Vorwort”，5； Ⅰ，12； Ⅱ，24； Ⅲ，14；BWN：455，480，532，557-561. GD，21，32； PN：527，533. A，6，7，11，18-20；PN：572，573，577，585，586. EH，Ⅲ，GT，2； BWN：727-729. Cf Elisabeth Kuhn，Friedrich Nietzsches Philosophie des Europäischen Nihilismus，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92），pp. 2-15.

(123)Peter Bergmann，Nietzsche，“The Last Antipolitical German”，p. 30.

(124)See Golo Mann，The History of Germany Since 1789，tr. Marian Jackson，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1974），pp. 331-348； G. Barraclough，The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Oxford：Basil Blackwell （1976），pp. 424-427.(www.xing528.com)

(125)Hans Kohn，The Mind of Germany：The Education of a Nation，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60），p. 69.

(126)G. Barraclough，The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pp. 406-418； Hans Kohn，The Mind of Germany，pp. 49-98，144-188.但尼采从少数天才的立场，反对法国大革命提倡的大众平等权利（GM，Ⅰ，16； BWN：490）。

(127)见Georg Gervinus的例子，Hans Kohn，The Mind of Germany，p. 169。

(128)G. Barraclough，The Origins of Modern Germany，pp. 412-420.

(129)Hans Kohn，The Mind of Germany，pp. 168-188.

(130)Peter Bergmann，Nietzsche，“ The Last Antipolitical German”，pp. 40-42，47-48.

(131)Ronald Hayman，Nietzsche：A Critical Life，pp. 126-129.

(132)An Carl von Gersdorff （7 Nov. 1870） u. an Erwin Rohde （23 Nov.1870），KSB，Ⅲ：155，160.

(133)Peter Bergmann，Nietzsche，“The Last Antipolitical German”，pp. 1-2．

(134)EH，Ⅰ，3； BWN：681.

(135)详见Mazzino Montinari，“Ein neuer Abschnitt in Nietzsches Ecce homo”，Nietzsche lesen，pp. 120-168.考夫曼对此不以为然，认为风格和内容都不及原来那段好，反映尼采已近失常。Walter Kaufman，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p. 455-457.关于手稿见Friedrich Nietzsche Ecce homo. Faksimileausgabe des Druckmanuskripts，Leipzig：Edition Leipzig （1985）。这是《瞧这个人》的手迹原大彩印，散页，另包括对应的转写印本（也是散页）及一册评注。“反政治”一句在散页编号第九。

(136)Peter Bergmann，Nietzsche，“The Last Antipolitical German”，pp. 2-3.

(137)Ibid.，p. 3； Tracy B. Strong，“ Nietzsche’s Political Misappropriati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ietzsche，p. 133.

(138)GD，Ⅷ，4； PN：509.

(139)MA，Ⅰ，465； HA（H），p. 169. UB，Ⅰ，1； UM，p. 3. Z，Ⅰ，11； PN：163.

(140)Peter Bergmann，Nietzsche，“The Last Antipolitical German”，p. 2.

(141)Golo Mann，The History of Germany Since 1789，pp. 396-403； Peter Bergmann，Nietzsche，“The Last Anti-Political German”，pp. 30-58.

(142)Peter Bergmann，Nietzsche，“The Last Antipolitical German”，pp. 31，180-187.

(143)See Adrian Del Caro，Nietzsche Contra Nietzsche. Creativity and the Anti-Romantic，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pp. 6-22．MA，Ⅱ，“ Vorrede”；HA （H），pp. 210-214.

(144)Bruce Detwiler，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Aristocratic Radicalism，pp. 192-193； 12-13.

(145)Georg Brandes，Friedrich Nietzsche，p. 64； KSB，Ⅷ：206.

(146)参考David Pickus，“The Walter Kaufmann Myth：A Study of Academic Judgement，” NS，32 （2003），pp. 247-254. Pickus批评迭维勒歪曲了考夫曼的许多论点。

(147)JGB，Ⅸ，257； BWN：391-392.

(148)Bruce Detwiler，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Aristocratic Radicalism，p. 57；JGB，Ⅶ，229； BWN：348.

(149)Georg Brandes，Friedrich Nietzsche，p. 4.

(150)FW，Ⅲ，116； GS：174. MA，Ⅱ，2，21； HA（H），p. 310.

(151)E. g. Z，Ⅰ，17； PN：175. GM，Ⅰ，2ff； BWN：461ff.

(152)考夫曼认为尼采设法阐明“自我克服”是“所有道德准则共同本质”。（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 211）

(153)M，9； D，p. 10； MA，96； BWN：149.

(154)GD，Ⅵ，2； PN：493.

(155)GM，Ⅱ，14-23； BWN：517-530.尼采亦用“罪恶意识” （böses Gewissen）（M，9； D，pp. 10-11）。

(156)JGB，Ⅴ，188； BWN：290.另见“On Ethics”：“因此，普遍的伦理为了一般的福利，要尽量查禁不好的表现——跟警察的职责惊人地相似。”（PN：31）

(157)JGB，Ⅴ，188； BWN：291.

(158)E. g. Ofelia Schutte，Beyond Nihilism：Nietzsche Without Masks，p. 163.

(159)FW，Ⅴ，377； GS：338.

(160)FW，Ⅰ，18； GS：91.

(161)JGB，Ⅷ，242； BWN：366-367.

(162)JGB，Ⅴ，188； BWN：291.

(163)JGB，Ⅵ，211； BWN：326.

(164)Z，Ⅰ，15；PN：170-172.

(165)Albert Camus，The Rebel，tr. Anthony Bower，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81），pp. 57-71.

(166)GD，Ⅷ，1； PN：506.

(167)See FW，Ⅴ，346； GS：286. GD，Ⅴ，6； PN：491. EH，Ⅳ，2； BWN：783.

(168)见“Vorrede，” MA，Ⅰ （1886）；HA（FL），pp. 4-5．FW，Ⅴ，380；GS：342-343.然而，《论道德谱系》中的“超越善与恶”可以特指“超越奴隶道德” （GM，Ⅰ，17； BWN：491） 。

(169)参见Tracy Strong，Friedrich 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figuration，pp. 12-13。

(170)M，103； D，p. 60.

(171)MA，Ⅱ，2，212； HA（H），pp. 361-362.

(172)EH，Ⅳ，2-4； BWN：783-784.

(173)MA，Ⅱ，2，19； HA （A），p. 310.

(174)M，209；D，p. 133.尼采甚至说他“比任何人都有更严格的道德”，An Paul Rée （late December 1882），KSB，Ⅷ：309； PN：102。

(175)M，9； D，p. 11； JGB，188； BWN：290. See also “On Ethics”，PN：31.

(176)MA，Ⅱ，2，45； HA（H），p. 322.

(177)Z，Ⅱ，12； PN：226.

(178)Z，Ⅰ，15； PN：170.

(179)See M，9 & 104； D，pp. 10-12，60.

(180)Z，Ⅰ，15； PN：170-172. See also Z，Ⅱ，12； PN：225-228.

(181)GM，Ⅲ，28； BWN：599.

(182)JGB，Ⅰ，19； BWN：215-217. Z，Ⅰ，10； PN：160.

(183)See Walter Kaufmann，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p. 211-256；Jacob Golomb，Nietzsche’s Enticing Psychology of Power，pp. 67-77.其实弗洛伊德的“升华”很可能是受尼采启发。

(184)Z，Ⅰ，5；PN：149.

(185)Z，“Vorrede，” 5； PN：129； UB，Ⅱ，10； UM，p. 122.在尼采笔下，“混乱”有时候似乎并不只在生命之中，而是与文化合而为一。互相冲突文化的“混乱”以不同的生命冲动的“混乱”体现出来。见Walter Kaufmann，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p. 152-153. Cf. Martin Heiddegger，Nietzsche，Ⅲ；77-83。

(186)GD，Ⅴ，1-6； PN：486-492.

(187)GD，Ⅱ，1-7；PN：473-476.

(188)GD，Ⅱ，9-12； PN：477-479.

(189)EH，Ⅳ，4； BWN：784.

(190)See Frederick Copleston，S. J.，Friedrich Nietzsche. Philosopher of Culture，London：Search Press （1975），p. 55.

(191)JGB，Ⅴ，188； BWN：291另见“自由精神者”的“奴隶制”，JGB，44；BWN：244。

(192)MA，Ⅰ，226-231； HA（FL），pp. 140-143.

(193)Z，Ⅰ，15；PN：170.

(194)庄子·天下篇》，见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Ⅳ：1069。? 家首次正面用这句话，见《宋史》卷427，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36册，页 127—128 。

(195)GM，Ⅲ，14 & 28； BWN：558，598-599.

(196)See GM，Ⅲ； BWN：533ff. Walter Kaufmann，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p. 244-245； Harold Alderman，Nietzsche’s Gift，pp. 21-35.

(197)A，57； PN，645.

(198)JGB，Ⅰ，9； BWN：206.

(199)Linda L. Williams，Nietzsche’s Mirror：The World as Will to Power，Lanham：Row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1），pp. 19-77. 80年代遗稿有关“权力意志”部分写得较早，一般认为被尼采弃用。

(200)Z，Ⅱ，12； PN：225-231. JGB，Ⅰ，13； BWN：211.参考Harold Alderman，Nietzsche’s Gift，p. 75。陈鼓应将“权力意志”译成“冲创力意志”，周国平译“强力意志”，都着重对内的作用，而失去或减弱了对外的含义（陈鼓应：《悲剧哲学家尼采》，台北：商务印书馆，1968，页100；周国平：《尼采在世纪转折点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页71） 。

(201)Walter Kaufmann，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p.　179-207.

(202)See FW，344； GS，pp. 280-283. Z，Ⅱ，12； PN：227. JGB，Ⅰ，1-9；BWN：199-206.类似的“指挥者的虚伪道德”，见JGB，Ⅴ，199； BWN：301。

(203)See Z，Ⅱ，12； PN：225-227.

(204)尼采这个观点启发了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见Michel Foucault，Language，Counter-Memory，Practi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p. 199ff。

(205)Z，Ⅲ，12； PN：308.

(206)See MA，Ⅱ：2，71； HA（H），pp. 327-338.

(207)See Harold Alderman，Nietzsche’s Gift，pp. 30-31； Z，“Vorrede”，9； PN：136.

(208)Z，Ⅱ，7；PN：213.

(209)GD，Ⅸ，48； PN：553.

(210)JGB，Ⅱ，29； BWN：231.

(211)Z，Ⅰ，17； PN：174-177.

(212)See M，9，14； D，pp. 10-15.

(213)FW，Ⅲ，117； GS：175. See also M，9； D，pp. 10-12. Z，Ⅰ，15； PN：171-172.

(214)M，104； D，p. 60.

(215)FW，Ⅲ，116-117； GS：174-175； JGB，Ⅴ，199；BWN：300-301.

(216)JGB，Ⅴ，199； BWN：300.

(217)MA，Ⅰ，283； HA（FL），p. 171.

(218)JGB，Ⅶ，215； BWN：336.尼采在遗稿笔记中说，不同的人应该采用不同的道德价值。他说：“我的哲学的目标是要建立等级的次序：不是个人主义的道德。民众的意见应该用来管治民众——但不该超出范围：民众的领袖于他们的行动要有一套根本不同的价值，独立的人、或‘猎食兽’等等也一样。”（WP，Ⅱ，287，p. 162）

(219)FW，Ⅲ，149； GS：195-196.

(220)FW，Ⅰ，23； GS：98.

(221)Z，Ⅲ，11，2； Ⅳ，1； PN：307，351. UB，Ⅲ，1； UM，p. 127. MA，Ⅱ，“ Vorwort”，4，366，HA （H），pp. 211，294. FW，Ⅲ，270 & Ⅳ，335，cf Ⅳ，290；GS：219，266，232-233. Cf. Leslie Paul Thiele，Friedrich 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Soul：A Study of Heroic Individu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07-217.

(222)FW，Ⅳ，292； GS：234-235.

(223)Alexander Nehamas，Nietzsche：Life as Literature，pp. 34-36.

(224)A，2； PN：570.

(225)MA，Ⅱ，2，19； HA（H），p. 310.

(226)E. g. see Z，Ⅰ，22，2； PN：190. MA，Ⅱ：1，367； HA（H），p. 294.

(227)FW，Ⅳ，292； GS，pp. 234-235.

(228)JGB，Ⅱ，43； BWN：243.

(229)MA，Ⅱ，1，194； HA（H），p. 260. See also MA，Ⅱ，1，193； HA（H），p. 260.

(230)《集补·庆祝宁沪克服的那一边》，Ⅷ：162-163。

(231)A，57； PN：646-647.

(232)MA，Ⅱ，1，317； HA（H），p. 284.

(233)See MA，Ⅰ，479； HA（FL），pp. 231-232.

(234)MA，Ⅰ，439； HA（FL），p. 211. GD，Ⅸ，48-49； PN：552，554.

(235)JGB，Ⅸ，257； BWN：391.

(236)MA，Ⅰ，462； HA（FL），p. 220.

(237)尼采赞赏拿破仑并非因为他战无不胜，几乎占领整个欧洲，而是因为他像歌德、贝多芬、海涅等是天才人物，促进欧洲的融合（JGB，Ⅷ，256； BWN：386），另参见他从“反政治”的角度对歌德对拿破仑和德国“解放战争”态度的分析（GD，Ⅷ，4； PN：509）。尼采认为拿破仑其实是欧洲“畜群动物”贪图安逸及逃避自我的心态的产物（JGB，Ⅰ，199； BWN：301） 。对照尼采民主制造强人的观点（JGB，Ⅱ，242； BWN：301，366-367）。

(238)FW，Ⅰ，23； GS：97-98. 竞争的重要性见MA，233； HA（FL），pp. 143-144.

(239)See MA，Ⅰ，224； HA（FL），p. 139.

(240)　MA，Ⅰ，224； HA（FL），pp. 138-139； JGB，199； BWN：300-301.

(241)JGB，Ⅵ，211 & 212； BWN：326，328-329.

(242)FW，Ⅲ，149； GS：195-196.

(243)MA，Ⅰ，465； HA（FL），p. 221. Z，Ⅰ，11； PN：163.

(244)E.g. GD，Ⅷ，1； PN：506. EH，Ⅱ，5； Ⅲ，2，1； BWN：703-704，732-733. See MA，Ⅰ，579； Ⅱ，1，305，306，308，314； HA（H），pp. 188，283-284.

(245)MA，Ⅱ，2，289； HA（H），p. 383.

(246)MA，Ⅱ，2，293； HA（H），p. 384. JGB，Ⅷ，242； BWN：366-3-367. See also MA，Ⅰ，472； HA（FL），pp. 223-226.

(247)JGB，Ⅴ，202-203； BWN：305-308.

(248)Z，Ⅱ，7； PN：211-213. See also WP，Ⅱ，373，pp. 200-202； NF，14［29］（Frühjahr 1888）；KSA，ⅩⅢ：231-233.

(249)MA，Ⅱ，1，318； HA（H），pp. 284-285.

(250)MA，Ⅱ，2，293； HA（H），p. 384.

(251)JGB，Ⅴ，202-203； BWN：305-308. See Z，Ⅱ，7； PN：211-213.

(252)Z，Ⅱ，7； PN：211-213.

(253)Mazzino Montinari，“ Nietzsche zwischen Alfred Bäumler und Georg Lukács，”Nietzsche lesen，pp. 164-166；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Ⅲ：11-13。不过R. N.Berki概括出来的四种倾向中的三种，都是尼采所批评的。参考R. N. Berki，Socialism，London：J. M. Dent & Sons （1975），pp. 9-38.

(254)Thomas H. Brobjer，“Nietzsche’s Knowledge，Reading，and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JNS，18 （Fall，1999），pp. 56-70.尼采读过倍倍尔的《妇女之过去、现在和未来》（August Bebel，Die Frau in der Vergangenheit，Gegenwart und Zukunft） ，可能影响他对现代妇女地位的看法（JGB，Ⅶ，239； BWN：358）。

(255)MA，Ⅰ，473； HA（H），pp. 173-174.

(256)MA，Ⅱ，2，286 & 288； HA（H），pp. 382-383； EH，Ⅲ，UB，1； BWN：732；GD，Ⅸ，40； PN：545.

(257)M，206； D，pp. 125-127.尼采对当时欧洲似乎非常绝望，他的“好的欧洲人”已无家可归，也同样要移民离开（FW，Ⅴ，377； GS：340）。

(258)MA，Ⅰ，452； HA（H），p. 166.

(259)MA，Ⅰ，480； HA（H），p. 177.

(260)MA，Ⅱ，1，310 & 317； HA（H），pp. 283，284.

(261)J. Dunn，Western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Face of the Futu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p. 28.转引自John A. Hall，Liberalism，London：Paladin （1988），p. 74 。

(262)See his Nietzsche， Politics， and Moderni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5）.

(263)Stanley Rosen，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Rethinking Modern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pp. 192-193.

(264)GD，Ⅸ，38； PN：541.

(265)例如，尼采把诗歌与韵文的竞争说成是“战争”，还把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名言“战争是所有事之父”改为“战争是所有好事之父”，说“战争也是好韵文之父”。 （FW，Ⅱ，92； GS：145）

(266)Walter Kaufmann，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p. 386-387. See Z，Ⅰ，10； PN：159. FW，Ⅳ，324； GS：255.

(267)GD，Ⅳ，3； PN：489.

(268)E. g. GD，“Vorwort；” PN：465. JGB，Ⅴ，200； BWN：302. EH，Ⅲ，MA，1； BWN：739. FW，Ⅱ，92； GS：145.

(269)尼采的“战争”与“战士”多用在思想和“精神”上的意思。例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论战争与战士》一章所讲的是“知识的战士” （Z，Ⅰ，10； PN：158-160） ；《论享乐与受苦》一章中的战争则是指个人各种德性之间的战斗（Z，Ⅰ，5；PN：149）。　“活得危险”原指上述“寻求知识者”面对危险（FW，Ⅳ，283； GS：228-229）。但也可以理解为特立独行的个人及非道德主义的“自由精神者”面对社会和“庸众”的处境（M，9； D，p. 9. JGB，Ⅱ，29； BWN：231-232）。圣人因其“孤独”的处境也很“危险”（JGB，Ⅸ，271； BWN：411）。

(270)Bruce Detwiler，Nietzsche and the Politics of Aristocratic Radicalism，p. 179.

(271)MA，Ⅰ，481； HA（H），pp. 177-178.

(272)MA，Ⅰ，444； HA（H），p. 163. “善”“恶”原文是“zum Guten und Bsen” 。ö尼采在《论道德谱系》明确区分“善与恶”及“好与坏”（GM，Ⅰ； BWN：460-492），HA（FL）的英译为“both for the good and for the bad” （p. 213），不妥。HA（H）的英译更准确。

(273)MA，Ⅰ，477； HA（FL），p. 230. UB，Ⅰ，2； UM，p. 13. M，429； D，p. 184.

(274)MA，Ⅰ，477； HA（FL），pp. 230-231.同段中尼采还谈及“偶然倒退到野蛮”的战争，但指的是“重估一切价值”（GD，“ Vorwort”；PN：465）。关于“替代品”还可参照HW； PN：35-38。

(275)Walter Kaufman，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P.220，236.考夫曼指出“升华”的拉丁文原义等于德文的“扬弃”（aufheben）。

(276)Steven E. Aschheim，The Nietzsche Legacy in Germany 1890-1990，p. 326.原出自EH，Ⅲ，GT，4； BWN：730.译文按照阿希海姆的英译，对考夫曼的英译做了些合理的订正。据分析，诺尔特对尼采的批评有鲜明的倾向性，代表德国保守势力为自己过去支持纳粹洗脱责任，找替罪羊（Roderick Stackelberg，“Critique as Apologetics：Nolte’s Interpretation of Nietzsche，in Nietzsche，Godfather of Fascism？，pp. 301-319）。

(277)JGB，Ⅸ，262； BWN：400-402.

(278)FW，Ⅴ，377； GS：338-340.

(279)WP，p. xxiii.此段并不见于通行本《权力意志》，初见于Musarion版《权力意志》，现见NF，9 ［189］ （Herbst 1887）； KSA，Ⅻ：451。

(280)Gilles Deleuze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与游牧群体的对立，比喻现代哲学体系与尼采思想，并引申到社会建制与尼采式个人的矛盾，亦可参考（“Nomad Thought，”in The New Nietzsche，pp. 142-149）。

(281)参考Lawrence J. Hatab，A Nietzschean Defence of Democracy：An Experiment in Postmodern Politics，Chicago：Open Court （1995） 。 Hatab试图按尼采的观点构筑后现代的民主制。

(282)GD，Ⅸ，38； PN：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