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

导论一　“影响研究”及“影响”辨析

本书研究鲁迅（周树人，1881—1936）与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1844—1900），属于所谓比较研究，由于鲁迅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而尼采对各国作家都有广泛的影响，所以探讨鲁迅和尼采很容易就让人想到比较文学的理念、原则和方法，以及其中的各种问题，尤其是所谓“影响研究”。

比较文学本身是个曾经有过颇多争议的学科，但本书没有必要卷入讨论；20世纪90年代有人更宣告比较文学已经死亡，⁽¹⁾是否属实，也无须深究。本书从“过时”的比较文学入手，主要是因为比较文学在“影响研究”方面做出了可观的成绩，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容忽视，理应借鉴。当然期间也发现了不少问题，但有关问题的争论，并不能否认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更不足以否定“影响研究”的成绩和价值，实际上还有助于探讨超越文学范围的“影响研究”。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曾经是所谓“法国学派”所倡导的研究重点和方法，虽然遭到所谓“美国学派”批评，认为他们过于“科学”实证，忽略文学价值，很多时候将时间精力浪费在次要甚至没有价值的作品上，等等。⁽²⁾但这种批评意见只是针对“影响研究”在文艺学上的成果，并不能否定其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研究的学术价值。这些批评对鲁迅和尼采的比较研究，关系也不是太大。鲁迅和尼采是作家，同时也是深刻的思想家，他们的比较主要还是思想性的，他们的思想契合是作品艺术上契合的基础，因此探索他们的思想，是深入挖掘他们文学美学契合的主要途径，这就牵涉思想史的问题。所以下面借鉴比较文学对“影响”的讨论，实际上还要扩大到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的影响问题，并不局限在文学作品之间。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最大的问题，主要还是对所谓“影响”的理解或定义。

大塚幸男在《比较文学原理》中从词源上去探讨影响的概念。从英语词源来说，“influence”原本是星相学的用语，指星体对人的性格和命运所起的作用，有外来支配的含义；它是一种能力，承受者必做出顺应的姿态。在德语和日语中也差不多。⁽³⁾在汉语方面，“影响”实际上是从“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中抽出合成的，也有明显的主从关系。从词源角度出发去理解影响，究竟对实际影响的研究有多大意义，值得怀疑。大塚幸男也不是要采用这个定义。但从这个极其简单而粗浅的理解，多少可以让我们明白，一些研究者对所谓“影响”不敢苟同的其中一个原因。然而A.欧文·奥尔德里奇（A. Owen Aldridge）给“影响”下了这样的定义：

影响是一个作者在后来作者作品中风格或思想上的反映。如果后一作者没有读到前者，并留下充足的印象以追随前者的范例，这些反映的成分就不会出现。⁽⁴⁾

跟上述词源的理解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可以说就是从词源意义引申出来。

奥尔德里奇的定义也不是完全不对。例如用于文学传统对作家的影响，在某种情况下也的确如此。从传统影响的角度看，一个作家或思想家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既有的传统和自身能力的限制，只能从他所掌握的材料和资源中，甚至仅有的一些书中吸收养分，于是写出跟那些材料相应的东西，是非常自然的，也很容易辨认出来。即使对于跨国和跨语言文化的比较，尤其是在文化背景相差比较大的作家之间，也可能有一定的适用程度。例如，某一语言文化相对独立，自成系统，在文化生产尚未产业化，对外交往也不频繁的时代，这一语言文化产生的一两本书对另一语言文化的作家产生因果关系鲜明的影响，也不是不可能的。具体的例子，如中国古典小说之于18、19世纪德国文学，这个定义也许足够说明问题，⁽⁵⁾但范围显然非常狭隘。而且，这样的定义带有机械因果的含义，对于现实动态复杂的现代社会，究竟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和可信性，则值得怀疑。问题首先是，某后起作家如果没有读到先前某作家的作品，是否就真的不会写出类似的东西呢？

两位作家作品出现类似的地方，原因很多而且复杂。巴金（李芾甘，1904—2005）的《雪》（1933）据说跟俄国作家亚历山大·库普林（Aleksandr Ⅰ. Kuprin，1987—1938）《贪婪的神》（Molokh，1896）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没有材料证明巴金读过《贪婪的神》，所以两者并不存在“事实联系”（rapport de fait）的“影响”关系。⁽⁶⁾萧伯纳（George B. Shaw，1856—1950）笔下的“超人”，与尼采的“超人”不无相似，但他却一再否认得自尼采；安德列·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虽然读过尼采，然而他却说，即使没有遇到尼采，他的作品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萧伯纳和纪德的否认，是否出于自尊心，要捍卫自己的原创能力呢？也许。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就设法隐瞒他接触过尼采。⁽⁷⁾但他们的隐瞒或否认也不无道理。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相同相似的东西出现，很多时候不过是由于大家都处在一个相同的物质世界之中而已。人类远古的祖先都不约而同用过石器铜铁，造过车船，学会骑马养牛，狩猎种田，等等，这里不存在民族之间的“影响”问题。正如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所说的，世界的同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⁸⁾也就是说，人类具有相同的物质（生理）基础，生活在一个相同的物质世界，于是遇到相同的生活难题，也具有解决这些难题的相同材料和手段。在这个相同的物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尽管有很多细节和具体原因的不同，但其结构亦多相似，例如奴隶、王公贵族、平民百姓、政府、家庭和各种生产交换的组织，于是人们也就有许多相似的处境和际遇：压迫与反抗、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天灾人祸，等等。这些类似的社会组织和结构，为人们提供的地位，以及容许人们追求的目标，发展自己的潜能，以及解决困难的途径、方式和方法等等，因而也是有限的。再由此而发展起来的人的精神世界，自然有一定相同的基础（或限制），于是有许多相似的感受，许多相应的思想感情等心理机制：恋爱问题、家庭纠纷、友爱正义、嫉妒阴谋，等等。这是人类社会性的共通性，以及从这种共通性产生的共通的人性。钱钟书（1910—1998）的《管锥编》（1979），分类网罗古今中外关于文学文化的许多相同见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上述共通性在文学文化方面的佐证。

由于人类社会性和人性共通性的限制，还衍生出性格类型的共通性。由于社会结构的限制，人们有机会获得相同的经历，再加上生理心理对外做出反应的有限选择，使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人，形成相似的心理结构，例如所谓“内向”与“外向”。鲁迅和尼采都可以归入内省型的性格，两者恐怕不能说存在“影响”关系。性格类型的相似，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对两者的契合都会有促进作用。

除了社会性和性格类型的共通性外，还有时代的共通性，是在社会性之上加上特定的时间范围的特点。简·柯尔斯提厄斯（Jan B. Corstius）有所谓“文学气候”（literary climate），专指文学方面，是从“意见气候”（climate of opinion）演化出来。⁽⁹⁾再扩而大之，则有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与社会发展历史阶段对应的意识形态理论。这种时代的共同特点，对于那些经济、文化方面发展比较接近的国家，如西欧或东欧诸国，情况就较明显。柯尔斯提厄斯指出，过去的国际文学运动研究，有以一国或甚至一国中的一位伟大作家作为运动的揭竿者，而以别国的相应运动为受其影响的结果，但这种看法已越来越难以令人苟同。几个国家同时产生相似的文学思潮，已非新闻，为数不少的作家作品同时成为一种风气的先导和支柱，更是屡见不鲜。卡夫卡（Franz Kafka，1812—1870）与同时代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品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其中并无影响的因素存在。⁽¹⁰⁾作为存在主义先驱的克尔凯郭尔（Søren A. Kierkegaard，1813—1855）和尼采，就没有读过对方的书。⁽¹¹⁾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I. Herzen，1812—1870）有一次读到一本同时代波兰人写的历史学书，非常高兴，认为自己在所有重要论点上都跟那本书一致。⁽¹²⁾这些事例都可以证明存在时代的共通性。

时代的共通性也可以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理解。每一种文学或哲学的理念或传统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而且有自己内在发展的逻辑，当演化到一定阶段，自身的弱点和局限性难免暴露，这就为新思潮的出现做出准备。新思潮总是对旧思潮的反应，所以多国同时有相似新思潮的勃兴，很可能就是因为有相同的旧传统和理念，而这些传统和理念都走到尽头的缘故。例如，卡尔·勒维特（Karl Löwith，1897—1973）认为尼采与马克西·斯蒂纳（Max Stirner，1806—1856）不少相似之处，是因为后黑格尔哲学发展不可避免的逻辑结果。⁽¹³⁾

此外，除了上述各方面的共同特性之外，两个作家或两部作品相似之处，有时并不一定需要直接接触，而可以因为接触相同的来源或传统所间接造成。例如，萧伯纳与尼采，就有不少相似处是由于两人都接受了华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和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的影响。⁽¹⁴⁾有时候相似之处“纯属巧合”，例如唐弢（1913—1992）的杂文就曾被人错认为鲁迅的作品，⁽¹⁵⁾虽然深入研究之后，也可能发现两者的契合是由于背后传统、时代等各种共通性所造成。

过分实证及只看到表面因果关系的“影响”观念，不仅可能把并非影响所至的地方归诸影响，也可能忽略原本是影响所至的地方。表面上的批评和反对，有时隐藏着秘密的“亲和性”（affinity，本书亦偶用“契合”）。尼采批评苏格拉底，正因为在一些问题上同意苏格拉底，受他影响，而在另一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¹⁶⁾他的抨击叔本华就更是如此。又例如，林毓生的鲁迅论，将鲁迅说成是“全盘西化”论者，但在文化上对传统依恋，引起中国论者（包括笔者）的辨正和商榷，表面上是否定林毓生的观点，实际上是有意或无意间接受了他的文化论述话语，接受了他的“影响”。其实，要超越前人，首先还得继承和总结他们的成就。这种承受者对影响者的反叛和超越，其实是一切创作者和天才的共同特征，也是研究发展的结果。而表面上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掩盖着实际的继承与契合。

“影响”是非常复杂的现象，因此机械的“影响研究”很容易陷入各种简单因果推论和诠释的陷阱。最大的陷阱是成熟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痕迹通常都不是考究出处来源所能发现。明显着迹的影响，通常都不是很深刻的。有迹可寻之处，往往是在接触的初期和模仿的阶段，也就是出现在还未吃透，还未吸收转化成自己血肉的时候。当外来的因素已经消化，与自己融为一体，也就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而实证的研究态度便要碰壁。克劳地欧·居伦（Claudio Guillén）考虑到影响在创作过程中的心理因素，只承认影响的传入过程，而将成品排除在研究之外，⁽¹⁷⁾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大概是为了符合实证的标准和要求，“影响研究”的末流，转移到抄袭、模拟和仿作等等可以明确论证的社会文化现象，⁽¹⁸⁾虽然不一定没有学术价值，但实际上是把“影响研究”缩小到一个狭小的范围，阉割其文学、美学和思想上的意义和价值，把它推向没落。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问题而回避影响现象的研究，否定这种研究的价值和可行性，甚至否定影响的存在。

一些研究者因为“影响研究”有危险，有限度，于是改用接受理论，将探讨角度集中在接受者。不过，真正或完整的“影响研究”其实包括影响者、传播过程及其中介、承受者的接触及接受过程、创造转化的全过程，也就是应该涵盖接受理论要探讨的问题。接受理论的贡献是弥补了早期“影响研究”忽略承受那端的缺失，而且探讨得很深入。但是，接受那端的问题并不容易说明，更不要说证明。所以，在实践中一些采用接受理论研究，只是把整个影响过程切开，也就是将麻烦的影响者及其传播过程排除出去。然而，接受最终的问题是创造转化。影响和接受进入到这个阶段，已经是无迹可寻的心理过程，是目前任何理论方法都难以实证地解说清楚，并非“影响研究”观点方法独有的缺陷。接受理论并没有、目前也不可能会解决承受者将外来因素转化为自己思想和作品的具体过程。所以，接受研究的末流只是割断影响传播的过程，说到底其实只能是回避问题，回避现实。

影响的产生和表现方式有多种多样。奥尔德里奇指出有所谓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前者有意识地通过接触而直接借用，后者没有直接接触，只是通过间接材料，根本不知道接受和影响的来源。⁽¹⁹⁾所谓某作家如果没有读过另一作家的作品就不会写出某些东西，如果成立的话，也只是直接的那种。然而，现代国际间的影响显然跟传统的影响有很大的区别，而且要复杂得多。近、现代国际间的影响，由于传媒的发达，承受者面对的往往是整个潮流，并非仅仅是一两个作家或某一两本书，所以传播的过程和方式是立体而非线性的，肯定超出机械线性定义的范围，通常都牵涉间接材料，而间接材料可以间接再间接，甚至多重间接。如果研究对象是影响很大的人物如弗洛伊德，已经融入时代精神之中，根本无法实证地分析证明。

尼采思想传到日本，并非只是他思想的直接传递，还包括他的影响辐射到当时的思潮和风气。这种辐射就像给读者戴上一副新的眼镜，不单使他们对同时代作家作品（时代潮流）的理解和感受产生折射效应，还对过去的作家作品（文化传统）也产生同样新的折射，因此有所谓卡夫卡对他先前作家的“影响”，或在俄国有所谓“尼采之前的尼采主义者”。⁽²⁰⁾而且传过来的尼采也并非只是尼采个人独创的东西，还有普及者和诠释者对他的解释，如人们喜用易卜生（Henrik J. Ibsen，1828—1906）的个人独立自由和个性解放，以及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的英雄崇拜去解释尼采，他们也给尼采读者戴上一副眼镜。同时代类似的思想家，其影响的辐射通常会互相重叠。所以，传到东方的这个“尼采”其实有他同时代人附丽其上的种种思想，以及他种种的间接影响，实际上伴随着整个时代的思潮和风气，还有尼采自身的思想文化传统。从接受者的角度看，鲁迅对尼采所做的反应，也伴随着他所处特定的历史时代氛围，和他自身背负的思想文化传统。因而这种影响是多源立体而非单一直线的。鲁迅受尼采影响，显然就混合着“世纪末”（fin de siècle）思潮，要毫不含糊地把尼采与这个思潮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分拆清楚，简直是不可能的。

再从接受者的角度看，跨文化的接受者在相当程度上是个“自为”的人，对外界的反应是有选择性的。鲁迅接触德国文学和思想不只尼采，但对歌德（Johann W. Goethe，1759—1832）的兴趣就没有那么大；同是存在主义先驱的克尔凯郭尔，几乎一提就完。⁽²¹⁾这种对尼采独有的“亲和性”，显然需要回到鲁迅本身寻找原因。⁽²²⁾这两方面我们都不得不依赖比较文学所谓的“平行研究”（rapprochement / parallel study）或“类比研究”（analogy study），否则对两人的联系，承受者接受影响的深度、范围以及日后的转化和发展，都会缺乏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更难做出一个恰当的评价。

乌尔里奇·魏斯施泰因（Ulrich Weisstein）对“影响”有较严格谨慎的要求，他并不把模仿当成“影响”，可能是因为模仿并没有把外来的东西消化成自己的东西的缘故。⁽²³⁾但要消化，首先就要有吸收的意愿，而吸收的意愿大抵以两个作家或思想家的“亲和性”为前提。事实上，有价值和意义的影响如果没有一定“亲和性”为前提，恐怕是很罕见的。即使我们不按魏斯施泰因对影响严格的理解，而是采纳较宽松的看法，没有“亲和性”的影响通常都是短暂的，肤浅的，或竟是误解的居多。对于具有“亲和性”的影响，跟按词源理解的“影响”，除了由外而内这点是一致的之外，其他的主从关系的意味，和主宰控制的作用，恐怕就并不存在。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演出这种影响实际包含着“启发”或“诱发”⁽²⁴⁾、“加强”或“推动”、“认同”等等情况在内。

“启发”是承受者对相同的问题已经在思考，只是从影响者得到解决问题的提示，或仅仅是获得表达自己思想感情更有效的手段。大塚幸男把影响归结为“创造的刺激”，意思相仿。⁽²⁵⁾在这种情况下，承受者仍然有充分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影响并不意味着承受者的发展受到左右和限制。“加强”是影响者对承受者起了支持的作用，增强了承受者的信心和勇气，使承受者敢于采用自己与影响者相近或相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或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承受者的自主性就更大。前面赫尔岑的事例可以归入此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影响，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解释，也不过是将“自在之物” （thing-in-itself）变成“自为之物”（thing-for-itself）而已。至于“认同”，则自主性就更大。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即是其中的一种形式。鲁迅寻找解决“国民性”的药方而遇上尼采，其行动本身也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认同”的形式。郑树森提出影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并举艾兹拉·庞德（Ezra L. Pound，1885—1972）为例。庞德由于看到西方现代社会的危机，于是转向中国思想寻求出路⁽²⁶⁾，20世纪60年代西方反建制的部分青年，亦从印度思想及佛教中寻求精神归宿，可见这种“认同”的影响形式并不罕见。

由于承受者已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可以自主自为，影响与接受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下列四种情况：第一，“过滤”，选择性的吸收和采纳。承受者在接受影响的过程中有所取，但也有所舍，对一些成分视而不见，甚至排拒。J. T.萧（J. T. Shaw）所谓翻译上的“选择性契合” （elective affinity）也是差不多的意思。⁽²⁷⁾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受尼采影响，但由于倾向于社会主义，所以排斥尼采的个人主义⁽²⁸⁾，即属此类。在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张之洞（1837—1909）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更是一个不朽的典型例子。

第二，“折射”，是传播及接受过程中由于语言、文化及思想等等差异造成的扭曲。⁽²⁹⁾一般中国人把西方个人主义理解为自私自利，是个很好的例子；把《国际歌》（L’Internationale）当成“悲歌”，跟西方演绎的奋起战斗精神也大异其趣。无意的扭曲有其客观原因，承受者背负自己的文化传统，跟影响者看问题的观点角度不同，自然不可能原原本本吸收无误。“折射”牵涉到理解，实际上已超越思想文化史研究，而触及认识论、现象学和阐释学等哲学层次的问题。

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有所谓“视界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若用于影响或接受的分析，意谓作者按照自己的“视界”产生一个文本，而读者从自己的“视界”去理解这个文本，两个“视界”重叠才会得出一个准确无误的理解。但“视界”却包含作者和读者的语言能力、历史传统、文化修养、价值观念、个性特征、理想追求等等，或用伽达默尔的术语，就是“预先判断” （Vorurteil，“偏见”的本义），而且读者的“视界”并非静止不变的，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所以彻底而固定的“融合”是不可能的，而不同“视界”的读者就会得出不同的理解，同是一个读者也因自己“视界”的变化而在不同时段产生不同的理解。伽达默尔虽然可能夸大了文本的不确定性而屡遭批评，但“视界融合”在阐释学还可以引申出许多很有启发性的观点，例如理解的动态交流性质，以及开放性的必要，不过对我们探讨“影响研究”的问题关系不是太直接，此处从略。⁽³⁰⁾要之，“折射”所反映的哲学问题，说明理解不可能完全准确。

以现象学文学理论和伽达默尔阐释学为基础的接受美学，对读者接受有再深一步的探讨。根据接受美学的理论，“折射”甚至扭曲也是必然现象，因艺术成品总有很多未确定的成分，是要由鉴赏者按照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去填补的，即所谓“具体化”（Koncretisation），而人们的经验不可能完全相同，而鉴赏的过程，亦即艺术经验再生产的过程，所得出的体验，肯定与创作者原来的体验不完全一样。⁽³¹⁾文艺作品如此，思想论著也不例外。其实所有作品都有一定的潜在前提，而这些前提与一定的文化和时代有密切关系，又是别一时代或文化系统的人在没有接受恰当训练和修养的情况下，不可能完全理解和欣赏的。例如，弗洛伊德著作的英译虽然得到作者的授权和肯定，但实际上却经过译者客观科学态度的“折射”，在翻译过程中把原来涉及灵魂而具有超验神秘色彩的含义，完全“过滤”掉。⁽³²⁾

文化及时代的隔阂造成语言上的隔阂，而语言的隔阂会产生安娜·巴拉建（Anna Balakian）所谓的“伪影响” （false influence）。由于很少作家会懂几种语言，他们接触外国文学常常依赖译者，而不准确的翻译会对影响来源造成误解和歪曲，于是产生“伪影响”。⁽³³⁾但完美的翻译不可能存在，正如乌尔里奇·魏斯施泰因指出，“在翻译的问题上，创造性的叛逆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就像意大利一句成语所说，“翻译者就是叛逆者”（tradultore，traditore）。翻译工作者对此体验最深。⁽³⁴⁾也就是说，任何通过翻译的影响都难免有点“伪”。

第三，“利用”（appropriation），即将外来的因素调节甚至扭曲以符合承受者的目的和要求，用鲁迅的用语，就是“拿来主义”。正如牛顿·斯托克聂希特（Newton P. Stallknecht）指出，思想传递常常到最后发生根本的改变，尤其是哲学思想对文艺家，因为哲学家跟文艺家关心的问题完全不同，前者追求议论的一贯，后者关心的是创造。⁽³⁵⁾存在主义思想家各自从尼采著作中摘取一端，去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至于他们所摘取的东西究竟跟尼采有多大关系，他们是不管的，他们并不着意要紧跟尼采的所有主张。⁽³⁶⁾承受者对影响者缺乏全面深入的理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深入挖掘和分析某作家作品或某哲学家思想，通常只是史家或学究的责任，并非作家和思想家的使命。接受影响更不是要成为影响者的奴隶。

第四，“转化”，将外来的影响因素改造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如果承受者也是个创造者，则承受者还会有意识地将影响因素融入自己的创造中，使外来的东西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成为自己整体的一部分。但创造转化是转瞬即逝的心理过程，只能靠作者自述（自述是否一定可靠也是问题），所以大都没有证据，也大抵不可能证实。

影响既然有“过滤”和“折射”，其结果也就并不可能是承受者对影响者的全盘移植或整体复制；既然有“利用”，有创造转化，也就不可能是完全外来东西对接受者的控制和支配，而接受也并非完全是被动的模仿。鲁迅没有全面深入地研究尼采，也没有全盘接收尼采的哲学，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抹杀尼采对他影响的事实和意义⁽³⁷⁾，道理也是很明白的。支配控制、整体移植、机械模仿的这种影响事例，在现实中恐怕是凤毛麟角，而在有价值的影响事例中，更可以说是子虚乌有。

现实生活中的影响，或者说，如果我们要界定影响，使之符合上面讨论过的各种表现和情况，那么我们大概只能够这样说：A与B接触，使B产生反应和变化，这就是影响。就两个作家或思想家而言，B接触了A（A本人，或著作，或有关A的材料），使B及其作品产生反应和变化，这就是文学或思想上的影响。⁽³⁸⁾“影响”必须以“事实的接触”为前提，而所谓“反应和变化”则以文本为依据。而“反应和变化”的含义很广，其动因、过程和效果也很多样，可以是主动追寻的直接接触，可以是间隔多重的迂回巧遇；可以是真影响，也可以是“伪影响”；可以公开承认，可以秘而不宣；可以是终其一生的长久，可以是五分钟热度的短暂；可以是深受启发的再创造，可以是生吞活剥的死模仿；可以一触就深得神髓，可以反复钻研仍离题万丈，等等，等等。其中的意义有深浅，价值有高下，显然不能以直接“事实联系”的多寡来衡量。即使是浅薄的随波逐流，穷乏的盗窃抄袭，仍不失为影响的一种形式，至于是否值得比较文学研究，则是另一个问题。总之，以“事实联系”为基础的影响研究，并不意味着我们仅仅从两个先后出现的作家作品中，找出相同或类似的地方，再发掘一下后者通过什么途径接触前者，就可以大功告成。因为“事实联系”不仅是直接的联系，还有众多间接又间接的联系，以及各种共通性和“亲和性”的因素，这都需要考虑和分析，才能对那些共同点在各自的整体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做出恰当的评价。

亨利·雷马克（Henry H. H. Remak）提出四个具体的问题以避免专注来源的过分实证的研究偏向，⁽³⁹⁾大卫·撒撤尔（David S. Thatcher）把它们稍加改动，用于尼采对英国的影响研究之中，这四个问题是：（一）某作家对尼采著作的熟悉程度如何？（二）他从中看到了什么？（三）他接受什么？排拒什么？原因是什么？（四）他把什么成分吸纳进自己的作品之中？这些成分究竟占有什么地位？⁽⁴⁰⁾这些具体的问题更为实际，可以纠正“法国学派”偏离文学的倾向，也避免主从关系和独创性的纷争。但第一及第二个问题，仍然可以按照狭隘机械实证的“影响研究”来进行，也就是仍然有可能陷入前述种种误解的陷阱，避用“影响”一词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要避免那些误解和陷阱，我们有必要对影响的理解做出调整，必须摆脱机械线性的观念，必须在研究和比较过程中充分考虑各种共通性和“亲和性”的问题，双方文化传统的问题，时代思潮的间接影响问题，等等。当然，即使充分考虑到上述种种情况，问题也还是没有完满的解决方案。例如，我们对上述第三和第四个问题，其实在大多数情况底下也是束手无策，因为我们无法进入接受者改造转化的心理过程，更不要去说证明。“影响研究”本身有它的局限。

“影响研究”在实践中虽然表现出种种不足，不可能按照自然科学的要求那样，求证出客观事实的真相，但的确能够对影响的现象提供有文献及文本根据的历史解释。反对“影响研究”的论者，指出这种方法模仿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和态度，在文学和思想研究方面实际上行不通。其原因触及所谓“两种文化”的区别和矛盾。人文学科因为研究的是人，不能离开主观的取舍和价值的判断，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个“致命伤”。虽然“主观”其实也是“客观”的一部分，但问题是，从语言、文化和时代差异的事实，到心理分析、现象学、阐释学牵涉作品理解的哲学探讨，都指出理解不可避免具有主观不确定性，也就是说，理解不可能完全准确。如果大家都认识它在一定程度下并不可能实证的局限，以及在这种有一定条件限制下做出的并不可能完满的结论，在这样的前提下，“影响研究”对文学史、思想史、社会史及一般历史研究的贡献，是不应抹杀的。

面对传播过程的立体、多重间接的特性，面对接受过程的共鸣、过滤、折射等等复杂现象，面对创造转化无法实证测量的事实，面对理解不可能完全准确的困境，我们是否因此就放弃“影响研究”呢？一些论者引用类似纪德和萧伯纳的否认事例，批评“影响研究”无中生有，强加于人，因此否定“影响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且不论这种批评是否符合事实，然而并非所有作家思想家都否定外来影响，承认受过尼采影响的也大有人在，鲁迅就是其中之一，对于这些事例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呢？恐怕只好接受事实，进行研究。在没有更理想的理论方法和手段之前，我们可以借助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或“类比研究”来填补空隙，也必须用这些不要求实证证明的比较来补充“影响研究”的局限，以求接近一个完整的论述。

本书借助比较文学的理念及其中一些概念和方法，但并非鲁迅和尼采的全方位比较研究。研究的重点从来都在鲁迅。例如，作为哲学家的尼采，由于不在鲁迅的视野范围之内，所以尼采很多概念和命题原本可以具有的哲学意义，也就不在本书探讨的范围。本书的尼采只是“温和”的尼采，在命题上已做了一番“过滤”。

上面探讨影响过程所揭示的种种情形，说明现实中的影响从来都不是消极的完整复制，也不可能是全盘接收。因此，本书把鲁迅定位为“中国‘温和’的尼采”，就并没有把鲁迅当成是尼采亦步亦趋的门徒，或尼采在中国的化身。他们相通、相似的地方，其中有的是影响、传播、接受的结果，但有时也与影响无关，而是牵涉他们本身的“亲和性”，或牵涉人性和人类社会更基本的共通性。即使是影响、传播、接受的结果，其产生过程也是立体的，复杂的，有直接，有间接，牵涉双方的传统和当时的文化思潮，并不是“影响”一词原来星相学由外而来的支配那么简单。因此，说鲁迅受尼采影响，并不排斥鲁迅接受其他的影响；鲁迅受了尼采影响当然也并不就成了尼采。他们当然有很多不同，不同的地方肯定比相通相似的地方还要多。但在绝大多数对他们来说很关键的问题上，他们却都有非常深刻的“亲和性”。

鲁迅是“中国‘温和’的尼采”的这个定位，跟比较文学追求文学的“总体性”和“世界性”也有点关系，也是希望能够冲破文化与地域的藩篱，探索人类社会文化思想的一些共通特性。但这些共通性没有抽象到脱离现实的程度，因为前面还有“中国”和“温和”这两个定语。在揭示特定范围内共通性这个意义上，这个定位目的是要说明这些问题：鲁迅在当时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具有的意义，跟尼采在他的特定历史环境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具有的意义，是相当的；他们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范围里，占着相似的地位和具有相似的价值；他们超越历史和地域的价值和意义，也是相当的。正是因为这些共通性，尼采揭示的问题和抨击的现象才能引起鲁迅的共鸣；也正是这些共通性，使鲁迅能够通过自己独特的历史体验和个性，介入中国思想文化和世界思想文化的演化进程。这些共通特性一日未消失，尼采便仍然“活着”，鲁迅也不会“过时”，而我们就还要面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这就是他们的贡献和意义。而这些贡献和意义，若通过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理念和方法进行分析，应该会揭示得更清楚，更完整。

【注释】

(1)Gayatri C. Spivak，Death of a Disciplin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Susan Bassnett，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Oxford：Blackwell （1993）. Spivak称比较文学为文化研究及区域研究所挤掉，Bassnett则谓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已取而代之。

(2)参考Haskel M. Block，“The Concept of Influenc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Ⅶ （1958），pp. 30-37。(www.xing528.com)

(3)大塚幸男：《比较文学原理》，陈秋峰、杨国华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页22—23。

(4)A. Owen Aldridge，The Reemergence of World Literature. A Study of Asia and the West，Newa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86），p. 43.不过奥尔德里奇在别处强调契合（A. Owen Aldridge ed.，Comparative Literature：Matter and Method，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9） 。

(5)参考陈铨：《中国纯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1）；曹庆顺等：《比较文学论》（修订本），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 12）有关“流传学”与“ 源渊学”部分（页51—97） 。

(6)Olga Lang，Pa-chin and His Writing，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p. 244.

(7)参考Ronald Lehrer，Nietzsche’s Presence in Freud’s Life and Thought，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8)《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 ，Ⅲ：83。

(9)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Studies of Literature，New York：Random House（1968），pp. 170-171，183. Anna Balakian则有更广的所谓“精神气候” （spiritual climate），见其“Influence and Literary Fortune：The Equivocal Junction of Two Methods，”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Ⅺ（1962），p. 30。

(10)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Studies of Literature，p. 188.

(11)Walter Kaufmann，“Nietzsche and Existentialism”，in Existentialism，Religion and Death：Thirteen Essays，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 （1976），pp. 31-32.

(12)Marin Malia，Alexander Herzen and the Birth of Russian Socialism，New York：The Universal Library （1961），p. 197.

(13)转引自John Glassford，“Did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 Plagiarise from Max Stirner （1806-1856）？”，JNS，18 （Fall 1999），p. 76。 Glassford和托马斯·布罗布杰尔（Thomas H. Brobjer）都不认为尼采读过斯蒂纳，但布罗布杰尔指出尼采间接读过斯蒂纳，没有必要用思想逻辑来解释他们的契合（“ A Possible Solution to the Nietzsche-Stirner Question”，JNS，25，Fall 2003，pp. 109-114）。

(14)David S. Thatcher，The Growth of a Reputation：Nietzsche in England 1890-1914，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0），pp. 178-184.

(15)唐弢：《记鲁迅先生》，载《忆鲁迅》，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页130—131。

(16)Walter Kaufman，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pp. 391-411.

(17)“The Aesthetics of Influenc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Literature as Syst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pp. 17-52.

(18)Ulrich Weisstein，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Survey and Introduction，tr. William Rigga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author，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3），p. 32f； Saburo Ota，“ What is ‘ Influence’ ？”，Tamkang Review，Ⅰ：1（Apr1970），pp. 109-118.

(19)A. Owen Aldridge，The Reemergence of World Literature. A Study of Asia and the West，pp. 43-44.

(20)Bernice G. Rosenthal，“ Introduction，” in Nietzsche and Soviet Culture：Ally and Adversa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pp. 14-15.

(21)《坟·文化偏至论》首次提到克尔凯郭尔（Ⅰ：51），后来只在《准·帮闲法发隐》又提了一次（Ⅴ：272）。

(22)lhab H. Hassan特别强调“亲和性”，见其“The Problem of Influence in Literary History”，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ⅩⅣ：1 （Sept 1955），pp. 68，73。

(23)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Survey and Introduction，p. 31.

(24)Jan B. Corstius就用了“启发”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Studies of Literature，p. 185）。居伦和魏斯施泰因也论及灵感的问题（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pp. 44-45）。

(25)《比较文学原理》，页31。

(26)郑树森：《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页9。

(27)“Literary Indebtedness an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in Newton P. Stallnecht and Horst Frenz （eds），Comparative Literature：Method and Perspective，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Revised edition，1971），p. 88.

(28)Patrick Bridgwater，Nietzsche in Anglosaxony，New York：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2），pp. 165-170.

(29)Harry Levin探讨法美两国文人对对方文化的观感，就用上“折射”一词（“France-Amérique：The Transatlantic Refraction” ，in A. Owen Aldridge ed.，Comparative Literature：Matter and Method，pp. 277-282），并借用Jean-Marie Carré的术语“mirage”即沙漠出现的海市蜃楼，来形容那些扭曲的现象（p. 281； cf 224）。有关“折射”与“过滤”，曹顺庆等有详细讨论（《比较文学论》，页173—209）。

(30)参考Josef Bleicher，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pp. 108-116； Charles Taylor，“Gadamer on Human Sciences”，in Robert J. Dorstal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s to Gadam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pp. 126-142.有关批评参看E. D.Hirsch，Jr.，Validity ofInterpreta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pp. 209-264。

(31)Roman Ingarten，The Cognition of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tr. Ruth A. Crowley and Kenneth R. Olson，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pp. 396-419；Robert C. Holub，Reception Theory：A Critical Introduction，London：Methuen （1984） ，pp. 22-29； Wolfgang lser，“The Reading Process：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and Norman N. Holland，“ Unity Identity Text Self”，in Jane P. Tompkins （ed.），Reader-Response Criticis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80），pp. 50-69，118-133.

(32)参考Bruno Bettelheim，Freud and Man’s Soul，Chatto：The Hogarth Press（1983）。

(33)Anna Balakian，“Influence and Literary Fortune：The Equivocal Junction of Two Methods”，p. 28.

(34)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Survey and Introduction，p. 38.参考傅雷、朱光潜、金岳霖等的文章，载《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页447—455，463—470，694—695。比较极端的意见，见周兆祥：《理解不可能“正确”》，《翻译面面观》，香港：文艺书屋（1984），页124—136。

(35)“Ideas and Literature”，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Method and Perspective，p. 154.

(36)Walter Kaufmann，“Nietzsche and Existentialism”，pp. 28-38.

(37)参考Lin Yü-sheng，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p. 120；唐弢：《关于鲁迅思想发展的问题》，《年刊》，Ⅱ（1977），页252。

(38)类似的意思可见于Paul Van Tieghem的《比较文学》：“一个作家在接触到一个外国作家的作品之后，其作品所受到的改变。”（转引自Anna Balakian，“Influence and Literary Fortune”，p.25）

(39)“Comparative Literature：Its Definition and Function”，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Method and Perspective，p. 2.

(40)David S. Thatcher，The Growth of a Reputation：Nietzsche in England，p.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