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思想的语言如此重要？

特伦斯·霍根约翰·廷森

如果认知器有这样的系统，即从句法上构造的、拥有对那结构敏感的程序的表征系统，那么它就有一种思想的语言。所谓有思想的语言就是这个意思。认知器之所以必定有这种语言，是因为在世界上的活动与生存需要如此强大的表征能力，以致只有当认知者有系统的构造表征即句法的方法才有这种可能。因此自然的认知系统一定有按句法构造的表征，进而一定有思想的语言。

但是非经典的思想的语言可能非常不同于经典认知科学中所设想的任何东西。尤其是经典的句法典型地涉及到把构成成分编码为表征的部分。但是句法并不生来就是部分/整体的关系（“人”（men）从句法上和从语义上说都是复数：人在这儿/人群在这儿。）

在第3章中，我们已论证过，古典认知科学对人类认知发表了根本错误的观点。古典的观点是一揽子交易，涉及到的只是有句法结构的表征和与其有关的规则。许多对古典图景不满意的哲学家一直感觉到，他们在古典主义中看到的问题使他们有理由拒绝有句法结构的表征。但是事实上正是古典主义的规则——与表征本身有关的规则（PrL规则）概不例外——限制了古典认知科学。第3章的论证无论如何不能看作是对有句法结构的表征的否定。其实，可以合理地说，它们承认了句法结构。

因此本章和第3章论证的要点就是：一定存在着不能为规则所描述的、结构灵敏的加工过程。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再设法解释：怎么会是这样。

在5.1（5即本章）中，我们通过考察非经典联结主义句法的两个例子来探讨：句法由什么构成，联结主义的思想的语言可能是什么样子。我们把关于心理表征必需句法的论证称之为“追踪论证”（tracking argument），因为它求助于大量潜在的自然认知器，让它们记下持续存在的个体及其可重复属性的踪迹。这个论证将在5.2中展开。

在5.3中，我们抨击了一种观点，它对大陆哲学家和许多精通哲学的联结主义学者颇富诱惑力，认为常见的非精神的复杂事物与表征完全无关。在5.4中，我们简要地比较了追踪论证与根据古典观点为句法结构所作的论证。

演绎推理这种现象也显露了心理表征中的句法结构。有效性和矛盾性是依赖于单元的句法属性的形式关系，它们就存在于这些单元中。因此完成演绎推理的造物的心理表征一定有句法结构。

然而，演绎逻辑的原则是没有例外的，因此至少是在演绎推理的王国，认知的古典概念似乎必定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演绎逻辑的原则并不是认知加工的规则。有效性和矛盾性是表征中的关系，而不是行动过程或加工过程。从这些关系没有例外的事实不能得出结论说，在演绎推理的王国存在着无例外的加工过程。

5.1句法与心理表征

在本节中，我们先用抽象的术语讨论句法概念，集中关注的问题是：心理表征要表现句法结构，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必要的。根据这个讨论，我们再去考察一直在研究的、把句法结构具体化于表征中的某些方法。

5.1.1什么是句法

哲学家们倾于把句法理解为部分/整体的关系，即句法构成要素是它们作为其要素的表征的组成部分。①这实际上就是怎样在数理逻辑中理解句法的问题，而且在经典认知科学中自然会以此方式去设想句法。稍微宽泛一点地说，福多和麦克劳格林（1990）以下述方式定义经典的构成因素：“对两类表达式E1和E2来说，只有在第二个被标记的同时第一个也被标记，第一个才是第二个的经典的构成要素。”②

但是并不一定非要把句法设想为部分/整体关系或有关的构成要素标记。句法没有必要是经典的句法。非经典的构成性在自然语言中很常见。英语中不规则的复数名词和不规则动词就是非经典句法的例子。以为这些不规则的东西在句法上是简单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便在语义上也许是复杂的）。不规则动词正是以规则动词起作用的方式与助动词——从例证上说是句法的材料——相互作用。“他会喝水”从句法上而不仅仅是从语义上说是不恰当的，就像说“他会拉尿”一样。“女人”（w omen）像“人”（persons）一样同样是复数。复数（像一个语词所能关于的一样，它在语义上是复数）在美国英语中从句法上说是单数。非经典的构成性在有复杂变化的语言如希腊文、拉丁文和梵文（以及在许多非印欧语）中是准则。如果句法指的是经典句法（在福多和麦克劳格林的意义上），那么古典语言就没有句法。

而且，很容易用非经典构成要素构造语言。例如，试想一种语言，在其中有一种纯波形，它能用作专名，还有别的种类，能用作普通名称、关系名称、副词和联系词等。当一个普通名称断言的是一个体时，它的波形和个体名称的波形就同时产生出来。句子类似于和音，而不是语调。对基本的纯波形略作习惯的元音改变，就会表明：一个语词就是一个直接的对象、一个间接的对象等。声波像所有波一样都附在另一物上；因此在和音中，构成和音的个别的波都不可能被标记。

如果存在着具有这样的沟通系统的造物，那么根据他们的沟通系统缺乏经典的构成成分而否认他们有语言，或者认为他们的语言没有句法，这几乎是不合理的。同样，如果一心理表征系统以同样的方式对谓项作出编码，那么否认它是一种思想的语言就是不恰当的。我们的猜想是：思想的语言与其说像一阶谓词演算或LISP，不如说像这种东西。

因此，句法所意谓的完全不是福多和麦克劳格林所说的“经典句法”。主张思想的语言有经典句法（在那个意义上）的观点是一种经验假说。心理表征的自然系统可能有复杂的曲折的变化，就像希腊文和拉丁文那样。复杂的心理表征也许像“喝”过了（drank），而不像“确实喝过了”（did drink）。

直截了当地说，句法就是对语义关系的系统的和产生性的编码，可以这样予以理解：

系统的当不同的表征状态断言诸个体具有同样的属性或关系时，相同的属性或关系被断言这一事实一定编码在表征的结构之内。当不同的表征状态断言同一个体具有不同的属性或关系时，那个事实一定编码在表征的结构之内。

产生性的当关于一种新的属性或关系的表征得到了时，断言每一个体具有那属性的表征就一定自动地被决定了。当对于一新的个体来说的表征得到了时，断言那个体的属性的复合表征就一定自动地被决定了。③

试考察一种用一阶谓词演算所表述的理论。它是系统的。该理论的两个句子断言不同个体具有相同属性，这一事实由于两个句子中处在对应位置的相同谓词的出现而编码在表征结构中。而且它还是产生性的。当表征了新的属性的新的谓词加于那个理论时，断言该理论所表征的、每一个体所具有的那属性的新句子就自动地被确定了。在逻辑中，以及在经典认知科学的句法中，系统性和产生性是通过串的共用部分编码指称的同一性和述谓的同一性而完成的；句法是作为部分/整体关系而实现的。但这绝不是必需的。上面所述的和音语言常常是系统的。系统性和产生性必不可少的东西是：在复合表征和系统构造复合表征所用的、它们的构成成分之间，一定存在着系统的形式关系。

有句法结构的表征系统要成为一种思想的语言，还有一个东西是不可或缺的。即表征在认知系统之内必须具有适当的因果作用。而表征的因果作用部分取决于它们的、编码于句法结构中的构成要素的语义关系。因此一个表征有特定的句法结构这一事实一定能在那系统中起因果作用。正如我们后面要说的那样，思想的语言中的句法一定是有效的。

5.1.2联结主义系统中的非经典句法

部分/整体的关系对于认知系统的表征中的因果上有效的构成结构的编码并不是唯一有用的形式关系。例如试考察伯格的联结主义语法分析程序中所用的RAAM表征，即我们在4.3.3分节中所述的表征。基于模型（来自于相继的语词表征输入、被分析句子的句法成分的表征的连续发现而形成的可进行语法分析的表征构造）所完成的信息加工任务的本质，基于训练有素的系统有能力严格地对不在训练用的语料库中的输入进行加工，在这模型中的表征，显然能以形成某种易受结构灵敏的加工即语法分析影响的表征的方式，编码句法构成成分的关系。④因此表征表现的是有效句法的基本形式。然而它们并不通过部分/整体关系而编码句法构成成分。

波拉克的RAAM表征是一个一直受到研究的、并在联结主义表征中用于编码组成结构的重要的方法。另一种表征就是张量-乘积（tensor-Product，简称TP）表征，它一直为保罗·斯莫伦斯基及其同僚所研究。⑤TP表征在形式上与它们的句法成分有关，但标记TP表征与标记它的构成要素则不相于。

斯莫伦斯基利用了对矢量的两种数学计算：加法和张量乘法。任何两个n元矢量v与w的总和就是这样的n元矢量，它的元是v的第一元和w的第一元的总和，v的第二元和w的第二元的总和等。对于任何n元矢量v和任何m元矢量w来说，张量乘积v×m是一种（n×m）元矢量，它又是通过v的每一元与w的每一元的两位乘积而得到的。

TP表征可以这样予以描述：假设F是n元矢量的集合，其中每一个用来表征一种能起不同作用的“填充符”；假设R是m元矢量的集合，其中每一个用来表征一种能由不同的填充符所具有的作用。这一来，对于分别来自于F和R中的任何两个矢量f和r来说，f和r的张量乘积——即（n×m）元矢量f×r——表征一种“填充符/作用汇集”——即关于起着特定作用的特定填充符的表征。因此如果v（约翰）是一表征了名词“约翰”的矢量，v（主词）是一表征了主词的语法作用的矢量，那么张量乘积，v（约翰）×v（主词），就是表征了起主词作用的“约翰”的一个矢量。

关于有结构的宾词的TP表征对于那宾词的每一成分来说就是这样的矢量，即由表征了填充符/作用汇集的矢量相加而形成的矢量。关于句子“约翰爱玛丽”的TP表征可能是把表征了作为主词的“约翰”、作为动词的“爱”和作为宾词的“玛丽”的矢量加在一起的结果：

[v（约翰）×v（主词）]＋[v（爱）×v（动词）]＋[v（玛丽）×v（宾词）]。

这种对句子“约翰爱玛丽”的处置作为关于句子结构的一般性探讨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愚蠢的。按标准的观点，句子具有把“约翰”与动词短语“爱玛丽”结合起来的树状结构，而该短语进而又有“爱”和“玛丽”这样的构成要素。因此，一更现实的TP表征就应是把表征了作为主词的“约翰”与作为谓词的“爱玛丽”的矢量加在一起而成的矢量。后一矢量又是由两个TP矢量构成的，它们分别是表征了作为（比如说）动词短语的第一部分的“爱”的矢量和作为动词短语的宾词的“玛丽”的矢量。

这说明了张量乘积的一个数学特征：张量乘积是递归的。这个特征又使它们适用于联结主义表征。由于矢量本身，张量乘积表征可以作为高阶TP表征的填充符或作用表征。

TP表征的另一重要的数学特征就是可复原性。当填充符表征线性式地相互独立，且作用表征也是如此时，它们在数学上就完全能够从TP表征（即个别的TP作用/填充符矢量的矢量总和）恢复原状。当矢量不是线性独立时，一定程度的可复原性仍会出现。一般来说，填充符表征或作用表征中完全的线性独立性的离差越大，作为构成要素的填充符表征和作用表征的数学可复原性之精确性就越小。

在联结主义网络中，TP表征自然是能够被完成的。一n元矢量在n结点的备用库中可为对应于那矢量的元之值的激活模式所表征。许多TP与（n×m）元合在一起可由“汇集单元”的（n×m）容量的备用库完成，其中每个单元都能成为激活水平的一个连续的值域。矢量相加可通过把一种被配列的TP表征迭加在另一个之“顶端”，通过单元的总合活动而实现。因此，当一特定的TP表征被标记了时，每一汇集单元的激活，典型地说就是来自于几个不同的、添加的填充符/作用汇集表征的总合激活的结果。反之，一节点的激活水平对这些填充符/作用汇集表征中的每一表征都有作用。一般而言，不存在单一的、作为构成因素的单元的激活水平对之有作用的表征。

图5.1一种用倍增接合点来完成张量乘积聚合的网络（斯莫伦斯基，1990）

分开的n元备用库和m元备用库能够分别履行填充符表征和作用表征的职责。如图5.1所示，这些备用库可连接于（n×m）汇集单元的备用库。每一汇集单元都是通过倍增接合点——它可产生两个输入的乘积——而连接到单个的填充符单元和单个的作用单元上的。如果特定的填充符表征f和作用表征r在填充单元和作用单元。中同时被激活，那么激活就会从两个备用库到达汇集单元，进而倍增接合点就会在汇集单元中产生表征f×r。当现存的表征在汇集单元中仍很活跃时，叠加就可通过激活附加的填充符/作用集合而完成。

这样一种网络也能“释放”TP表征，以便恢复它的作为构成要素的填充符或作用表征。当一TP表征活跃在汇集单元中时，在对应于特定的作用表征的作用单元中的活动模式在本质上就可能作为一种“询问”而起作用，如问哪一填充符（如果有的话）具有那种作用。来自于约束单元和作用单元的活动在填充符单元中会产生一种对应于适当的填充符表征的活动模式，由此而“释放”对那询问的答案。例如，如果句子“约翰爱玛丽”在那网络中被表征了，那么我们就可通过在对应于作用主词的矢量表征的作用单元中产生一种激活模式去问那网络：句子主词是什么。而且我们在对应于“约翰”的矢量表征的填充符单元中也能得到一种活动模式。

我们已谈论了句子的TP表征，这部分是因为，这是熟悉的言谈方式。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恰如其分地把张量乘积说成是对句子的表征——例如当该网络从事语言加工时就是如此。但“TP表征”这一称呼的意思是：张量乘积得到了表征。典型地说，该网络表征的东西不是语言而是某种别的论域。在那些情况下，更为稳妥的是，不把TP表征看作是对（被标记的）汇集单元中的句子表征，而看作是一种句子本身——一种有句法结构的表征。因此在那网络中被标记或被实现的不是“约翰爱玛丽”这样的句子表征，而毋宁说是“约翰爱玛丽”这样的句子，（粗略地说）它是关于某种非语言事态的表征。TP“表征”在适当的联结主义网络中被标记时，应被视之为有句子结构的表征——即（非经典的）网络语言中的句子。⑥

TP表征除了在回答“询问”时要能经受填充符或作用之“释放”的检验，还经得起结构灵敏的加工的检验吗？尤其是它们能经受下述结构灵敏的加工的检验吗？这种加工不是这样进行的，如先释放基本的构成要素，接着从每一基本要素中释放它的基本要素等，最后对这些明显的作为构成要素的表征进行直接操作。回答是肯定的，正如斯莫伦斯基从数学上所说明的那样（正在出版中）。非正式地说，关键的观点在于：对于任何借助一系列开方和对任意复杂的树状结构的重新组合操作去计算输入/输出功能的算法来说，存在着简单的两层级，即前馈和具有相同输入/输出功能的联结主义网络。更具体地说，对于任何借助一系列的开方和重新组合的操作、作用于树状结构以计算出某种输入/输出功能的算法A来说，存在着一种具有下述属性的矩阵W，即对于任何两个树状结构s和r来说，以至于算法A在已知s为输入时返回为r，如果s和r分别是关于s与r的TP表征，那么关于s乘W的单独的矩阵乘法运算就会产生结果r。而且，这种矩阵乘法操作可能由“线性连接器”网络而完成，该网络的联结权值的矩阵又是W本身。（线性连接器A，也许是最简单的一种联结主义网络，在一种步骤中起着把输入矢量与权值矩阵相乘以产生输出矢量的作用。⑦）

斯莫伦斯基及其同僚借助模拟所谓的主动/被动网证明了这种技艺的正式能力（勒让德等，1991；斯莫伦斯基等，1992）。该网络把表征作为英语句子之基础的树状结构的活动的分布式模式当作输入，通过检查那结构来确定那形式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句子，进而产生出这样的输出，即编码了输入句子的语义理解的谓词演算形式的树状结构分布式表征。……该网络平行地完成所有必要的符号操作，处理所有嵌入式子树（如复合的NPs），就像轻而易举地处理简单的符号那样。（斯莫伦斯基等，1992，p.14）

于是，主动/被动网是下述联结主义系统的一个例子，这种系统能完成对TP表征的初步的、结构灵敏的加工，而又不在加工过程中提取构成要素。该网络精确地运作，“就像确实可证明的那样”（斯莫伦斯基等，1992，p.20）。

RAAM表征和TP表征都是系统性的：当两表征断言不同个体具有相同属性时，或当它们断言不同属性属于同一个体时，这些事实就编码在表征的结构中。它们还是产生性的：如果新的谓词或名称加于RAAM表征系统或TP表征系统上时，具有作为构成因素的新的名称或谓词的复合表征就自动被确定了。因此两类表征都能提供一种句法。此外，正如现存模型所证明的那样，两类表征至少能够提供一种基本的有效句法。

福多和麦克劳格林（1990）论证说，TP表征不可能支持有效句法：“纯粹反事实的表征没有因果推论；只有实际被标记的表征才有。”（p.346）“复合活动矢量的构成要素通常不在‘那里’，因此如果标记-复合矢量的因果推论对它的构成因素所组成的结构灵敏，那么这就是奇迹。”（p.374）在这里，福多和麦克劳格林承认：TP表征能成为一种对构成要素所组成的结构的编码。他们质疑的是：以这种编码为基础的、结构灵敏的加工是否可能。（他们的论证在对细节作出修正之后推广到了RAAM表征上。）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福多和麦克劳格林错误地表达了那种条件。问题不在于，构成要素是否能起因果作用，而在于：表征有特定构成因素这一事实是否能起因果作用；而且，如果那表征携带了它有那种构成因素的信息，那么那个事实能不能起因果作用。

在经典的系统中，构成因素就在“那里”。但是经典系统中的表征仍然只在整个系统的背景下才拥有那些构成因素。作为整体的系统结构决定了表征拥有一种对它们的构成结构灵敏的因果作用。仅仅是由于它们具有这种因果作用，才能有意义地说，某些物理项目是构成因素。在像主动/被动网和伯格的语法分析程序这样的联结主义系统中，表征R有构成因素，C这样的信息是由表征R携带的——相对于整个系统来说，即使构成因素C在物理上是不存在的。

再明显不过的是，TP表征和RAAM表征在一系统内或相关于一系统携带着构成性信息，而且这种信息对该系统是有用的。这显然是因为该系统从事的是对构成因素敏感的操作。成功的系统的整个倾向系统表明：表征携带着这些信息。

TP表征携带这种信息绝非奇迹；这是可从数学上加以解释的。我们假设：RAAM表征携带这种信息也不足为奇。我们认为：表征和加权在训练中由之所决定的活动目标战略允许系统选择这样的表征，即它们携带着与系统的最终加权有关的构成性信息。（我们是根据9.3.2节中所述的动力系统讨论这个问题的。）

但是下述观念似乎有可能成为神秘的观念，即表征即使不包含构成因素也能包含构成性信息。类比可能有助于支持直觉。试想一种有屈折词形变化的语言，在其中，格与时态等语法功能都由单词的形式所体现，而与词序无关，以至于在一个从句中，单词能以任何次序出现。但是假设它是一种语言，在那种语言中，语法作用不是由后缀而是由单词形式中的内在变化所体现的，就像在拉丁语和德语中那样。

在具有TP表征的系统中，填充符的矢量表征类似于这种语言中的动词和名词词根形式的无限多的样式。起着特定作用的填充符TP表征类似于这样的名词或动词的复杂变化形式。⑧

再作进一步的设想。试想，这种有复杂词形变化的语言是由5.1.1节中所述的那类和音-语言生物所用的。即是说，在一句子或从句中有一作用的词语是同时而非依次被标记的。讲这种语言的生物（海豚或鲸？）一定有可能存在。这种语言的句子——即有作用的附加词语——必然会携带构成性信息，因为诸如此类的大量信息对句子的理解可以施加影响。

在和音语言中，词语迭加之所以携带有信息，是因为存在着能利用那种信息的更大的系统，即那种语言的说者。有TP表征的系统直接类似于这种想象的但有可能性的和音语言。TP表征同样也携带着构成性信息，因为那种信息能为更大的系统所使用，正如主动/被动网这样的系统所证明的那样。⑨

正如这些说明所表明的，有效句法除了在经典主义中之外，在第4章所述的关于认知科学的非经典图式内也可能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现象。仍有待查明的是，与对构成成分的某种非经典编码有关的表征是否能接受结构极其敏感的加工——至少像经典主义中能得到的那种结构极其敏感的加工。我们认为，对于作为认知结构的联结主义的生命力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关键问题。⑩在第9章中，在讨论不能计算的动态认知图式时，我们再来处理这个问题。

5.2追踪论证

为了在野外（即在真实世界中）生存，有机体一定能够掌握持续存在的个体的踪迹，以及它们的变化、可重复的属性和关系的踪迹。关于属性以及与个体的关系的可能的谓项，对有机体得以在复杂的、不确定的世界上生存下来一定是有用的，但其数量极其巨大——数量级太高，以致每一个都不能作为没有复合结构的简单表征预先结合到系统中去。我们把这称之为“追踪论证”。最令人感兴趣的一类追踪就是与复杂的物理技能之训练有关的追踪。在5.2.2中，我们将以篮球为例，考察这种技能。不过，我们先说更简单的事情。

5.2.1关于某人的位置的信念

此刻，你有这样的信念，即相信你附近确实有数以百计的、中等大小的、能被看到的和不能被看到的对象。你还有关于这些对象的知觉的和非直觉的属性的信念。你有关于其中许多对象的功能或用途的信念，以及关于它们由什么组成的信念，关于它们的许多倾向属性的信念，关于某些对象的年龄、部分和内容等的信念。

你现在并不知道其中的大多数信念，但如果某物引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那么它就会在你心中浮现出来。很显然，这样一些信念必然会在世界上起作用，并利用它所提供的东西。任何自然的认知器在其生命历程中所具有的信念的高百分比或者说大多数，均属这种类型。

每当你选择了一个新的位置，即使是很短暂的，你都会得到许多这样的信念。因此你已有的此类信念数不胜数。但大自然并不知道你要到地球的什么地方。你可能到过不同的地方；这一来你可能有关于你的位置的不同信念。大自然不得不为你提供进入地球上的任何地方的能力——让你有关于地球上任何位置的构造和其中的对象的信念。

大自然实际上也不知道地球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你有进入许多可能的、有地球特征的位置的能力，这些位置其实并不存在——实际存在之外还有许多这样的位置。你的确有进入许多可能位置的能力，这些位置尤其不具有地球的特征——如经历“星际旅行”。你可能已经具有的、关于你的直接环境的信念——这是你能够拥有的——远胜过于你将会具有的那些信念。

我们不妨把这推广到第二个人身上，但我们所说的自然适用于每个人。在相当的程度上，它一定适用于任何能够在世界上起作用和生存下来的认知系统。任何成功的自然认知系统对于大量可能的位置来说一定能表征它的位置的构造。在那系统的生命历程中，实际会出现的尽管只是这里所说的相对少的潜在的表征，但无论哪一个，只要发生了，就一定有一种与内容相称的因果作用——否则它们对生存就没有任何助益。因此认知系统一定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即每个潜在的信念都有其适当的因果作用。

也许有的人特别为诸状态提供了简单系统中的语义上适当的因果作用，方法是把所有潜在必然的状态和因果关系连接起来，但是对于我们在自然中实际上发现的复杂的认知系统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系统能拥有它所需的潜在表征的大量供给的唯一途径就是产生“必需的”表征。这意味着它一定是一种带有产生性的表征系统。

那个系统一定会产生关于其周围对象的位置和属性的信念。因此下述几点至少应是大致真实的：（1）对于该系统有办法表征的每一个体i和属性P来说，表征“i有P”的方式是自动地为那系统所决定的。i有P这一表征一定自动地有其与内容相称的因果作用。因此，（2）每当那系统发现了一新的个体时，潜在状态把原来的属性归之于新的个体一定自动地被决定了，而且当那系统发现了新的属性时，把那属性归之于原来的个体的状态也一定被决定了。再者，这些新的状态一定有它们的与内容相应的因果作用。只有当断言同一个体有不同属性的表征是整体上相关的，只有当断言不同个体有同一属性的表征也在整体上相关时，（1）和（2）适用于这样大的范围才是可能的。因此当表征要求以那些整体的关系为基础时，它们才能“被构建”。否则自然认知器追踪它们的环境所必需的潜在表征就不可能有如此多的供给。任何具有这种关系的表征系统都有一种句法，而且这样的任何系统都是一种思想的语言。

5.2.2篮球

我们在开始陈述追踪论证时，我们不是根据我们已有的、在世界上的居住、而是根据在世界上的走动而予以陈述的。在世界上的一特别令人感兴趣的走动就是与复杂的身体技能之训练有关的走动。复杂的身体技能有其基本的、丰富多彩的、普遍性的认知构成，它与在大范围表现技能域限之特征的能力有关——这个范围如此之大，以致在表征确实有必要构建时，它就需要构建表征的系统方法。

以篮球为例。撇开这样的事实不说，如一些篮球运动员在运动中获得的技能水平比我们大多数人随便获得的要高得多，篮球运动典型地表现为广泛的、常见的身体活动，其中包括投球、接球、防守、传球、运球、在防守密集的人群中穿梭等。如果不使用有句法结构的表征，它们类似于篮球所必需的表征，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完成这些动作。

在篮球比赛过程中，运动员千百次地面对的是：必须非常迅速地作出决定：是以迅捷的动作带球过人，还是把球投出去，是去策应还是不去策应，是换防还是与被保护的运动员留在一起，在对方抢到篮板球时，是去追那球，还是留下来防守等。对这些决策条件的众多描述都是有用的，每一个都包含着无数可能的特定条件。

…………

在任何特定时刻，一个运动员有许多关于各个个体的表征，其中每一个表征都有时空属性和超出一定时段及可能性的关系。在这种表征的内核，可能有这样一种表征，即与其说它像语言，不如说它更似意象论者的、像模型一样的东西或类似物。

但是关于变化着的场景的复杂模型绝不是人们打篮球时所需的那种模型。各种命题性的或似语言的信息也必须考虑到。

首先，有构成那场比赛的许多基本属性。谁在比赛？在知觉场景，有许多人，他们并不是比赛的参与者。参与比赛的那些人中，谁是队友，谁是对手？一个运动员是队友，另一个是对手，这一事实，可由他们的服饰的颜色加以区分，但它不是包含在关于条件的知觉的或似意象的表征中的文字上的信息。比赛还有更为普遍的属性：得分、时钟上剩余的时间、比赛剩余的时间、教练员的比赛计划或最终的指导，而且对方所实施的防御都可能影响作出什么样的决策。

第二，个别运动员有特殊的属性：高度、弹跳力、速度、命中技能、谁有绝招等。在高水平的比赛中，这些属性以微妙的方式受到关注，但即使在赛场上，也不可能无视它们。

第三，有更多变化无常的属性：谁保护谁，每个球员占什么位置，谁技术娴熟，谁不娴熟，谁投球好，谁需要顺利投篮得分以受到激励，谁碰到了犯规的麻烦等。

第二和第三类属性不仅直接影响人们的决策，而且还影响人们关于球员应做什么的直接预期。琼斯所处的位置，他在球队整个比赛方案中的作用，他的特殊技能和习惯都以不同的方式决定了人们对他在任何特定时刻的表现的期望。这些期望反过来又对作出什么决策发挥决定性作用。

所有这一切似语言的信息一定以适当的方式与关于变化着的场景的、可能更富有意象派色彩的表征密切相关。如果你不知道你所看到的、具有所有那些属性的球员就是琼斯，那么知道琼斯在你的队里，打中锋，犯了规，防范对方最好的球员，在12英尺或更近的范围内是一优秀的投球手，但并没有上好的技能，这是无济于事的；如果你不知道他在哪个队，那么你看到一个球员，知道他要到哪里，这是一点用也没有的；如此等等。因此要打篮球，人们就必须把许多非知觉的属性归之于他们所看到的那些人，归之于他们所知道的处在附近的别的人。

结果是，一个人在成为一个职业篮球运动员时就得到了一种专门的认知系统。该认知系统正是利用大量各种各样的信息，才作出了赛场上的种种决策。它还产生表征——判断、期望、信念等——这些表征与处在同样环境中的非职业的人的表征是不同的。它们以各种方式相互关联。它们包括似印象或似模型的表征系统；不过，似语言的巨大的表征系统由于涉及到把属性和关系归属于持续的个体，因而也是必要的。因此职业篮球运动员使用了有丰富语义结构的表征。

进入职业篮球运动员临场决策中的信息大多是似语言的信息，以可重复的大量的信息的形式出现。存在着可重复的属性与关系，它们被归属于具有不同类型——比赛、球队、个人、球等——的持续个体。正是不同属性归属于同一个体这一点对决定做什么至关重要。同样，也正是把同一属性归之于不同个体这一点起着重要作用。

指称和述项的这些同一性要想在系统中起作用，它们就必须以影响认知加工的那种方式存在于那系统中。构造这样一个篮球认知系统，它的大量的、潜在的述项中的每一个都预先与之连起来了，具有与输入、输出以及别的认知状态的相应的联系，那也是完全没有用的，即使是可能的。但是对于一个具有篮球认知者那样大小和复杂的系统而言，根本就没有可供选择的方案，去把指称和述项的同一性编码在表征本身的结构之中，因此必不可少的是，表征只能根据这种结构来加以构想。即是说，需要的是一种句法。

5.3身体技能不是作出反应的倾向

对此，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回答就是：熟练的篮球运动并不涉及到表征。该回答认为，技艺娴熟的运动员所需要的是一种引起行为的系统，而不是表征。通常引证的一种根据是，在打球过程中，技艺娴熟者常常没有意识到正在考虑我们所提及的那些事情。这种观点可能由以得到阐发的一种方式，就是主张：唯一有关的表征是知觉性的，而知觉直接导致行为，在正常情况下，并没有属于认知性的东西的介入。但是有些人甚至还想否认知觉性的表征。

这是关于身体技能的常见观点的一种表述：身体技能是对刺激的奇特的、习得的反应倾向系统。有些人乐意把实践一种身体技能当作是学习一种对刺激的适当的反应系统。篮球技巧自然比对特定情境的一组反应要复杂得多。篮球场上的情境实际上完全不像其他情境。球员前此不可能熟悉他现在所处的那个特定类型的情境。但是球员实际上会重复同样的情境，而且在这样做时，他们学会了对作为类别的相同情境的反应。这一来，人们大概会假设：一个人所获得的东西就是这样一个系统，它把知觉输入映射到反应上，结果从经验过的情境推断新的情境，因此反应上的变化与情境的变化相互关联起来了。但是这样设想严重地误解和低估了身体技能运用中所发生的东西。

首先，如果球员以他在训练中常用的方式对一种情境作出反应，那么他就必须认识这种情境。人们必须认识到，在以常用的方式进攻时对方会采取什么防守措施，而且还要认识到各种不同种类的场上形势，以对它们作出回应。很清楚，认知就是一种远远超过了单纯的知觉的认知状态，对情境和防守的认知也远远超过了对球员的位置和运动的单纯知觉。球员不可能一无例外地认识到这些东西，只是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做得更好一些。因此，具有相同体育能力的球员对相同的情境，在身体或行为方面并不总是以相同的方式作出反应，因为他们的认知能力和反应是彼此有别的。职业学校的球员年复一年得到改进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们认知情境的能力。

第二，主张身体技能是一种反应倾向的观点有一更根本的缺陷。压根就不存在球员对特定场境所作出的特定反应这样的东西。一球员在一特定的场境下可能作出许多不同的事情，这取决于他当时的投掷能力。球员的身体技能加上他对当时场上布局的理解还不足以决定他的行动。

短期的战略考虑在决定球员的行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场比赛的比赛计划，当时正在生效的战略，负责发起进攻的防守队员所发起的进攻，投篮时限，得分，剩余时间——所有这些都能够影响球员的所作所为。而且它们可能同时地、各自独立地发生作用。这些都不是场上布局或知觉场境或物理刺激的组成部分（不管人们怎样描述球员合理地对之倾向于作出反应的输入）。因此球员在特定场上布局中作出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取决于各种其他的考虑。球员关于场上布局的表征加上他对实际战略的理解事实上决定了他怎样表现他的身体技能。如果他没有关于场上布局——我们重复地说，这包括各种非知觉属性的归因（队友、核心等）——的表征，那么上述情况就是不可能的。(www.xing528.com)

不同的进攻与防守，不同的比赛风格等都处在实践之中。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更有兴味的则是这样的事实，即实践对于由新目的所影响的反应来说并不是必要的。一技巧娴熟的篮球运动员可能有意输掉一场球，或勉强取胜（即这样去打，使得分控制在刚好取胜的范围内）。如果他从事了这样一种用心险恶的活动，那么他对某种刺激的反应（加上关于比赛和球员的信息）就会与别的反应有微妙的差别。他在实践中不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还有这样的可能，即这样做是没有用的。他可能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而不知道任何新的东西。

勉强取胜和输掉一场比赛在有组织的运动中都是不合理的、不道德的。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在交际性的运动中，勉强取胜是一常见的、有用的行为。试想网球和高尔夫球这样的个人运动。你对你能轻易打败的对手，即使未用你对付与你同样或更高水平的人的那种方式，你也不会失掉得分的机会。一个人在比赛时可以让水平适度发挥，以一定的方式保持可观的战绩而又不必同时想到它。人们对不同的球员会采取不同的方式，而且人们在如此去做时常常没有有意识的思考——即使是第一次面对一特别的对手。

假设你已决定通过尽可能好的表现使对手遭到尽可能惨的失败。如果你想取得好的得分，那么在对付同一个对手时你除了常用的打法之外还得有所改变。这意思是说你得以不同的方式对特定的刺激作出反应。但是要如此，你将会运用同样的知识和技巧。

球员还会采用新的风格，也许是为了弄清它怎样起作用，或为了在实战中模仿即将面对的对手。球员参与篮球比赛和训练可能带着许多不同的目的，在每种情况下，球员对某些物理刺激的反应也会是不同的，除非他们被指派了别的目的。

相同的技术和能力系统可用来产生这些各别反应中的任何一种反应。一个老练的篮球运动员能够完成这些反应；而别的人则做不到。从长期的经验中，他的所见所闻告诉他：人现在在哪里，他们会到哪里，他们可能做什么。假如他想到要做什么，他就会如此去做。因此篮球技能（包括认知技能）不可能独自决定场上的反应。严格地讲，也不能认为，篮球运动员有一种仅对刺激作出反应的系统。运动员所拥有的部分是一种产生表征的系统，这些表征之所以能用于决定反应，要么典型地要么非典型地是由别的因素决定的。

而且，这些不同的潜在反应的每一个对于当前的情境来说都是适宜的。它们分明是篮球运动反应，即使不是最理想的篮球运动反应。如果没有实在地表征大量的情境，如果不能表征有助于决定作出哪一种反应的一切东西，那么就不可能对一种特定的情境作出如此多样的适宜反应。

一般来说，身体技能用多种方式包括新的方式加以训练，这取决于当前的目的和意图。如果身体技能是一种轻易学到的、对刺激的反应系统，那么这就是不可能的。

5.4与别的句法论证的比较

近来受到广泛讨论的关于句法结构的论证就是福多和皮利辛（1988）的系统性论证。他们还为句法结构提供了一种有关的论证，此即他们所说的产生性论证；不过他们并未强调这个论证，因为他们觉得它是以假定作为根据批判联结主义的。让我们把这些论证的每一个与追踪论证作一简要的比较。

5.4.1系统性论证

系统性论证是这样展开的：认知系统在认知能力渗透在有结构的束中这一意义上是系统性的。“你找不到这样的有机体，它们能学会宁可要绿的角也不要红的圆，但不能学会宁可要红的角也不要绿的圆。你也找不到这样的有机体，它们能思考那个女孩爱约翰，而不能思考约翰爱那个女孩。”（福多与麦克劳格林，1990，p. 332）一般来说，我们找不到这样的造物，它们能处在一种具有内容aRb和cRd的状态中，而不能处在一种具有内容aRd和cRb的状态中。这就是所谓的表征的系统性。就认知系统从它的每一潜在的认知状态的潜在进化对应地关联于那个状态的内容而言，认知系统也具有加工的系统性；与内容相应的进化以同样的方式关联于那个内容的巨大范围之上的认知结构。因此，“一般来说，认知能力在法则学上必然是系统性的，在人类和似人类的有机体中都是如此。”（福多和麦克劳格林，1990，P.332）福多及其同僚论证说：对这种已观察到的（以及从演绎上推论出的）系统性的最好解释就是：所有具有包含着命题内容的心理状态的认知器都有句法结构表征。

我们赞成说：句法能解释个体认知器中的系统性。如果一认知器的表征有句法结构，那么它就会表现出表征的系统性。而且自然的认知器离不开有效句法，因此它们的表征就会表现出加工的系统性。

但是正如福多和麦克劳格林所阐明的那样，真正需要得到解释的是：为什么系统性是普遍有效的——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规律，即所有包含着命题内容的心理状态的认知器都有句法结构表征。经典主义用它的认知构造的概念去解释系统性的普遍有效的特征。在经典主义看来，认知就是对有结构的符号的受规则控制的加工。因此根据经典主义的看法，所有（非退化的）认知器一定有句法，从而表现出系统性。

事实上，福多和皮利辛都把系统性论证当作对经典主义的论证：“无论如何，在心理表征中如果你需要结构，以说明心灵的产生性和系统性，为什么不假定结构敏感的心理过程以说明心理过程的一致性呢？简言之，为什么不成为一个经典主义者呢？”（福多和皮利辛，1988，p.66）但是结构敏感的过程就是遵循规则的（即经典的）过程，这并无概念上的必然性；因此假设结构敏感的过程并不必然就是经典主义者。如果结构敏感的过程必然是遵循规则的，那么它就是这样一种高水平的经验事实，即必须承认它独立于对句法结构和对结构敏感的过程的需要。

然而，如果人们拒绝经典的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的下述观点，即有句法结构的表征正好是关于认知的概念的组成部分，那么系统性论证作为一种对句法的论证似乎就是极不令人满意的。句法结构是从系统性中推论出来的，因此也许在弱的意义上对普遍句法结构的假设就解释了系统性。但是如果没有经典的观点，这就使认知系统为什么首先有句法结构这一问题成为无法解释的了。我们为什么没有找到缺乏句法结构、不具有系统性的（即联结主义者的）认知系统呢？

因此，福多和皮利辛对联结主义提出了一种挑战。联结主义模型不需要句法结构。从直观上说，句法结构在网络中是罕见的。这一来，联结主义怎样解释这样的事实，即所有自然生成的认知系统都表现出了系统性呢？

追踪论证为我们提供了必需的解释：要做出它们必须做的事情以便在世界上生存，除了最基本的东西之外，认知器还需要构成性的句法。复杂的认知器为了在世界上生存，除了通过获得有句法结构的表征之外，再没有办法获得它们所必需的表征能力。因此，既然复杂认知器中的表征是有句法结构的，那么它们就会表现出系统性。这一来，追踪论证用不着把系统性当作前提；相反，对系统性的解释正好是该论证的副产品。

5.4.2产生性论证

从起源上看，产生性论证是关于自然语言的生成语法的论证（例如乔姆斯基，1965，1972）。每个说话的人都知道理解特定句子、造出更长的句子的多种方法。因此自然语言不存在最长的句子；即是说每种自然语言都包含有无数的句子。但说话的人是有限的。一个有限说话者获得这种无限能力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去获得一种用有限的词汇、借助一系列有限的加工来构造句子的能力——即有一种生成句子的语法。

福多与皮利辛（1988，pp.33-37）主张：一种类似的论证表明了思维对句法结构的需要。人类对个别事物的大量思维在语义和句法上都是复杂的。例如一个人可以想到一个碟子，它盖在琼斯住房的前厅顶灯的开关上，这房子位于孟菲斯外的小城西北的湖边。人们不可能经常以这种有点复杂的方式去思维这样的事情。当然人们能够把属性归之于这样的对象。人们可以记住它的颜色，它是不适当地附加上去的，或者说它完全没有什么异常之处。

于是，存在着非常多的、潜在的、系统相关的认知状态。这些思想的每一个与其他可能的、不计其数的思想有演绎和归纳的关系。除了解释说这些思想是用可重复的要素构成的，人们还会怎样去解释拥有这么多思想的能力呢？要求认知的潜能是无限的，即使是从观念上，也是没有必要的；大量有限的能力足以导致相同的结论。

追踪论证有别于产生性论证——而且有别于系统性论证，像它们经常被陈述的那样。这些论证诉诸于递归过程和逻辑上复杂的表征。而追踪论证求助的是这样一类状态，它们最自然地作为（一元的或n元的）原子句子在谓词演算中得到表征，而用不着量词或联系词。因此我们在追踪论证中所谈论的潜在表征的巨大性并不依赖于思维的递归特征。于是我们相信，该论证不仅适用于人类认知，而且也适用于非人的动物，因为对于它们来说，是很难找到证明表征中有超过最低限度的递归结构的根据的。

5.5演绎推理

认知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我们能作出演绎推理。既然演绎关系基于句法结构，因此这就成了对心理表征中的句法的又一个论证（参看5.5.1子节）。不过，决定演绎关系的原则是没有例外的，因此硬规则至少在人类认知的这一方面似乎是必要的。但是演绎关系并不是规则，而且演绎推理的现象没有为认知加工的硬规则提供根据，就像它没有为认知的其他任何方面提供根据一样（参看5.5.2子节）。

5.5.1演绎推理需要句法

“如果彼得进了百货商店，那么他就买了啤酒，如果他买了啤酒，那么它就在冷藏室中；现在那里没有啤酒，因此他没有去商店。”——一种常见的推理。

我们人类能生成大量具有不同命题内容和不定语义复杂程度的心理表征，从而享有用这些表征进行演绎推理的系统能力。这就证明（我们认为是结论性的）：我们有这样的表征，它们有这些推理所必需的逻辑形式。除非有关的形式结构内在于表征本身之中，不然就很难弄明白：心理加工怎样系统地顾及心理表征中间的演绎关系。如果演绎关系在心理加工中举足轻重，那么认知系统与那种演绎关系的基础就一定有一种适当的因果关系。我们的心理表征一定有这样的句法结构，它对保证我们能够视之为有效的论证之有效性是必不可少的。

许多哲学家都强调：未受过逻辑训练的人是不善于演绎推理的。最明显的是他们常犯某些错误，尤其是在处理不熟悉的课题时更是如此。但是正是这种能力，而不是杰出的能力，表明表征具有逻辑形式。

而且，经过明显或熟悉的类比，人们转而能作出他们过去所否定的正确推理。还有这样的可能，即在不告知他们的推理犯了什么错误的情况下，仅指出那些类比论证明显缺乏根据，就能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推理的错误。即是说，人们能够认识到他们清楚的例子与他们起初不清楚的例子之间的逻辑形式的相似性。例如，试考察下面的论证：

（1）a.只有美食家才喜欢鸡肉薄荷冰淇淋。

b.约翰不喜欢鸡肉薄荷冰淇淋。

c.因此约翰不是美食家。

（2）a.只有美国人到过月球。

b.约翰没有到过月球。

c.因此约翰不是美国人。

在测验中，当推论（1）是那种形式的唯一的论证时，初学逻辑的学生中的大多数都会判断它是正确的。不过当（1）和（2）出现在同一测验中时，极少数人会把推论（1）当作错误的。如果在一种测验中推论（2）正好在推论（1）之前，那么认为论证（1）为错的比例则会达到0。许多学生似乎认识到了推论（2）的逻辑形式并且认识到了推论（1）与（2）的逻辑形式的同一，这表明他们能够认识推论（1）的逻辑形式，即使他们在某些语境下不这样做。如果逻辑形式能被注意到，那么它就一定是可发现认知系统的地方，即使在它没有被注意到时也是如此。

至此，我们讨论的只是与语言运用有关的事例。但是关于信念的逻辑形式的根据在非语言行为中也是不难找到的。尤其是，人类或非人动物常鲜明地表现出有关于方位情境的析取或条件信念。古代斯多亚派的克里斯波斯论证说：狗有析取表征，所依据的是这样的观察：一只狗会沿着一条路嗅，接着沿着另一条路嗅，然后不用嗅就沿着第三条路跑。因此那个狗一定作了这样的推论：“那造物要么跑到这条路上去了，要么跑到那条路上去了，要么跑到别的路上去了；既然它没有跑到这条路或那条路上去，因此它跑到别的路上去了。”（塞克斯都·恩披里可记述，见《皮浪主义述略》，1.69）这种行为在人类和许多动物身上是司空见惯的。

5.5.2演绎推理无须硬规则

但是有效性和矛盾性是经典认知科学的核心地盘。演绎有效性的原则是硬的；它们不容许例外。如果有例外，那么它就不具有有效性。因此至少在演绎推理的王国，人们肯定会论证说：人类认知一定符合PrL规则。

但是这是不能接受的。有效性、矛盾性等是表征中的形式（句法）关系。它们之所以没有例外，是因为它们制约着句法基础在其中相同的一切事例。不过，这些关系不是认知加工的规则，而且它们没有隐含认知过程的任何东西。它们的确不是规则，即使它们中的一些在逻辑测验和组织证据中用作推理规则的基础。至于人们一定或可能做什么，它们是完全缄默的，它们也不会描述什么东西做了什么。它们是关于哪一些真值组合可能和不可能的事实。

即使对演绎关系的意识在构成演绎推理的认知加工中是一常见的因素，但它不是有确定结果的因素。如果你一并想起：你的信念P，以及你的下述信念：当且仅当Q从而P，那么不能由此说你最终将相信Q。你可能会推论说：“啊，我的天啦，Q不可能是真的，因此我关于P的信念一定是错误的。”你要么是重新审查前件，要么是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正如他们所述，一个人的肯定式就是另一个人的否定式。意识到演绎关系常会在你的认知状态中产生某些进一步的变化，但一般不会去分辨这些变化是什么。

与信念固恋（fixation）有关的那类加工可以合理地看作是对多种软强制条件的满足，即使演绎关系卷入了也是如此。认知系统对演绎关系的意识最好视之为寻求满足的各种（软！）强制因素中的一种。信念中的一致性之保持常常（即使不是固定不变的）是作为优先的强制因素表现出来的。但是这种因素能够得到满足的方式通常不止一种，进而信念固恋过程的潜在结果也不止一种，正是在这一过程之下，该强制因素才得到满足。既然一个人的肯定式是另一个人的否定式，那么就可自然而合理地主张：即便是在演绎推理的王国，认知加工也完全是软的，而不能由PrL规则加以描述。

而且，一致性是一种软强制因素。有这样一些哲学家，他们可能真的会说出下面的话来：

“我相信，我知道我前方有一张桌子。我也相信，有一关于我的真理（第一沉思式的），它意味着我不能知道我面前有桌子。我意识到：这使我的信念前后矛盾。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认识论问题令人恼火的理由。”“我相信，我有自由意志。我也相信，关于物理世界的流行的科学观点一般来说是正确的，即使不是详尽无遗的。我相信：在相关的意义上，我不可能有自由意志正是那一观点的一个结论。我还相信，这意味着我有一种关于信念的矛盾的三位一体，因此我的信念不可能是真的。”

事实上，所有哲学问题都可以归属于这类矛盾的阵营。也许大多数关心认识论问题或自由意志问题的哲学家已经为自己找到了解决这种不一致性的方法。但有一些则还没有；他们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在那里，一致性的强制被违背了。而且还可以适当地补充说，他们处于这种状态不是没有合理性的。

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有类似的情况。一个人可以相信，有证据表明只有约翰才会干出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而同时又坚定地相信，约翰是那类从不干这种事情的人。

无例外原则决定了这些信念组合是前后不一致的。但不能因此就说：存在着这样的无例外的原则，它们在认知系统面临这样一种不一致时决定了认知系统会做（或应做）什么。一般来说，决定演绎关系的原则是无例外的这一事实本身，绝不是假定自然认知系统的认知过程可由PrL规则描述的理由。

注释

①“构成性关系自然是部分-整体关系。”（B.麦克劳格林：“泰伊论联结主义”，载《南方哲学杂志》，1988，26，p.190）

②根据这个定义，属于空间或时间部分的构成要素显然可看作是经典的。但这也意味着还包含有其他的可能性，如在记忆中的项目就是“指示器”的对象或“推导”运算的值。其核心思想是：经典的构成要素是这样的项目，即当它们是系统的表征的构成要素时，它们就以物理的形式出现在该系统中。（即使在福多和麦克劳格林定义的意义上，“经典句法”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不是对经典认知科学的教条式的承诺，但它在经典主义的模型中也是无处不在的。我们沿用福多和麦克劳格林的术语，因为它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中是比较流行的。）

③这不是出现在关于递归句法的“产生性论证”中的那种产生性，对此，在5.4.2节中，我们简要地给予了讨论。

④这也适用于波拉克原文（1990）所用的RAAM表征，它们被用在一种循环的自动-关联任务中；同时这也适用于查默斯1990年所用的RAAM表征，在那里，任务是直接把主动句的RAAM表征转换成相应的被动句的表征。在两种情况下，泛化于项目中的网络都没有用于训练过程中；波拉克的网络在任意复杂的树结构中运行良好。（查默斯并未用2级深度以上的树，在训练他的网络或对之作出检测时都是如此。）

⑤斯莫伦斯基，1988，1990，1991以及正在印行中的；斯莫伦斯基等，1992。张量乘积表征“提供了这样一种形式化，它对构成性结构的非形式概念的联结主义计算是自然而然的，同时它还可能是一种在联结主义认知科学中发挥作用的候选者，这种作用类似于符号认知科学中的构成性结构树所起的作用”（斯莫伦斯基1988，pp.156-157）。

⑥即使是当TP表征表达了自然语言中的单词、句子和别的项目时，该表征本身也不会有非经典的句法结构，如果①它们能被重新解释为句子或有关句子的构成物本身，②这样予以解释，即它们能从属于结构敏感的加工。

⑦加上某种最小的非线性（如一个临界值单元，当它的网状输入大于或等于某种特定的值时，它的活动就为1，否则即为0）就可容许前馈控制网络，这些网络能完成与一系列树处理一致的矩阵运算，不仅包括开方运算还包括乘方运算，而且还包括“更复杂的、把条件支的等量结合起来的运算”（斯莫伦斯基等1992，p.18）。

⑧在人类语言中，同一单词的不同形式与有不同作用的同一填充符的诸TP表征相比，在直观上更加相似。但这似乎不是语言的交流作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可能有一些造物，对它们来说，同一单词的语法上不同的形式可能有很大的区别——以及在整体上——就像有不同的作用的同一填充符的TP表征一样。

⑨福多和麦克劳格林（1990）主张：具有非经典的构成要素的表征包括TP表征并不能支持有效句法。关于此观点的进一步的批评性讨论，可参阅霍根和廷森1992。

⑩“有效地表征复杂等级结构和把结构敏感的运算应用于这些表征的能力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大多数联结主义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点，即使他们希望这种能力能够以标准的符号加工传统所不期望的方式体现出来。”（欣顿1990，p.2）

科林·麦金（1989）论证说：心理模型而非似语言的心理表征形成了“内容的基础”。他为“那一理论的雄心勃勃的变种”作了论证，“……（它）主张：模型仅凭自身就足以实现内容，而用不着求助于任何别的表征系统。因此模型提供了一种激进的内容理论，一种自足的基本原则……它试图为内容如何可能提出一种完全非句子的理论。”（p.184）

我们认为，最好不要把追踪论证当作是对最佳解释的论证，而应当作是对唯一可能的解释的论证。即使在文献中没有明确地予以论及，但对唯一可能的解释的论证是一种常见的论证形式。例如人们可以论证说：“史密斯昨天在伦敦；现在在纽约。因此她一定乘了飞机。”即是说，她已乘飞机是对她现在在纽约的唯一可能的解释。结论是一经验的主张，而且在一定意义下，该论证是一种经验的论证：它以未予陈述的经验前提为基础，这个经验前提是：史密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伦敦到了纽约，只有一种途径。当然，这个前提在逻辑上可能是错误的。……而另一方面，对最佳解释的论证则是归纳的。最佳的解释——不管根据什么规则——都不大可能是真实的解释。但唯一可能的解释一定是真实的解释。如此看来，追踪论证的基础是下述经验主张，即有句法结构的表征是对自然认知器所拥有的大量表征的全部构成内容的唯一可能的解释。

乔治·雷伊（1991）指出：人们一贯犯同样形式的错误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的表征有形式的属性，这些错误正是基于这些形式属性。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表征，它们有后件，那么你就不可能一以贯之地作出所谓的“肯定后件”这样的错误推论。

对此的一个可能的答复是：演绎推理完全依赖于自然公共语言中的形式，而不依赖于心理（非自然语言）的表征中的形式关系。我们认为：这不适用于狗和海豚，它们能够进行演绎推理（参阅下一段）。具有相同逻辑形式的论证并不总是具有（或并不总是被表现为）相同的语言形式。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我们的简单的样本。人们必须认识到：同样的逻辑形式可以以不同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尚不清楚的是：这怎么可能只是（自然）语言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关于理由的推论，除了下一节给予的那一个。演绎系统中的推理规则并不是能成为PrL规则的那种规则的恰当的类别，因为它们是允诺的规则，而非强制性的规则。

参考文献

J.福多和Z.皮利辛（1988）：“联结主义与认知结构：批判的分析”，《认知》，28：3-71。

J.福多和B.麦克劳格林（1990）：“联结主义与系统性问题：为什么斯莫伦斯基的方案没有用”，《认知》，35：183-204。重印于T.霍根等编的《联结主义与心灵哲学》，克卢沃出版公司，页码是重印本上的页码。

J.波拉克（1990）：“循环分布式表征”，《人工智能》，46：77-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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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斯莫伦斯基（1988）：“联结主义心理状态的构成结构：对福多和皮利辛的答复”，《南方哲学杂志》，26。

P.斯莫伦斯基（1990）：“张量乘积可变的束与联结主义系统中的符号结构的表征”，《人工智能》，46：16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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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霍根与J.廷森（1992）：“联结主义系统中存在着有结构的表征吗？”载《联结主义：理论与实践》，S.戴维斯编，牛津大学出版社。

G.欣顿（1990）：“关于联结主义的符号加工的专门争论的序言”，《人工智能》，46：1-4。

C.麦金（1989）：《心理内容》，布莱克韦尔。

G.勒让德等（1991）：“分布式循环结构加工”，载《神经信息加工系统的进展》，3，D.图雷茨基等编，摩根·考夫曼。

N.乔姆斯基（1965）：《句法理论的概貌》，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

——（1972）：《语言和心灵》（增补版），哈考特·布雷斯·约瓦诺维奇。

【注释】

[1]译自特伦斯·霍根和约翰·廷森合著的《联结主义与心灵哲学》（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5章，有删节，标题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