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尼采的温和倡导者

第三节　“反政治”的历史背景

“温和”的尼采并不是“非政治”，他的“危险”也不仅仅是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而孤独的尼采也没有跟当时的社会政治绝缘。彼得·贝格曼（Peter Bergmann）指出，即使是尼采的“捍卫者”考夫曼，虽然努力把尼采跟世俗政治划清界限，还是隐约地显出尼采卷入了一些政治问题。事实上，尼采表面上脱离尘世的学院生涯，也跟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¹¹²⁾然而那些把尼采政治化的分析通常都是“强横”的诠释和批评。卢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可以算是“强横”批评派的代表之一。他按照正统马列主义分析尼采，主要是把哲学思想当成社会历史的反映，而社会历史的分析则有一套预先设定的原则，所以对于尼采对特定社会问题的独特见解，只是按预先设定的原则去套，而不再做具体分析。因此，卢卡奇认为尼采哲学代表“帝国主义时代的前夜”及其“建立日耳曼帝国的努力”，并将尼采抨击俾斯麦及日耳曼帝国的事实，解释为尼采批评他们动用武力行动不足，扩充野心不够，反对民主不彻底，⁽¹¹³⁾明显歪曲尼采的意见，其原因恐怕是方法与对象之间文不对题。卢卡奇并非不知道自己的理论框架套在尼采上会产生很多矛盾，但他竟然说：“我们蓄意不去注意他神话结构的突出矛盾。如果我们用逻辑—哲学去考虑这些矛盾，我们就要面对最刺耳最突出、而又互相排斥的任意主张的可怕混乱。”所以他只选择符合自己解释的部分，而“蓄意不去注意”不合意的部分，这种粗暴做法跟“强横”派的包姆莱尔并无不同，难怪他们都一致排除尼采核心思想之一的“永远重现”。⁽¹¹⁴⁾

本书也没有按流行的说法，把虚无主义作为尼采思想的历史背景。理由有三：第一，可能受存在主义影响，不少论者认为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揭示“上帝已死”，导致道德沦丧，真理灭亡，造成或促成虚无主义成为欧洲现代文化主流。阿尔贝·卡谬（Albert Camus，1913—1960）可算此说的典型代表，然而“上帝已死”既非尼采发明，⁽¹¹⁵⁾他也不认为虚无主义是当时的产物；第二，这种观点主要根据尼采的《权力意志》，但《权力意志》并不可靠，已见前述。《权力意志》把虚无主义编辑成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前提，但虚无主义不是尼采关心的中心问题，这个词到1880年才出现在他的笔记中，到1886年才见于他的著作⁽¹¹⁶⁾；第三，由于俄国革命的影响，虚无主义在政治上跟无政府主义及恐怖主义有一定联系。⁽¹¹⁷⁾尼采明显与这种虚无主义无关。⁽¹¹⁸⁾其实，即使根据《权力意志》也不能把虚无主义当成尼采思想的背景。此书一开始就指出虚无主义根源于基督教道德，虽然也延伸到现代性问题，⁽¹¹⁹⁾但并非等到尼采等人发现“上帝已死”，才造成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尼采“重估一切价值”不是全盘否定道德和传统，⁽¹²⁰⁾而是颇为复杂的要克服虚无主义的“虚无主义”；或者说他的虚无主义同时是破坏性和建设性的。⁽¹²¹⁾把尼采当成是纯粹破坏性的反基督及摒弃道德的虚无主义者，是片面的。尼采正式出版著作中的所谓虚无主义，一直都是指否定生命的基督教及德国理想主义（主要是康德的道德理论及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现代性），跟一般的理解其实不同。⁽¹²²⁾因此本书不以“虚无主义”为背景来探讨尼采的思想。

本书采纳了两种概括尼采社会政治思想的说法，这两种说法多少得到尼采本人的肯定：尼采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尼采的理论是“贵族的激进主义”。这两种说法正好包含了必要的历史背景分析，以及尼采哲学的政治社会含义。

贝格曼跟正统马克思主义及存在主义的分析不同，从尼采生平入手，把重点放在跟尼采有关的德国自由民族主义（或民族自由主义）上面。他指出，在政治上言之，尼采以及他那辈人是在俾斯麦1862年上台后，经历19世纪60年代的一连串重大事件而成长起来的。⁽¹²³⁾俾斯麦上台标志了德国历史的转折点，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统一德国，德国民族主义自1848年以来便一直为此奋斗。在经济上，德国战胜法国后加速了工业化进程，虽然俾斯麦对此事实上并没有计划去实现。⁽¹²⁴⁾总之，德国在俾斯麦治下进入现代的历史阶段。

在思想界方面，德国自由民族主义作为俾斯麦时代之前和之间的主流政治思想，很能够说明尼采的政治态度。1806年拿破仑以莱茵河联邦取代神圣罗马帝国之后，引发德国民族主义思潮和政治运动，成了德国自由民族主义的前身。⁽¹²⁵⁾德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也有法国大革命的根源。法国大革命的成功给德国人带来希望，令他们以为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社会制度。然而，大革命初期的理想主义和世界大同的目标，很快就让位于平衡势力范围的外交政策，与王公贵族结盟，牺牲人民利益等等实用主义政治妥协。虽然德国民族主义的出现主要是对法国大革命幻想破灭，但其目标是把德国从王公贵族手中解放出来，所以仍是法国大革命理念影响的结果。⁽¹²⁶⁾

这种原来的自由民族主义跟后来普鲁士的自由民族主义有显著的不同，例如，前者包容和支持各州本身的政治和文化特性，⁽¹²⁷⁾后者则在各个方面都要求全国一律。因此，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德国1871年的统一并非他们原来理念的实现，而是牺牲民主和社会改革换来的结果。俾斯麦仅仅利用民族主义为普鲁士容克贵族利益服务，换一种说法，则德国并非统一，而是被普鲁士占领。⁽¹²⁸⁾因此，德国自由民族主义者对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不可避免地感到困惑和失望。 自由民族主义运动终于因此分裂，其中反对俾斯麦的成员也就湮没在历史的大潮之中。⁽¹²⁹⁾

在这个历史环境中，尼采年轻时候的政治态度跟1848年和1866年的民族自由主义很接近，他当初也以为俾斯麦的政策是自由主义的。尼采虽然没有在实践上，但起码在思想上走上一条跟民族自由主义相似的道路。在1871年之前，尼采还是波恩大学的学生时，对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的新民族自由主义佩服得五体投地，只因为西贝尔会在耶拿举行的全国学生联谊会节庆中演讲，便计划参加节庆活动。⁽¹³⁰⁾尼采虽然已入籍瑞士，但他也不惜请假以志愿卫生员身份参加了普法战争，⁽¹³¹⁾也是支持德国自由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但服役期间尼采目睹战争的恐怖，因病退役后便转而反对新的德意志帝国及其民族主义，认为普鲁士是“致命的反文化”，是“对文化高度危险的权势力量”⁽¹³²⁾。德国在普法战争的胜利是尼采思想的分水岭，也是德国自由民族主义运动的分水岭。(www.xing528.com)

把尼采放到上述的历史政治环境，贝格曼用“反政治”一词来形容尼采的政治立场。⁽¹³³⁾贝格曼的论点建立在尼采《瞧这个人》中一句话，尼采在书中说自己很可能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¹³⁴⁾。必须指出，在《瞧这个人》定稿本送出后，尼采在1888年12月底写信给出版社要求把这一节整节换掉，但出版社没有按照尼采的要求改换，因为替换稿批评了弗尔斯特—尼采，所以出版社知会了弗尔斯特—尼采，而弗尔斯特—尼采则把尼采的替换稿销毁，已见前述。考夫曼等的英译是照旧版译出，科利和蒙蒂纳利编的《尼采全集》则按尼采最后的意思更改。其实整个句子在付印稿上也是加插上去的，似乎尼采对这种说法也不是太肯定。但换上一节尼采写于更近失常时候的文字是否明智，似乎也值得商榷。⁽¹³⁵⁾另一方面，尼采在另一处也用了“反政治”一词，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意思，而且“反政治”跟他主要的思想的确密切关联，所以也不能简单予以否定。

按贝格曼研究，“反政治”出现在宗教战争期间，世俗的联邦用这个词来批评那些坚持神权政治的人们。到了19世纪，政治学家也用它来抨击对手，以“保护政治的自主”。 1878年尤利乌斯·弗勒贝尔（Julius Froebel）用这个词来抨击尼采热心支持的华格纳运动，在弗勒贝尔看来，华格纳运动“将舞台变成教育年轻人的新机构”，把“内在世界的激情投射到外在的政治舞台”，贬低了政治体制，因此是“反政治”的。弗勒贝尔所谓的政治限定在“议会活动与外交关系”，虽比尼采的狭窄，但其中的“议会活动”却也是“反政治”与“反现代性”的交接点之一。华格纳运动的反对者还认为，这个运动是“把极端现代的审美价值跟反现代的政治价值连接起来”的“意识形态的颠覆活动”。⁽¹³⁶⁾“极端现代的审美价值”和“反现代的政治价值”这两个用语很值得注意。贝格曼指出，尼采的“反政治”态度是反对“现代化企图吞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咄咄逼人的势力”⁽¹³⁷⁾。关于“反政治”与反现代性的问题，后面还会讨论。贝格曼归纳尼采“反政治”的态度还可以从《偶像薄暮》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文化国家”只是个摩登想法——在这个问题上不该骗自己了：文化跟国家是死对头。双方靠损害对方而生存，靠损害对方而繁荣。所有文化的伟大时代都是政治衰落的时代：文化上伟大的常常都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¹³⁸⁾

这既能说明为什么文化要感激政治衰弱的时代，为什么尼采嘲笑所谓德意志文化在普法战争中也是胜利者的看法，也可解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所谓国家控制不到的地方才会有“超人”出现。⁽¹³⁹⁾把这些散落的“主题词”和主题归纳起来，可见尼采的“反政治”包含两个重点：文化与政治是对立的；文化活动的价值比其他社会活动的价值更大。贝格曼认为，尼采的“反政治”是对1848年以后40年政治的反动，是当时思潮的“反主题”（anti-motif） ⁽¹⁴⁰⁾基于相近的原因，戈洛·曼（GoloMann）称尼采是俾斯麦时代的“造反者”。⁽¹⁴¹⁾不过，与其说尼采针对俾斯麦的政策及第二帝国的专制，不如说是针对现代国家的本质特性。俾斯麦时代也就是德国现代化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尼采的批评也就是针对现代化产生的文化后果，亦即现代性。

但是，贝格曼称尼采是个“失败主义者”就值得商榷。贝格曼认为尼采后期偏执的政治态度，是对民族自由主义失败的反应，也是试图扭转当初对德国民族自由主义的政治承担（commitment） 。⁽¹⁴²⁾贝格曼显然无视德国自由民族主义在德国统一后分裂的事实。即使尼采是个民族自由主义者，他排斥民族自由主义后来的“庸俗性” （philistinism），完全可以理解为批判民族自由主义对原来理念的背叛，而不是要扭转当初的支持。况且，贝格曼所揭示尼采跟民族自由主义的关系尽管重要，其实并不密切，恐怕连若即若离都谈不上，说成是“承担”，未免言过其实。尼采对民族自由主义者的支持也不见于他的著作。若认为尼采是1866这一代人的发言人，未免夸大了他的政治地位和代表性。尼采跟民族自由主义的契合，也许仅仅是历史背景和某些政治见解的相同。尼采这种复杂的态度其实也出现在他跟德国浪漫主义的关系上，德国民族主义是从浪漫主义中发展起来的，有研究者认为尼采并非是个简单的浪漫主义者，而是复杂的反浪漫主义的浪漫主义者。⁽¹⁴³⁾也许尼采只算是个民族自由主义的“同路人”，跟鲁迅与共产主义差不多。贝格曼的论点还有一处值得商榷。尼采绝大多数的著作都在德国统一后出版，很难理解这些著作只是“扭转当初的承担”。

作为一个哲学家，尼采思想的政治意义并不局限在特定的政治斗争。尽管尼采不是“非政治的”，但他并没有、也无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不应该仅仅参照当时欧洲社会政治的动态来考察。尼采主要关心的是道德和文化的问题。如果要说尼采参与了政治活动，他也只是通过文化和道德批评来间接参与。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另一个尼采政治思想的解释，即“贵族激进主义”，就可以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