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信息与泛心论：心灵哲学探讨

威廉·西格尔

Ⅰ.基本事实

在D.查默斯看来，意识的困难问题就是要解释：经验为什么以及怎样由物理材料的某些特殊的构型产生出来。我们姑且称之为“产生问题”，并记住：“产生”一词可能使人错误地想到原因：我们寻求的解释性关系可能就是同一、例示、实现或别的什么。①当产生问题具有真正的科学问题的外观时，人们可能会争论这样的问题：它是否是有用的、强制性的甚或可理解的。假设某人把统计热力学的问题划分为困难的和容易的问题。容易的问题就是“气体在受热时怎样/为什么扩散”、“压力怎样/为什么随着温度升高而加大”等等之类。相比较而言，困难问题就是要用“热力学上无限的”、构成了统计力学之主体的粒子去说明热力学属性之产生。多么神秘！独立的粒子集合不仅像具有热力学属性的气体那样起作用，而且该集合不知为何还产生了那些属性。

戳穿这些假冒的神秘性易如反掌，而且许许多多的哲学家主张：意识的情况毫无二致。一当你解释了适当的、无疑是极其复杂的、从根本上说产生了行为的内在结构，那么显然就再没有什么要解释的了。不要因为一个任务对于体现了浓厚的形而上学神秘性的人来说完全没有意义，就错误地认为它不可能完成。查默斯坚持认为：因为意识并不是功能属性，因此某个试图解释“从行为方面来说是充分的”功能组织怎样产生经验的人并“不会犯概念错误”（p.13）。确凿无疑的是，这个错误不像下述错误那么明显，这错误是想撇开由统计学与宏观热力学之间的、关于功能同型的统计力学所提供的说明而对热怎样产生出来作出独立的、附加的解释。但是人们怎么可能说明：意识的情况在根本上风马牛不相及呢？

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显然就是指出，关于他心的古老问题具有可解决性。不存在足以取消这一问题的先验论证；思考过它的任何人都会发现：我们每个人从根本上说是孤独的。维特根斯坦也许反对这一点，说：“如果我看到某人因疼痛而翻滚，我一样会认为：他没有向我隐瞒他的感觉”（1953/1968，p.233）。一个习惯的回答是：自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据以行事的是这样的假定，即别的人肯定有经验，不可能对基本的假定提出质疑。但是如果那是甲虫被标本搜集者钉在钉子上所作的一种向外的伸张的动作，或者说是一个大龙虾掉进了开水中所作的蠕动，这又怎样呢？对于经验在生物发展之链的什么地方出现这一问题，不可能有轻而易举的回答，更不用说有哲学上清楚明白的、先验的回答，即使是在甲虫或龙虾的层面上，人们确实看到了类似于（至少）疼痛所引起的那类行为。

D.丹尼特的意识理论（1991）可以看作是旨在解决产生问题的理论。他关于哲学上的怪人（即能像我一样行动但完全是无意识的、完全没有经验的造物）的讨论使人想到了维特根斯坦的说明，而且同样是令人困惑的。在某一点上，丹尼特说（pp.405-406）如果怪人是可能的，那么你就真的不能判断某东西是不是怪人（每一铜币有两面），因此把公认的怪人当作是完全无意识的存在是不道德的。这不是反怪人可能性的论证，因此几乎不是瓦解产生问题之合理性基础的论证。在别的地方，丹尼特承认：动物有经验，即使它们没有人类那样的得到充分发展的意识（pp.442ff）。他宣称：许多不同的功能构造可能接受经验的归因（我避免用“产生”②），关于蝙蝠，他特别指出，我们通过探索蝙蝠的神经系统表征了什么，哪些表征在行为调节中实际上起了作用，就可能知道它的经验范围内的某种事情（p.444）。但这只是告诉我们：蝙蝠可能意识到什么，而没有告诉我们：蝙蝠是否意识到那些事物，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它忽略了调节行为的有意识与无意识表征之间的区别。因此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产生问题的一种十分严格的形式，它存在于试图排除它的理论中：假设有意识与无意识表征的区别是存在的（对此丹尼特是赞同的，即使他断言这一区别不可能绝对廓清），假设某些无意识表征调节着行为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在没有语言的动物中，是什么造成了有意识的调节行为的表征与无意识的调节行为的表征之间的区别呢？如果它们是有意识的，那么在蝙蝠身上表征躯体伤害的状态怎么会是有意识的经验，如果它们不是有意识的，那么在受伤害时表征了翅膀所处的详细位置的状态怎么又会是没有意识的呢？（在这里，我设想蝙蝠像我一样：我在踝节部感觉到了疼痛，但我通常并不知道脚在不平的地上跑动时所涉及到的复杂的活动，然而两者都与调节表征的行为有关。）在这里，我们没法对意识作出通常的行为——言语行为——检验，因为蝙蝠自然不能告诉我们它们觉察到了什么，但丹尼特爽快地承认（即使令人不解）：尽管如此，动物是有经验的。

再者，在讨论裂脑人的案例时，丹尼特否认：“连合部切开术在它的唤醒组织中留下了既鲜明而又强有力的、足以证明……有分裂的自我的根据”（p.426）。但是如果右半球有经验（就像无语言动物那样），那么问题就应是：它是不是完全合格的自我。显然右半球使用了不同的表征，而且其中一些还能调节行为（正如大量裂脑研究充分显示的那样）。因此究竟是什么使它们或它们中的某些进入经验之中？如果它根本就不是表征的行为调节力，那么它是表征所具有的在n级之上（在效能的某个刻度上）的行为调节力吗？显而易见，这还是十足的产生问题：什么使n（或n周围的大致确定的区域）正好成为能有意识的那类事物？

意识理论应当告诉我们：意识是什么，在世界上是什么事物拥有它，怎样判断某物是否拥有它，它是怎样在物理世界起源的（从共时性方面看它来自于物理条件，从历时性方面看它是进化发展的）。意识的困难问题已为我们与动物所共有的真正“怪人问题”所证实。再如，蜜蜂像有经验（视觉、嗅觉以及痛苦与高兴）的造物一样行动。我们有理由假设，它的行为是由具有内在表征的复杂系统所调节的，而其表征又是由复杂的神经并行加工器（极像我们的，尽管不那么复杂）所产生、控制和更新的——就我所知，表征是由显著的40赫兹振荡所协调的。蜜蜂处在有知觉力和无知觉力之间的模糊界线的哪一边呢，或者说就在模糊区域之内？③对于任何回答都极为重要的是：为什么？假如我们制造了蜜蜂机器人，它很顺利地适应了蜜蜂的生活（开始是被安排好了的，参阅柯克纳和汤恩1994）。再假设我们能肯定，该机器人没有经验（它真的是一种“蜜蜂怪物”）。这真的表明蜜蜂没有经验吗？为什么？另一方面，假设我们认为蜜蜂确确实实做出了经验的事情。这表明机器人也有经验（它确实通过了蜜蜂层次的图林测试）吗？为什么？④

正如查默斯所主张的，现成的意识理论的确没有提出这类问题，即使它们承认关于蜜蜂经验的问题是完全合理的。请原谅我在这点上的唠叨，但产生问题绝对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它就没有意识的困难问题。而有了它，该问题看起来才真的很困难。

事实上，它是如此之难，以至于查默斯期盼一种激进的解决，这种解决能在物理系统和意识系统之间的所谓解释鸿沟上架起桥梁。他设想：意识是宇宙的根本特征，在心灵研究中它必须直接被看作是基本事实。这是简化产生问题的一个捷径，因为根据定义，对世界的根本特征为什么产生在它们产生的时候这样的问题，不可能作出解释。例如不可能解释基本粒子为什么以它们的被观察到的质量比率显现出来。⑤也许一当我们承认了产生问题的真实性，那么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既然我极力赞成把产生问题当作真正的问题，那么我自然对查默斯的解决方案感兴趣。不过我也承认，我在查默斯的说明中发现了某些令人困惑的成分，我要论证的就是：关于意识问题的更激进的观点可能受到他倡导的意识是宇宙的根本特征这一假定的支配。

Ⅱ.组织不变性与解释的排斥性

我们先来看查默斯关于意识由以产生的条件的观点。他把这观点称之为组织不变性原则。严格地讲，这原则只是断言：“任何具有相同精密功能组织的系统都将有质上相同的经验”（p.25）。但是由此可得出结论说：一系统S是否有意识，取决于它对某种功能描述的满足。因为如果假设其反面，那么S就有某种别的、非功能的特征，可称之为Q，是它产生了意识。于是我们便可建造一个功能上同型于S的系统，它没有Q，根据假设，Q是没有意识的，而根据组织原则，它是不可能的。⑥令人困惑的是，当意识依赖于满足了纯功能描述——它们与具有行为容量的描述存在着相似性——的特殊系统时，它又能成为自然的绝对根本的特征。世界的其他根本特征都没有这个特点，或者说没有酷似这个特点的特点。就像一个人宣布：“成为一部电话机”是世界的一个根本特征，它由许多一致地满足了有关的、高度抽象的、从行为上定义的功能描述的系统所产生。

查默斯既然固执地主张：意识本身不是一个功能特征，因此引出了一个困难问题，那么说意识只取决于系统是否满足某种抽象的功能描述，就太离奇了。当然由于明白了意识是一种真正的根本特征，因此我们就不可能问：所有满足了某些功能描述的系统是有意识的，这是怎么可能的，然而与其说这个观点减弱了产生问题的神秘性，倒不如说大大加剧了。

在这里，我们还面临着产生问题的一个变种，它来自于“精致的功能组织”这一短语固有的模糊性。查默斯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即有一大脑，它的神经元逐一为“硅同晶体”所替换，这是他的组织不变性原则的一个例示（同上）。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恰好就是功能描述具体说明的那个水平？我们可以假设，硅同晶体不是内在地从功能上同一于它所代替的那些神经元的，然而一神经元的内在作用确实可满足某种功能描述。或者换个角度说，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一个模仿了它所替代的整个神经组织的输入/输出关系的硅片装置去替换大量的神经元呢？于是就有一个新的产生问题：功能描述的一个特殊的层次怎样产生意识，它实际上产生在哪一个层次？问题在于：系统在不同层次上的功能复制品原则上能重复整个系统的行为。像一意识系统一样起作用的任何系统能根据那个原则判断是有意识的吗？如果不能，假设我们有两个系统，它们在n层次上是功能同型的，而在n-1层次上，在功能上则是不同型的（正如在查默斯的那个例子中我所理解的那样）。它们是否具有相同的意识状态，这显然取决于哪一个层次是描述的适当的层次，但是谁去判定呢？对于功能描述的层次，宇宙知道什么呢？

解释的排斥性⑦的一个致命的问题根源于意识与功能描述的结盟。任何从功能上描述的系统事实上必定为某种物理部分之集合所例示，如果它应该加入到世界的运作之中的话。该系统的因果效力完全取决于它的物理例示的效力。因此当我们说到“测量火炉的恒温器”这样的东西时，该恒温器的效力完全能由这恒温器的特殊的物理例示所解释（也就是说由它的热电偶的物理细节或它所具的别的功能所解释）。也许水溶化盐是一个更好的例子：这完全可通过个别的H2O分子与构成盐的NaCl分子的相互作用加以解释，而这些相互作用进一步又完全可用氧、氢、盐和氯的量子力学属性予以解释。如果不是那些根源于其构成部分的因果力，水是不可能有任何因果力的。因果根基原则陈述的是：任何复合体的因果效力，不管是已述的功能上的还是部分学上的，都完全依赖于其物理例示的基本构成部分的因果效力。问题的令人困惑之处现在就昭然若揭了。意识在世界中有因果效力吗？如果有意识系统的因果效力遵循因果根基原则，以至于任何有意识系统的因果效力都完全依赖于它的例示的因果效力，那么由于把意识当作是宇宙的根本特征，它不能还原于它的例示，因此意识在世界上就没有效力了——意识最终完全是副现象性的。另一方面，如果拒绝这个结论，而把某些独立的因果效力归之于意识，那么某些物理部分的集合就具有完全不依赖于它的那些部分的因果力的因果力。这就是哲学家们所谓的激进的突现论。⑧正是在这里，我们有一种极端的激进形式，因为它不是这样的集合，即把物理部分集合到产生突现性质的、特殊的克分子合成中，而是这样一种集合，即它设法满足能产生奇迹的某种抽象的功能描述（我们可以称之为关于激进的功能突现论的学说）。这个二难推理的任何一支都没有任何吸引力。

这一解释排斥性问题也可以认为是源自查默斯的另一原则：即把有意识经验的现象特征等同于“信息状态”的原则。既然每一物理状态相对于某种可能的信息接受者来说都是一种信息状态，而且对应于编码在任何物理状态中的信息上的差异的因果差异通常被认为是遵循因果根基原则的（这个事实自然是我们利用物理过程传输信息的能力的基础）。因此我便有另一个二难推理：如果有意识经验同型于信息荷载，那么有意识经验的因果效力要么是（1）完全依赖于信息携带者的物理属性，要么是（2）某些信息携带者违背了因果根基原则。如果是（1），那么我们就有解释排斥性，进而有意识经验就成了副现象。如果是（2），那么我们就有激进突现论的另一形式，不知什么原因它依赖于这里所说的物理状态所携带的信息。不管是哪一支，都是没有吸引力的。

还值得一提的是，信息概念具有众所周知的模棱两可性，它有时意指的不过是一种物理状态的“比特容量”，它或者指的是某种语义上有意义的、由传输单元所携带的内容。查默斯打算把有意识经验的现象性质归之于哪一种信息，这是不清楚的，即使他所说的在我看来倾向于前一种解释。大脑的比特容量无疑是巨大的，但由于把两个大脑当作一个系统而显然翻倍了，然而值得怀疑的是，存在着一种与两个人的相互作用有联系的第三意识，即使这两个大脑在那时已形成了一个因果上相互作用的系统。因此我们又有另一个产生问题：意识实际上是由哪一些信息状态产生的，为什么正好是那样，它们怎样产生？

Ⅲ.信息的本质

查默斯猜想：信息本身也许就是世界的根本特征，而该特征又使自己成为意识的“自然关联物”。但是意识与信息是在语义学意义上的层面上而不是在比特容量的层面上才相关联的。既然信息的古典理论停留于比特容量的层面，因此它似乎不能为意识提供严格的（或就那个问题而言的任何）关联物。而且古典理论把信息当作是某种因果过程的特征（尽管是非常抽象地被设想的），这也就是说，信息是一个功能概念：信息具体化于能被不同地例示的因果过程中，遵循着因果根基原则（因此导致了上面讨论过的解释排斥性问题）。

由于接近了关于信息的更为激进的观点，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讨论关于意识的根本本质的一个更为激进的观点。这种信息观点把因果过程当作一种信息转换，但又不希望所有的信息“联系”都局限在这种过程之内。要以这种方式探讨信息概念，自然应到量子力学中去。

“纯粹信息”的作用可通过对著名的双缝实验的讨论来予以说明。一束光子、电子、原子或别的什么入射到不透明表面上的一对裂距适中的双缝上。探测屏安放在裂缝的后面。量子力学预言：对银屏的撞击形成了一种相干图样，该相干图样又来自于能到达屏幕的测试粒子的两个可能路径的相互作用，这已得到了不太理想但富于实践性的实验的充分证明。

尤其是，量子力学形式主义要求：在那束中的粒子的状态Ψ必须被表征为与每一空间路径有联系的状态的叠加：

（1）Ψ＝Ψ1＋Ψ2

（为了清楚起见，我撇开标准化的精确性——详见附录。）Ψ1表征的是进入左边裂缝——即路径1——的粒子。Ψ2表征的是进入右边裂缝——即路径2——的粒子。结果是，当我们计算一粒子击中探测屏的一定区域的概率时，两个可能的路径都以复杂的方式对这个概率发挥作用；没有办法确定那个粒子实际进入了这些路径中的哪一个（即使我们不管哪一个），因此我们的计算只能这样进行，即把每一路径独立地产生的概率加起来。“相干图样”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图样在足够多的粒子通过那些装置之后就可在探测器上看到，如果粒子逐个地正好通过裂缝中的一个，那么它就明显不同于所期望的干涉图样。

双缝实验的特征是众所周知的，同样广为人知的是，如果我们有办法确定粒子采取哪一路径，那么相干图样就会消失。这有时可用这样一种测量所涉及到的粒子状态的干扰来解释，有时这种干扰据说是不可避免的，从而是对该现象的这个方面的严格的说明。但是这并不是那个理论的本意。在解释相于图样消失时，没有必要假设干扰。只要有关于粒子采取哪一路径的信息就够了。试假设有这样一种完善的探测器，它能在不改变粒子状态的情况下确定粒子采取了哪一路径。这种探测器只能有两种输出状态，让我们称之为L、R（分别代表左边和右边的裂缝），探测器的输出完全与状态Ψ1和Ψ2的组成部分相关联。完善的探测器这一观念在数学上是没有什么错误的，而且探测器在场的作用将排除相干图样，尽管对粒子的状态没有作用。这对那些必须想到并协性并不是测量之不得体的结果而是量子力学的内在的、不可排除的特征的人来说是有一些好处的。该理论认为：我们的探测器携带着相关的信息，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摧毁相干效应，不管探测器在测量时是否以某种方式“干涉”了那个系统。

这里所论及的那类信息不是比特容量，而是“不同”物理系统的语义学上有意义的关联物，在那里没有这样的要求，即该关联物必须由把两个系统联系起来的某种因果过程来维持。量子力学这一显著特征因完善的探测器概念所暗示的手段而变得更加明朗。但是直接通过删去探测器内的信息而恢复原来的相干图样这一可能性又怎么样呢？既然粒子状态没有为探测器初始的操作所改变，那么这似乎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形象地说，粒子尽管远离它们要到达的、最后将记录它们位置的显示屏，但对它们的路径是否被自动记录下来是没有主意的。这样一种相干检索仪器就是所谓的量子清除器（参阅斯卡利和德鲁尔，1982；斯卡利等，1991；恩格勒特等，1994；西格尔，前言）。量子清除器是一种稍微有点精密的造物，因为它们一定受到了这样的限制，即在所述的系统之间不能建立“比特通道”——探测器和目标屏就是运行于这种情况之下的（因为这可能违反了相对论的下述根本限制，即信息不可能比光速传输得更快）。尽管如此，它们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在我们的双缝附加完善探测器装置上，我们已增加了某种未定的、清除探测器上的信息的方法（这实际上是建构一种清除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量子清除器的分析确实可以说明：相干图样能够通过直接清除探测器上的信息而得到恢复，在不建立比特通道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详情还可参阅附录）。清除器的作用有力地表明：每个粒子对清除器的状态都会作出反应。但是如果我们严密地安排我们的实验（例如，我们可以使探测器屏与清除器之间的距离如此之大，使清除器的运作如此之长，以致从清除器而来的一种光信息不能在它到达那显示屏之前到达粒子），那么在粒子和清除器的运作之间的任何因果过程都不可能有什么疑义。

对量子清除器和更简单的、基本的双缝实验的自然的解释就是，在量子系统的要素中存在着一种非因果的、但有信息载荷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比特通道或任何别的因果过程（附带地说，这再一次表明：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信息的语义意义）。在这里，我们也许得到了一种新的、有价值的、有高度重要性的观点，即信息真的是世界的根本特征（或许是特殊的根本特征）。

Ⅳ.泛心论

为了形成一种把意识本身当作世界的根本特征的理论，依我看来，使用信息的根本本质这个更强的意义似乎是可能的。我这里说某物是根本的，意即基本的，不是对物理系统满足任何功能描述的依赖性，也不是对因果根基原则的屈从。查默斯本人在说明信息时对这种理论有所表态，指出：这种理论“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不合理的”（p.28）。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这里所述的理论是泛心论，它是这样一种学说，即“所有的物质或所有的自然本身都是有心灵的，或者说有心灵的方面”（引自《牛津英语大辞典》），这的确被认为是不合理的。我用极其独特的方式对它作了辩护。在我看来，产生问题是真实的，但又很难为完全不受约束的思辨提供担保。一当我们把意识是世界的根本特征这一观点与我们关于信息及其意义的新概念统一起来，那么几种思想，如有的为泛心论辩护，有的给予抨击，就会以一种非常令人满意的方式得到和解。

我在上面已说过，根据查默斯的说明，意识完全是一种突现的现象，而且只是在它不能根据表现它的有关复杂系统的属性予以解释的意义上，它才是根本的。他还坚定不移地认为：意识不可能还原于那些低级的属性。一段时间以前，T.内格尔（1979）注意到：对与非还原主义有联系的、激进的突现论的否定似乎可衍推出泛心论。该论证非常简明：如果意识是不可还原的，那么我们就不能在物理复合物的某个层面根据那种复合去解释它的出现，因此它如果不是在那些复合的层面上突现出来的，那么它就一定已经出现在更低的层面上。这一来，如果我们拒绝激进的突现论，并重视产生问题，那么我们就自然投入了泛心论的怀抱。

泛心论有悠久的历史。也许它是我们的祖先所宠爱的学说，激荡着许多前科学文化中的万物有灵论的旋律。博学哲学家莱布尼兹赞成一种形式的泛心论，这实质上是出于内格尔所说的那种理由。但是泛心论总处在科学/哲学高贵地盘的边缘，随着对世界的科学理解的拓展，它不断地失去原有的那种尊严。因此有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达尔文在生物学中所发起的革命又重新燃起了对泛心论的兴趣。在一篇仍有价值的论文中，W.K.克利福德（1984）提出了一种显然有待证实的论点：进化论应用于心灵的必要条件是：意识的某种要素存在于全部物质之中。他在承认产生问题的同时论及了意识：

我们不能假设：在进化过程的任何一点上发生了从一种造物向另一种造物的巨大飞跃，这显然是一种与物理事实完全不同的、绝对分离的事实。在上溯的路线上，没有人能说出那事件被假设发生的特定位置。如果我们完全接受进化的学说，那么我们能够到达的唯一结论就是：即使是在最低级的有机体中，即使是在漫游于我们血液中的阿米巴中，对我们来说，也存在着某种或别的难以想象的简单的东西，它与我们自己的意识具有相同的本质……（1874，p.266）

简括地说，这不就是内格尔的论证吗？突现是不可能的，还原是荒谬的——因此意识的要素必须在宇宙的基本构成材料中去寻找（当克利福德把他的论证限制在有机体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种活力论的错误，因为产生问题既不会在有机体与非有机体之间的空隙中出现，也不会在超有机体的等级系统的空隙中出现）。进化论的增补部分给予了、或至少是在克利福德时代假定了一种明显可知的机制，通过它，简单的东西以不同方式结合到复杂的东西中，这种增补推进了迈向真正的泛心论的步伐。

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对泛心论提出强有力的驳难。也许对泛心论的最集中、最有洞见的抨击就出现在W.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1890）一书中。他把该观点讥讽为“心灵灰尘”理论，并给予了严厉的痛斥，他还提出了一个我认为是关于意识的任何泛心论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我将把它（1）称之为合成问题，它要解释的是这样的问题，即“原子性的意识的无数要素怎么可能结合成为一个新的、复杂的、丰富多彩的、像我们所具有的那种意识。这不正好就是产生问题吗？对此，詹姆斯说得非常好：

准备一个由12个单词组成的句子，请出12个人，让他们每个人记住一个单词。接着让他们站成一排，或挤坐在一条凳子上，让每个人尽可能专心致志地想自己的那个单词；谁都没有关于整个句子的意识。我们常谈到“时代精神”……但我们知道这只是一种符号，从来不会梦想：那种精神……构成了一种

另外的意识，此外还构成了“时代”一词……所指称的那些个体的意识（p.160）.

或者说：

在假定要素单元有感情的地方，情形一模一样。取出一百个这样的东西，将其搅乱，然后随你的意愿把它们包在一起（不管那意味着什么）；每一个仍有它过去所有的感情，禁锢在自己的皮肤内，没有窗户，不知道别的感情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如果当这样的一组或一系列感情出现时，属于这样一组的意识也出现了，那么在那里就有第101个感情。这第101个感情完全是一个新事实；根据严格的物理规律，原来的100个感情当合在一起时可能是它的产物的标志；但是它们不能从根本上等同于它，它也不能等同于它们，人们也不能从别的推演出其中的一个，或者（在任何可理解的意义上）说：它们进化出了它（p.160，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总之，詹姆斯认为：泛心论的第二个根本假定——经验的单元能融合到高级的经验形式中——在“逻辑上是合理的”，没有它，泛心论就没有通向产生问题所津津乐道的那些东西的逃路（p.158）。

如果詹姆斯是对的，那么结合问题就在泛心论中提出了一个不同的产生问题，它在形式上类似于意识从物质中产生的问题。如果同样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潜藏在泛心论的心脏，而且它自然面临着断定原子有意识的那种不合理性（无论在什么程度上——这必然是不合理的），那么泛心论就没有优越于物理主义的地方。如果詹姆斯是对的，那么泛心论的第一个假定什么也没有抓住，而且使其居于优先地位的有用性完全丧失了基础。

另一反对意见来自这样一个问题，⑩它大概可以被称之为（2）无意识智能问题。人们可能想避免第一个假定的不合理性，方法是赞成心灵的构成单元具有智能，而否认它们实际上是有意识的经验。但这自然就使产生问题成为不可解决的问题，甚至被认为加剧了该问题，因为我们怎么能根据无意识实在的结合去说明有意识经验的产生呢，即使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心理的实在？倘若如此，泛心论便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它严格类似于物理主义者所面临的那个产生问题。

然而在想到智能在世界运行中的作用时，又会产生另一严峻的问题。人们可能会认为，像意识这样重要的根本特征在世界的因果交流中应该有某种作用。但是如果它起着这样的作用，那么我们就有望在对物理世界的探索中看到它；即是说我们有望看到物理上没有区别的系统，因为它们的心理维度所潜藏的因果力，因此至少会偶然地在它们的行为中表现出差异。如果是这样，我们关于世界的物理图景就是极其不完善的，而且许多人会发现，它是极不合理的。我常常不得不担心的是：我的汽车是否能启动，但谢天谢地，我没有这样的附带的担心：即使是绝对没有机械方面的故障，但因为它今天“觉得喜欢”留在车库里，因此开不动！姑且把这称作（3）完善性问题。以后我再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但对（3）的不令人满意的回答应在这里予以讨论。泛心论者可能极力主张：物理上同一的系统由于它们的物理同一性而具有同一的心理特征，因此物理上同一的系统实际上总是以相同的方式行动，即使心理的方面提供了某种驱动力。这是不令人满意的，因为这直接提出了解释排斥问题：如果系统的物理属性能够说明它的全部行为，那么有什么根据假定有心理的作用？于是心理的东西在最低限度上就是解释上的副现象，进而可能成为真正的多余无用的附属物。因此问题在于：泛心论要么断言：我们关于世界的物理图景是不完善的，要么说心智是解释上的副现象。第一点是不合理的，第二点又极大地削弱了泛心论计划的基点。

最后，有两个最简单的反对意见。我们有（4）无标记问题：没有证据能证明：自然的基本单元有任何非物理的维度，以及（5）无心问题：如果这些单元有某种特征，我们选用“心理的”词语加以命名，那么人们能拿出什么可能的根据去证明这种命名呢？毫无疑问，在我们肯定泛心论的学说有真实的内容之前，我们最好是在世界的基本特征中来考察心智本身的某种“标记”。

Ⅴ.量子万应灵丹

关于泛心论，有一种一致的看法，即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它有助于回答各种反对意见。既然在我看来，它们大体上是按困难递减的顺序陈述出来的，那么我想倒过来予以考察。就（5）来说：如果人们把意识当作是世界的真正的根本特征，那么它出现在离我们通常所及的范围极遥远的地方，就不足为奇了。在亚原子粒子之间不存在引力的任何明显的信号，但是既然我们把引力当作根本的，那么我们就是打算承认两个电子之间的吸引力真的是存在的。不过我们必须永远记住：那些否认有关于意识的产生问题的哲学家将可能认为，把意识归因于没有表现出意识的行为记号的任何东西是更不合理的，且完全不可理解的。我上面试图要论证的是：产生问题是真正的问题，这意思是说：人们至少可以以一定的可理解性假定意识是宇宙的根本特征。

这对（4）也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回答。因为如果类比于引力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我们便可以期望：与物理自然的构成单元有联系的那个“级别”的意识之结果是完全不可分辨的。不存在这样的要求，即要求根本特征在每一可能的梯级上提供操作上可观察的结果。这个回答可能是充分的，但它也可能是不必要的，因为值得注意的是，尚不清楚构成单元绝对没有显示这样的迹象，即它们有假定的非物理的（以及真正的心理的）方面。

要解释我的意思，就必须提及（3）。我认为，可以合理地预言：世界的真正的根本特征在世界中起着不同的因果作用。因此我们认为，用纯物理术语表述的世界图景，如果不参照这种根本特征，那么就是不完善的。即是说，世界偶尔以不能用纯物理观点解释的方式起作用。没有人真的知道，人的思想、行动是不是完全由物理特征决定的，因此，也没有人真的知道，人的行为是不是也从纯物理的方面被决定了。但是让我关注一下物理自然的构成单元，看看它们是不是也以不能用纯物理观点解释的方式行动。它们自然是这样——量子理论坚持这一点。作为一种物理理论，量子力学断言：既然这些过程在备选的可能性中与完全随机“选择”有关，那么对它们就不可能有解释。世界的行为表明，具有自己独特作用的附加根本特征很可能是存在的。

有各种证据表明：量子力学不可能渗透到纯决定论的物理理论之中。就我的理解而言，这些证据都依赖于有争议的假定。尽管如此，我们至少可以把它们当作是纯物理的世界图景的难以名状的不完善性的信号。

沿着（5）的路线要论证的是：这里所求助的不完善性与意识绝对没有关系，但又难以完全说清楚。如果我们问，我们的构成单元对世界的什么根本特征可能作出反应，那么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信息。在双缝实验中，我们可以说，粒子对完善探测器的结果了如指掌；在量子清除器中，在粒子与清除器之间没有任何可证明的因果联系的情况下，粒子仍知道信息是不是被清除了。对信息的敏感几乎无异于具有心智的王国，即使这只是就公认的、非常有限的且贫乏的意义而言的，但根本特征在构成要素的层面显现自身应是有希望的。值得重复的是：这里所说的那种信息不是古典信息理论所说的比特容量，而是更像语义学上的有意义的信息，而且这是一个更接近于心智的信息概念。

根据这种观点，物理自然的构成单元具有心理的方面，这个方面在这些单元的行为中又享有独特的因果作用。因此它拥抱的是二难推理的第一支：物理的观点是不完善的。但是我要论证的是：在构成单元的层面，世界的物理图景看上去的确不完善。而且，这种不完善性还可能渗透到物理复合物的复杂的等级结构之内。

对更复杂的物理实在的复合物的反思自然把我们带到了泛心论所面临的这一最困难的问题面前：结合问题。当我们明白了基本的物理要素以多种方式相结合而产生出分子、蛋白质和人的时候，我们却又没法弄清楚：即使假定基本心理要素在某种意义上是有意识的，但说它们的结合形成了不同的、更复杂的有意识经验，有什么意义呢？

我对说结合问题的困难可以完全予以克服深表怀疑，但是我认为：对作为詹姆斯观点之基础的形而上学的预先假定稍作深入的考察，便可对结合问题引出一个相当自然的回答。在詹姆斯看来，结合问题源于一个极常见的考虑：

大量可能的实在（如你愿意，把它们称之为力量、物质粒子或心理要素）不可能把自己总合在一起。因为在总合中，每一个仍是它过去所是的东西；总合本身只是相对于一个偶尔审视那些单元、如此去理解那总合的旁观者而存在的；或者以对外在于总合本身的实在的某种别的作用的形式而存在。假设人们都赞成说，H2与O结合成“水”，进而表现出新的属性。其实不然。“水”在新的状态H-O-H中正好是原来的原子；“新的属性”正好是它们结合的作用……（pp.158-159）

或者说：

一点也不错，在力的平行四边形中，“力”本身并没有结合成对角线的合力；一物体要表现其合力，离不开它们所冲击的东西。音乐的声音本身也不能结合为谐和音或不谐和音。谐和音和不谐和音是表示它们对外在媒介如耳朵的合成作用的名称。（p.159）

我并不是要争辩说：这样一种观点有某种吸引力；它似乎不过是对部分学的还原论的一种合理的泛化，对此，世界已提供了很多的证据。但我知道它是错误的。正如读者所知或可猜测到的，对这种错误的最尖锐的揭露源于量子力学。再看双缝实验。有这样一个再自然不过的假定，即在世界上，把粒子当作是通过两个裂缝所形成的一种混合体，该混合体包含了状态Ψ1（一种表征并记住了通过左边裂缝的粒子的状态）中的一半粒子，以及状态Ψ2（通过右边裂缝的粒子）中的一半粒子。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它们存在于两种可能状态的叠加Ψ1＋Ψ2中，而叠加是状态的一种“结合”，其本身形成了一种真正新的、具有可观察到的、不同于混合物属性的状态。量子整体并不是它们的部分的总和。

然而进入像Ψ1＋Ψ2这样叠加的能力是进入了它之中的要素之属性的反映，因此部分学还原论的概念不应当完全从我们的哲学中一笔勾销，它对于处在我们关于科学解释本身的概念之心脏位置的还原论来说无疑是一种福音。不过我们不能接受詹姆斯所信奉的关于部分学合成物的原则，因此就不存在这样的论证，即根据那些一般原则去反对泛心论者把基本的心理单元结合为不同的心理整体。

Ⅵ.进一步的思考

至此，可以回答对泛心论的种种哲学责难了。我所设想的那类泛心论陈述的是：物理世界观是不完善的，正如物理上同一的系统能以不同方式行动这一事实所证明的。“隐变量”并不是物理的，而是基本意识的一种形式——但正如克利福德所述，它是这样一种意识，“它伴随着每一物质粒子的运动，与我们的心理事实相比，与我们的意识相比，具有难以想象的简单性，正像物质分子的运动比之于我们的大脑的运动时所显现的那种难以想象的简单性一样”（p.267）。这是那种图景的“心灵论”部分。那种图景的“泛”的部分落脚到下述断言：意识是世界的绝对根本的特征：物理实在的每一个要素都不乏其相关的心理方面。这些心理要素按照某种原则结合在一起，根据这种原则，部分的完全总合正好导致因果相互作用中的部分之集合，正像物理要素的集合那样。

我们可以这样来思考：总合原则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因此在物理要素的状态叠加的情况下，我们一样有心理的结合。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推广到处在非理想环境中的多粒子系统，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那么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量子同调性（quantum coherence）可能是更复杂的意识状态的基础，因为只有同调的多粒子系统才会保持独特的量子力学属性，而正是这些属性构成了适当的“总合规则”的基础。不过尚不清楚的是，在面对高能量环境时，多大的系统才能保持同调性。尽管如此，这个观点还是得到了多得叫人称奇的作者的赞同（参阅M.洛克伍德，1989，讨论了这个争论；更近的有R.彭罗斯，1994，采纳了这一点），但他们没有看到泛心论与他们的观点之间的相当自然的联系。我的意见是：量子同调性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产生问题，但它可能解决结合问题。

总之，如果我们坚持这一方案，那么就自然会想到一系列更富思辨性的观点，这正是我在结论中要描述的东西。第一个观点是：只有能保持量子同调性的系统才容许“心灵的结合”，因此具有意识的复杂状态只与这些系统有联系。如果大脑支托着动物和人的意识，那么大脑（或它的某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这样的量子系统，这几乎就是彭罗斯在《心灵的幽灵》（1994）一书中的假设；它不同于彭罗斯的地方在于，它否认那些现象后面有任何新的物理学。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设想：可想象的计算机并未保持量子同调性；我们不妨说：它们是减少量子作用的装置，因而它们并不是复杂的、统一的意识状态的基础。当然，一台被设计有意图的计算机，如果可以这样设想的话，并不必然带有这个缺点。这里我们碰到了一旧观念的现代复活，该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莱布尼兹，它把统一的实在，或莱布尼兹所说的有机体，与单纯的集合体区别开来了。

可能有人责难说，几乎不能认为：大多数量子同调的系统维系着某种具有意识的复杂生命，例如一滴液态氦。这似乎是有助于进一步思考的、颇富说明力的驳难：我们难道不能想象合成的意识之本质是与这里所说的物理系统的信息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吗？液态氦的结构的基本简单性相对于大脑的复杂结构而言，在信息上是枯竭的（即使我们假定两者都保持了同调性）。因此当我们的思辨的泛心论应当（事实上必须）承认：液态氦的确有一种有联系的、统一的意识状态时，它依然是一种极其原始的意识状态，也许没有不同于与单个的低级的氦原子联系在一起的意识状态的地方。

还可从别的方面考察这一个观点。现代计算机具有信息上丰富的内在结构，正是这一点使它们得以作出极其复杂的行为。然而既然它们是量子的衰减器，那么泛心论（至少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那类泛心论）就否认它们有任何有意识的心理生活。因此泛心论者可能支持塞尔的论点：计算机没有理智，这是他从他的著名的“中文屋”思想实验（塞尔，1980）中所引出的观点，同时泛心论者还能对之作出解释，所用的术语较之塞尔无理地坚持大脑“隐藏着意向性”这一观点所用的术语要清晰一些。

我必须重申我在表达这些思辨时的独特之处：借用内格尔的一个用语，它们显然也充满着“放在形而上学实验室内的某东西的那种令人作呕的恶臭味。”这里所提倡的泛心论是一种纯粹的哲学理论，也就是说，它没有特别的经验结论。我觉得再明显不过的是：许多卷入意识问题的争论在泛心论的旗帜下已形成了一种令人惊异的统一的态度。在我看来，承认产生问题的真实性，进而认识到它极其繁复，便自然会导致查默斯所强调的那种观点，即意识是世界的根本特征。我极力主张的是，泛心论是把意识具体化为真正根本的特征的最自然的途径。但事实上我又希望该论证把许多人带回到否定产生问题之实在性这一困难任务之上。

附录：双缝实验和量子清除器(www.xing528.com)

粒子通过双缝实验的状态是：

粒子碰到探测屏位置r的几率由内积给出：

（2）＜Ψ|PrΨ＞，

这里，Pr是一种算子，它在子空间上的投影表明了粒子在r处出现的几率。（2）式展开后出现了相互干涉项：

（3）1/2（＜Ψ1|PrΨ1＞＋＜Ψ2|PrΨ2＞＋＜Ψ1|PrΨ2＞＋＜Ψ2|PrΨ1＞）

前两项分别表示粒子通过路径1或路径2后在屏上r处出现的几率，如果它采取了路径1或采取了路径2的话。后面两个是不可避免的交叉项，解释了干涉图样。

现在我们引入我们的完善的探测仪。粒子和探测仪的状态，在通过了该装置并被测量之后，可以写成张量积的叠加：

如果我们想计算在r处发现粒子的几率，那么我们就必须有一种算子，它作用于粒子和探测器的张量积空间；它就是，这里I是恒等算子。在r处发现粒子的几率是：

把这完全写出来就显得很凌乱：

但是如果我们把（Ψ1L）简写成X，（Ψ2R）简写成Y，算子（PrI）简写为O，那么其基本形式就很清楚了：

这类似于上面的（2）。不过当（7）式展开时，交叉项就会出现；我们可以得到下式：

（8）的第一项和最后一项的展开足以说明：在这种情况下，粒子出现的几率有什么变化。非交叉项可以展开为：

既然我们的所有状态矢量都是归一的，＜L|L＞＝1与（9）显然就是处在r处的粒子出现的几率，如果它采取第一个路径的话。正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探测器的状态对这种几率没有什么影响。

试考察（8）的交叉项，比如说，＜Y|OX＞：

这个交叉项附有因子（R|L）（（8）的其他交叉项自然有因子（L|R））。但在完善的探测器中，不同状态矢量是正交的，因此它们之间的内积为O，进而相互干涉项就消失了。粒子在r处被发现的几率正好是它采取路径1在r处被发现的几率与采取路径2在r处被发现的几率之和。

引入了量子清除器就有点复杂了，它依赖于一种“数学的技巧”（参阅斯卡利，恩格勒特和沃尔瑟，1991）。四个新的状态可以这样定义：

状态G＋和G-应被看作是探测器能进入清除器的操作中的状态。初始的状态Ψd可以用我们的新态来表示：

这可以根据张量积的性质来验证。既然交叉项包含着＜G＋|G-＞和＜G-|G＋＞的消失，这个状态就没有表现相互干涉。

假如探测器处在G＋的状态，那么清除器的作用可借助考察处在r处的粒子的几率来说明。根据探测器处在G＋中的假定，（11）的左边的第二项就一定消失，几率可根据Ψ＋G＋的状态来计算。如果那探测器处在状态G＋中，那么处在r处的粒子几率就是：

这可简化为：

既然＜G＋|G＋＞＝1，那么我们寻求的几率就显然是＜Ψ＋| PrΨ＋＞。但是根据关于Ψ＋的定义，这个几率表达式就可展开成上面的（3）式。我们已探讨了双缝装置中的干涉效应，尽管探测器也在进行操作，而且我们是通过引入清除器的操作来完成这一工作的。

但是用不着建立什么比特通道。因为可根据所选择的下述假定考察几率，这个假定是：在清除器的作用之后，探测器就进入状态G-，它将等于。这个状态也产生干涉效应，但它们显然与（13）的那些作用是对立的。因此除非我们知道探测器系统进入G＋或G-的哪一个，我们就不能“看到”任何干涉图样，除了用通常的手段，否则就没有办法传递关于探测器的信息。

注释

①产生问题早已有之；系统而清楚的阐述是由J.廷德尔所提供的（引自W.詹姆斯）：“从大脑的物理学到相应的意识事实的过渡是不可想象的。假设一定的思想和一定的分子作用在大脑中同时发生了；我们也没有这样的理智器官或器官的明显的雏形，它能使我们借助推理程序从一个过渡到另一个”（引自詹姆斯，1890，p.147，原文在廷德尔，1879）。

②但是我注意到：《纽约时报》的评论家G.约翰逊（1991）把丹尼特当作提供了意识的产生理论的人：“意识产生于所有这些神经装置的联合行为——质的飞跃既不是魔术，也不是湿从氢与氧原子的碰撞中产生时所发生的那种东西”。我深表怀疑的是，丹尼特同意这种关于他的理论的看法，因为他从未在他的著作中（1991）公开表示要解决产生问题之类的问题。

③关于蜜蜂心理生活的更详细的内容，请参阅格里芬（1992）。

④举一个常见的例子，试想我们这样来予以回答，即注意到：蜜蜂的大脑调用了40赫兹的振荡联结系统（BS），而机器人的加工器则没有。这一来，仅40赫兹的BS怎样产生出意识？别的联结系统难道不是可能的吗？这种忧虑支持的是意识有所谓的纯物理关联物。

⑤不过，这组“无理的事实”会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改变。光速在马克斯韦从独立的、可测量的磁与电子的参数中作出有关演绎之前似乎是无理的事实（1983年以后，光速变成了确定的东西）。但完全排除无理的事实，在科学中几乎是没有前途的。

⑥查默斯的观点是对R.博伊德（1980，p.96）所表述的下述观点的泛化：“存在着某些构型，每当它们由物理系统实现时，不管该系统由什么实体构成，疼痛的质的感觉就会出现。”

⑦我赞成这种由金在权（1994）所提出的描述和问题的一般形式。

⑧一种本身很有趣的、尤其是本世纪初很流行的学说。参阅金在权（1994）第8章，其中对突现论及其与解释排斥性问题的联系作了详细论述。

⑨正是这同一个克利福德，他早年关于空间弯曲的思考预言了广义相对论以及把物质还原于严重弯曲的时空的“节”的更为激进的纲领。

⑩在这些反对意见中，我受惠于C.麦金关于D.格里芬（1994）的手稿的批判性评论，该手稿对怀特式的泛心论作了辩护。

参阅雅莫尔或休斯（1989）的讨论。

这是对问题（2）的唯一的回答。泛心论者必须声明：正是意识本身划分为基本的单元。否则产生问题就会以强大的力量东山再起。假设上面所作的那些考察改变了其不合理性，那么就没有理由说泛心论不能作出这个基本假定。

多伊奇和洛克伍德（1991，pp.246-52）讨论了这一著名的装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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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维特根斯坦（1953/1968）：《哲学研究》，牛津：布莱克韦尔，我参考的是1968年的英文第3版。

【注释】

[1]该文最初发表于《意识研究杂志》，2，No.3（1995），后收入J.谢尔编：《解释意识——困难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5，p.269-286。中译根据后者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