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论述：中国温和的尼采

第二节　《权力意志》和遗稿及阅读尼采问题

要“回归”尼采，首先要面对“回归”什么文本，亦即尼采著作的问题。尼采生前出版及经他定稿的著作，没有太大争议，问题最大的是《权力意志》。弗尔斯特—尼采宣称，《权力意志》是总结尼采哲学体系的杰作，她的观点为阿尔弗雷德·包姆莱尔（Alfred Bäumler，1887—1968）所接受。包姆莱尔是个哲学教授，是在学术上将尼采解释成符合第三帝国意识形态的关键人物。⁽⁵⁹⁾因此，《权力意志》成了尼采纳粹化的主要资源之一。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主要思想家所讨论的尼采，从存在主义的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尼采，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从《权力意志》里来的。其中最突出的当然要数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他两厚卷《尼采》的立论便以《权力意志》为基础。但是《权力意志》并非尼采的一部作品，西方学者对于如何利用和评价这本书也存在很大分歧，有主张把它跟尼采其他著作一视同仁的，也有主张两者严格分开的，⁽⁶⁰⁾他们由此得出的尼采哲学往往截然不同。如何看待《权力意志》成了诠释尼采的一个关键问题。

通行本《权力意志》最惹争议之处在于，它从写作计划、目录大纲到内容，都可说并非尼采的原意。首先，作为写作计划，它早已为尼采放弃，并非由于尼采早逝未及完成。查《权力意志》作为书名首先出现于1886年春题为“十本新书的题目”（Die Titel von 10 neuen Büchern）的草稿中，其副题为“对世界的一种新理解的探讨” （Versuch einer neuen Welt-Auslegung） 。⁽⁶¹⁾后来尼采在《道德的谱系》（Zur Genealogie der Moral，1887）中虽然说过要写一本书叫“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Der Wille zur Macht：Versuch einer Umwerthung aller Werthe），但很快就改变了出书的主意。原拟的副题“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则变成了另一个写作计划的标题，而这个计划经过多番减削，从原定的四部到最后变成《反基督》（Der Antichrist）这本薄薄的小书的副题，就连这个副题尼采也考虑去掉。⁽⁶²⁾可见“权力意志”的写作计划其实早已取消，根本不代表尼采哲学最终体系（《权力意志》虽非尼采最终“巨著”，但尼采似未终止“巨著”写作计划，这是另一个问题）。

再者，《权力意志》从大纲到内容亦非尼采的原来设想。《权力意志》最初其实是成书于弗尔斯特—尼采之手。 自从1895年取得尼采著作的出版权后，她便动手找人编次尼采的遗稿。尼采遗稿中有很多份《权力意志》的大纲，她从中选出一份做全书的目录。这份大纲写于1887年，有破损，标题只剩下“所有价值”，⁽⁶³⁾是否尼采不满这份大纲而把它撕掉则不得而知。她为何看中这份大纲亦无从稽考。⁽⁶⁴⁾不过，这份大纲绝非定稿，不同版本不下十数，而且都有很多改动，特别是获选的这一份，跟之前和之后的大纲草稿尤其不同，兹举要比较如下：⁽⁶⁵⁾1886年春的第一份大纲（没有副题）：

1.等级制的生理学

2.伟大的正午

3.纪律与养育

4.永远重现

同年夏，出现了另一份大纲（书名悉同通行本，章题从略）：

第一部：危险中之危险（虚无主义的表现）

第二部：价值（逻辑等等）之批判

第三部：立法者的问题（中论孤独的历史）

第四部：敲锤

1887年3月的一份，标题残缺，只剩“所有价值”，此即通行本所采用的大纲。各部并未分章。

第一部：欧洲的虚无主义

第二部：高等价值的批判

第三部：新价值建立的原则

第四部：纪律与养育

1888年春的一份（书名悉同通行本）：

第一部：衰落的价值　无私的人的伟大言辞的批判

第二部：为什么分明　来自“和睦的灵魂”“英雄”的

是衰落的价值掌了权　“同情”

第三部：作为价值　　殉道者谦虚（人们

歧义的现代性　　　　怎么向它忏悔……）

第四部：未来的价值

（作为人的更强的表达方

式）：它首先必须在此……

1888年夏的一份（书名悉同通行本，章题从略）：(www.xing528.com)

我们这些北极人——奠定问题的基础

第一部：“什么是真理？”

第二部：价值的来源

第三部：价值的战争

心理学家消遣

第四部：伟大的正午

1888年夏这份，实际上也是最详细完整，而且也是最后一份，跟弗尔斯特—尼采所选大纲相差很远，说明尼采要表达的思想，并非他们所认为的那些。

让我们再看看里面所收的文字。弗尔斯特—尼采主持编订的《权力意志》第一次出现在15卷“大八开本”的尼采文集时，只收483节，到稍后的袖珍本才增至1067节，成了现在通行的样子。但从现存尼采遗稿来看，尼采放弃写《权力意志》之前其实准备了374节文字，其中只有270节收进了通行本，另外的104节中，20节编入《权力意志》以外的遗稿，84节则一直未发表，要等到1967年以后，乔治奥·科利（Giorgio Colli，1917—1979）和马兹诺·蒙蒂纳利（Mazzino Montinari，1928—1986）合编审订版尼采全集陆续出版，才第一次公诸于世。而且即使是尼采准备的文字，弗尔斯特—尼采他们也没有按照尼采的意思处理，其他材料也是任意编排，有时将原来一篇拆成几段，有时去头截尾，前后颠倒，甚至插入无关信稿。⁽⁶⁶⁾弗尔斯特—尼采版《权力意志》的主体其实是所谓“80年代遗稿选编”（Aus dem Nachlaß der Achtzigerjahre），是他们按“权力意志”主题筛选的遗稿，⁽⁶⁷⁾，并非真有《权力意志》草稿。显而易见，《权力意志》并非如弗尔斯特—尼采所宣扬那样，是部未完成的著作。正如蒙蒂纳利指出：“从那些为《权力意志》而准备的笔记中所形成的是《偶像薄暮》（Die Götzen-Dämmerung）和《反基督》；而其余的就只是遗稿。”⁽⁶⁸⁾可以说是绝大部分《权力意志》所收草稿性质的定论。弗尔斯特—尼采他们借此“书”宣扬的“强横”尼采，也就失去了根据。

那么，这些80年代遗稿在尼采思想研究中究竟占什么位置呢？这些遗稿的写作时间正是尼采最多产的时期，1883年到1888年间，尼采一共完成了八本书，包括《超越善恶之外》（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论道德谱系》、《偶像薄暮》、《反基督》等主要著作。早在1906年便有人注意到，尼采80年代遗稿相对于已出版著作并无新意，⁽⁶⁹⁾虽然这个观点不完全正确，稍后再论。若对照这些遗稿和尼采同时期出版的著作，其中一部分的确可以与那些著作相互参照发明，很能体现尼采当时的“心路历程”和思想变化。换言之，80年代遗稿有助于我们对他的思想发展和著作的理解。但是也正如考夫曼所指出，这些草稿所展示的是尼采一些未成熟的看法，它们并不能代表尼采最终的观点，不应与尼采审定和润色好并已经正式出版的著作等量齐观。⁽⁷⁰⁾草稿有助于了解他的思想，但并不等于可以代表他的思想，道理是很明显的。哈罗德·艾德曼（Harold Alderman）就认为，它们既然不是尼采未出版著作的草稿，又没有被尼采采用，那只能说明一点，尼采并不想用它们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80年代遗稿是被尼采舍弃的草稿。⁽⁷¹⁾这个说法相对于尼采当时出版的著作而言，是对的。至于后人如何执著其中片言只语借题发挥，变幻出种种惊世哲学与政治把戏，都不能算是尼采研究。例如德希达根据法译《欢乐之学》的附录所收集尼采遗稿中，抽出一句没有上下文的“我忘了带雨伞”，玩弄出各种可能的解释，出神入化，⁽⁷²⁾但由于没有上下文，即使再有哲学贡献，都只能算在解释者账上，很难说与尼采有关。

可是，考夫曼在另一处却表示，处理80年代遗稿的困难不下于整理黑格尔的著作。⁽⁷³⁾由于黑格尔的著作其实部分是他学生上课的笔记，记录者不同，时间也有差异，所以同一讲题内容也不完全一样，考夫曼的这个比喻给人一个错觉，好像尼采80年代遗稿是他其他著作的不同版本，而他舍弃这些手稿只是因为不满它们的表达方式而已。另一方面，尽管考夫曼指出了《权力意志》存在的问题，但他在实际引用里面的材料时却很随便，也鲜加解释，基本上把它当做一部尼采著作，或尼采著作的不同版本。但尼采之所以把这些遗稿搁置一旁，看来并非仅仅是表达得好不好的问题，也因为里面表达的观点。伯恩德·麦格纳斯（Bernd Magnus）指出，那些力图把尼采纳入传统哲学范畴的人，诸如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阿瑟·单图（Arthur Danto）的分析哲学、理察德·夏持（Richard Schacht）等，主要都依赖《权力意志》。⁽⁷⁴⁾换言之，80年代遗稿里面的确有一些在已出版著作中没有的观点。这些遗稿里特有的观点是否如科利所认为的那样，是尼采考虑到“内行”与“外行”之别（esoterisch/exoterisch）而予以放弃呢？⁽⁷⁵⁾笔者表示怀疑，因为当查拉图斯特拉放弃在市场宣讲“超人”时，尼采已不考虑“外行”的听众，他心目中的读者已经是少数人，⁽⁷⁶⁾所以科利的理由似乎不符合尼采的想法和思路。还有一件事足以表明尼采对他的遗稿不屑一顾。尼采在1888年最后一次离开斯尔斯·玛里亚（Sils Maria）时，曾留字指示房东杜理希（Durisch）烧掉他留下的一箱草稿，⁽⁷⁷⁾但杜理希没有烧，这些草稿最后落入弗尔斯特—尼采手中，成了她编辑《权力意志》的原材料。⁽⁷⁸⁾这件事说明，如果我们采用《权力意志》，有可能用尼采要烧掉的草稿去解释他的思想。

如果《权力意志》或所谓“80年代遗稿选编”包含尼采没有采用的草稿，而弗尔斯特—尼采用尼采一份弃用的大纲来编辑那些草稿，把他们抽离原来的语境即原来笔记本中的位置，将意义套在大纲的解释范围之内，其误导性质是很明显的。当然，这些草稿本身可能有哲学价值，对于研究尼采思想发展也是不可多得的材料，但真正代表尼采思想的应是他已出版的著作。遗稿对研究尼采的“不可多得”之处，在于有助于我们理解尼采的思路，理解尼采已出版著作。不过也应该指出，不是所有从遗稿中得出的尼采哲学观点都是不可靠的，因为正如前面所说，80年代遗稿中有些只是已出版著作的异文，例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知识即权力”虽得自《权力意志》，其实亦见于《超越善恶之外》和《论道德谱系》。然而，这也只是再一次表明，《权力意志》对研究尼采哲学思想的实际意义和价值究竟有多大。

《权力意志》的问题暴露出来之后，研究者把注意力扩大到所有没有出版的遗稿，以确定他们的真正语境。但尼采全部遗稿的性质和内容，其实比《权力意志》更加复杂，其中包括片言只语、格言、计划、大纲、标题、前言、图画、胡涂乱画、账单、收据，等等，还包括当初并未出版著作的最后定本。⁽⁷⁹⁾蒙蒂纳利指出《权力意志》存在问题时，认为“遗稿可以说明和补充与之相关的已出版著作”⁽⁸⁰⁾。这些笔记记录了尼采的“意识流”，对于了解他思想的形成，肯定会有帮助。然而，如果我们要用遗稿来说明尼采的思想，便会产生一些问题。例如，我们怎么确定所用的遗稿并不是尼采要放弃的那些呢？我们怎么能确定，尼采认为那些遗稿准确地表达了他要表达的意思呢？我们怎么能确定，尼采就是想用那种方式来表达他的思想呢？

自从1972年新的审定版尼采著作开始出版之后，超出《权力意志》数倍之多的尼采遗稿终于按照更可靠的写作时间顺序编排，其性质也更清楚，研究者也因此对使用尼采遗稿越来越谨慎。迈克尔·田纳（Michael Tanner）就认为，尼采“没出版的著作和他已出版的著作，在任何情况底下都应该划清界限”，这应该是“普遍接受的方法论原则”。田纳并批评海德格尔将尼采遗稿的重要性置于已出版著作之上的观点。⁽⁸¹⁾而一些仍然毫无鉴别地利用《权力意志》的著作，在学界已受到批评。⁽⁸²⁾一些学者亦改变策略，尽量避免使用尼采的遗稿。⁽⁸³⁾为了避免争议，丹尼尔·布雷齐尔（Daniel Breazeale）提出使用尼采遗稿的三项原则：第一，采用遗稿材料必须注明是来自遗稿；第二，如果遗稿中的观点跟已出版著作有差异，必须说明；即使没有差异，采用遗稿材料最好能够得到已出版著作的支持；第三，诠释尼采的观点首先应该根据已出版著作，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把遗稿当成真正的尼采哲学的代表，而把已出版著作当成是为“外行”人而写。⁽⁸⁴⁾这三项原则很恰当，虽然滥用如故者仍大有人在。⁽⁸⁵⁾

蒙蒂纳利认为，尼采在都灵昏倒失常时，一切亦已了结，包括他的写作计划。那么遗稿就只是反映尼采已完成著作的思路，一切到此结束。不过，尼采虽然放弃了《权力意志》的计划，但似乎并没有放弃“巨著”的写作。根据托马斯·布罗布杰尔（Thomas H. Brobjer）的分析，尼采尚未失常的最后五年，仍在进行“巨著”的写作，估计内容涉及“永远重现”和欧洲“虚无主义”的历史，而《权力意志》只是其中考虑过并放弃了的一个计划而已。⁽⁸⁶⁾如果尼采没有放弃“巨著”的写作，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了结一切，那么他的遗稿中的一部分，便有可能是“巨著”的一部分，或“巨著”的准备材料。按照蒙蒂纳利整理编辑尼采遗稿和著作所得出尼采利用笔记的习惯，一些一时没有采用的笔记，还有可能留待将来使用。这就使遗稿的性质和用途变得更加复杂。但在舍弃、烧掉、互相参照发明、留待后用之间，我们对“互相参照发明”一类，尚可从已出版文本中得到印证，部分舍弃的笔记也可以通过对照做出推测，但其余相当大的部分属于哪一类，恐怕不可能确认，也永远不会知道尼采的意图。即使我们能够确定某些遗稿属于“巨著”的一部分，由于“巨著”没有写出，也不知道最终会不会放弃，那些材料最后会用在什么语境之中，甚至究竟用不用。我们只能够永远存疑与推测。

20世纪90年代，一位美国人匿名捐资帮助修复和保存尼采手稿，伯恩德·麦格纳斯参与计划并发现尼采手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未送到歌德—席勒档案馆收藏，而只是装箱放在魏玛一个高尔夫球会屋顶潮湿的储物间，而研究者关注的尼采笔记其实还有很多，科利和蒙蒂纳利合编的审订版尼采全集，由于编选原则等种种原因，其实只收了遗稿很小的一部分。按蒙蒂纳利原来估计，新版全集会收录四成遗稿，但麦格纳斯发现实际可能只占一成半。⁽⁸⁷⁾尼采全部著作和手迹现由“尼采资源组织”（Nietzsche Source Organization）整理上网。⁽⁸⁸⁾当这些文稿经过辨认、整理、考订之后，尼采遗稿肯定将以更全面准确的面目出现，而尼采研究也将进入一个超越蒙蒂纳利全集版本的新阶段，虽然恐怕还要等上一段不短的时日。

基于上述的理由，本书有关尼采的地方只依据他已出版的著作，及以这些著作为根据的阐释。但对于所谓“巴塞尔遗著”（Basler nachgelassene Schriften，1870—1873） ，还需要说明一下。“巴塞尔遗著”是尼采早期一批没有正式出版的著作，包括就职演讲和一些大学讲稿，如两场在巴塞尔大学关于希腊悲剧的公开讲演，及《论我们教育体制的未来》（Über die Zukunft unserer Bildungsanstalten，1872）的讲稿，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算发表；此外还有《希腊悲剧时代之哲学》（Die Philosophie im trägischen Zeitalter der Grechen，1873）及《论真理与谎言的非道德意义》（Über Wahrheit und Lüge im auβernoralischen Sinne，1873），虽然也没有出版，但已经定稿；其他如《狄奥尼索斯世界观》（Die dionysische Weltanschhauung，1870）亦已经过修订。可能由于它们相对而言是定稿的原因，审定研究版尼采文集把它们跟其他遗稿区别开来。⁽⁸⁹⁾本书虽然没有太多采用“巴塞尔遗著”，但也把它们当做可以代表尼采思想的材料，也接受以它们为依据的诠释。至于未出版的草稿材料，偶然也会出现在脚注以补充及阐明尼采的论点。至于跟鲁迅的比较，既然有“折射”、“过滤”的现象，则歪曲的解释也应该考虑。然而，前面已经提过，早在1906年便有人注意到，尼采遗稿相对于已出版著作并无新意，虽然这个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但就本书涉及的问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没有必要借助遗稿来解释尼采。

尼采遗稿争论的背后，还有诠释尼采更严重的问题。截至20世纪90年代前，至少有两种极端的诠释方法。第一种以海德格尔和单图为代表，将尼采思想纳入他们的思想系统里面；另一种以德里达为代表，夸大尼采著作支离破碎的状态，主张把词句抽离上下文的“随意玩弄”（free play）。尼采并不营造一个哲学系统，他反对系统，⁽⁹⁰⁾以系统或分析哲学的方法去阅读尼采，难得其要领。另一方面，尼采看似支离破碎的文字，并不意味它们是任意地放在一起。尼采的读者应该会同意特蕾西·斯特朗（Tracy Strong）的观点，即尼采的著作“有一股（一贯的）冲劲”⁽⁹¹⁾；或者如考夫曼所云，尼采著作“常常依赖主题词（Leitworte），这些词语是某一段的核心，得到特别强调，然后在其他地方再出现，由此建立很自然的互相参照关系……使意义更加丰富”。他的每段格言通常牵涉多个方面的问题，虽然独立自足，但也能跟其他所有格言产生联系，可以互相参照发明。⁽⁹²⁾要掌握尼采思想的“一贯冲劲”或主题词，我们也许应该依照尼采推荐的方法来阅读他，像传统语文学家那样慢慢地读，像注疏那样仔细地读，像牛“反刍”一样读。⁽⁹³⁾“反刍”地读正好就是寻找分散在他著作中的主题词，得出它们准确的意思，以及尼采思想一贯的地方。

笔者认为，要了解尼采著作还有两点必须注意。尼采曾向一个美国记者介绍自己的著作：“我的书有丰富的心理经验”⁽⁹⁴⁾。从他孤独与超脱的一生来看，尼采所谓“丰富的心理经验”主要应该是从自己内心深处挖掘出来的经验，而再从这些经验引申出对各种哲学、道德、文化、社会等等问题。正如哈罗德·艾德曼所说，“尼采的著作就是他真实的生活”，是一个哲学家对生活的回应。⁽⁹⁵⁾所以，对尼采一些道德文化甚至社会批评的出发点或动因，有时候可能需要了解他独特的“心理经验”。另一方面，尼采主要关心的是道德问题。尼采认为道德跟宗教一样起源于无知的年代，分不清现实与想象的区别，所以道德是一种符号语言，不能按字面去理解，否则就会非常荒谬。⁽⁹⁶⁾但尼采很多时候正运用这种符号语言，所以他的一些说法，也不应该按字面去解读。然而，不管我们采用什么阅读方法，如何充分考虑到尼采思想和风格等特点，诠释本身仍然是个问题。

正如解构主义者所主张的，也是很多尼采读者所注意到的，尼采质疑语言与真相的联系，⁽⁹⁷⁾质疑诠释能否做到客观可靠。他提出一些跟后来现象学和阐释学所谓的“视界”很相似的观点：

我的眼睛……只能看到一定的距离，我就生活和活动在这个距离所圈定的空间，这条地平线制定了我的直接命运……我们感觉的习惯，把我们跟感官的谎言和蒙蔽编织在一起：这些也就是我们所有判断和“知识”的基础……我们坐在自己的网中，我们这些蜘蛛，无论网中捕获的是什么，都只能是那些正要自投到我们这个罗网的东西。⁽⁹⁸⁾

诠释显然受到主观的限制，但也由客观形势造成。尼采更强调主观方面的问题，甚至把“诠释的本质”特征说成是“强加、调节、省略、删除、补缀、无中生有、伪造”等等。⁽⁹⁹⁾作为广义的诠释的翻译，从古典文化的承传过程看来，也是“一种征服的方式”⁽¹⁰⁰⁾；真相纯粹是幻觉。⁽¹⁰¹⁾简言之，没有文本，没有真实世界，只有诠释。然而，尼采也知道得很清楚，有人难免要问：“如果这个论点也只是一种诠释呢？”⁽¹⁰²⁾那么，他就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当这个论点把目标变得毫无意义的同时，它本身也变得毫无意义。亚历山大·聂哈马斯（Alexander Nehamas）不同意尼采对真相的“观点角度论” （perspectivism），认为把“可能的谬误与实际的谬误”跟“诠释与纯粹的诠释（mere interpretation）”等同起来，未免过于鲁莽。⁽¹⁰³⁾“诠释”这里是指探求符合真相的解释，而“纯粹的诠释”则指避谈真伪的解释，也不妨称为“为诠释而诠释”。

尼采也许否定诠释的任何真实性，然而，跟阐释学的困境差不多，“对事实的了解不可能存在，从这一点出发，人们却要求了解必须存在”⁽¹⁰⁴⁾。面对这种矛盾的处境，尼采预测世上将有“无限的诠释”。⁽¹⁰⁵⁾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解构主义，从尼采处得到启发和支持，认为所有诠释都是误解，所有阅读都是误读。⁽¹⁰⁶⁾笔者并不同意解构主义这种极端的立场和态度。当然，诠释能否绝对忠于事实，值得怀疑，但如果因为诠释的真实性有可疑之处（真实性此处主要指文本与事实的联系、作者的真正意图、及文本的准确理解），而否认诠释与现实的联系，则未免走了极端。相对于“纯粹的诠释”，到底还有以著作文本及文献文本为依据的诠释。从时间上说，诠释得出的意义（significance）也许是无限的，但就文本而言，文本以语言为基础，而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必须具备确定的意思（meaning），能让大家理解，尽管语言也发展变化，但文本的意思还受作者写作意图和语境、作者与当时读者的语言环境以及其他有关文献和文物的限制，因此解释所能得出合理的意思，恐怕是有限的。⁽¹⁰⁷⁾

本书也许只是提供了“鲁迅与尼采”的另一种诠释，但决不是“纯粹的诠释”，因为它有大量的文本及历史文献分析做基础。阿希海姆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尼采的影响，认为应该避开尼采诠释正确性的问题。⁽¹⁰⁸⁾但本书不认为阿希海姆可以回避“真伪”问题，也不认为文化史研究可以回避“真伪”问题。所谓“真伪”，就是把尼采的观点和论点，放回他思想整体及文本语境中去验证，是否一贯或自相矛盾，是否符合一些最基本的认识及实践的“常理”。然而，本书无意向读者提供尼采思想最终极的“正确”解释，或完全符合尼采原意的解释，而且它只针对其中一种主要的尼采诠释传统，即所谓“温和尼采”的传统。“强横”派对尼采政治利用的历史事实，前面已经揭示过。“强横”的解释产生很多矛盾，相对而言，“温和”的尼采传统和诠释较符合尼采思想的整体及文本的一贯性，而且这个传统更接近鲁迅。但更重要的是，这个传统还能揭示出为什么尼采和鲁迅迄今仍为评论者、研究者所注意的根本原因：“鲁迅和尼采”的问题对我们还有现实意义。

最后，还有两点必须说明。任何思想家都有思想发展的过程，各个阶段自然有不同，尼采也不例外。尼采研究者一般把作为哲学家的尼采思想划分为三个阶段：《悲剧的诞生》时期（1872—1876） ；《人间的，太人间的》时期（1877—1881）；《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时期（1882—1889）。其中只有第一个时期因崇拜华格纳，后与他决裂，部分观点变化比较大。接着第二阶段是中间过渡时期，最后是成熟时期，观点自然有所发展，但没有根本的改变，可以说是相当一贯的。不过，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有一个常为论者所忽略的微妙而非常重要的区别。第三阶段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始，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从“前言”开始。在“前言”中，查拉图斯特拉向人群宣讲“超人”失败之后，得到启示：应该向同伴宣讲，向打破旧诫律的创造者宣讲，而不是向人群宣讲，⁽¹⁰⁹⁾也就是说，查拉图斯特拉/尼采开始转移读者对象，他的话专门针对精神、文化创造者而发。笔者认为，尼采转移读者对象不仅仅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而是从这本书开始的整个阶段。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哲学适合所有人，尤其是大众。

尼采失常前完成的几本著作——《华格纳事件》、《反基督》、《偶像薄暮》、《瞧这个人》，里面有不少“过激”言辞，对此如何理解，也要说明一下。尼采失常有一个过程。他在1889年1月3日，在意大利都灵目睹一匹拉车的马受到鞭打，于是流泪抱马并随即昏倒，自此举止言行均已失常。但在此之前，他于上一年的12月初，便先后起草了两封信给德王威廉二世，一封给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并要附上《瞧这个人》（尼采认为此书会毁灭俾斯麦），⁽¹¹⁰⁾恐怕精神已经不是很健全。流泪抱马事件前，他也写信给一些朋友，语无伦次，弗兰茨·区华贝克收信后立即赶赴都灵接尼采到巴塞尔，尼采当时还在修改他刚出版的《华格纳事件》，⁽¹¹¹⁾虽然他的修订没有反映在新的版本上。尽管如此，尼采这些失常前夕的著作里面，仍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和一贯的思想，而且尼采当时到底尚未完全失常，如何断定哪些词句是发疯，哪些尚属正常，只能见仁见智，其实根本是不可能的，绝大多数研究者也没有把它们排除在外。

下面我们以这种文本和解读为基础去探讨尼采的社会思想及其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