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哲学：探索心灵起源的四种假说

朱利安·杰恩斯

今天上午我要向大家报告的基本上是一种有关历史的理论，它将引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意识和心灵不能离开它们的历史而得到理解。在我看来，关于心灵的一切讨论都必须是历时性的，而不应像现在大多数这类讨论那样成为共时性的。我所认定的这一立场是不讨人喜欢的，甚或与现代的哲学思维不合拍，但它正是我想向你们竭力陈述的观点，不管你们是否接受我下面所要表述的每一细节。

流行的意识理论批判

我首先要论及的问题是进化论意义上的意识起源问题。它正是19世纪后半叶进化论诞生以后被视之为极其重要的问题，对于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理论的完善及其进一步辩护，它确实是绝对必要的。进化论已给唯物主义的理论以及物种的偶然起源和增殖作出了解释，但是它怎么可能解释那似乎是非物质的人类心灵的起源呢？这在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难题。意识怎么可能通过自然选择而从单纯的物质中派生出来呢？

有些人例如像华莱士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人类的意识一定是神授之于人的。令人惊异的是，达尔文也持此论，当然他又认为：它发生在进化之初，它是“原本由造物主呼出的气进入一些类型或一种类型”而形成的几种力量中的一种力量，我此处的引文出自于《物种起源》的最后一段。达尔文关于有意识的心灵与形态结构平行进化的观点导致了他的弟子罗马尼斯探讨意识的进化发展的研究纲领——一个不久就被认为是不妥当的纲领。其他尝试性的解决方案接踵而至，诸如赫胥黎的不合理的、对抗性的原始行为主义或神秘主义和关于突现性进化的不精确假说，后来在哲学中又有怀特海、亚历山大、皮尔等人的新实在论，不幸的是，这种理论由于量子力学中的“观察者介入”的一些佯谬又有一种新式的复活。沿着这条弯弯曲曲的道路，心理学家便自然而然地通过根本否认意识的存在而对意识的起源问题作出轻率的回答。经历这样令人精疲力竭的、摸索的历史之后，上述问题在19世纪丧失了它的紧迫性以致在哲学和科学的探讨中销声匿迹，实不足以为奇。我认为：在这次专题讨论会上，应回过头来对许多曾受重视的问题作出澄清。

在解决意识起源问题的过程中，造成这种彻底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意识概念是一虚妄的、不实用的概念。经过漫长的历史，它上面堆积着大量的文化尘埃，而此尘埃又妨碍了对问题的严格的审视。指称中的某种多余部分是来自于宗教的历史，在此历史中，灵魂被授予各种可能的心理功能，这些功能后来又像那些取代灵魂一词的语词一样变成了心灵或意识的属性。错误的另一根源在于哲学思维本身，这种思维作为心灵的功能是我们借逻辑推理可以到达的东西，它也是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这些命题没有任何内省的合法性。因此我们分析的第一步也是适当的步骤就是要设法把意识概念从这些历史过失的冲击层中解救出来。

当我说把逻辑上推论出来的能力注入意识的观念之中时，我的意思指的是像感知这样一类过程。当我能意识到感知的产物时（即使不总是如此），实际的过程决不会到达有意识的内省。在历史上，我们从我们感觉器官的一种实现中推论出、抽象出这些过程，后来又由于对心灵与物质或灵魂与肉体的先验假定，我们便相信这些过程是意识的一部分——其实并非如此。如果你们哪一个人仍然坚持认为感知应等同于意识，那么我倒觉得你们循着一条路径达到了一种归谬论证：你们一定会说，既然所有动物都有感知，因而也都是有意识的；如此回溯，经过进化的阶梯甚至可以追溯至单细胞原生动物门，进而到血液的变形虫状的白细胞，因为它们可以感知到细菌并能吞没它们。由此说来，它们也应是有意识的。说今天上午我们这里每一位身上每立方厘米血液中有一万个有意识的存在，这恐怕是没有人想为之作辩护的观点。

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我现在对意识的定义似乎比通常的要窄。不错，是这样。但它只是我现在正陈述的、我关于什么是意识而不是感知的理论的一部分——像我已说明过的那样。我的意思绝不是说：所有意识都是内省，而只是说意识是可以反省到的。意识就是现在基尔希堡街上任一打人“心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如果你要求他们把他们正在想的一切说出来，录在录音机里，你无论如何找不到成堆的感知，而只能发现一连串流动的担忧、后悔、希望、往事回忆、内部对话、独白、计划、想象——所有这些都是意识的材料。

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把意识与感知混淆起来了呢？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像我要描述的那样，意识是知觉的一种类似物，因此两者好像真的能等同起来。我想说明的是：因为物理的、具有感觉器官的“我”就等于是物理的对象，因此以语言为基础，“我”的类似物就等于是意识的一个“对象”。一种知觉即使并不总是意识的对象，但也确实是意识的一个“对象”。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诡辩论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也把意识与感知混同起来了。在心理学中，心理物理学一开始就犯了这个错误。费希纳这位泛心论者以为：他通过测量感觉的特质中的明显的差异正好把心灵的整个世界与物质的整个世界关联起来了，于是乎便形成了著名的“韦伯-费希纳律”。甚至在当今，一些正在研究知觉的心理学家仍主张：他们所研究的就是意识。正如W.詹姆斯很久以前就指出过的那样：感知是我们加之于经验的抽象，不是那经验本身的固有部分。他的出发点仅仅是主张：“思想处于流动之中”。这也正好是我的出发点。

一些现代哲学家也陷入了这样的错误。我想这是基于关于感觉材料的古老传统。罗素在寻找意识的例证时直截了当地说：“我看到一张桌子”，其实这是一种高度人为的、容易使人误解的选择——就像说一个降半音b是一首交响曲的例子一样。不错，他意识到他看到了一张桌子（大概在闭上眼睛时他也许会更好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对桌子的注视并不是意识，而只是视觉，只是意识的对象，即使是在他真实地意识到了什么的过程中，那也只是他的论据。罗素理应挑选动物行为学上更有效的例子，它适用于他的意识，而又真的发生过，诸如“我何时找到重写基本原则的时间”，或者“我怎样才能为罗素第二夫人提供生活费”。如果是这样，他最终便会得到另外的结论。这些就是关于意识处在流动中的例子。而“我看到一张桌子”则不是。笛卡尔绝不会说：“我看到桌子，因此我在”。

正像感知不是由意识产生的一样，各种具有知觉的恒常性的东西如大小、光亮、颜色、形状也是如此，它们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在广泛地经历了光、距离、观察角度甚或我们自己的运动等环境变化的情况下，仍保存的东西，就像对象保持其同一个位置一样，这通常被称之为场景的恒常性——所有这一切的完成都无须来自意识的帮助。

对于另一大类我们称之为优先选择的活动，如我们怎样坐、怎样行走、怎样移动来说，情况亦复如是。所有这一切都是没有意识的作用而完成的，除非我们决定去意识它们——此即意识的优先选择本质。甚至在讲话时，意识的作用比我们的单词的任何恒常伴随物更多地穿插进来。现在我并没有想到进入我的词汇库，从中挑选词条以把它们串在这些句法结构上。我想做的是让那能最好地被描述为具有确定意义的意愿的东西、让我称之为结构的东西、进而让言语的习惯模式在没有来自意识的进一步输入的情况下显现出来。同样在听某人讲话时，听者意识到的是什么呢？如果音素甚或高一层次的词素或单词表露出来了，你们也无法了解我正打算做什么。

以为意识存在于我们所做的一切活动之中，不过是一种幻觉。就像在一完全漆黑的房间，要求打开手电筒，然后环顾里面，以看里面是否有光一样，手电筒只会告诉我们说：房间明亮的地方都充满着光——这显然是荒谬的。

关于意识的又一错误源于经验主义的创立，当时伽桑狄使用亚里士多德的“白板”一词，后来洛克以伽桑狄的《哲学体系》为基础创作了他的两卷本著作《人类理智论》，将“白板”英国化，把心灵比作“白纸，没有任何标记，没有任何观念。”①如果那时有照相机，那么我推想洛克就会用照相机作为他的基本隐喻。在经验过程中，我们得到关于世界的连续的图像，在反省中发展它们，将它们转化为存在的概念、记忆以及我们的一切精神陈设品。

但是意识并不摹写经验这一点很容易得到说明：（a）试考察我们所拥有的记忆，接着再来注意：它们并没有以我们经验它们时的方式得到组织，例如想一想你在游泳中的最后时刻；大多数人不会像它实际发生时的那样思考纷繁复杂的、多样化的感觉经验，而往往从另一种观点看待他们自己的游泳——自然是他们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某些事情；（b）或者考察记忆的丧失，如果意识真的摹写了经验，那么我们就应当有这种记忆，例如知道什么字母伴随着我们注视过上千次的、电话上的数字，或根据此时在基尔希堡的记忆描述到达你的办公楼的主要通路——你们将发现这是很困难的。有意识的记忆并不摹写经验，而只将其重构为一种必定存在过的东西。

经验主义也是相信学习离不开意识的被告。在旧的术语学中，心灵有自由的观念，有被感知到的东西的摹本，当事物一块儿被感知时，它们的摹本或观念就结合于一起——此即观念的联想。既然这可能发生于意识之中，因而似乎很清楚：学习或观念的联想似乎就是意识的判决性的标准。对此，许多早期的心理学家都十分明确地作过陈述。然而后来心理学中所作的大量的实验研究则告诉我们：这是错误的。因为人们发现：学习也存在于物种和动物体标本之中。在这里，没有人会认为像内省意识这样的东西可能与学习必然关联起来。就人类而言，各种类型的学习，如适应环境、运动神经的学习、操作工具的学习或操作性条件反射等，都表明能在没有意识的协助或注意的情况下发生。这倒不是说，在人类的学习中，如在决定学什么、在制定学好的规则、有意识地用语词描述一任务的诸方面等过程中，意识并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这不是学习本身。总之，我的意思是说：意识对于学习的发生并不是必要的。

在这里，人们可能会列举出习惯的自动化这类众所周知的现象，因为当此自动化发生于我们身上时，在刚开始，那种任务似乎离不开意识，但在习惯最终形成时，意识则退居二线，进而那一任务无须任何努力便完成了。同样，习惯由于实践而变弱以及迅速增强，这在一切能学习的动物中都极为常见。一般来说，在这类普遍存在的现象中，意识并不随着行为的改进而消失，就像对那项任务的组成部分的被迫注意不会随之消失一样。注意是对感知的注视，并不必然就是有意识的。如果你随便哪只手拿着两枚硬币，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扔到另一只手上，接着相互扔，以便另一只手也抓过每一个，这是要花大约15-20次的学习才能学会的活动。如果你今天晚上想试试，在你如是作时检验一下你的意识，你就会发现，意识与那几乎是机械似地发生的学习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你可能会意识到你有点笨拙，或者当你捡起地板上的硬币时，你会觉得你正在做一件有点愚蠢的事情，直到成功之时，你的意识才会对你高度的灵巧而感到惊奇不已甚或得意洋洋。这就是那经历了变化的注意。自动化是注意的减少而不是意识的减少。

意识对于思维或推理也不是必不可少的，这大概是一个有点耸人听闻的说法。但是在1901年，作为研究生的K.马尔比在维尔茨堡做过一项在他的时代最简单然而又是最深奥的实验。他以他的教授作为被试，其中每一位在内省实验上都是经验丰富的里手，他要求他们对两个外观相同的秤论作出简单的判断，认定哪一个更重。所得的结果与当时的实验心理学背景格格不入，确实令人震惊。尽管这样的判断隐含于对问题以及判断的材料和技术的意识之中，但是对于实际的判断本身来说，不存在任何有意识的内容。于是便导致了被称之为关于无象思维的维尔茨堡学派的诞生，而这又引发了阿赫、瓦特、屈尔佩等人对定势、任务和决定的倾向——我重新将之命名为“构造”（structions）——之类的概念的实验。构造就是像被给予神经系统的指令这样的结构，当将材料提供出来以供操作时，那“构造”就导致了没有任何有意识思维或推理参与的、自动的回答。这类现象始终存在于我们的大多数活动之中，如从简单的诸如判断重量到解决问题，直至科学和哲学的活动。意识对问题作出研究，并将它准备为一种构造、一种过程，后者又可以使一种答复突然显现，就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物理学家们常说：他们不再在实验室中从事他们的发现活动，他们有三个B，即浴室（bath）、床（bed）和汽车（bus），他们的发现就是在这里作出的。此刻这一过程正以缩小了的比例在我身上重演，因为我的词语好像是我的神经系统在给予它以我预期的意义的构造之后专为我挑选的。

在对意识的误解的一览表中，最后一个项目就是关于它的定位的言论。除了长期致力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并把它放在“外在于”理智王国的地方的人以外，大多数人，可能包括在座的朋友，都极像笛卡尔、洛克和休谟，倾向于认为：他们的意识就是通常定位于他们的头脑之中的一种空间。无论什么地方，实际上当然没有这样的空间。意识的空间，也就是我后面所说的心灵空间，是一种功能空间，它没有位置，除非我们指派一个给它。由于我们的内省、内化等等之类的一切语词的作用，以为我们的意识内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便是一自然而然的但又是一武断的、需要研究的观点。当然我的意思又绝不是说，意识与大脑是彼此分离的；根据自然科学的假定，它不能脱离大脑。但是在骑自行车时，我们都在用我们的大脑，然而没有哪一个人会认为：骑自行车的位置就在我们的大脑之内。对意识的这种现象定位是武断的。

综上所述，我们已说明：意识并不是心智的全部，也不应等同于感觉或知觉，它不是经验的摹本，不是学习的必要条件，甚至也不是思维和推理的必要条件，它仅只有一种武断的、功能性的定位。作为我下面要讲的内容的引言，但愿你们能作这样的考虑：在过去某一时期，可能有这样的人，他们已做了我们现在所做的大部分事情，说了、感知了、解决了我们所说的、所理解的、所感知的、所解决的问题，但那时它们还没有意识。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一至关重要的可能性。

这样说几乎回到了激进行为主义的立场。既然我把意识当作一种不可还原的事实，因为我的内省像所谓的“外部的”知觉一样真实，即使它具有自身独特的、不能混同的性质，但这一来，意识究竟是什么呢？我的说明步骤是，首先以多少有点简洁的方式略述一种关于意识的理论，然后再以不同的方式予以解释。

假说之一：意识起源于人类作出隐喻和类推的语言能力

主观的、有意识的心灵是我们称之为真实世界的东西的一种类似物。它是由一种语汇或词汇域建构起来的，此域的术语都是关于物理世界的行为的隐喻或对应词。它的真实性与数学处在相同的层次。它容许我们省略掉行为的过程，而作出更妥当的结论。像数学一样，它不是一个东西或一贮藏所，而是一算符。它与意志、抉择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试想一下我们用来描述意识过程的语言。通常描述心理事件的最突出的一组词是视觉方面的。我们“明白”（see）问题的答案，我的“明白”充其量可能是“明确的”或“清楚的”，或者可能是“朦胧的”、“模糊的”、“不清楚的”。这些词都是隐喻，它们所适用的心灵空间是通过实在空间的隐喻而产生的。在此空间，我们能“探讨”一个问题，也许是从某种“观点”出发，并与其困难“作斗争”。我们用来指称心理事件的每一词语都是行为世界中的某种东西的隐喻或对应词。我们用来描述真实空间中的物理行为的形容词通过类推变成了描述心灵空间中的心理行为的词。我们常说有意识的心灵是“敏捷的”或“迟钝的”，或说某人是“机智的”、“有独立见解的”、“优柔寡断的”、“心胸开阔的”、“城府很深的”、“虚心的”、“心胸狭窄的”。因而像在真实的空间里一样，可以说某东西在我们心灵的“后面”，或在我们心灵“深处”或“外边”。

但是你们会提醒我，隐喻只是一种纯粹的比较，而不能像意识那样创造出新的实在。对隐喻的严格的分析表明：它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在每一隐喻中，至少包含着两个名称，一是我们试图以单词表述的东西，即被喻（metaphrand），一是通过起着如此这般作用的构造而产生的名词，即喻媒（metaphier）。它们与里查德称之为要旨tenor）②和媒介物（vehicle）③的东西相差无几，不过要旨和媒介物两个名称对于诗歌比对于哲学分析更合适一些。我模仿被乘数和乘数这样的算术术语，选用了被喻和喻媒两词，但又抛弃了算符的内涵。如果我说船像犁一样在大海上破浪前进，那么被喻就是船头经过水面的方式，而喻媒就是犁。

再举一联系更紧一些的例子。假定我们在回溯心理词汇的形成，我们一直想解决某一个问题或者在琢磨怎样完成某一项任务。表述我们的“明白”就是喻媒，它来自于物理世界中的物理行为，它适用于用别的方法难以表述的心理事件，即被喻。但喻媒常常引起我们称之为超媒（paraphiers）的联想，它们使被喻具体化为那被称之为联想物（paraphrand）的东西。由此可见，隐喻创造出了新的实在。单词“see”使人联想到物理世界中“看”的行为，进而使人想到空间，当此空间与这种由推论而来的、被称之为被喻的心理事件统一在一起时，该空间便变成了一种联想物。

这样，我们周围世界的空间属性就被转化成了一种解决问题的心理事实（我们记得这一过程是无须意识的）。正是这种被联想到的空间性质，基于我们用来描述这类心理事件的语言的作用，经过经常的重复，就变成了我们意识的功能空间或心灵空间。我认为，此心灵空间就是意识的第一重要特征。它也是你们此刻正优先予以“内省”或“观看”的空间。

但是谁在观看呢？又是谁在内省呢？这里我们得引入类比推论。它不同于隐喻，因为在类比推论中，与其说相似性存在于事物之间或行为之间，倒不如说存在于关系之间。由于具有感觉器官的身体（被称之为“我”）负责物理的观看，因此便自动地演化出了一类似物：“我”，以适应心灵空间中的心理形式的“观看”。类似物“我”是意识的第二个最重要的特征。注意不要把它与“自我”混淆起来，因为自我在后来的演化中成了意识的对象。类似物“我”是无内容的，我认为，它与康德的先验自我联系很密切。作为身体的“我”能在它的周围环境中走来走去，看这看那，因此作为类似物的“我”也学会了在心灵空间中“来回走动”，关注于一事物或另一事物。

我们将把意识的第三个特征称之为“叙事化”（narratization），即对实际行为的比拟性模拟，这似乎是意识超出于先前关于它的共时态讨论之外的一个明显的表现。意识常常让事情富有情节，给任何事件安排一个前奏和结尾。这个特点是我们的物理自我的一种类似物，物理的自我在具有空间的连续性的物理世界中走来走去，而这种连续性可变成心灵空间中的时间上的连续性。这便导致了关于时间的有意识概念，其实时间是我们将事件、将我们的生命放入其中的空间化了的时间。以其他任何方式都不可能意识到时间，除非将它作为空间。

意识还有其他一些特征，我将简要予以述及，如：专注，它是知觉注意的“内在的”类似物；其对立面是抑制，由于它，我们便不再意识到那些令人讨厌的想法，它是在物理世界中抛弃令人讨厌的东西的类似物；选择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一次只感知事物的一方面的类似物；一致性则是知觉认同的类似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这里根本的法则就是：意识中所发生的作用无一不先出现于行为中。

有人公正地谴责说，认知心理学家有时有这样的癖好，即重新发明轮子，进而使之成为正方形，然后说它是第一个近似值。我不想附和说，这在我所略述的那种演化过程中是真实可信的，但我的确愿把它称之为第一个近似值。意识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应当把它说成好像是什么。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意识的叙事化有不同的方式，诸如语词的、知觉的、身体的或肌肉的，因为所有这些似乎与它们自身的属性迥然有别。但是我以为，我们现在有条件回到我开始说过的词汇问题上来，它在生物学、心理学、哲学中已造成了极大的困惑。就全体而言，这种“内在的”世界始于何时呢？

我们已说过：意识以语言为基础。这意思是说：一代又一代的人试图在动物的进化过程中探寻意识的起源是不正确的，而且也是徒劳无益的。如果意识是在语言的基础上、经过训练而习得的一组操作，那么就可以说，只有具有语言的物种才是有意识的；尽管近来对黑猩猩的符号语言和动物的交流系统作过一些有争议的探讨，但那意思不过是说，只有人类才有意识，意识仅仅始于语言进化出来之后的某一时刻。(www.xing528.com)

语言又是在什么时候得到进化的呢？在别的地方我已阐述过关于下述问题的看法，即语言怎么可能从呼叫的元音变异中演化出来，什么是所谓的“啊嘿、啊哈（w ahee，wahoo）模型”。此模型现在与其他几个模型正处于竞争之中。但是这种理论化指向了后更新世，其理由主要有：（1）这个时期正好与猎取大动物过程中对语言交流的进化上的迫切要求相符合；（2）它符合于与语言有关的大脑特定区域的令人惊奇的发展；（3）也是该理论独有的理由，即它与考古学上关于制造工具的剧变的记录相吻合，因为我们知道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手段，而且是一种知觉器官，它能使我们注意某一特定任务并保持这种注意。这种追溯意味着：语言的起源不早于5万年前，也就是说：意识形成发展于那个时期与现在之间的某个时候。

对于这个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到公元前3000年时，人类已学会了明显的书写能力。因而很显然，我们的第一步便是应考察一下人类早期的作品，以便弄清楚是否有根据证明在心灵空间中存在着能叙述的类似物：“我”。概而言之，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任何作品中都没有这样的证据，包括像众所周知的《伊利亚特》这样的古老的文学遗产。

这一来，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在从公元前9000年起、经过《伊利亚特》时代的一切文明中，种种证据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人类已听得到我们常当作听幻觉的声音，即从大脑某个地方释放出来的所谓神的声音，甚至当作今日许多正常人和各种各样心理疾病患者常有的产生幻觉的声音。

假说之二：远古时代存在着一种可称之为两院制心灵的无意识智能

这就是所谓的两院制心灵，它根据两院制立法机构的喻媒而提出。顺便说一句，该词在德文中没有贴切的译法，因而可能使你们中的一些人迷惑难解。其意思很简单，即那个时代的人类智能表现为两部分，一是作出决定的部分，一是随从部分。就我所描述的意识的那个意义而言，两部分都是没有意识的。这里我想提醒你们注意我演讲开始时对意识所作的相当长的评论。我的评论表明，人类能讲述、理解和解决问题，可以做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但是又用不着是有意识的。两院制心灵的人也不例外，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是习惯的奴隶，但是在碰到这样一类问题时，即它要求人作出新的决定或要求提供比习惯所能提供的解决方法更复杂的解决方法，那么作决定的重压就足以引起听幻觉，由于这样的个体没有怀疑和反抗的心灵空间，因此就不得不顺从这种听幻觉。

我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作出这样的推论：具有这样的智能的人类一定存在于特定类型的社会之中，即某种以森严的等级严密地组织起来的社会，它具有严格的、组合为心灵的期望，以便让那些幻觉维持社会结构。事实的确如此。两院制王国都是等级制的神权政治国家，让一个神，通常是一个偶像居于它的首位，幻觉似乎来自于这位首脑，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是如此；要不然，就是以一个人作为国家的首脑，他本身就是神圣的存在，例如在埃及就是如此，当然比较罕见。关于证明早期文明通过被称之为神的、引起幻觉的声音而组建起来的根据，我在其他地方已作过罗列，此刻就无须深究了。

至此，我已讨论了我要讲的四个假说中的两个。对于第一点，我已花了分配给我的时间的大部分，它与本次专题讨论会关系最为密切，其核心思想是：意识根源于人们作出隐喻和类推的语言能力。第二个假说是：在远古时代，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无意识智能，即所谓的两院制心灵。第三个假说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在历史上，一个由另一个所引起。

假说之三：在历史上，一个由另一个所引起

实际上，这里有两种可能性。我所陈述的理论，其弱化的形式就是主张：意识固然以语言为基础，但它不是最近才有的，它产生于语言起源之后，甚或在文明之前，即是说大约在公元前12000年的时候，大约在能听到声音的两院制智能起源的时候。那时心灵的两个系统可能一起发生作用，直至两院制心灵失灵，进而被抛弃，让意识独自成为人类决策的中介。这是一种极端弱的观点，因为它几乎能解释一切，而又几乎无法被驳倒。

强的观点更令人感兴趣，就像我在介绍两院制心灵概念时所说明的那样。它为进入我们称之为意识的隐密事件所组成的明显的隐私世界确定了一个近得惊人的日期，此日期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有微妙的差异，但在两院制文明发源的中东，大致是公元前1000年。

我认为，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证据能证明这样推定的日期，在那里，大约从公元前1200年开始，两院制心灵的瓦解已是相当明显的。这根源于社会混乱、失常，以及人口过剩，大概也由于书写成功地取代了管制的听觉形式。不过这种瓦解又导致了许多我们现在通常称之为宗教的实践，诸如祈祷、宗教崇拜，特别是名目繁多的占卜，它们是通过在想象中回应神的指导而作出决定的新型的方式，其目的就是恢复已失去的神的声音。

在希腊文学中，从B类线形文字简札开始，中经《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再到棱伦以后两个世纪的抒情诗和哀歌体对句，都提供了关于两院制心灵瓦解和关于意识的词汇在隐喻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再清楚不过的描绘。例如thumos、④phrenes、⑤kardia、⑥psuche⑦等词都经历了从指称外部的、客观的对象到表示内在的心理功能的变化过程。

同一时期的另一类记载是《圣经》的希伯莱《旧约全书》，它也与上述材料不谋而合。犹太人的先知们就是那些有两院制剩余物或有部分两院制的人，他们听到了耶和华的声音，并能以令人信服的可靠性予以传播，因而在他们的社会倍受尊敬，被认为回到了已失去的两院制王国。这些先知的言论可与后来的“智慧书”如《传道书》相媲美，自然也可与那教给有意识的人们以一种改革过的犹太教的《新约全书》相媲美。最近我的同事，研究中国古典文本的专家M·卡尔博士也已证明：在大约同时代的《诗经》的各节中，意识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化过程。

但是，这就是意识或意识的概念吗？人们常常提出这种众所周知的质疑，它适用于霍布斯等人，也适用于现代的理论。在这里我们不是把意识概念与意识本身混同起来了吗？我的答复是：我们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了，它们是同一的东西。正如D.丹尼特在关于这一理论的最近的论述中已指出过的那样，有许多证明陈述与其用法同一的例证。足球概念和足球就是同一的，或者说，钱、法、善、恶等概念也是如此，或者说，关于这次维特根斯坦讨论会的概念和这里举行的维特根斯坦讨论会也是同一的。

假说之四：关于两院制心灵的神经学模型

我已阐述了我的三个假说：意识以语言为基础，曾经存在过一类不同的智能即所谓的两院制心灵，一个跟随另一个而产生。下面我将简要地陈述第四个假说，它完全可以与其他三个假说分离开来，与本次专题讨论会也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一种关于两院制心灵的神经学模型。它告诉我们：作为两院制心灵中神的一面的神经基质就相当于大脑右半球的韦尼克区域，这个特定的区域学到了人的生命过程中的全部告诫性信息，并对之进行加工，将它组合成被听到的、作为听幻觉的东西，以便把这种指令传递给对立半球或所谓的优势半球。今天如果我用精神分裂症作为这一过程的例证（因为精神分裂症是两院制心灵的局部的死灰复燃），那么我们便可看到证明这一观点的证据。而且远不止于此，我还必须提到与此模型一致的关于大脑右半球功能的一些已变得习以为常的发现成果。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想指出的是：如果我们认为意识仅仅起源于3000年前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这个理论便为哲学分析开辟了新的天地，同样也为探究许多古老的哲学难题提供了新的途径：历史上的发明和伦理学的诞生是与其词汇同步的，法规是作为神的声音的替换品而产生的，哲学本身的发展是为了填补神的隐退所留下的空白而产生的一种知识模式，同样还可解释真理概念的历史起源，以及科学概念、自然还有历史概念的起源。我倾向于认为：希腊哲学之所以卓绝伟大，其原因之一也许就是：有意识的世界完全是新颖的，因而是清楚明白的，据此，我们可以推论：我们的漫长的理智史怎样作为一种约束力量而作用于我们的能力和左右我们的成功。

毋庸讳言，对于心身问题这一一切难题中最大的难题，我所陈述的理论提出了一种非常真实的解决方法。它重申了我们一直试图予以理解的二元性，不过不是心灵与身体之间的二元性，而是意识与其他一切东西之间的二元性。这种二元对峙只是始于3000年前。在那之前，绝不存在什么意识与身体的问题。从那以后，人类的本性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

注释

①洛克：《人类理解论》，Ⅱ.1.2。

②即隐喻中的潜在方面，所指的概念、目的或人物。——译者

③即隐喻陈述的字面上的内容。——译者

④原指拇指，转意为感知。——译者

⑤原指膈即身体的一个肌性和结缔组织性部分，转意为心灵。——译者

⑥原指心、胃、贲门，转意为心灵。——译者

⑦原指肺、呼吸，转意为灵魂、精神、心灵。——译者

参考文献

①J.杰恩斯：《意识在两院制心灵瓦解过程中的起源》，波士顿，1976。

②J.杰恩斯：“后更新世时期的语言进化”，载S.哈纳德等编：《语言和言语的起源与进化：纽约科学学会年刊》，Vol.280（1976），p.312。

【注释】

[1]本文是作者在1984年8月于奥地利举行的第9届国际维特根斯坦专题讨论会上的讲演稿，后收入以英德两种文字合刊的会议论文集《心灵哲学·心理学哲学》（R.齐硕姆编，维也那，1985），中文根据英文译出，小标题为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