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精神贵族激进主义

第四节　精神“贵族激进主义”

布鲁斯·迭维勒（Bruce Detwiler）提出从政治的角度研究尼采的“贵族激进主义”，正好补充了彼得·贝格曼分析所缺乏的：“重新论述” （readdressing）尼采的政治观点，尤其是指出了尼采的政治见解寓于他那些“非道德主义”和“重估一切价值”等道德和文化批评之中，⁽¹⁴⁴⁾是值得注意和重视的。而我们也有理由去用“贵族激进主义”这个术语。首先，它把尼采跟其他民粹主义和传统主义性质的“反政治”潮流和运动区分开来；其次，这个术语引导我们从文化道德的角度看尼采的社会政治观点，而且集中探讨这些观点本身；最后，这个术语可以说是概括了“温和”派对尼采思想理解的主要方面。但这个术语也不是毫无问题，它是勃兰兑斯所造，尼采虽予以肯定，但只在给他回信时用过一次。⁽¹⁴⁵⁾按照迭维勒质疑“反政治”提法的理由，则“贵族激进主义”的“合法性”其实比“反政治”还要低，因为“反政治”至少在尼采著作中出现过，而且在其他著作也有体现，而“贵族激进主义”只在尼采的私人函件出现过一次。但既然得到尼采肯定，我们也不妨探讨一下采用这个说法的理由。不过，迭维勒的论述有明显的倾向性，就是要否定对尼采自由主义的诠释：尽量贬抑贝格曼“反政治”的历史背景分析，更反对他所理解的华尔特，考夫曼的自由主义的见解。⁽¹⁴⁶⁾迭维勒“重述”尼采时，对尼采的用语和论述大体按字面理解，没有参照特定的道德文化意义和更深层次的心理和精神分析，甚至不顾上下文歪曲尼采的意思。例如，尼采认为人的提升总是在贵族的社会才做得到，并谈到贵族社会的起源（笔者着重处）及更高级文化的开始（尼采的着重处），是野蛮民族恃强凌弱所造成，而这些野蛮的贵族除了体力强以外，灵魂也很强。⁽¹⁴⁷⁾但迭维勒在引述这些话时，无视尼采从系谱学角度探寻历史根源，并非要全盘复古将过去变成现实，也无视尼采提到精神的问题，就断定尼采是肯定原来历史上出现的“暴力”对提升人的必要性。实际上尼采认为所有“‘更高文化’都以残酷的精神化为基础”，⁽¹⁴⁸⁾若不提“精神化”（Vergeistigung），是对尼采的严重歪曲。勃兰兑斯恐怕也不这样理解。

勃兰兑斯讲述“贵族激进主义”时，认为尼采主要关心道德问题，⁽¹⁴⁹⁾并把尼采描述为个人主义者和非道德主义者。显然“贵族”是指尼采的个人主义而“激进主义”是指他的非道德主义。这样的理解也许过于简单，不过也是普及时所难免。我们不妨从尼采著作中探讨他所关注的道德文化问题，再从中揭示“贵族激进主义”的社会政治含义。

尼采对道德的性质有深入的探讨，认为道德一个重要而根本的特性是“专制暴政”（Tyrannei）。按照尼采的分析，道德是一种价值估量（Abschätzung），是将一个人的本能冲动和行为分出等级。⁽¹⁵⁰⁾而最高级的估量的形式，是衡量“善与恶”，“善与恶”的估量在尼采著作中常常是道德的同义词。⁽¹⁵¹⁾估量既然有等级，也就是说本能的满足有先后次序，也就是说一些欲望必然会受到压抑，这就是“专制暴政”，是对内而言的，从个人的角度看，则是“自我克服”，⁽¹⁵²⁾我们稍后还要讨论到。然而，“善与恶”的衡量本身还不就是道德，因为道德必须有社会功能，还要有另外一种“专制暴政”，对外的“专制暴政”。尼采认为，道德的功能基本上就是要求社会成员服从，服从习俗，服从“传统价值的估量方式”，或服从“古代定理的法规”。⁽¹⁵³⁾其功能的“最一般规则”是：“做这些，做那些，不要这样，不要那样——那么你就会幸福”，否则就受惩罚。⁽¹⁵⁴⁾因为道德发号施令，要人服从，使不合作的人产生恐惧和“坏意识”（schlechtes Gewissen）。⁽¹⁵⁵⁾在这个意义上，道德的功能是一种“专制暴政”，“反对放任自流”（laisser aller） ，“违反‘本性’”。⁽¹⁵⁶⁾

这种道德的“专制暴政”制造了尼采的所谓“奴隶制”，而这些“专制暴政”和“奴隶制”显然不是一种社会制度，像一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因为在尼采看来，基督教道德是典型“专制暴政”和“奴隶制”的例子。⁽¹⁵⁷⁾即使是《欢乐之学》中论者常引用来指责尼采鼓吹“现代奴隶制”的那段话，⁽¹⁵⁸⁾也可以因此有不同的解释。尼采说：

我们喜欢所有爱……战争的人，我们把自己算做征服者之一；我们想到新秩序的必要，还有新的奴隶制的必要——因为人的类型的每一点加强和提升，都涉及一种新的奴役。⁽¹⁵⁹⁾

从社会政治角度的阅读自然得出尼采主张新奴隶制的结论，但如果我们把这一段跟同书的第18节连起来一起读的话，我们必然要提出一个不同的解释：

希腊哲学家走过一生，悄悄地感到世上的奴隶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多——意思是，所有的人如果不是哲学家就是奴隶……即使是世上最有权力的人们也属于奴隶，跟他们自己的奴隶一样。⁽¹⁶⁰⁾

如果统治者也是“奴隶”，尼采的“奴隶制”不可能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还有一段也只能作这样的解释：

欧洲民主化导致一种类型的人的产生，为最微妙的奴隶制做准备……欧洲民主化同时是培养霸主（Tyrannnen）——用这个词的全部含义，包括最精神上的含义——的非自愿的安排。⁽¹⁶¹⁾

这段话很清楚，尼采关心的是“最微妙的奴隶制”和“最精神意义上的霸主”。他并不指社会政治体制中的“奴隶制”和“霸主”，因为它们出现在民主化后的欧洲。但还有几个问题：“最微妙的奴隶制”和“最精神意义上的霸主”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尼采认为哲学家比统治者更有权力？哲学家怎么造出“奴隶制”？

正如前述，道德发号施令，控制人类社会，通过这种控制，基督教造出了“更微妙意义上”的“奴隶制”。⁽¹⁶²⁾哲学家作为“立法者”和“善与恶”价值的创造者，⁽¹⁶³⁾也是用相似的方法精神上征服世界。哲学家或者任何创造新一套“善与恶”标准的人，就是“精神意义上的”“霸主”；而指挥和控制人们的新的道德，就是新的精神“奴隶制”。由于这些原因，尼采指出“善与恶”的价值标准代表人们的“权力意志”，⁽¹⁶⁴⁾代表人们要控制和支配别人的“权力意志”。

比起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和《法律》（The Law），尼采的精神“专制暴政”和“奴隶制”并没有多少原创性，不过，他的道德理论也并非到此为止。在进一步研究之前，我们先分析一下所谓尼采自相矛盾的论点。首先是关于道德“专制暴政”与“非道德主义”。按照阿尔贝·卡谬（Albert Camus，1913—1960）的解读，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及其跟虚无主义的斗争，体现他的哲学一直围绕着“反叛”的问题。由于虚无主义否定成规定见，所以有令人解放的效果。然而卡谬认为尼采的“霸主”或“超人”是那些有“权力意志”要主宰世界的人，所以尼采最终是反对思想自由的，对纳粹德国的罪行他也要负责。⁽¹⁶⁵⁾卡谬显然忽略尼采蔑视世俗权势的态度，尼采认为，“人们为取得权力而付出很大的代价：权力使人愚蠢”⁽¹⁶⁶⁾。不过卡谬的确提出一个反对尼采的非常严重的论点：尼采鼓吹思想自由，跟他精神“专制暴政”和“奴隶制”等概念是矛盾的。尼采知道得很清楚，“非道德主义者”通常意味着拒绝接受任何道德价值的约束。如果尼采预测未来的“霸主”会造出新的道德来奴役人们，那么他自称为“非道德主义者”是什么意思？⁽¹⁶⁷⁾这些矛盾只能通过仔细分析尼采赋予“非道德主义者”的复杂意义和独特理解，才能解决。

跟虚无主义一样，“非道德主义”受“世纪末”氛围及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其含义跟尼采的颇为不同。存在主义论者常常忽略尼采要“超越善恶”。⁽¹⁶⁸⁾尼采说他“否定道德就跟他否定炼金术一样，也就是说，否定其前提……”，基于相同的理由，尼采也否定“非道德”。尼采的“非道德主义”并非简单的否定道德。⁽¹⁶⁹⁾他说：

我不否认很多称作非道德的行动应当避免和抵制，或者很多称作道德的行为应当实行和鼓励，这是理所当然的，除非我是傻瓜……⁽¹⁷⁰⁾

因为“个别的德行、恰如其分、公正、灵魂的安宁”对那些达到“最高程度自由”的人仍然是“有用”的。⁽¹⁷¹⁾即使尼采宣称自己是“第一个非道德主义者”的时候，⁽¹⁷²⁾仍认为自己也是个道德主义者，因为道德主义者解剖道德时，可能反而被人责难为“非道德主义者”。⁽¹⁷³⁾由于这个原因，尼采谈及本来是摆脱道德束缚的“自由精神者”（freie Geister）的“自由精神的道德主义者”，也就并不奇怪了。⁽¹⁷⁴⁾要进一步理解尼采的“非道德主义”的道德主义者，我们可以分析一下道德的“专制暴政”本性在个人身上所起的作用，即“自我克服”。

道德“专制暴政”的社会功能对个人有一种副作用。精神的“专制暴政”经过从外面而来的强制和压抑之后，在讲道德的人的意识中建立起权威，使他们服从习俗的规定而牺牲他们“私下的欲望和利益”。尼采称这种内在心理或“精神”的过程为“自我克服”。“自我克服”并非完全是压抑和损害个人自己，因为另外有一些道德家“跟着苏格拉底的脚印，向个人提供一种道德，以自我控制和节欲为手段，达到于己有利的目的”⁽¹⁷⁵⁾。按尼采的观点，道德这种内在化的“专制”功能，是“做大事时的自我控制和自我克服”，是积极的。⁽¹⁷⁶⁾尼采认为，即使一个人能够摆脱世俗的道德价值观念，创造自己的善恶标准，同样的“专制”和“命令”（imperative）效果依然存在：

所有活着的都要服从……事实上，即使是命令自己的时候，也要为命令付出代价。必定会成为裁判、复仇者及自己所定规矩的受害人。⁽¹⁷⁷⁾

在尼采看来，道德的“专制暴政”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活着而不首先估量”⁽¹⁷⁸⁾。“估量就是创造”价值，或者是“采纳”创造出来的价值。⁽¹⁷⁹⁾每个人都受到自定或别人制定道德律令的“专制暴政”的统治。那些很强的“自由精神者”虽然“摧毁”传统的价值标准，仍然是受他们自己的道德律令所指挥，因为他们创造自己的“善与恶”标准，归根到底仍然是一种道德价值。⁽¹⁸⁰⁾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毁灭道德，只是否定了特定一套所有人都要接受的道德标准而已。

尼采认为，人们遵循某种价值标准是有心理上的原因的：有所追求是生命的根本活动，人们宁可追求“无有”（Nichts）也不要无所追求。⁽¹⁸¹⁾然而，当一个人有所追求，就会“对自己下命令，并导致服从”⁽¹⁸²⁾。人们通过追求，为自己造出“专制暴政”。

尼采显然认为这种不可避免的“专制暴政”是有需要的。自己为什么还需要指挥呢？尼采的前提是生命要提升，提升就需要指挥，就要“自我克服”。这里面有两个理由，在后来弗洛伊德的“升华” （sublimation）概念中得到进一步阐述。⁽¹⁸³⁾首先，尼采认为人有很多不同的欲望和冲动，这些欲望和冲动互相嫉妒和竞争，妨碍人度过“超人”的桥梁。⁽¹⁸⁴⁾为防止这种内耗的斗争，就需要指挥和控制，也就是“专制暴政”。消极地说，指挥和控制是为了避免让互相冲突的德性把自己弄得四分五裂；积极地说，“专制暴政”是为了把欲望“组织”起来，分出先后缓急，避免不必要的欲望从更重要的需求手上抢走心理和精神资源。所以尼采说，每个人都还有“混乱”，需要指挥，“组织”起来。⁽¹⁸⁵⁾

尼采认为道德“专制暴政”也是必然的，因为道德本质上是违反自然的。所谓违反自然，是指道德压制人的激情和渴求，也就是压制生命，压制“权力意志”，并非放任为所欲为。不过尼采也指出基督教首先提出了“激情精神化”的概念，⁽¹⁸⁶⁾则是件好事。换言之，人们需要利用违反自然的道德“专制暴政”，超越动物本能和激情，以取得“精神上的”成就，这种成就按照尼采的价值标准，就是一个人“权力意志”对自己的最高体现。不过，尼采在讨论道德“专制暴政”时对苏格拉底多有微词。⁽¹⁸⁷⁾苏格拉底主张对人的本能要加以控制，以克服其无政府状态，跟尼采的意见一致，尼采批评他似乎自相矛盾，其实不然。尼采认为，苏格拉底为了控制那些要当“霸主”的各种本能冲动而“发明”了理性，并把理性当成更强控制力量的唯一选择。尼采并非反对控制本能冲动和理性这些论点本身，而是反对苏格拉底把理性当成唯一选择，因为这样一来，苏格拉底便跟基督教一样，订立一套人人都要服从的道德规范。⁽¹⁸⁸⁾尼采抨击基督教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是因为基督教“变得普遍而占主导，像道德本身一样——颓废的道德”⁽¹⁸⁹⁾。也就是说，尼采实质上是反对建立普遍的精神“专制暴政”，⁽¹⁹⁰⁾反对道德的社会功能，这就是他对苏格拉底不满的原因。

尼采的“精神奴役”作为“精神纪律和培育”，也可以依照相似的解读，而得出道德“专制暴政”必要性的同样结论。⁽¹⁹¹⁾精神“专制暴政”和“奴役”在这点上，都跟个人的“自我克服”联系起来。个人需要精神的“专制暴政”和“奴役”来巩固自己的能量，以进一步提升自己。⁽¹⁹²⁾“自我克服”的功能亦因此跟“权力意志”产生关系。⁽¹⁹³⁾“精神专制暴政”虽然主要是心理上的，是内向的，但也可以是外向的，是个人“权力意志”向外征服别人，征服外部世界的体现。庄子形容儒家抱负的“内圣外王”，⁽¹⁹⁴⁾不妨借用来向中国读者解释尼采的意思。“内圣外王”跟尼采“精神专制暴政”内向、外向的表现有一定的可比性，虽然两者的内容和理念有很大的不同。(www.xing528.com)

所谓尼采非道德主义与“专制暴政”的矛盾，亦即尼采对“精神专制暴政”既反对又赞成的双重态度，还可以从他对苦行（Asketismus）的双重态度上得到印证。一方面，他反对宗教苦行否定生命的做法⁽¹⁹⁵⁾；另一方面，他又欣赏他们的“自我克服”，对自己冷酷无情：⁽¹⁹⁶⁾

最重精神的人，作为最强者，在其他人可能遭毁灭的地方找到快乐……在对自己和对其他人冷酷无情之中，在试验之中找到快乐；他们的欢乐是自我征服；苦行成了他们的天性，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本能。 困难的任务是他们的特权；玩弄负担，其他人会给压垮，他们则是娱乐。知识——苦行的一种方式。⁽¹⁹⁷⁾

因此，这种精神苦行也指哲学家：

斯多葛哲学（Stoicismus）是一种自我的专制暴政……哲学本身就是这种专制压迫的动力，去“创造世界”，去寻找最恰当的原因（causa prima），是最精神上的权力意志。⁽¹⁹⁸⁾

尼采想通过把普遍的道德社会“专制暴政”跟个人心理的“专制暴政”区别开来，以“超越善恶之外”。在反对前者的同时，尼采接受并改造了“自我克服”的根本道德功能。尼采的“自我克服”较之自制和自我约束等道德概念其实没有多大的创新，主要区别在于与“权力意志”的联系。尼采的“权力意志”众说纷纭，无法详细介绍，只能简单说明。尼采著作并没有遗稿中对“权力意志”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的解释。⁽¹⁹⁹⁾“权力意志”直译可以是“追求权力的意志”。尼采认为生命是“权力意志”，这里有内外两层意思：对内是自我克服，取得对自己的控制的“权力”；对外发挥力量，取得影响和控制别人的“权力”。既然生命是“权力意志”，因此任何人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都具有这种“意志”，但由于“权力”有高下，影响有大小，所以“权力意志”

也有高下的不同。⁽²⁰⁰⁾道德“专制暴政“与“权力意志”有密切的关系。

尼采多次谈及“权力意志”在个人的自我克服中得到体现。“权力意志”若理解为社会和心理概念，主要就是控制及影响别人的意志，换言之，就是要建立某种形式的社会“专制暴政”的意志。考夫曼认为尼采讨论“权力意志”一开始是指世俗的权力，但后来就转移到“自我克服”的精神力量。⁽²⁰¹⁾虽然考夫曼揭示出“权力意志”心理方面的意义，在纠正“强横”派歪曲尼采方而做出贡献，但“权力意志”脱离“世俗”的心理解释并不符合尼采的论述。我们知道“善与恶”的社会“专制暴政”甚至能够控制政治领袖，正是这个原因，尼采称“善与恶”代表了其创造者的“权力意志”。也正是这个原因，尼采质疑那些哲学家和学者所谓追求“真理的意志”和“知识的动力”的真正目的。⁽²⁰²⁾尼采主要的论点是，“真理”既非中立，也不超脱，更非“不含价值”（wertfrei）——借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术语，恰恰相反，“真理”本身是价值，是“意识形态”——借用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的概念，是一套要求信奉者服从的律例。⁽²⁰³⁾因此，任何人宣称自己的理论达到“真理”或者发现了“真理”，就是建立一套“善与恶”的价值标准，这套标准有可能在思想上、精神上控制其他人，控制几代人。哲学家和学者追求“真理的意志”，只是经过伪装的虚荣心。⁽²⁰⁴⁾“权力意志”的这种解释，虽然与拿破伦或希特勒之类的独裁暴君无关，摆脱了卡谬部分的指责，但仍然意味着尼采赞赏道德“专制暴政”的社会功能，仍摆脱不开卡谬所谓尼采的自相矛盾。然而，尼采对道德“专制暴政”的思考，尤其是对道德的社会意义的思考，还需要进一步梳理。

所谓尼采的“自相矛盾”至此仍未解决：一方面，尼采反对普遍适用的“精神专制暴政”，反对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普遍接受的准则，鼓励一些人创造自己的“善与恶”标准；⁽²⁰⁵⁾但另一方面，尼采预言社会上会出现精神的“奴隶制”。要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必须回到尼采哲学面对“内行”人这个方面：尼采无意将他的哲学教给所有人。⁽²⁰⁶⁾当查拉图斯特拉离开隐居的山洞到人间宣讲“超人”，在市场中却无法吸引任何信众，于是调整立场，寻找另一种听众。尼采不再向公众讲话，只想找“创造者、收获者和欢庆者”。⁽²⁰⁷⁾

尼采策略的改变，应该跟他“人人都不一样”（die Menschen sind nicht gleich）的观点联系起来考虑。⁽²⁰⁸⁾所谓“gleich”亦可译为“平等”，若译为“平等”，主要是指一个人的法律和政治权利；但尼采反对的“gleich”是一个道德概念。例如，他攻击“卢梭式的道德”时说的一段话，⁽²⁰⁹⁾若从政治及法律角度出发去翻译，可以得出非常“反动”的主张：

平等施于平等的，不平等施于不平等的——这才是真正正义的口号；其逻辑推论也一样：“绝不把不平等的变成平等。”

尼采用着重字体的方式特别强调他反对的是一个道德概念，似乎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尼采强调这一点，是要把“ gleich”跟具有法律政治的解释区别开来，则我们起码可以认为，这个词应该避免翻译成“平等”。其实若将“人人都不一样”译成“人人都不平等”就不好理解。若从人们之间有差别这个角度去翻译，则意思就会非常不同：

以同样的施于同样的，以不一样的施于不一样的——这才是真正公平的口号；其逻辑推论也一样：“绝不把不一样的变成同样。”

关键是最后的那句话。这跟个人主义的“温和”尼采追求个性和独立的理解毫无矛盾。

“人人都不一样”的解读可以有两层意思：第一，人有不同的能力；第二，人有不同的欲望。这两层意思互相关联。人的不同有许多原因，包括他们的肤色、才能和社会地位。联系尼采的其他论点，“人人都不一样”主要是心理或精神方面。首先，尼采认为不是所有人都要求独立，或成为“自由精神者”，因为“独立只为非常少数的人而设；是强者的特权”⁽²¹⁰⁾。独立需要力量。⁽²¹¹⁾另一方面，尼采认为大多数人会觉得顺从习俗会更舒服和更安全，因为要成为一个“个人”就是要把自己提升到传统和习俗之上，那就会很危险，会被社会当成疯狂。⁽²¹²⁾要离群，要成为一个“个人”，“既不服从，也不管治别人”，这并非一种乐事，而是一种惩罚：“被判处为个人”⁽²¹³⁾。“最一般的”情况是，人们出于恐惧，害怕遭到社会的排斥，而接受其他人的价值标准、习惯与传统作为自己的价值标准。⁽²¹⁴⁾尼采虽然注意到在现时代，人们对成为一个“个人”的态度已经改变，但上述的道德意识保留了下来，成为一般人的“畜群本能”（Heerden-Instinkt） ⁽²¹⁵⁾而且，要成为一个“个人”就意味着要成为一个非道德主义者，因为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规律来衡量并做出抉择，而不是按照传统。也就是说，个人要创造出自己的“善与恶”标准。尼采认为，人们的道德实践有两种主要倾向：第一种是创造道德价值标准；第二种是接受及依从现有的律例及价值标准。这两种不同的道德实践，是两种不同的人能力差异的结果，也是道德功能把人分成指挥者与受指挥者的结果，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人不可避免地分成精神的“主人”和精神的“奴隶”。⁽²¹⁶⁾必须再强调的是，尼采所谓的“奴隶制”跟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无关，他说过：

活跃的人通常都缺乏更高的活动——我是指个人的活动……今天如同往常一样，人分成两种；奴隶和自由人。谁没有每天把三分之二的时间划给自己，不管他是谁，是个政治家也好，做生意的也好，当官的也好，或者是个学者也好，他都是奴隶。⁽²¹⁷⁾

尼采所谓的“奴隶制”既跟与社会地位无关，只能从“精神”的意义去理解。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尼采既然认为人们存在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心理和价值取向，那么他的“精神专制暴政”、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等等这些表面上互相冲突的论点，若不是指所有人，或适用在所有人身上，而是指出各人不同，不同的人应各适其适，也就不存在卡谬所指的自相矛盾的问题。

尼采认为精神“奴隶制”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注意的是，尼采并不希望社会上有一种普遍适用的道德，他预言“现代人由不同的道德……所决定”⁽²¹⁸⁾。因为“一个个人或个人的观点的影响越普遍，越无条件，他所影响的大众便更划一，更低下”。所以，一个唯一的“霸主”，无论是政治或精神意义上的，都并非尼采所希望有的。在他看来，真正“高级”的文明，必须有“逆向的运动”，而人们在其中只能创造出“派别”。⁽²¹⁹⁾尼采希望见到一个社会里面有一群有影响力的独立的个人。这些个人一面互相竞争，同时通过“精神殖民”（geistigen Colonisation）而拥有他们所“奴役”的大众。⁽²²⁰⁾现代社会的很多现象都是这些观点的很好注脚：歌星、影星与其“追星族”；时装设计师及其不顾是否适合自己就盲目跟随的潮流；商界、产业界之争夺各种“标准”的制定；各种宗教社会团体和运动及其领袖，都是在各自领域建立“奴隶制”，而甘愿做“奴隶”和不得不做“奴隶”的人的确不少。而《动物庄园》中“一切动物皆平等”后来添上“但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一句，就并非完全是“拿破仑”的阴谋诡计，而是有现实和“民意”的基础。按照这个思路推演下去，尼采眼中的现代民主政治，也不是直接的“庸众”专制，而只是一些“霸主”在争夺影响力和话语权。“霸主”可以制造“民意”。在这种意义上，尼采认为现代民主造成“奴隶制”。

尼采的“精神专制暴政”和“人人都不一样”这两个论点不能解释为政治独裁，还有一个理由，跟“人人都不一样”的第二个解释有关：不光是专制的个人与群众之间存在不同，就是这些个人之间，也存在不同。 由于这些个人是精神“霸主”，他们的差别既在能力方面，也在欲望方面，或他们“霸占的”（colonized）领域方面。这种解释有一定的根据，就是尼采经常提出的告诫：“成为你自己”（Werde，der du bist！） ⁽²²¹⁾。尼采既劝诫人们“成为你自己”，他不可能鼓吹强人的政治独裁，也不可能建立一套新的人人服从的“善恶”标准，跟基督教一样。正是这个原因，尼采并不想推广任何道德。⁽²²²⁾

尼采的道德理论有很多相当精彩和辩证的地方，“人人都不一样”和“成为你自己”可算是其中两个突出的命题，而且也揭开了不少所谓尼采自相矛盾之谜。尼采，一个非道德主义者同时又是个道德主义者；剖析道德的同时又重订道德定义；提出“成为你自己”这个既普遍适用，而又没有抑制个人独特志趣和欲望的标准；一方面彻底否定和消解了原来基本上是压制个人发展的普遍道德价值，另一方面提出没有普遍一律的价值标准的“成为你自己”，和自创善恶标准的个人道德，同时还保留了“自我克服”这种道德本质压制功能，又能让人发扬“权力意志”以求上进发展。这种最个人化和个性化的“道德”，一方面仍然是“普遍”的，另一方面又符合各个个人的特点和要求，并不强求一律；一方面是压抑自己的，另一方面又是发扬自己的，压抑是为了更有效的发扬和提升。这种新的道德观念似乎特别适应现代社会，也可以认为是尼采对现代道德理论和观念做出的可能是最具创意的贡献。

由于尼采要他的读者成为他们自己，所以要他们听他的，同时也不听他的。聂哈马斯并不了解尼采的这个立场，把它看成是个“中心难题”。⁽²²³⁾表面上，尼采以狄奥尼索斯为代表的道德自然主义，以及以“权力”为基础的“善与恶”的道德标准，⁽²²⁴⁾虽然与基督教的标准对立，毕竟仍然是一种道德价值，尼采因此也仍然是鼓吹一种道德，与基督教等的道德主义者没有根本的区别。但尼采鼓吹的道德跟以往的道德根本不同，因为它的“自我克服”并非压抑自我，而是提升和发扬自我，并非要求社会全体成员屈从统一的规范，而是让人各适其适。尼采所宣扬的“权力意志”或狄奥尼索斯精神也因此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每个人仍然可以有不同的目标，更不妨碍一个人成为他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尼采上述的道德价值“超越善恶之外”。

尼采把道德主义者分成两种，一种是新的道德主义者，也许就是前面谈过的“自由精神的道德主义者”，另一种是“道德说教者”。尼采认为新的道德主义者不想其他人以他们为榜样。⁽²²⁵⁾这很能说明为什么尼采多次表示不愿意收门徒。⁽²²⁶⁾很明显，他只要教给个人而不是所有人。一般的人仍然是要依附模范，或者遵循现有的道德规范。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还有一个原因使尼采不可能去鼓吹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当“道德说教者”推行的道德价值终于得到普及，“上面所有的金子都会因为舞弄得太多而磨损掉，里面所有的金子也会变成铅”⁽²²⁷⁾。所以尼采说，“共同的善”是“自相矛盾：任何能够是共同的东西，常常都没有多少价值”，因为“伟大的东西仍然只属于伟大者，深邃的只属于深刻者，微妙和令人颤栗的只属于精炼者，总之，所有稀有的都只属于稀有者”⁽²²⁸⁾。况且，所有哲学流派的说教者都会堕落，最后只是想“以哲学谋生”。⁽²²⁹⁾任何道德价值一旦成为社会主流就会贬值，失去深刻与伟大，即使并未失去对群众的控制。这跟鲁迅所谓宗教流布越广、革命影响扩大，其精神反会“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观点几乎如出一辙。⁽²³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