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尼采与美学方向的变革

第三节　美学方面的转移与学术深化

第二阶段或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中开始，可能由于热潮过后，自然冷却，但更可能是受1983年年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影响，对社会有坏影响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尼采思想，自然少谈为宜，所以虽然得到唐弢提倡“应该大写”，文章数量却明显减少，而且重点转移到文学、美学方面。

鲁迅研究者中对尼采与鲁迅小说探讨得较好的，首推冯光廉《鲁迅小说研究》（其中第十四章为尼采与鲁迅小说的专章）。⁽⁷⁵⁾冯光廉认为过去的研究者强调了鲁迅与尼采的异，淡化他们的同，“漠视”“尼采精神对鲁迅人格的持久的影响”，为了匡正这种偏颇，着重探讨他们相近之处，及尼采影响积极的一面，并“将视点转移到鲁迅小说中来，主要从中探讨尼采精神对鲁迅人格建构的影响”。冯光廉把鲁迅小说人物归纳为庸众、历史中间物和超人，并认为鲁迅对庸众的看法受尼采影响，而这个尼采影响有积极意义。尼采的进化论和个性主义“参与了鲁迅伟大的人格精神的铸造”，使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与同时代作家很不一样的悲凉、孤独、冷峻与决绝的精神特质。”鲁迅小说的抒情与批判风格的结合，也跟尼采的影响有关。

继续探讨文学方面而比较突出的，有闵抗生和程致中。程致中在1989年开始写了四篇关于鲁迅与尼采的文章，其中两篇专门谈鲁迅的小说，此后中断了一段时间。⁽⁷⁶⁾闵抗生在1986年开始陆续发表文章二十多篇，后结集为《鲁迅的创作与尼采的箴言》，其中1篇专论尼采；1篇鲁迅与尼采的综合比较；2篇比较尼采与《狂人日记》；20篇比较《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与《野草》。⁽⁷⁷⁾闵抗生多年反复阅读尼采著作，比较得很细，例如尤指出《欢乐之学》中象征“超人”的树，跟象征鲁迅自己和“精神界之战士”的枣树非常相似。不过，闵抗生也许对此书太投入，真有点像尼采所谓“血写的书”，因此解读亦并非没有可商榷之处，例如对同情与羞耻的理解，⁽⁷⁸⁾与尼采的角度不尽相同。

尼采与《野草》这个题目一直很受研究者青睐，王本朝的《诗化哲学——鲁迅〈野草〉与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之比较》，⁽⁷⁹⁾及王立世《从〈野草〉看鲁迅对尼采的理解与吸收》，⁽⁸⁰⁾都注意到尼采研究的新动态，并直接从尼采著作中得出自己的见解。新近还有鲁雪莉的《漫漫荒芜路——从文化哲学视角分析鲁迅〈过客〉与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异同》。⁽⁸¹⁾小说方面，这期间译介了高力克的《鲁迅的呐喊与迦尔洵、安特莱夫和尼采的创造性对抗》。⁽⁸²⁾对于文艺方面较全面的比较，有笔者的《碎片、发狂、永远重现的梦魇——从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看鲁迅与尼采文艺上的契合》。⁽⁸³⁾这类文章还有不少，可惜大都发表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学报，很多只见篇目。⁽⁸⁴⁾

第三阶段（或部分），是鲁迅尼采研究学理化的发展。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在选题上倾向学术性、尖端化，论述的语言和方法上也倾向学术性。

1990年，伊藤虎丸的《鲁迅早期的尼采观与明治文学》译介在《文学评论》第1期。这篇文章当时在国家一级刊物上发表，是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第一，它表明学术研究相对自由得到保证，不受1989年政治动荡影响；第二，它也标志了鲁迅尼采研究向学理方向的发展。这段期间最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江泽民在鲁迅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明确说鲁迅曾经受尼采影响，⁽⁸⁵⁾实事求是地纠正过去一切否定鲁迅与尼采联系的种种说法。

在专注学理的氛围下，鲁迅尼采及宗教文化问题，颇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先后有高旭东的《鲁迅、尼采与孔子、耶稣》⁽⁸⁶⁾、刘福勤的《尼采的反基督对鲁迅伦理观的影响》⁽⁸⁷⁾和哈迎飞的《鲁迅、尼采与佛教》。⁽⁸⁸⁾高旭东认为鲁迅和尼采都是他们激烈批判的儒家和基督教的产物。哈迎飞认为尼采和佛教给鲁迅相反的影响，使鲁迅“在冷与热、进与退中保持适当的张力”，还指出徐梵澄、高长虹不仅是尼采迷，也酷爱佛经。关于鲁迅与高长虹和尼采，张梦阳在他的三大卷巨著《中国鲁迅学通史》中专门列出一节，把鲁迅与高长虹的冲突，看成是“狂飙社尼采精神与鲁迅精神的碰撞”的“精神文化现象”来讨论，认为他们在尼采的问题上“既有相合处，又有相异点”，但鲁迅在“中期以后”“由尼采情结中‘蜕变’出来”，所以“他们合也尼采，分也尼采”。张梦阳还认为尼采、高长虹乃至“文革”的红卫兵，都有“否定别人的一切”的“偏执精神”，而这与鲁迅具体分析与取长舍短的精神相异。⁽⁸⁹⁾

潘世圣的《鲁迅的思想构筑与明治日本思想文化界流行走向的结构关系》，⁽⁹⁰⁾韩国李珠鲁的《鲁迅与近代思想——围绕尼采思想的接受》，⁽⁹¹⁾均对明治时代尼采传播又提供了一些材料。李珠鲁还探讨了鲁迅引述尼采的准确性，不过李珠鲁重复了赵瑞蕻一些值得商榷的意见，例如，以为鲁迅《摩罗诗力说》开头译引《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话“新生之作”，是歪曲了尼采“新民族的兴起”的原意，⁽⁹²⁾但查《摩罗诗力说》开头谈的正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兴衰，并非“意味着精神界战士的新生”，鲁迅那句古文从《摩罗诗力说》的上下文来看，也可以理解为民族的新生。

鲁迅博物馆的姚锡佩也在这段期间写了两篇很有价值的文章。第一篇是《鲁迅和瞿秋白的“超人”意识》，除了首次探讨了早期瞿秋白受尼采的影响，在鲁迅的部分也提出一些不落俗套的看法：

尼采的超人思想建立在对黑暗社会的绝望中，因憎恶庸众比那强调自我解放的“利己”。细察这寄托于“利己”的个人主义，非世俗所谓的自私自利之意，乃特指每个人都有全充分发挥生命的潜力，旨在积极地发展人的生命。鲁迅称这“利己”为“爱己”……这正是人道主义的最高目标。

但作为弱国子民，鲁迅不可能像尼采那样颂强憎弱，不过后期鲁迅虽仍有主张“富有独立思考精神，身心发展皆为特出的‘超人’”，但已不是脱离群众的尼采式“超人”。另一篇是《现代西方哲学在鲁迅藏书和创作中的反映》，虽然不是专谈鲁迅尼采，但却是鲁迅尼采研究者所必须参考的文章，因这篇文章除了列举鲁迅有关尼采的藏书及其版本外，还提到一些书，里面有对尼采的评论，例如有一本德文的哲学史小册子就有一节谈尼采，鲁迅后期买了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1866—1938）的日文文集，里面也有舍斯托夫著名的两篇文章《论托尔斯泰与尼采》及《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等等。⁽⁹³⁾

学理探讨之外，也有从鲁迅思想史角度探讨的。汪毅夫在《鲁迅对尼采个人主义的保全和规范——〈1902—1909：鲁迅与新思潮〉》⁽⁹⁴⁾中，指出鲁迅将尼采的个人主义跟进化论结合起来，又将尼采跟极端个人主义区别开来，用“立人”、“立国”来保全和规范尼采的个人主义；后又有《“嵇康的忿世，尼采的超人，配合着进化论”——鲁迅留日时期思想之整体观》，⁽⁹⁵⁾发挥唐弢“嵇康的忿世，尼采的超人，配合着进化论”的观点。唐弢的《鲁迅传》的第十章《多元影响：进化论和尼采思想》，⁽⁹⁶⁾指出鲁迅从未否认自己受尼采影响，后期对尼采虽有进一步较客观的认识，但没有全盘否定他。唐弢还指出，尼采在20世纪前期影响很大，没有读过他的著作也可以受他影响。

冒键的《站在时代巅峰的精神巨子：怪杰疯子狂人——叔本华、尼采、鲁迅风貌比较》找出他们共同的狂人气质、凄苦孤独的心灵以及多疑、悲观、愤世嫉俗等“个性怪癖”。⁽⁹⁷⁾李克的《前期鲁迅的“寂寞”与尼采的“孤独”》认为鲁迅与尼采的孤独虽然相同，但产生的原因不同，表现也不同⁽⁹⁸⁾；后又有《鲁迅接受尼采哲学的原因探析》，指出鲁迅接受尼采跟他“立人”的任务有密切关系，是要塑造一批“超人”，向庸众宣战，挑战传统，批判资本主义物质至上和张扬个性；但自然也有保留，如不用“权力意志”的概念，后期对尼采更多微词，等等；但又认为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体现了尼采的“超人”。崔宝国的《“超人”与“立人”——论鲁迅思想与作品中的个性主义》虽然认为鲁迅个性主义中的“超人”不是尼采的超人哲学，但认为鲁迅的个性主义迄今仍有积极意义。⁽⁹⁹⁾类似探讨鲁迅思想的文章还有一些，可惜目前只看到摘要。⁽¹⁰⁰⁾

有些探讨很具有时代特色。如肖晓玲和谭培文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查拉斯图拉的权力意志》，⁽¹⁰¹⁾是个很好的题目，而作者提出精神胜利法跟“权力意志”有相似的地方，很值得再深入挖掘。但文章认为尼采“权力意志”包含“市场观念”和“竞争意志”，“是市场经济中每一个活动主体必先具备的精神素质”，虽然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大潮，却未免有点黑色幽默。

尼采在中国的“平反”，在这个阶段得到比较多的反映。孙美麟的《异代同响殊域和鸣——浅谈嵇康、尼采对前期鲁迅的影响》，⁽¹⁰²⁾吸收了陈鼓应（也就是考夫曼）“平反”了的尼采，认为鲁迅对尼采是自觉的攫取，首先是“超人”，其次是彻底反传统。鲁迅对尼采并无误解。但又认为尼采“不惜以牺牲庸众来换取一、二天才的出现”，与鲁迅“有本质的不同”。曾促进过尼采“平反”的李洁，在《尼采论》一书中谈及鲁迅尼采时，虽然认为尼采对鲁迅影响积极，但“就主要倾向和思想体系来看，尼采与鲁迅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就具体问题上的具体观点而言，他们两人又有许多相似之处”⁽¹⁰³⁾。程致中在《寻找精神家园中》了解尼采长期遭误解和歪曲，认为“尼采哲学的对象是人，根本上是一种人生哲学”，“鲁迅当时‘醉心于尼采’，还有感情上的共鸣因素”，即他们不为世人所了解的孤独。然而，作者又认为鲁迅的“超人”跟尼采的学说有“本质的不同”，“五四”后加深对尼采的怀疑，“马克思主义帮助鲁迅清算了尼采学说中的消极因素”；虽然鲁迅后期没有完全否定尼采，但“后期鲁迅对尼采学说体系整体性否定，并不妨碍他对尼采学说的某些积极因素有所肯定，有所借鉴”⁽¹⁰⁴⁾。跟李洁的见解差不多，似乎已是一种新的共识。如果这算是一种“共识”，则尼采在中国的“平反”看来也只是“脱帽右派”，至少在鲁迅问题上是如此。

这种转变也反映在《鲁迅全集》的版本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在《人之历史》（1907）中加了一条很长的注释，其中说：

在《文化偏至论》里，作者用肯定的态度评介了一些唯心主义的或个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其中特别是叔本华、尼采这样的人，他们并非如作者所理解的那样，是代表当时欧洲社会的新生力量的思想家，相反，他们的学说是当时已经腐朽的欧洲资产阶级的反动意识的反映。特别是尼采的“超人”思想，后来成了德国法西斯侵略、奴役其他民族的理论根据。作者当时还没有认识这些思想家的本质，但他和尼采等人是有根本区别的。 因为当时中国是处在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作者接受尼采等人的思想影响，是从反封建的现实要求出发，他的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旧传统的呼声，具有与尼采等人的思想不同的政治目的和意义。

在《文化偏至论》关于尼采的注释中又说：

他极端仇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甚至连资产阶级的民主也坚决反对。他的理论反映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垄断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后来成为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据。作者把他当作代表新生力量的进步思想家，显然是当时的一种误解。 以后作者对尼采的看法有了改变，在一九三五年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称他为“世纪末”的思想家。（见《且介亭杂文二集》）

但2005年新版的《鲁迅全集》删掉了《人之历史》的长注，亦删掉《文化偏至论》注释关于尼采仇视社会主义及成为法西斯主义理论根据的部分，不过注释也保留鲁迅误解尼采的进步性，强调鲁迅后来改变对尼采的看法，⁽¹⁰⁵⁾很大程度上仍保留“强横”批评派的说法。作为鲁迅著作的权威出版机构，其立场和态度自然是很有代表性和值得注意的，虽然其影响力恐怕已今非昔比。

在国外，马立安·高力克发表了他“尼采在中国”研究的续编：《中国对尼采的接受（1902—2000）》，文中自然涉及鲁迅。⁽¹⁰⁶⁾值得注意的是，有几位在国内外攻读博士的中国学者，差不多同时选了尼采与中国的课题，其中自然涉及鲁迅与尼采。最早的应是殷克琪（1951—1991）1991年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原为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论文，⁽¹⁰⁷⁾作者用力最勤，资料翔实，可惜完成后便因用功过度去世，后从德文译出在国内发表。1993年李洁的《尼采的“末人”形象在鲁迅那儿》，主要是比较鲁迅批判的中国“国民性”和尼采的“末人”，但一半以上篇幅其实是谈尼采在中国。这篇博士论文曾在瑞士巴塞尔出版，1997年仍以德文在中国出版。⁽¹⁰⁸⁾另又有美国水牛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博士邵立新的《尼采在中国》。⁽¹⁰⁹⁾此前，成芳（杜建成）也出了一本《尼采在中国》，⁽¹¹⁰⁾虽非博士论文，人也不在国外，但水平并不逊色。这些著作也都谈及鲁迅与尼采。

到了21世纪，中外不少博士研究生仍在探讨鲁迅和尼采的问题。2001年，南京大学的姜玉书发表文章，比较鲁迅和尼采“狂人”的不同文化隐喻。⁽¹¹¹⁾

2003年苏珊·魏格琳的学生克里斯蒂安·乌尔（Christian Uhl）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谁是竹内好的鲁迅？》，为探讨竹内好“现代的超克”而对鲁迅与尼采的问题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¹¹²⁾ 2005年魏朝勇的博士论文上篇出版，探讨文学的政治想象，其中一章从尼采“启蒙的假面”去解释鲁迅的《狂人日记》与《药》，认为鲁迅误解尼采为对“先祖的‘怨恨’和对‘故土’的离弃”，造成对“了无根基”的未来的妄想；鲁迅既反抗又怀疑反抗，“只好以‘犹疑’的心态虚张着启蒙的声势”⁽¹¹³⁾。 2007年梁展的《颠覆与生存：德国思想与鲁迅前期的自我观念（1906—1927）》出版，这是他在瑞士博士论文的补充修订，内有一章专门谈鲁迅和尼采，⁽¹¹⁴⁾零星的比较更散见全书。此书的特点是直接用德文材料，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尼采的虚无主义与鲁迅的个人主义。此书对尼采遭“强横”理解的词语和概念多有辩正，主要依靠尼采遗稿，少引前人研究。2009年刘春勇的博士论文《多疑鲁迅——鲁迅世界中主体生成困境之研究》出版，其中有几节讨论尼采与鲁迅的虚无主义及其克服。⁽¹¹⁵⁾

笔者的博士论文《论鲁迅与尼采》则专门探讨鲁迅与尼采，于1994年通过后，曾将他们思想更深层次契合的问题（《鲁迅与尼采“反现代性”的契合》），及鲁迅所接受的尼采的源流演变及当时历史文化背景等问题（《鲁迅早期尼采考》），写成文章在国内外发表或转载。⁽¹¹⁶⁾这两篇文章都涉及伊藤虎丸探讨过的问题，但由于读者对象不同，所以在介绍日本尼采传播的情况，尤其是“美的生活”论战比较详细，侧重也有不同。至于“反现代性”的问题，伊藤虎丸认为鲁迅接受尼采的是“现代”的个人主义，而不是“反现代”的思想。笔者觉得与其否定鲁迅有“反现代”思想，不如用两种“现代性”的冲突去解释会更清楚，而且对鲁迅日后的思想发展的探讨也有启发意义。2000年还有一篇《中国鲁迅研究者的尼采：接受“温和”尼采的曲折道路》。⁽¹¹⁷⁾ 2001年笔者的博士论文修订出版，改题为“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¹¹⁸⁾个别章节有中文版。⁽¹¹⁹⁾拙著出版后得到一些反应，本书也顺带做了澄清和进一步解释。⁽¹²⁰⁾

结束语

在中外学者共同努力下，“鲁迅与尼采”研究的成绩和进展有目共睹。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这个问题也在不断深化，研究者仍要面对不少新挑战和旧问题，但关键似乎还是评价。

在新时期第三阶段中体现出来的“新共识”，其基本观点其实早在1981年便由陆耀东和唐达晖提出，不同的只是此时已了解到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尼采曾遭歪曲和误解的事实，但这些事实似乎对鲁迅尼采的探讨也没有太大的触动。其实“新共识”所带来的问题，比它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多。例如，为什么“根本上是一种人生哲学”的尼采学说，一跟鲁迅比较起来，便变得如此消极，必须要马克思主义来消毒“清算”呢？尼采哲学的“整体”是什么意思？是否要鲁迅全盘照搬才算接受？鲁迅接受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究竟占尼采学说“整体”什么位置、多少分量？被歪曲的尼采、鲁迅接受的尼采、尼采著作体现的学说这三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不是该先理清这些关系，才谈得上他们之间的“本质不同”呢？而“本质不同”的所谓“本质”究竟又是指什么呢？⁽¹²¹⁾这些本来应该是学术性的问题，可能已超出学术研究的范围。“新共识”所面对的很多挑战，随着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学理逐步得到重视和发展，也许会被更新的“共识”所取代。所谓学理，不外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的研究，首先要依靠可靠的文本和史实。评价也不例外。

本书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吸收了一些新近的研究成果，设法提供一个有可靠文本依据的解读，并依照这个解读清理出“温和”尼采的传统，然后再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对鲁迅与尼采的种种联系做出比较全面而又更进一步的探讨。然而，由此带出值得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所以，这只是开始，而不是终结。鲁迅与尼采是中外现当代思潮绕不开的人物，他们的问题相信还会受中外学界和思想界的青睐，还会继续反映中国思想界的新动向和面貌，还会有人“大写”下去。

【注释】

(1)见其发表在《新潮》的《一段疯话》及《随感录（四）》（1919），《论著汇编》，Ⅰ：8—13。

(2)《华续·无花的蔷薇8》，Ⅲ：258。

(3)《三·我和〈语丝〉的终始》，Ⅳ：168；《且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Ⅵ：238。

(4)李霁野：《鲁迅先生与未名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页228；赵家璧：《编辑生涯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页81—94。

(5)胡适：《〈新潮〉的意义》，《新青年》，Ⅶ：1（1919），页6。胡适用的是英译：“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胡适提尼采可能是受傅斯年启发，因傅斯年在创刊号就提尼采，后还提过几次。

(6)（Crane Brinton， Nietzsche，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1） ，p. 184ff.布林顿受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影响，将思想史概括为“好心肠”人（tender-minded）与“硬心肠”人（tough-minded）之间的斗争（见布林顿之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Mind，New York：The Mentor Book，1958，p. 7）。布林顿谓两派都歪曲尼采，考夫曼批评这种说法完全丧失道德判断（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p. 80n）。不过，两派尼采的说法对尼采影响历史研究，可以说是提纲挈领。

(7)《新潮》，Ⅰ：1（1919.1），页145—149。

(8)例如郭沫若曾译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前半部，但到了1926年便觉得“尼采已经老早离开了我的意识中心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Ⅻ：287；另参考页184）。

(9)参考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pp. 359-361。

(10)参考Steven E. Aschheim，The Nietzsche Legacy in Germany 1890-199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pp. 234-241。

(11)《〈鲁迅杂感选集〉序言》（1933），《论著汇编》Ⅰ：821。

(12)《劳农俄国的新文学家》（1923）和《艺术与人生》（1923），《瞿秋白文集·文学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Ⅰ：273，309。

(13)见Mary L. Loe，“Gorky and Nietzsche”，in Bernice G. Rosenthal （ed.） ，Nietzsche in Russi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pp. 251-273. 1918年，高尔基出版过一本批评苏联社会文化现象的杂文集，题目用的就是尼采的《不合潮流的观察》，此书一直被禁，1988年才重见天日，中国有译本：朱希渝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

(14)William C. 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pp. 152-185.

(15)《鲁迅的杂文》（1939.1），《论著汇编》，Ⅱ：1069。

(16)《鲁迅与高尔基》（1939.7），《论著汇编》，Ⅱ：1099—1101。

(17)《鲁迅与高尔基》（1939.11），《论著汇编》，Ⅱ：1236—1238。

(18)《论著汇编》，Ⅱ：1189—1202。在洛蚀文之前，似乎已经有人批评鲁迅受尼采影响，据楚图南说，鲁迅早年醉心尼采是由于尼采的“彻底破坏和相信未来的精神”，“但这到后来，却成为一部分人攻击鲁迅的口实了”（《鲁迅学术上的新精神》，《论著汇编》，Ⅱ：1143）。

(19)例如凯迪（L. Kajt）的《尼采与法西斯主义》（Nicseanstvo i fasizm”，Pod znamenem marksizma，ⅩⅦ：5，Moskva，1938），申谷译，《理论与现实》，Ⅰ：1（重庆，1939.4），页90—96；勃伦蒂涅尔（B.　M. Bernadiner）：《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批判》（Filosofija Nicse i fasizm，Moskva，1934），段洛夫译，上海：潮锋出版社（1938）。

(20)《鲁迅思想与鲁迅精神》（1940.8），《论著汇编》，Ⅲ：128—130。唐弢也指出高尔基受尼采影响，但不同意巴人“血肉”的说法。

(21)有关尼采的部分见《文艺阵地》，Ⅳ：11（1940.4.1），页1547—1548。

(22)《精神界之战士》（1941.8），《论著汇编》，Ⅲ：655—660。

(23)欧阳凡海：《鲁迅的书》（1942.5），《论著汇编》，Ⅲ：851—852，855—856。

(24)参考蔡仪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第二编理论·论争第一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6），页451—608。

(25)王士菁：《鲁迅传》，上海：新知书店（1948.1），页253—255 。

(26)《论著汇编》，Ⅲ：907—910。

(27)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页46—47。

(28)例如汪毅夫：《关于鲁迅前后期思想的转变——驳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对鲁迅的歪曲》，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研究室编：《鲁迅思想研究资料》（上），无出版社及日期，页177—182；唐弢：《关于鲁迅思想发展的问题》，《年刊》（1975—1976），页247—257 。

(29)《鲁迅评传》，香港：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61），页271—272。原文误作叔本华。

(30)《鲁迅年谱》，香港：三育图书（1970），页169—170。

(31)《鲁迅评传》，页236。

(32)《鲁迅年谱》，页164。

(33)《鲁迅年谱》，页171。

(34)《鲁迅评传》，页111。原文作“也不一定把看得比马克思主义托尼学说……”

(35)同上书，页173。

(36)徐文斗、孔范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对鲁迅的影响——〈鲁迅评传〉剖析之一》，《济宁师专学报》，1986：3，页2—10。

(37)《魯迅と二—チェ》，《日本中国学会报》，ⅩⅢ（1961），页102—116；《進化論と二一チェ》，载《现代中国文学论集》（二），平凡社（1963）。中译有李庆国译，载《研究》，1984：6，页89—109。

(38)滝田夏樹：《魯迅と超人》，氷上英広編：《氷上英広教授還暦記念論文集：二一チェの周辺》，東京：朝日出版社（1972），页493—511。未见中译。

(39)“Nietzsche in China （1918—1925） ”，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110 （Hamburg，1972），pp. 5-47.还有Milestones in Sino-Western Literary Confrontation （1898-1979），Wiesbaden：Harrassowitz （1986），pp. 19-41.未见中译。

(40)分别载《南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7：6，页40—43； 《破与立》1978：1，页33—39，94—114。

(41)《北京大学学报》，1980：3（6月），页20—33。后收入多种文集。除徐允明和乐黛云，还有孙席珍：《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回忆了鲁迅“批尼采”，载《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页99—101。

(42)《文评丛刊》，6（1980.8），页210—247。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发展》对章太炎、鲁迅、尼采也有很精辟的论述，《鲁迅研究集刊》，1（1979.4），页31—61。

(43)两文初载广东鲁迅研究小组编：《鲁迅诞生百年文集》，广州（1981，内部发行），页138—170，171—189。张文另见《中山大学学报》，1981：3，页81—88；李文后选入广东鲁迅研究小组及广东鲁迅研究学会编：《我们心目中的鲁迅》，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3），页127—145。

(44)唐文初刊《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5，页26—35。修订后选入《论鲁迅前期思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3）页115—151。陆文亦收入该书（页94—114）。

(45)《鲁迅研究百题》，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页165—180。

(46)《研究》，5（1981.12）页158—188。(www.xing528.com)

(47)《中国社会科学》，14（1982），页113—130。

(48)载《鲁迅研究论文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7），页65—92。

(49)《聊城师院学报》，1985：2，页30—36。

(50)《文评丛刊》，17（1983.7），页260—287。

(51)《文艺论丛》，19（1984.1），页203—231；《文艺论丛》，20（1985.6），页236—247；《辽宁师院学报》，1981：5，页9—15。

(52)如蒙树宏：《论鲁迅和尼采的本质区别》，《文丛》，1（1980.3），页251—260；张琢：《鲁迅前期（包括早期）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探讨》，《研究》，2（1981.2），页162—176。另有史志谨的《浅议尼采道德观与鲁迅道德观的关系》（《文科月刊》，1988：8，页21—23），未见，内容不详。

(53)彭定安：《鲁迅评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7），中有一节《摩罗诗人与尼采哲学》。

(54)许怀中：《鲁迅与文艺思潮流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7），页142—148。

(55)《资料》，11（1983），页147—174。

(56)《坟·文化偏至论》的注释，Ⅰ：59。

(57)见David A. Kelly，“The Highest Chinadom：Nietzsche and the Chinese Mind，1907-1989”，in Graham Parkes （ed.），Nietzsche and Asian Thought，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pp. 151-174.

(58)例如王金苗：《鲁迅与尼采》，《绍兴鲁迅研究专刊》，7（1988.1？），页13—16。

(59)《一个应该大写的文章主体》，《社会科学辑刊》1989：2/3（5月），页233—239。

(60)《中国比较文学》，1989：2（12月），页42—47。

(61)《江汉论坛》，1989：9，页67—72。

(62)“Lu Xun und das Prinzip Hoffnung—Eine Untersuchung seiner Rezeption der Theorien von Huxley und Nietzsches”，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3（1980），pp. 414-431.魏格琳还有一篇比较《野草》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文章（“Das Leben im Schein als ZieI：Lu Xuns Wilde Gräser und Nietzsches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1995-1999） ，但似乎尚未正式出版。

(63)“Nietzsche in China—Influence and Affinity”，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27（March 1983），pp. 143-172.

(64)“From Chuang-tzu to Nietzsche：On the Individualism of Lu Hsün”，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ⅩⅦ （1985），pp. 21-38。此外，《五四：中国知识分子拿来主义的象征》也可以算在内（“May Fourth：Symbol of Bring-it-here-ism for Chinese Intellectuals”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41 （Canberra，1990），pp. 77-96）。她近年还写了两篇有关文章，但已不是专门探讨鲁迅（“On Nietzsche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From Lu Xun （1881-1936） to Gao Xingjian （b. 1940）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The Journal of the Sydney Society of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s （November 2002）：23-43； “Zarathustra’s ‘Statue’：May Fourth Literature and the Appropriation of Nietzsche and Lu Xun”，David Brook and Brian Kiernan，eds，Running Wild：Essays，Fictions and Memoirs Presented to Michael Wilding，Sydney：Sydney Association for Studies in Society & Culture Series，2004，pp. 129-143）。

(65)Chiu-yee Cheung，“ Lu Hsün and Nietzsche：Influence and Affinity After 1927”，The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18/19 （1986-1987），pp. 3-25.

(66)川上哲正：《魯迅へそしてニ一チェへ一はじめの問い》、何乃英：《魯迅とニ一チェ》，原载《魯迅の会会報》，7（1983.8），页330—336，337—341。川上哲正的文章有中译，《研究》，10 （1987.4），页 404—412。

(67)《魯迅訳シア ラ ト ウスト序説の成立》，《比較文学研究》，48（1985.10），页142—151。未见中译。

(68)Raoul D. Findeisen，“Die Last der Kultur. Vier Fallstudien zur chinesischen Nietzsche-Rezeption” ，Minima Sinica，1989：2 （December），pp. 1-42； 1990：1 （June），pp. 1-40.此文后节译成英文发表：“The Burden of Culture：Glimpses at the Literary Reception of Nietzsche in China”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6 （1997，1），pp. 76-91.未见中译。

(69)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2），为省篇幅，散篇原出处不具列。

(70)李冬木译，《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71)伊藤虎丸：《魯迅と終末論——近代リア リ ズモの成立》，東京：龍渓書舎（1975）；《魯迅と日本人——アジアの近代と「個 」の思想》，東京：朝日新聞社（1983）。

(72)关于内村鉴三与尼采，见太田雄三：《内村鑑三と二一チェ》，氷上英広編：《氷上英広教授還 暦記念論文集：二一チェの周辺》，页593—628。内村鉴三也是个进化论者。

(73)香港：青文书屋（1987）。

(74)前者载《资料》，17（1986.9），页327—334；后者载《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胡军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12），页315—333。另还有两节《从另一角度看尼采的思想》及《论尼采与鲁迅思想发展》，见《动态》，1985：2，页25—33。

(75)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页324—342。

(76)《论鲁迅与尼采》，《安庆师院学报》，1989：2（2月），页49—56；《鲁迅的“立人”思想和尼采学说》，《资料》，22（1989.10），页137—157； 《鲁迅前期小说中的尼采影响》，《人文杂志》，1989：5（9月），页102—106；《鲁迅前期小说与尼采》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9：12，页48—52。

(77)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9）。关于这本书的评介，见胡健：《〈野草〉研究的新境界——简评闽抗生〈鲁迅的创作与尼采的箴言〉》，《上研》，11 （2000.10） ，页212—215；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12），下，页145—146。闽抗生还有《尼采及其在中国的旅行》（北京：中国当代出版社，2000. 1），亦略谈鲁迅与尼采（页174—184）。

(78)《鲁迅的创作与尼采的箴言》，页225—226，165—166。

(79)《湖北大学学报》，1990：1（1月），页72—77，82。

(80)《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Ⅲ：4（1991），页98—102。

(81)《“鲁迅：跨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页165—170。

(82)《动态》，1989：1—2，页61—67，31—47。

(83)《“鲁迅：跨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77—99。

(84)关于《野草》，檀柯：《轮回、意志与解救——比较〈过客〉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社会科学论坛》2004：10，页 192，188；赵山奎、马啸：《鲁迅的〈过客〉与尼采》，《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1，页 39—40；陈蕴贤：《从〈秋夜〉看尼采对鲁迅的影响》，《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02：2（6月），页14—17。关于小说，有肖莉：《论尼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对鲁迅〈狂人日记〉的影响》，《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6：3（5月），页100—102；蒋毅、陶宣：《尼采思想对鲁迅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重庆工学院学报》2006：3 （3月），页173—175。关于美学比较，有张华的《鲁迅与尼采悲剧观比较》（《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6：3，9月，页92—99）及《两种历史文化语境下的追问——鲁迅、尼采的两场美学批评之比较》（《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5：4，11月，页56—59）。

(85)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鲁迅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海：百家出版社（1993.2），页2。

(86)《月刊》，1991：4，页 4—10。

(87)《月刊》，1995：5—6，页15—22，24—33。

(88)《月刊》，2001：1，页20—27。

(89)《中国鲁迅学通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8），Ⅰ：72—78。廖久明则认为他们的冲突是“温和”和“强横”尼采的冲突，见其《高长虹与鲁迅及许广平》（修订本），上海：东方出版社（2009.4），页2—7。

(90)《月刊》，2001：4，页4—14。

(91)《研究丛刊》，2005：1，页167—183。

(92)赵瑞蕻：《〈摩落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4），页18。

(93)第一篇见《资料》，24（1991.12），页229—248，又载《瞿秋白研究》，5（1993），页130—145；第二篇见《月刊》，1994：10—11，页4—15，4—12。

(94)《月刊》，1991：10，页44—49。

(95)《月刊》，1996：3，页5—19。

(96)《月刊》，1992：9，页49—55 。

(97)《月刊》，1996：2，页16—21。

(98)《月刊》，1997：2，页9—15。

(99)《宁夏大学学报》，1996：4（10月），页26—34。

(100)在Shvoong网上（http://ch.shvoong.com/）看到一些文章摘要，但出版资料均不全：黄汉清：《鲁迅与尼采》，《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5月28日）；黄怀军：《浅析青年鲁迅对尼采“超人”说的误读》，《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1月30日）；刘妍：《鲁迅前期思想中的进化论与超人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月1日）。

(101)《衡阳师专学报》，1994：3，页61—66。

(102)《安顺师专学报》，1990：1，页26—30。

(103)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4）。

(104)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7），页127—147。

(105)对照《坟》，Ⅰ：17—19，59；《全18》，Ⅰ：17，60—61。

(106)“Nietzsche’s Reception in China （1902-2000） ”，Archivorientdlnt，70 （2002），pp. 51-64.

(107)洪天富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3）。

(108)Nietzsches Gestalt des“ letzten Menschen” bei Luxun，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1）。

(109)Nietzsche in China，New York：Peter Lang （1999）.此书未见中译。全书仅146页，不及成芳《尼采在中国》三分之一。里面有些有趣观点，如追溯毛泽东早期对唯意志论的接触，认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包含尼采影响。

(110)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4）。

(111)《两种文化的隐喻——鲁迅的“狂人”与尼采的“狂人”》，《研究丛刊》，2001：2，页193—205。

(112)Christian Uhl，Wer war Takeuchi Yoshimis Lu Xun？ E in Annäherungsversuch an ein Monument der japanischen Sinologie，München：Indicium （2003），pp. 36-136.

(113)《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1），页61—88。

(114)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11），页120—163 。

(115)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3），页179—198。

(116)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6，页91—96；《学人》9（1996.4），页259—293。《月刊》均有转载，见1996：6，页4—9；1997：6，页4—18。两者有英文版；“Literature Against Politics：The Political Affinities of Lu Xun and Nietzsche，”in M. Gálik （ed.），Chinese Literature in European Context，Bratislava：Institute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of the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1994），pp. 83-92； “Tracing the ‘Gentle’ Nietzsche in Early Lu Xun，” in Raoul D. Findeisen and Robert H. Gassmann （eds），Autumn Flood：Essays in Honour of Mariaán Gálik，Bern：Peter Lang （1998），pp. 571-588。

(117)“The Nietzsche of Chinese Lu Xun Scholars：A Zigzag Road of the Reception of the ‘Gentle’ Nietzsche”，in Sino-German Relations since 1800：Multidisciplinary Explorations，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 （2000），pp. 167-185.

(118)Lu Xun：The Chinese “Gentle” Nietzsche，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2001）.全书除导言及结束语，共分五章：尼采到东方的旅程、重估奴隶价值、尼采反政治的精神激进主义、鲁迅永恒的“国民性”改造、鲁迅作品中的尼采成分。

(119)《否定的否定：鲁迅与尼采对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载《鲁迅的世界世界的鲁迅》，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页541—562；《一个“颓废”“超人”的恋爱观》，胡瑞红译，《广东鲁迅研究》2003：4，页47—56。另，本章初稿见《2006年鲁迅研究年鉴》，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12），页122—156。

(120)冯铁有一篇书评（《月刊》，2002：11，页56—59），认为译《热风》为“hot air”不对，他的德译则是“Leidenschaftliche Moden” （激情的风气）。其实译“hot air”的是杨宪益夫妇。冯铁德译的根据是刘半农的赞词，出处未明，而杨宪益夫妇则根据《热·题记》：“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洌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也就是“hot air”。

(121)邸文和秦声德知道一些尼采被歪曲的史实，也知道尼采思想跟纳粹有很多对立因素，但认为这些都是“非本质”的东西（见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4，页279—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