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中国温和尼采：强横派的政治利用

第一节　“强横”派的政治利用

尼采在世时“温和”与“强横”两派的影响已经存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陆续出版时，一些反犹太人的杂志和团体便称尼采为“同志”，尼采对他们谬托知己非常生气。⁽²⁾另一方面，奥地利一个左倾的社会主义小圈子也讨论过尼采，研读他的《悲剧的诞生》，又寄刊物和生日贺卡给尼采。据称，尼采赞他们的刊物办得不错云云。⁽³⁾“温和”派当时是占主流的，“强横”派其实是后来居上。尼采著作多处抨击德国人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抨击国家是反文化，压制个人思想自由和创造发展，跟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对立。⁽⁴⁾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尼采被当成战争的思想罪魁，后来又获得法西斯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赞赏，更被当成纳粹意识形态的导师，其中有复杂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原因，而对这个变化起关键作用的，是尼采的妹妹伊莉莎白·弗尔斯特—尼采（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1846—1935）。

早在20世纪30年代，艾里希·波达赫（Erich E. Podach）已对弗尔斯特—尼采利用尼采略有揭露，但可能由于当时政治形势，没有引起注意。德裔美国学者华尔特·考夫曼1950年出版《尼采：哲学家、心理学家、反基督徒》（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时也有揭露，此书在英语世界引起很大反响。德国卡尔·施雷胥塔（Karl Schlechta）在1954年到1956年出版三卷本尼采文集，重编尼采哲学笔记，打破《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的神话，并在校订记中揭发弗尔斯特—尼采篡改尼采著作和书信。由于施雷胥塔曾在尼采档案馆参与尼采全集的编纂工作，他的揭发引起很大的轰动，形成西方为尼采“非纳粹化”的“平反”热潮，并引来波达赫等对《权力意志》的讨论。考夫曼把他们的观点做了介绍和补充，在英语世界广为人知，⁽⁵⁾在学界影响很大。在“平反”尼采的过程中，弗尔斯特—尼采自然成了尼采哲学纳粹化的元凶。她所受到的批评可概括成四个方面：一、杜撰《权力意志》是尼采未完成“巨著”的谎言；二、篡改尼采著作及书信；三、通过回忆录塑造符合自己需要的尼采；四、配合纳粹推动尼采运动。

施雷胥塔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尼采档案馆编辑出版尼采全集时，便已经发现弗尔斯特—尼采篡改尼采的书信，手法包括把收信人换成自己，把信中不利自己或不符合自己保守思想的段落删除，等等。⁽⁶⁾例如，尼采在1888年10月左右给弗尔斯特—尼采写了一封信，弗尔斯特—尼采把其中“德国人是最斤斤计较的民族”、赞赏德王反对反犹太人的立场以及鼓励弗尔斯特—尼采学德王的态度等等语句和段落，全部删除才出版。⁽⁷⁾弗尔斯特—尼采也篡改尼采的著作，例如，销毁《瞧这个人》一段批评她的话，⁽⁸⁾删掉《反基督》中“白痴”等数字，封锁尼采遗稿中“枪毙皇帝”及有辱王室的句子，⁽⁹⁾等等。然而，正如考夫曼已经注意到的，她所做的手脚，其实零星琐碎，而且也不全面彻底，因此这些篡改对尼采思想的诠释不会构成太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对尼采思想“强横”化和纳粹化没有起很大作用。罗伯特·荷卢布（Robert C. Holub）因此认为，平反论者为了洗刷尼采而把责任全推到他妹妹身上，⁽¹⁰⁾但右翼和纳粹势力之接受尼采，的确离不开她的推动。即使她的篡改不起大作用，她编辑和编造的尼采却有很大影响。

弗尔斯特—尼采写了两本尼采回忆录来宣传她的尼采。由于她是尼采的妹妹，垄断了尼采所有文献，又是已失常的哲学家的监护人，所以除尼采挚友、内幕知情人和研究者外，很少人会想到要挑战她的“权威”。她对自己的垄断也抓得很紧，曾威胁尼采的忠实信徒、两度参与尼采全集编辑工作的彼得·嘉斯特（Peter Gast，原名Heinrisch Köselitz，1854—1918）不要写尼采传记；即使有人质疑她，她也很能跟对方纠缠，令对方“封口”。例如，尼采的挚友弗兰茨·区华贝克（Franz Overbeck，1837—1905）对她歪曲利用尼采一直很反感，曾拒绝向她提供尼采给他的信件，弗尔斯特—尼采因此对他恨之入骨，通过官司禁止其他出版社发表尼采给区华贝科的书信，甚至诬蔑区华贝科在尼采失常时没有照顾好尼采的稿件，造成《权力意志》手稿的遗失。她又怀疑尼采档案馆早期的编辑弗里茨·科格尔（Fritz Koegel，1860—1904）抄录了尼采斥责她的书信，于是通过律师禁止科格尔发表那些文字，并将禁令延伸到他的子女。⁽¹¹⁾

弗尔斯特—尼采的回忆录多不可靠。据说，她母亲便抱怨她的《尼采生平》（Das Leben Friedrich Nietzsches，1895）“改动事实”⁽¹²⁾。书中引述尼采的话大都没有出处。⁽¹³⁾又如，她说尼采告诉她“权力意志”概念出现的故事，是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看到一团普鲁士士兵在极度困乏中仍坚持进攻，使他明白生命的本质并非为生存而斗争，而是为权力的意志。但这个故事肯定是捏造出来的，因为“权力意志”这个概念在差不多十年后才出现在尼采笔记中，⁽¹⁴⁾作为概念正式出现在《欢乐之学》，作为术语则在1883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第十二章《论自我克服》才正式出现，⁽¹⁵⁾而且跟战争毫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她在思想上和尼采根本矛盾，也不懂尼采的哲学。

弗尔斯特—尼采在1882年看上一个积极排斥犹太人的伯恩哈德·弗尔斯特（Bernhard Förster，1843—1899），并协助他搞反犹太人的签名请愿。⁽¹⁶⁾尼采对他们的关系颇不快，曾写信责备她说：

对你自己、对我，你都干了一件极愚蠢的事！你跟一个反犹太人头子的交往，与我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一次又一次地使我感到愤怒和伤心……跟反犹太主义的关系要绝对干净清楚，也就是反对它，一如我文章所说的，这对我来说是关乎名誉的问题。⁽¹⁷⁾

1885年他们结婚时，尼采也没有去参加婚礼。⁽¹⁸⁾尼采自称是个“好的欧洲人”（gute Europäer），所谓“好的欧洲人”是主张打破民族国家界限，通过种族融合而达到文化融合发展的理念，⁽¹⁹⁾所以跟反犹太主义势不两立。⁽²⁰⁾弗尔斯特—尼采并不同意她哥哥的思想，《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有反基督教的思想，她曾设法阻挠出版。⁽²¹⁾她也不懂尼采的思想，曾请一位研究歌德的学者、也是尼采仰慕者的鲁道夫·斯泰纳（Rudolf Steiner，1861—1925）为她讲授尼采哲学。据斯泰纳回忆：

弗尔斯特—尼采女士对她哥哥的信条完全外行……（她）缺乏任何……逻辑分析能力……缺乏任何客观性……昨日还是红色的东西，今天她就能令自己相信的的确确是蓝色的。⁽²²⁾

斯泰纳很快就放弃教她。弗尔斯特—尼采虽然缺乏逻辑分析能力，但却很会宣传，而且很有办事能力。

早在接替丈夫经营巴拉圭日耳曼人殖民地“新日耳曼尼亚”（Nueva Germania）前，弗尔斯特—尼采就显露出她做生意的能力。这个“新日耳曼尼亚”殖民地目的是要摆脱犹太人的“污染”，建立纯粹日耳曼人的天堂，但实际上是一项移民土地投资计划，不过巴拉圭政府在地权转让问题上附带苛刻条件，拨出的土地也很难开发，弗尔斯特最终面临破产而服毒自杀。弗尔斯特—尼采掌控“新日耳曼尼亚”期间，连骗带哄，吸引了一些投资者，包括自己的亲戚，但尼采没有上当。谎言败露后，她一面胁迫殖民者写信攻击那些揭发内幕的人，一面秘密卖掉“新日耳曼尼亚”的资产，并串通母亲，以照顾尼采的名义写信叫她回去，最后在大义与美名的掩护下，安然脱身回到德国。⁽²³⁾

弗尔斯特—尼采脱身前，已发现尼采在知识精英之间甚受欢迎，影响比自己还大。她立即就看到出名和赚钱的机会，回德国后改姓为弗尔斯特—尼采，并运用手段从她母亲那里夺得尼采著作的编辑出版权，开始她的尼采“产业”。但她出版尼采著作是为名利，整理编辑出版《权力意志》首先考虑的也是赚钱。⁽²⁴⁾当时学界对她的编辑方法并不赞成，也拒绝合作。⁽²⁵⁾但她仍能在1921年从耶拿大学得到荣誉博士学位，又三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由于弗尔斯特—尼采喜欢跻身上流社会结交权贵，所以开销很大，财政经常紧张。为了钱，她并不坚持什么原则立场。例如，她反犹太人，但一直资助她尼采事业的瑞典银行家恩斯特·逖尔（Ernest Thiel）却是犹太人，逖尔不知道她过去反犹太人的活动，而她也欣然暂时“忘记”自己的立场，多次要求对方代为还债，提供养老金。⁽²⁶⁾

反犹太人是德国狭隘民族主义的表现，也是纳粹“民意”基础的主要组成部分。弗尔斯特—尼采因此倾向“强横”派，并反对促成世界性“温和”尼采影响的勃兰兑斯。⁽²⁷⁾她对尼采的“强横”化和纳粹化虽具备主观因素，但受社会历史外在因素的制约，要待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有实现的机会。所以她操控的“尼采产业”也有前后期之分，前期主要是“产业”，争取经济地位与社会声望，政治立场模糊；后期主要是“运动”，旗帜鲜明推行投合右翼当权者的“尼采运动”。(www.xing528.com)

在前期阶段，尼采在德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颇为复杂。自从勃兰兑斯做了介绍之后，尼采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受人注视，反过来促进德国国内的尼采影响，从次文化和小圈子扩大到全国文化主流。在英语学界，R.辛顿·托马斯（R. Hinton Thomas）于1983年为纠正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把尼采当作帝国主义哲学家的片面认识，揭示了这段时期尼采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等等的影响，⁽²⁸⁾但由于目的是为了纠偏，所以主要突出左翼政治和社会运动，并不全面。随着尼采研究的日益深入，史蒂文·阿希海姆（Steven E. Aschheim）从文化史的角度入手，对尼采在德国的影响做了更全面的研究，指出当时德国正开展一场“尼采争夺战”。这场“争夺战”虽然可以用“左”、“右”两派的对立，或用“温和”与“强横”两派的斗争来概括，但都未免掩盖了尼采影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最值得注意的是，主要的社会运动内部，包括犹太人团体、反犹太人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各种基督教团体，都存在赞成与反对尼采两派。⁽²⁹⁾政治运动上的左右两派也同样复杂。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对尼采的态度便有点暧昧，他固然批评尼采哲学是贵族的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哲学，但也没有把他完全当成敌人，认为“尼采崇拜在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是有用的”，对于那些有文学才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尼采只是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³⁰⁾。党内尼采左派因不满党内主流融入建制，参加议会选举，而倾向革命的尼采；而党内的尼采右派则宣扬尼采式的立法贵族精英，为他们参与议会政治做说辞。德国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有所谓尼采左派和右派。尼采左派认为尼采同样是追求“人类的解放”，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尽管尼采严厉地批评社会主义，有人认为他的批评涉及现代文化，能够深化社会主义，并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他提出的问题，因此社会主义才是尼采学说的真正继承者。其中，恩斯特·布洛赫是融汇马克思主义和尼采哲学的有名的德国哲学家。事实上，19世纪末将马克思和尼采融合已经成为欧洲的一股潮流，主要围绕两个问题：社会与个人、个人自由发展与社会公正。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就作过这方面的努力。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党利用尼采已在德国掌控了话语权，正统马列主义已经把尼采当成敌人，仍然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华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5—1943）为尼采的革命精神和作用辩诬。

另一方面，纳粹党及其前身的国家主义及种族主义运动也分两派。赞成尼采者认为他反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等等，又提出“重估一切价值”，正符合他们进行彻底社会革命的目标，尤其是尼采许多术语诸如“超人”、“权力意志”、“主人道德”等等，都可以用来支持强人专政、军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策和主张。但对立的一派则认为，尼采代表堕落的欧洲，并抨击其个人主义、反对国家和攻击反犹太主义的观点。但赞成者得到纳粹官方支持，于是一些论者对尼采有违纳粹意识形态的言论，只好解释为早先犹太人的歪曲（按：勃兰兑斯是犹太人），或认为只须经过过滤，便无损尼采对纳粹主义的思想贡献云云。

尼采的影响复杂而多样，但也可以说是有一定的“可塑性”。弗尔斯特—尼采的“尼采产业”前阶段，虽然各种势力和影响都存在，但“温和”派仍占上风，就以她两个财政上的主要支持者来说，瑞典银行家恩斯特·逖尔和哈利·科斯勒伯爵（Count Harry Kessler）仰慕尼采都是因为尼采反传统，追求新的理想文化和精神，要成为“好的欧洲人”。科斯勒熟悉并支持一些激进的理论和运动，有“红色伯爵”之称。⁽³¹⁾他们的主张跟弗尔斯特—尼采不同，而弗尔斯特—尼采真正的观点和立场在他们面前也有所收敛。1883年，她在《孤独的尼采》（Der einsame Nietzsche）一书中就为自己的反犹太人立场辩护，⁽³²⁾显然是对外部情势的妥协。尼采档案馆成立后，她经常在馆内举办的聚会，吸引了欧洲各国尼采的仰慕者，使档案馆成为德国国内外的尼采文化中心。但围绕尼采档案馆的文人知识分子，大部分都不是反犹太人的支持者，更不是军国主义的崇拜者。但弗尔斯特—尼采也设法掺进“强横”的成分，例如在1898年聘任一个经常写文章反犹太人的阿图尔·塞德尔（Arthur Seidl）为尼采著作的编辑，又将两个表弟安排进档案馆工作，其中里夏德·艾勒（Richard Oehler，1878—1948）是纳粹支持者，后来积极把尼采哲学配合纳粹宣传；马西·艾勒（Max Oehler，1875—1946）是个军人，希特勒还未上台就已经支持他。⁽³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她终于可以打破支持“强横”派的禁忌。

战争一开始，弗尔斯特—尼采立即在柏林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尼采与战争》（Nietzsche und der Krieg）说尼采会欢迎这场保卫祖国的战争：

如果竟然有人是战争的朋友，爱战士和斗争的人，而且将最高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这个人就是弗里德里希·尼采。“我战争中的兄弟！我全心全意爱你们，我过去是、现在还是你们的同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的英雄口袋里放着《查拉图斯特拉》而开赴敌人的领地。⁽³⁴⁾

文章极度夸大尼采在普法战争不到一个月的志愿卫生员的工作，说他奔走于枪林弹雨之中。而事实上，尼采当时给朋友的书信中都没有讴歌战争，只描述战争的残忍和恐怖。⁽³⁵⁾ 1914年她还写文章称尼采是“真正”的普鲁士人，代表了普鲁士的最高尚的价值观，完全漠视尼采认为普鲁士反文化因而非常危险的批评。⁽³⁶⁾ 1916年她又写文章，把喜欢法国文化的尼采，歪曲成早就憎恨协约国的英、法而热爱德国的思想家，⁽³⁷⁾又大量赶印出廉价版《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赚钱，战后还说是鼓舞了军队士气，向兴登堡邀功讨赏，缓解尼采档案馆的财政困难。⁽³⁸⁾正如阿希海姆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尼采的影响更深一步推入德国民族主义及右翼阵营；协约国传媒把大战渲染成为一场欧洲尼采战，可以说也给弗尔斯特—尼采帮了大忙。影响所及，美国战前曾大力推介尼采的著名记者孟肯（H. L. Mencken，1880—1956）还因此被捕。⁽³⁹⁾总之，在弗尔斯特—尼采的努力下，尼采档案馆已成为“一股强有力的反革命潮流的中心”⁽⁴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弗尔斯特—尼采加入极保守的德意志国家人民党（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推动反对魏玛共和国的尼采运动。⁽⁴¹⁾随着魏玛共和国的失败，恩斯特·逖尔也因战争影响家道中落，尼采档案馆便倒向右翼阵营。1931年墨索里尼和一个大力赞助纳粹的香烟大亨先后给档案馆可观的捐款。在弗尔斯特—尼采活动影响下，墨索里尼参与创作的一出关于拿破仑的戏剧于1932年在魏玛公演，公演期间，当时尚未上台的希特勒亲自到弗尔斯特—尼采的包厢送上一束玫瑰。希特勒上台后，私下捐款并通过政府拨款资助尼采档案馆。原本倾向支持兴登堡的弗尔斯特—尼采，于是转而全面支持希特勒，也得到希特勒回报，并到尼采档案馆参观，使尼采得到纳粹的正式认可。另一方面，恩斯特·逖尔和哈利·科斯勒则先后疏远弗尔斯特—尼采，后者于纳粹上台后回到法国，在日记中写下“目睹尼采和尼采档案馆变成这样，真够令人落泪”；一度支持尼采档案馆的罗曼·罗兰（Roman Rolland，1866—1944）于1933年退出“尼采档案馆之友会”，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也于同年避离德国，连比较右倾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亦于1935年辞去尼采档案馆的尼采全集编辑执委会成员的职务。尼采档案馆上下连看门的都是纳粹党徒，成了纳粹党的外围组织。⁽⁴²⁾“强横”派尼采运动在德国可谓取得了全面胜利。

对尼采遭右翼政治利用，罗伯特·荷卢布设法为弗尔斯特—尼采开脱，⁽⁴³⁾指出她的保守观点跟当时许多德国人没有什么区别；墨索里尼作为一个外国领袖且资助档案馆，她因此对他热情赞赏是能够理解的。当然，把尼采往右翼阵营拖的人不少，具体把尼采哲学解释为法西斯和纳粹的先驱，亦非弗尔斯特—尼采。⁽⁴⁴⁾但她并非一个普通的德国女人，而是尼采的妹妹，而且掌握尼采已出版和未出版著作，她的言行，诸如宣扬尼采哲学是战争哲学，把尼采档案馆变成纳粹党外围组织，等等，对尼采影响的走向自然起关键作用。荷卢布还提出，弗尔斯特—尼采在回忆录虽引述尼采批评犹太人，⁽⁴⁵⁾但也指出尼采从来都不反犹太人。但我们已经知道，她写回忆录的当时正接受犹太银行家恩斯特·逖尔的资助，荷卢布对此应该也是能够理解的。她对墨索里尼的热情态度和转向支持希特勒，的确很能让人理解她的为人。纳粹党上台后，弗尔斯特—尼采做出投合当政者的抉择，也就顺理成章。⁽⁴⁶⁾正是她这些令人能够理解的行动，使“强横”派尼采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阿希海姆在其《德国的尼采承传1890—1990》的《后话》中，专门讨论尼采与纳粹，原因之一是“这个问题，我们仍然摆脱不了”。⁽⁴⁷⁾但尼采的影响非常广泛，为什么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时远离政治的尼采“中派”如存在主义和先锋派文学可以摆脱，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左派”中的尼采左派可以摆脱，唯独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尼采右派纳粹政治摆脱不了呢？如果我们相信阿希海姆的文化史研究是没有价值判断的话，这种情有独钟的选择实在有点费解。阿希海姆选择性论述的倾向性其实也很明显，就是质疑考夫曼所塑造的具有自由主义和人文主义外观的“温和”的尼采，要推翻考夫曼的“霸权”，而强调尼采与纳粹的联系。⁽⁴⁸⁾阿希海姆引述了很多学者的疑问：马丁·杰（Martin Jay）提出，为什么是尼采而不是其他思想家能够误读成纳粹的行为？华尔特·索克尔（Walter Sokel）提出，如果真如考夫曼所解释，纳粹的尼采纯粹是歪曲，则何来尼采与纳粹联系的问题？雅格·德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认为，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伪造的。尼采的文本虽然是开放的，“但是，如果在一个仍然开放的时代轮廓当中，只有一种政治自称或自我宣告是尼采的，而这个政治只会是纳粹，那就有必然的意义，应该对其整体后果进行探究”。阿希海姆引述这些问题，似乎忘记了自己研究的最大贡献之一：尼采在德国承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纳粹并非尼采在政治领域中的唯一影响。索克尔的问题问得有点莫名其妙。德希达的疑问也忘记了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纳粹党是个专制执政党，对意识形态有严格控制，后来更掌握整个国家机器为其宣传效劳，虽然并不能伪造所有东西，但却可以伪造相当一部分东西。⁽⁴⁹⁾谎言说上千遍的确可以变成“事实”。熟识“文革”时期鲁迅研究的读者，相信对这类“事实”并不陌生。

正如鲁多夫·昆兹里（Rudolf E. Kuenzli）指出，“把尼采纳粹化无疑是对他的作品最凶暴和最大规模的歪曲”⁽⁵⁰⁾。前面已略有介绍，让我们看看华尔特·考夫曼所举的例子。尼采在《人间的，太人间的》中讨论欧洲犹太人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只存在于民族国家之中，犹太人由于更高的智慧及长期积累的精神财富而招人嫉妒，成为许多国家推诿灾殃的替罪羊。但一当国家取消，各民族融合，这个问题便可以解决，而犹太人正是这个欧洲混合民族的有用而必须的合成分子。虽然每个民族和个人都有不良及危险的素质，犹太人也不例外，“也许股票交易所的年轻犹太人是人类最可厌的发明”，但欧洲受犹太人的好处实在不少。⁽⁵¹⁾然而理夏德·艾勒只截取“也许股票交易所的年轻犹太人是人类最可厌的发明”一句，便声称“尼采思想跟纳粹运动的种族观点和奋斗目标一致，认为须下一番工夫，才能从中找到证据，这种想法实属多余”。又如所谓“金毛兽” （die blonde Bestie）被德国种族主义者解释为条顿民族的象征——所以中译有“金发碧眼野兽”，但其实并非一个种族优越概念，因为它包括阿拉伯人和日本人。⁽⁵²⁾此外，将查拉图斯特拉鼓励创造者的“变得狠” （werdet hart）和“寻求知识者”的“活得危险”（gefährlich leben）用在战场上的战斗，⁽⁵³⁾也是很好的例子。其实阿希海姆也介绍了很多事例，例如尼采“好的欧洲人”是针对德国种族沙文主义而发，是欧洲文化融合的主张，但纳粹论者毫不客气拿来为他们扩张侵略和奴役其他民族的政策服务，宣称德国人才有资格当“好的欧洲人”，其他人应受德国领导和统治。⁽⁵⁴⁾

考夫曼之所以成为“霸权”的原因之一，⁽⁵⁵⁾可能是因为他指出很多研究尼采学者的失误。例如，布林顿将两派尼采的理解各打五十大板，认为尼采是一半纳粹一半反纳粹，考夫曼指出这是因为布林顿运用纳粹出版的尼采材料时，没有核对尼采的原话，因此接受了纳粹宣传断章取义的解释。纳粹尼采专家恩斯特·贝尔特拉姆（Ernst Bertram，1884—1957）借口尼采思想存在矛盾，随意利用他的片言只语，而且不注明出处。针对贝尔特拉姆的这种做法，考夫曼提出两个方法去化解这些看来是矛盾而实际上是歪曲的解释：第一，核对引文出处及原本上下文的意思；第二，是从尼采哲学、尼采思想发展，及尼采的基本意图这个更大的语境去考察。⁽⁵⁶⁾对于第一点，是研究的基本素养，即使只是研究文化史，可以回避对错，但对歪曲造假则有责任指出说明。对于第二点所谓“更大语境”虽然存在主观不确定性，但这里只是说去考察，也就是说去验证具体引文的诠释跟“更大语境”的诠释之间有没有产生矛盾，并非已设定一正确无误的“更大语境”，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做法。

阿希海姆在《后话》中还引述艾里希·沃格林（Eric Vögelin）的观点，认为尼采理论故作模糊，引人误会，造成种种后果，自身难辞其咎。罗伊·帕斯卡尔（Roy Pascal）在英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导言》中说：“我们甚至不能认为他（按：指尼采）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是遭到歪曲的，因为他自己可会说，思想之真寓于其效果之中。”⁽⁵⁷⁾贝勒尔·朗格（Berel Lang）一改以前的观点，认为尼采虽然反对法西斯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设法防止自己遭到曲解，但因为防止工作做得不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要对自己的影响后果即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承担责任。⁽⁵⁸⁾这些论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愿意去检查尼采原话及其上下文。然而，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只是推卸责任的理由。

这种不问是非真伪，只按社会效果评断的逻辑推演开来，其实非常荒谬。朗格在文中还从商品推销和产品使用法律责任的角度来说明问题，意思大约是这样：菜刀是切菜用的，歹徒拿来杀人行凶，菜刀使用说明书没有清楚说明不可，所以菜刀对杀人要承担责任；或曰，菜刀“本质”是刀，可以伤人，所以成为谋杀的凶器并非偶然，菜刀与凶杀有必然联系，等等。但如果我们接受“效果决定论”的推演，恐怕就要否定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宗教、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天主教曾在南美杀人如麻，美国民主自由平等理念下有过奴隶制和种族歧视政策，中国有“文化大革命”，原来的理念是否都有责任？罗兰夫人就说过：“自由！自由！多少罪恶皆假汝名以行！”人们是否也要反对自由？所以“效果决定论”背后的逻辑，其实恐怕是不肯去深入研究的逻辑，如果不是偏见的逻辑的话。朗格面对尼采反对种族主义、强权政治的事实，甚至承认尼采设法防止别人曲解，但仍认为尼采要为纳粹罪行承担责任，根本原因之一恐怕是朗格对尼采的一些用语，按字面理解而又不核对原话上下文，亦即采用了“强横”读法。所以要避免歪曲利用，归根到底是要“回归”尼采本身，回到阅读尼采，不脱离文本语境去探讨他的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对所谓歪曲利用的问题，尼采责任的问题，应可以同时做出一个有文本及历史事实根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