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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层次连续性:自下而上的整体图景

时间:2024-01-2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就此而言,自然的更低级的层次也是数不胜数的、有显著差别的:化学的、分子的、原子的、(传统的)亚原子的、微观物理的。层次是由有趣的、类规律的一般规则所连成的系列,是按照有关类型的一般规则而个体化的。与这种关于自然等级组织的自下而上的整体图景相应的是众所周知的自上而下的解释战略。

自然层次连续性:自下而上的整体图景

威廉·G.利康

心灵哲学中的当代功能主义发端于对作用和占用者的区分。就我们所知,对人(或他们的大脑)与计算机的饶有兴味的比较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下述对比之上,即机器程序(抽象地看待的)与那机器碰巧由以从物理上构成的、实现那程序的特殊材料之间的对比。正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才使我们有可能面对面地去说明、解释、预言和利用机器的“行为”;人们制造计算机以执行程序,利用一切物理材料以最大限度地服务于那个目的。

当普特南和福多揭露同一理论的沙文主义要害时,“程序”与“实现材料”或更熟悉的“软件与硬件”之间的区分便幸运地帮了心灵哲学的大忙。“C-纤维”等之类所做的事情可能由某种物理化学上不同的结构来完成——这种作用可能由那种结构来完成。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同一种作用为有神经化学基础的硅片而非有神经化学基础的碳所完成,同一种功能如此被实现,或者说,如果我们的个别的神经元逐渐地为完成了相同工作的电子假体所替代,那么从直观上说,我们的智力仍不会受什么影响。至关重要的是功能,而非工作人员;是程序而非实现材料;是软件而非硬件;是作用而非占用者。因此功能主义,以及有机体的“功能的”与“结构的”状态或属性之间的区分便应运而生了。

在我准备(即使未获特许)诛戮的全部哲学中,功能主义是唯一富有建设性的学说。我知道,“作用”与“占用者”的区分(某些人津津乐道地说)对形而上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我又坚持认为:近来心灵哲学对这一区分的补充既是错误的又是有害的。在本章中,我的目的就是批评“软件”与“硬件”、“功能与结构”之间的以通常的哲学形式表现出来的二分法,进而指出某些根本性的混乱,纠正从它们中派生出的某些错误。

等级系统

总的来说,我的反对意见是:“软件”与“硬件”的说法有利于大自然由两部分构成的观念,该观念把它分成两个层次,大致是物理化学的和随附性的“功能的”或高级-组织的层次——这是违反事实的,因为大自然是一个由自然层次构成的多样性的等级系统,在那连续体上,每一层次具有一系列像自然法则一样的普遍原则,并随附于它之下的所有的层级。以这种方式把大自然看作是从等级上组织起来的东西,“功能”与“结构”的区分就变成了相对的:某物只有对模被指定的自然层次来说才是一种对立于占用者的作用,是一种对立于实现者的功能状态,反之亦然。下面我将予以阐述。

理学和微观生理学中的例子俯拾即是:细胞——般认为是一非常明显的功能术语(!)——由包含着膜、核、线粒体等更小项目的合成成员所构成:这些项目本身又是由更小的、合成的要素所构成的系统。就此而言,自然的更低级的层次也是数不胜数的、有显著差别的:化学的、分子的、原子的、(传统的)亚原子的、微观物理的。层次是由有趣的、类规律的一般规则所连成的系列,是按照有关类型的一般规则而个体化的。细胞沿着该等级系统往上升便形成为组织,而组织相结合又构成器官,器官本身又结合为器官系统,这些系统结合在一起——奇迹般地——组成人这样的完整的有机体。甚至有机体本身又结合成为有组织的(组织化的)群体。在我们一般所认识的单个有机体与以显而易见的、真实的方式共同起作用的有机体群体——我们大概可以说“群体有机体”——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类别差异。

与这种关于自然等级组织的自下而上的整体图景相应的是众所周知的自上而下的解释战略。如果我们要知道废物和有害物怎样从人体中排出,那么我们就得寻找并发现与消化和循环系统有联系的排泄系统。如果我们直接注意那个系统,那么我们便会发现(用不着大惊小怪):它区别对待水溶性的和不可溶的废物。尤其是我们会发现肾,它特别能对水溶性废物发挥作用。如果我们进一步沿着层次的等级向下深入探讨其细节,那么我们会看到肾分为肾脏皮质(过滤器)和髓质(合成器)。皮质主要由肾单位构成。每个肾单位都有一个小球,它与传入小动脉和控制压力的可收缩的肌肉腕是相通的(这种压力让水和溶解质沿着毛细膜进入鲍曼囊,而让血液细胞和更大的血液蛋白质存留下来)。再吸附之类可以用细胞术语如根据沿着肾单位的长小管排列的上皮细胞的特殊属性予以解释;这些特殊属性进而又可根据细胞膜的物理化学予以解释。

大脑并不是有机体及其器官的这一等级图景的例外的东西。神经元就是细胞,由包含着核和细胞质的细胞体加上附着于其上的纤维所构成,而那些纤维很显然有独立的功能;甚至我们还知道,像离子泵这样的更小的功能项目,它们在内部维持着钾的高浓度。神经元本身结合为神经网络和其他结构,如柱状构形,这些结构进而又结合在一起形成大脑的更大的、更清晰的功能(即使不是如此明显的模件)部分。听觉系统是很好的例子。有证据表明:听觉皮质表现为双维度柱状组织;当沿着一条轴线排列的各种特化细胞的柱大致垂直于那些从一个耳朵进入的与另一耳朵的输入并列的输入时,这些柱便有选择地对由听觉神经向内的刺激指示的频率作出反应。特化细胞的这种特殊的敏感性应进一步根据通过了细胞膜及其后面的要素的离子传输来加以解释。因为就其本身而言,听觉皮质与其他高层次构造[2]——丘脑、上丘和别的皮质区域——是相互作用的,这些相互作用是极有条理性的。

因此一种关于自然的作为整体的本体论和自上而下的认识论便结合在一起了。阿特尼夫(1960)、福多(1968)和丹尼特(见本书)有说服力地论证说,这种结合有利于心理学科学。我将以一定的篇幅,根据我的1981a,对这种观点作出阐发。

小人[3]功能主义

丹尼特(参阅《心灵与认知文选》,pp.69-70)效法的是某些AI研究方案的方法论。

AI研究者从有意向地被描述的问题(如我怎样让一计算机理解关于英语的问题?)出发,把它分解为同样是有意向地被描述的子问题(如我怎样让那计算机识别问题,把主词与谓词区分开来,搁置无关的语法分析?),然后再对这些子问题进一步分解,直至最后去研究显然是机械论的问题或目标描述。丹尼特把这种方法论步骤推广到了人类心理学的实例上,而我以为,它主张的不过是:我们应把人看作是协同一致地完成许许多多复杂功能——其中有的种类常被称之为精神的或心理的功能——的合成的实在。赞成福多和丹尼特受AI启发的方法论的心理学家会根据下述流程图描绘人,这种流程图描绘了那个人的直接的亚人(sub-personal)构造以及它们的五花八门的、能相互通达的路径,这些路径又使它们协同作用,以完成那个包容结构或有机体的目标,而此有机体正是那个人。原始流程图上由“黑箱”所表征的每个直接的亚人构造进而又可为它自己的流程图所描述,后者把它进一步分解为协力完成它的目标的亚-亚人构造,如此等等。根据这种观点,人的心理能力与协作组织的各种执行单元具有相同类型的功能等级结构,并正好具有同样的意义。

以我的这种方式描述心理学家们的探索其实是认为,在材料或现象的层面上,他们优先注意人类主体的从意向方面或别的方面描述的能力,进而假设——作为理论实在的——小人或亚人构造,这些构造是解释主体拥有那些能力所必不可少的。然后,那些心理学家进一步假设更小的小人,以便解释先前假设的原初小人的克分子行为,如此等等。正是阿特尼夫/福多/丹尼特模型的这一特征巧妙地回击了对心理学中的小人理论的无穷倒退的标准的赖尔式责难。我们对某个小人的成功的活动的解释,不是借助于空洞地假设它之内的、成功地完成那个活动的第二个小人,而是通过假设由几个更小的、分别有点才能的、更专门化的小人所构成的小组——进而详述那个小组的成员由以协作以形成它们的结合或联合输出的方式。

认知和知觉心理学家对各种亚人构造有合理的、美妙的想法,要说明人能完成它常常完成的动作和别的功能,就必须假定:这些构造在人类身上起着功能作用。丹尼特(1978,第9章)曾说过,直接的亚人层面有:“印出”部分或言语中心,“高级的执行或控制部分”,“短期记忆储存或缓冲记忆”知觉分析部分”和“问题解决部分。”丹尼特(1978,第11章)还从某种临床细节上考察了模拟人类表现自己疼痛行为的多级亚人结构。“行为”在这里的含义一定极为丰富,因为他从细节上作了说明,不仅有哲学行为主义者和常识心理学的热心倡导者们津津乐道的常见行为类型,还有许多微妙的现象:在我们关于疼痛的现象学描述中的非常微细的差异;很罕见的现象,诸如在我们感觉到我们被烧伤了与我们感觉到烧伤的剧痛之间的被感觉到的时间间隙(;从小人功能主义的观点看,最有趣的是)大量各种不同种类的麻醉药和别的药物对病人生活和关于疼痛的内省报告的各种影响。那些心理学家(以及丹尼特)正好把这些五花八门的考察当作关于中枢神经系统的有关功能组织中的复杂性的真实的线索,认为它们显示的是处在我们必须以我们的有等级性的流动曲线图表征的机构组织的各种层面——如我们必须假设的各种接受器、抑制器、过滤器、减幅机、触发器等——上的不同的黑箱成分,以及那些把这些成分相互关联起来、把它们与它们的所有者如知觉分析器、信息储存和言语中心的更粗糙的功能成分关联起来的、可比的各种各样的路径。

目的论上来看,小人探讨方案有许多优点。当我对目的论稍作说明之后,我会列举这些优点的。同时,我还会对心理的东西与明显非心理的东西的类型同一的一般形式公开我的想法:我打算让心理状态从类型上同一于这样的属性,即在某人的一种(或更多的)相应的小人功能部分或子构造中得到的、具有如此那般的、从结构上描述的事态的属性。(子构造指这样的东西,它们是用关联于处在各种结构抽象层面上的、它们的所有者的流程图予以详述的。)这种观点也适用于心理事件、过程和属性。我们可以说,处在T类疼痛中就是某人的亚……亚-人的φ-者处在一种特定的状态Sr(φ)中,或者说一种特定的活动AT(φ)在某人的φ-者中发生了。

小人与目的论

可以断言,“φ-者”和“ST(φ)”这样的描述本身只能用那个有机体的目的论图式含蓄地加以定义,进而对它们的阐述从根本上包含着对该有机体的其他从目的论上被描述的构造和状态的不可排除的参照。这是合理的,但只是相对无害。作为心灵哲学家,我们要做的就是用还原的(且非循环的)方式阐释心理的东西,这就是我正在从事的工作,亦即把心理描述还原为小人结构描述,这种描述是各种功能抽象层面上的目的论描述。我没有必要附带地把结构上的描述还原为“更精密”、更富有结构性的描述;如果说存在着从结构类型比如说向生理学类型的还原,那么根据小人功能主义,同一论就是真实的。结构类型(在任何特定的抽象等级层次上)是不可还原的,即使我自始至终假定结构标记在严格同一的意义上是可还原的,即完全可还原到亚原子水准。

事实上,结构类型的不可还原性对把小人功能主义当作关于心理的东西的哲学理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D.戴维森和W.塞拉斯两人所述的那样,关于心灵的充分的理论其首要的任务就是解释心身问题的存在本身;它涉及到这样一些解释:心理的东西为什么似乎如此不同于物理的东西,以至于使笛卡尔主义以天真的形式出现?就是对行家里手来说,为什么系统阐述心理的东西对物理的东西的合理还原已历史地被证明是困难的?我们的心理概念作为一个家族为什么看起来像构成了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在概念上与生理学的或物理学的家族没有太大的关系?小人功能主义提供了这些解释的雏形。心理的东西的显而易见的不可还原性就是结构类型向较少目的论类型的地地道道的不可还原性。之所以难以勾画心理的东西哪怕是向结构的东西的有根据还原,主要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抽象的、足够低的层次上的结构本身的组织作用。结构类型向生理学类型的不可还原性并不是屏障,只要我们关于结构范畴的系统、关于生理学范畴的系统、关于物理学范畴的系统正好是相同标记的可供选择的群集。

某些哲学家可能会发现,小人功能主义的还原是非常令人心寒的安慰剂。它肯定会使前此已根据愿望或意图之类的心理项目理解关于事物的目的论描述的人厌烦不已。正如前述讨论所暗示的,我自然不是这样理解目的论的言论的;毋宁说,我认为心理类型形成了目的论类型的一个小小的子类,它们大部分发生于功能抽象的高级层面上。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是怎样理解目的论的东西的呢?

对于这个一般性的问题,我自己几乎没有什么建树。我希望,同时也倾向于相信:小人功能主义所需要的目的论描述能够用进化论的术语独立地加以解释。这种可能性主要得益于K.波普尔、W.温萨特、L.赖特、K.林德尔和其他生物学哲学家的工作。我不可能改进他们的技术讨论。不过,我想提出一种理论上的观点,然后用一个例子予以证实。

这个理论观点就是:描述的目的性有程度的差别;对一事物的某些描述比其他的描述具有更多的目的性。同一时空份额可以由下述东西所占据,如一组分子集合体,一块坚硬的材料,一具有铰接凸缘的金属条带,转向轮的转动器,一把钥匙,门上的一把锁,进入旅馆的通行证,私通关系的支持者,灵魂的毁灭者。因此我们不能整齐划一地把我们关于自然的理论区分为各机通用的、纯机械论部分和暧昧的、凌乱的、最好是予以忽略或抛弃的生机论部分。基于这个理由,我们就不能认为:心理的东西向目的论的东西的还原在本体论的探索中不可能有什么进展;高级的目的论描述,不同于原始的、已得到阐释的心理描述,具有逐渐地、平稳地演变成(更)纯粹关于肉体的物理描述的优点。

我愿对此作出与心理学有关的说明。试考察一种能识别面容的有机体(就拿丹尼特关于可编程的心理能力的一个俏皮的例子来说)。对于有机体怎样发挥其作用这一问题,已有许多观点;那种生物可能是根据许多完全不相似的功能程序表进行建构从而实现它的面部识别的。假设它使用的一个特定程序表是这个样子:只有当它在正前方、右侧面或左侧面得到输入时,它才会接到分辨的命令。执行路径会让观察点探测器去观察知觉显现,进而观察点探测器又会把输入归入三种可能的方位范畴中的一种。接着显现物就会提供给相应的分析器,该分析器可形成作为那显现物的内容编码的输出。管理器则会对照已储存在有机体记忆中的、相似的被编码视觉报告检查这种被编码的公式;如果它发现了匹配,它就会注视加之于匹配编码公式之上的分辨附加语,并把该附加语显示给有机体的公共关系主管,后者又向运动子路径发出音位指令,最后这些子路径使有机体公开而有声地说出一个名字。

如果明白了这就是我们的特定的面部识别器由以履行其职责的方式,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探寻其细节。我们也许想知道:观察点探测器是怎样工作的(它是一种简单的模板吗?),或者说公共关系主管机构是怎样被组织的,或者说分析器用的是什么样的子-组件。假设分析器被发现是由把方格加于视觉显现物之上的投影器和每次通过那方格浏览一正方形、并产生二进制编码数据的扫描器所构成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扫描器怎样工作,然后我们可能被告知:它主要由在方格中记录黑暗程度的曝光表和关于“0”、“1”的报告所构成;我们还可以问:那个曝光表是怎样工作的,然后我们又会被告知关于感光化学等方面的某些信息,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在这种沿着结构等级的下降(从认知器到扫描器,再到曝光表,最后到感光实体,只要愿意,人们还可以进一步后溯)中,我们的描述到达哪一点才不再是目的论性质的描述呢?在哪一点上才开始作为纯机械的描述呢?我认为:显然不存在这样的点,只存在着更精致的连续体,是它把抽象的、高级的目的论的东西与砂砾般具体的、仅有勉强的目的论性质东西联系起来。心理的东西之所以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之所以与物理化学的东西判然有别,以致在本体论上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这就是其理由。

我相信赤裸裸地阐述的目的论,对此我最后要说的是,我并不是要主张:赤裸裸地阐述的目的论是好的或有希望的。我本人一点也不喜欢它。我的观点不过是:心理的东西的秘密并不比心脏、肾脏、汽化器或袖珍计算机的秘密大到哪里。作为一个本体论的观点,它是一个非常令人心慰的观点。

目的论方法的优点

读者不会不注意到;我像地地道道的自然目的论那样,非常严肃地、按字面意义去理解功能。从目的论上理解“功能”的政策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好处:(1)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对“功能”的目的论理解有助于说明心理的东西的被知觉到的无缝隙性,即在与化学和物理学概念没有明显联系这种意义上的。心理概念的互锁。(2)通过把目的论要求加于功能实现的概念之上,我们完全可以避免机器功能主义所面临的标准反例,而且我断言,还可避免其他任何形式的功能主义所面临的标准反例;参见后面的详细论述。(3)目的论功能主义还有助于我们理解生物学、心理学规律的本质,尤其是面对戴维森关于后者的怀疑主义时更是如此(利康1981b;卡明斯1983)。(4)如果目的论描述本身可用进化论术语予以阐释,那么我们的心理状态本身的性能就更有把握借助最终原因予以阐释,我们为什么有疼痛、信念、愿望等也就更好理解了。(5)目的论观点提供了说明意向性的出发点,这种说明能避免其他自然主义说明的标准难题,尤其是容许大脑状态和事件拥有虚假的意向内容。而关于意向性的因果的、法则学的理论在面对后一个任务时常常举棋不定(参阅利康1989)。

在上面,我已论证了:我们需要一种目的论概念,它以不同的程度出现,或至少允许描述具有不同程度的目的论性质,而且我们已有这样的概念,尽管很难加以阐明——试回忆面部识别器和钥匙的例子。对于这种程度的目的论概念的正确分析,哲学家们当然可以见仁见智——就我自己而言,我倾向于认为,这里的程度是由服从“诉诸于终极原因的解释”所决定的,在这里,“诉诸于终极原因”的解释又可重构为一种进化论解释(尽管其中的一些细节仍有待澄清)。但是两个主要观点已经清楚了:(1)至少就单个的有机体而言,描述的目的论性质的程度与自然的层次是相当吻合的。(2)无论是在具有目的论性质的连续体上,还是在各种自然层次中(在这里作出明确区分是理所当然的),都不存在这样的、单一的点,在该点上,关于自然的描述可以匀称地区分为各机通用的、纯“结构性的”、纯机械论的样式与更抽象、更模糊、有意图或许还有点活力论色彩的样式——肯定没有还能与下述区分即心理的东西和纯化学的东西之间的任何直观区分相符合的点,因为在它们之间有太多、太复杂的生物学。

我本人的泛心论或至少是泛目的论倾向至此已昭然若揭了。许多固执的哲学家会觉得它们充其量是幻想,而我(在我神志清醒时)自然乐意承认:要弄清把原子论层次的描述当作达到任何程度的目的论描述有什么用途,这是很困难的;求助于终极原因的解释肯定是不长久的。但毫无疑义的是,目的论描述(即显然是达到了某种无论多么低的程度的目的论描述)是会如此长久地持续下去的,以至于可能适用于心理学(例如对后面的神经解剖学有用)。作用/占用者的划分仍在进一步蔓延。因此哲学家们通常所设想的、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功能”/结“构”划分并未把握它所依存的人类心理学。……

我迄今所述的每一件事情似乎既隐晦又明了。但愿如此。我试图促使人们关注:什么是我所考察的关于物理世界的结构的大实话,因为我认为:忽视这个真理,无视自然的等级本性已在意识和感受性质问题上导致了重大失误。在本文剩余部分,我将对此作一简要的讨论。

布洛克(1981,以及本《文选》中所选的第16章)、利康(1987)和其他人都曾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反例,其意图是要表明:具有功能组织,不管多么复杂,对于拥有质的、现象上可感的状态都是远远不够的;这些事例中最著名的、经常被讨论的大概是布洛克的“小人-头脑”和“中国人口”(参看下面第7部分)。如果这些反例应予反驳,那么功能主义者就必须表明某种合理的、而这些反例又未满足的要求,尽管它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细致地模拟了一个真正有感觉的生物的功能组织。

从目的论上理解的小人功能主义不费吹灰之力地实现了预期的目的。因为在反例中设想的那些系统并没有以适当的方式从目的论上去组织;大多数甚至连有机体都算不上(参阅利康1987,第3章和第5章)。

即使谜一般的事例并没有驳倒小人功能主义,但沙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某些问题仍有待解决。福多和布洛克认为:普特南在从同一论倒退而转向行为主义时,走得太远了,不管这个看法是不是对的,但功能主义者肯定有这样的责任,即找到心理状态描述的基准线,它既不是如此抽象的或行为主义的,以致排除了颠倒光谱之类的东西的可能性,又不是那样具体或结构上的,以致陷入了沙文主义。布洛克本人进一步论证说,这个问题是不可解决的。

尤其是,他指出了输入与输出描述的二难困境。直截了当地说,输入与输出不可能用人类中枢术语予以描述;这一来就沙文主义式地阻止我们把心理描述用之于机器、火星人和其他在生物学上有别于我们的造物,不管它们在为它们的感知能力辩护时可能提供什么令人信服的凭证。另一方面,输入与输出也不能用纯抽象的术语(即仅仅作为“输入”和“输出”)予以描述,因为这样会导致那种极端的自由主义。对此,布洛克一直是嗤之以鼻的,他所根据的既有较早的例证,又有新的事例,如有非常复杂的输入输出和内在状态但肯定没有心理特性的经济系统。我们也不能诉诸于有感知能力的物种通过输入输出所完成的、与其环境的任何特殊类型的相互作用,因为在一些事例(如麻痹病人、玻璃试验管中的大脑之类)中,我们试图把心理描述归之于不能用任何方式成功地与它们的环境相互联系的对象上。布洛克断言:

有这样的输入与输出描述吗,特殊地说,它足以避免自由主义,而一般地说,它足以避免沙文主义?对此我表示怀疑。

我所看到或所想到的、关于输入与输出的描述的每一个建议,不是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就是犯了沙文主义的错误。即使这篇论文的焦点是自由主义,但沙文主义更成问题。

……绝不会有这样的物理描述,它们适用于所有心理系统的输入与输出。因此想用关于输入与输出的物理描述系统表述功能描述的任何企图,要么不可避免地会排斥某些具有智能的(可能)系统,要么会包括某些没有智能的系统。

……另一方面,正如你会记起的那样,把输入与输出简单地描述为输入与输出,这未免太自由了。举例来说,我不明白:功能主义怎样描述输入与输出才不会与自由主义或沙文主义发生冲突,才不会放弃原先用非心理术语描述智能的计划。我无意于主张,这是反功能主义的决定性论证。更确切地说,像功能主义者反物理主义的论证一样,也许最好把它当作是一种为论证举证的责任。(本文选,pp.464-465)

即使我一直赞成说,根据对“举证责任”的温和理解,布洛克挑战的东西是,功能主义背负的正好是这个责任,但我仍不敢肯定布洛克要求功能主义者的是多么详细的计划。问题在于:这个负担是否像布洛克所假定的那样艰难沉重。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因素可使之大大地减轻,并为我们赞成乐观主义提供某种根据:

第一,有这样一条论证路线,即它至少为主张沙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二难困境没有得到解决提供了某种有点确实性的理由或自然的动机(这里的二难困境是:功能主义者要让其同一于我们的心理状态的东西要么是输入和输出,要么是内在状态)。它一开始就表现为可能导致可怕后果的论证。布洛克以没有半点妥协的方式陈述那个二难论证,指出:人们的选择只能是(a)从生理学上描述输入和输出,从而成为一个沙文主义者,或者(b)“纯抽象地”描述输入与输出,从而成为一个伪善的同情者。但是这种关于选择项目的赤裸裸的陈述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功能抽象是一个程度问题。纯生理学描述是一种极端,位于那个系列的较低的或更富结构性的末端;而“纯抽象”的描述是相反的极端,位于较高的或更富功能性的末端。须注意的是……存在着这样的描述,它们甚至比生理学描述更富“结构性”,如微观物理学的描述,相对于它们而言,生理学描述是“功能性的”;同样,事实上还有比输入、输出更抽象的描述,诸如“传输”、“运动”甚或“偶然出现”。如果“纯抽象的”描述和生理学描述差不多只是处于功能抽象连续体的两端,如果是这样,像看起来所是的那样,那么就有理由预期:存在着居中的抽象层次,它会产生这样的描述,它们排除了波利维亚经济制度、阿布尼戈银河系、关于大沼泽地[4]的微生物学之类的东西,而为人类、软体动物、火星人玻璃试验管内的大脑腾出了地盘。真理存在于(像通常所是的那样)两者之间的某一处,而且取决于哪一种心理状态的哪一方面对其中之一的利益,并不总是在两者之中的同一个点上。等一下就会看到,在各种中间层次上将会得到什么样的资源。……

此外(这里是我回答布洛克挑战的第二个观点),还得记住:没有什么强迫我们假定:各种不同种类的心理状态发生在同一功能抽象的层次上。直观上“更富有行为色彩的”各种心理状态,如信念、愿望和意图,大概出现在相对高的抽象层次上,这便促使我们轻而易举地把信念、愿望和意图归之于火星人,因为它们的外显的行为和表面的心理功能与我们的是相匹配的;这也适用于高级的“提供信息的”心理活动,如记忆和(字符)计算。从直观上看,“较少行为性的”、更富有质的特征的心理状态大概出现在更低的抽象层次;具有某些特殊类型的质的特征的信号感觉可能是物种独有的(当发现真的如此时我们至少不会大惊小怪),而且相当有可能的是,我们的火星人的、具有人的特性的行为是为他所拥有的、有点不同于我们的感觉(或可能“似人的感觉”)的感觉所推动的,尽管他的表面的行为相似于我们。

我不知道,有谁曾对两层次论本身作过明确的辩护。但两层次论似乎就是直接存在于像布洛克的“输入输出难题”那样明显的二难困境后面的东西。

类似的考察适用于意向性问题。我们认为:有机体的状态要么是有意向的状态,要么不是,就是这么回事,进而我们想知道的是:意向性的功能或结构定位可能是什么。我认为,意向性不可能是纯功能的属性,其理由在现在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就其本身而言,我认为,我们最好是承认意向性本身有程度的差别。意向性或关于性的“标志”还不太清楚,但基于反思,现在看起来清楚的是:存在着中间层次的功能描述,它提供了一种对可能的、非存在的对象或类型的指向性,然而这种指向性尚不及人类心灵所表现出的那种丰富的、纯正的意向性。在这个中间层次,我们常常从系统理论的角度讲到“分辨器”、“扫描器”、“过滤器”“、抑制器”等,其意思是说,这些术语完全是字面上的,而没有实际地输进思想或输进可被称之为“偶然发生的”关于性。但是我不能在这里阐述这些观察资料,而得另找机会。

第三,我们直接支持关于输入和输出的“纯抽象”描述,使沙文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整个问题重新回到我们对内在状态和事件的描述之中,这可能是有益无害的。在这种描述所适用的大脑的功能等级系统中,存在着如此多的可能性,如此多的、相互有别的抽象层次(其中许多相互交错、重迭),以至于可以相当合理地预期:对于每一心理状态-类型来说,在沙文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应该存在着某种中间道路——对于每一状态-类型来说,并非必然是相同的中间道路。以为所有心理现象一定在功能上定位在相同的层次,或以为任何单个的心理状态一定完全局限在一个层次,这完全是错误的。至于“更具功能性的”、近乎于行为主义式的心理状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甚至不反对说:一种经济系统或中国的人口能有这种状态(比如说倾向性的信念)。至少在那连续体的功能一端,甚至可能存在着符合于同一论的心理状态-类型,即使很难设想象“质的”状态那样的任何心理状态。

前述的评论使人想到了对布洛克的“缺席感受性质”论证的一个最终的附加回答,我认为它实际上是结论性的。我原先以为,布洛克对功能主义的直觉上的忧虑近似于这样的感觉,即觉得功能主义的诸阐释的亲缘关系和它们的有待阐释的话语的同质的、原始单子论的质的特征之间有不协调性;我推测,这种不协调性对他来说是绝对的。须知,他显然没有对同一论提出同样的反对意见;像其他唯物主义者一样,他轻描淡写地指责同一论者的沙文主义错误,而又没有提出更进一步的控诉根据。毕竟,该理论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它能说明颠倒光谱或别的没有相应外在表现的内在变故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赞成我的下述主张:对人的状态的小人功能描述和生理学描述反映的只是邻近的功能等级系统或连续体之内的不同的抽象层次,那么我们就不能再以任何绝对的方式把功能主义者与同一论者区别开来。例如,“神经元”要么是被理解为一个生理学术语(指的是人的一种细胞),要么是被当作一个(目的性的)功能术语(指的是电极的分段传递器);无论是根据哪一种阐释,它表示的都是一种可例示的东西——即由一组更基本的对象所发挥的一种作用,如你愿意这样想的话。因此,同一论者甚至就是功能主义者——即把心理实在定位在非常低的抽象层次的人。这里的启示在于:如果布洛克想一意坚持:功能主义心理学因我所述的那种根本不协调性而陷入了困境,根据关系作用或可例示物说明心理项目的心灵哲学在原则上不可能涵盖感受性质的棘手的单子性,那么人们就不得不对同一论提出同样的责难,而且我敢肯定,他没有感觉到这样做在直观上的压力。事实上,布洛克是要让该理论对物种沙文主义避重就轻地认错,甚至承认这大概也适用于某些心理属性。

有一种观点是由难以理喻的两层次论所引起的,它认为:功能主义在概念上或结构上有点不同于同一论,正因为如此,便遭到了种种抨击。我已说过,同一论正好是功能主义的经验上的一个特例,它(不合理地)把所有心理状态定位在同一个非常低级的结构抽象层次之上——即神经解剖的层次。因此就不可能出现这样一些纯概念或哲学的非难,它们适用于功能主义、而不适用于同一论,反之亦然,即使一个在经验上没有另一个那样合理。然而布洛克这样一些哲学家一直声称已看到了这样的责难。如果我关于自然连续性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这里就一定有某种错误;因为神经解剖术语即使处在较低的抽象层次,但仍是功能的,因此也是关系性的,正如高级组织术语那样。如果在关系描述和现象感受性质的内在性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一致性,如果那种不一致性使功能主义如履薄冰,那么它一样会妨碍同一论。

试考察这种非难的第二个例子。布洛克进一步争论说,功能主义不可能容许颠倒光谱或其他类型的、内在地转换的、而没有反事实地反映在行为中的感受性质的可能性——而在这方面同一论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同一论就是为了陈述颠倒感受性质的事例而定制的。但是如果我对自然层次的连续性的反思是正确的,那么这里一定有某种错误。而且事实就是如此。正如设想作为颠倒光谱基础的、不可捉摸地转换的神经生理结构是易如反掌的一样(参阅利康,1973),设想更抽象地被描述的功能要素的转换也是如此。(即使这无疑是有限制的,而且相当有可能的是,人们不会上升到更高层次的抽象,不让那种颠倒在行为中觉察不到。)

问题的真相为“颠倒感受性质”概念中的实用主义的模棱两可弄得模糊不清了,我认为,这种模棱两可即使一点也不精湛,但给予布洛克以修辞上的助益。也就是说,有一种隐蔽的参项:对于什么来说是“颠倒的”?(试比较随附性的相关关系:随附于什么?)就传统而言,“颠倒光谱”意味着这样的(颜色)感受性质,它只是相对于实际的、反事实的输入-输出关系才是颠倒的。要么是出于责任,要么是由于倾向,分析行为主义者和维特根斯坦主义者都否认那种颠倒的可设想性,但大多数人的日常的模态直觉则予以肯定,而且同一论和功能主义的理论也轻易地承认了它;它对功能主义绝对没有提出任何威胁。对功能主义有害的东西是相对于输入-输出关系加上内在的功能组织而言的颠倒的感受性质的可设想性。这种颠倒假说更强、更大胆。说得婉转一点,其可能性是有争议的。其实,肯定它无异于否定功能主义的真理——不用证明就可以说:两个有机体可能在质的状态方面相互有别,即使它们在整体的功能组织方面、在这里所说的一切结构抽象的层次上事实上一模一样。当然,一直有这样一些哲学家,他们武断地坚持这样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即即使就那点来说诸有机体是克分子复制品,但是它们在质的状态方面仍有可能彼此不同。即使关于心灵的有关理论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这种断言并没有内在的可信性。仅相对于输入-输出关系而颠倒的光谱,其可能性是有可靠的根据的,也是应予重视的,即使我假设模态直觉是可以废除的;还有这样一种光谱,它相对于输入-输出关系以及无论多么低的、其倡导者觉得可合理地予以陈说的抽象层次上的内在功能组织而言,其颠倒的可能性一点也不明朗,而且与某些直观上合理的随附性命题是格格不入的。

(某些注重关系的理论家也许会发现:假定开端上有某种特许的抽象层次,这是很自然的。例如“分析功能主义者”,或如我喜欢称呼的:常识关系论者,就认为:心理术语的意义决定于由常识或民众心理学而与那些术语相关联的因果作用,他们还由此拒绝求助于任何比常识所能理解的层次更低的功能组织层次。撇开民众心理学不说,“高教会派”(high church)计算主义者甚至在对认知和行为的纯科学的说明之内也蔑视求助于人类生物学,即使他们自己所选择的自然层次没有得到太清楚的说明。开辟这样一种特许的组织层次的理论家自然可以承认相对于那种被选择的层次的“颠倒光谱”,只要他或她愿意在类型上把感受性质与仍属低层次的术语等同起来。

两种可供选择的战略

我一直倡导一种方法,它主张在关于心理的东西的功能主义本体论的范围之内解决关于沙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问题。存在着多种可供选择的、可能的战略。一种备选方案是把我们关于心理的东西的观点一分为二,如直接承认心理状态与其质的特征的区分,用功能术语阐述那些状态,用相当广泛的物理术语阐明那些特征,并默认下述结论,即颠倒光谱或者说感受性质中的较少人际间的差异性可能比我们所想的更普遍(即是说,实际上像人际间生理结构的、具有可比量值的差异一样普遍)。

疼痛为这第二种承认感受性质的、被举荐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检验实例。关于疼痛的一个饶有兴味的、独特的事情是:(不像其他大多数心理状态那样)它既有与行为紧密相联的模式,又有可为内省逼真地感觉到的属性。根据现在的建议,这意味着疼痛状态可接受多层级分析。例如(稍作推测)我们最终可能愿意把有机体的起着疼痛的常见而“明显”行为作用(由伤害引起并导致移开)的任何内在状态归结为疼痛,但又愿意根据那些状态的生理基础对疼痛的感觉作出区分。由此可以说,即使软体动物和火星人有疼痛,但它们感觉到它们的疼痛可能在方式上不同于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疼痛。进而还可以说,一种感觉起来像我的疼痛状态的状态,在有不同组织的造物中可能是某种有别于疼痛的心理状态;某些哲学家也许会觉得,这完全是反直觉的。

附带地说,二分的观点在过去的岁月里已相当流行,并常得到这样的表述:(如)“当疼痛本身是功能性的时候,疼痛的特殊感觉就是神经生理学的感觉。”但是后一表述再一次预先假定了两层次论。把“功能的/结构的”的区分当作层次上的相关物,进而被二分的理论就会萎缩成下述论点的毫无意义的、特殊的翻版,这一论点(我希望它是自明之理)就是:心理状态和它们的质的特征最好不要根据同一自然层次加以阐述(尤其是,质的特征的位置在等级系统中可能比一般被考察的心理状态的位置要低)。正如我已指出过的,我特别赞成后一点,但它不是与功能主义相对抗的选择。

第三种选择方案是针对躯体感觉的事例而提出来的(即使我怀疑,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把它用之于知觉感受性质)。可以设想,在现象上似乎是简单的感觉实际上是复杂的,与某种类型的感觉有联系的特定感受性质其实是许多不同的、可个别地加以处理的小人功能特征的巧合或附加物。我认为,这条路线,而不是前一段所述的路线,是说明那个疼痛实例的最合理的路线,因为它已得到了丹尼特(1978,第11章)所搜集和简述的麻醉学材料的有力支持。这些材料所表明的似乎是:化学上不同的麻醉剂和止痛剂在不同功能的交界处上使被试的正常的“疼痛”子程序遭到破坏,引起被试对它们的效果作出相当不同的语言报告。在碰到类型与强度大致相同的疼痛的一群被试中,有一被给予药物A的子群体可能会报告说:疼痛减轻或完全消失了,而用了药物B的子群体则会报告说:即使他们知道疼痛仍然在那里,但他们不能感觉到;用了药物C的子群体则说:即使他们能感觉到疼痛像先前一样强烈,但他们并不在意;如此等等。这些报告中的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滑稽可笑的(维特根斯坦主义者把它们作为“不合理的”而加以嘲笑),这一点自然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被试的正常的内在运作由于药物而受到了破坏,他们关于疼痛的正常的内在经验也因此而发生了改变。药物所起的作用就是通过把被试的经验的相当复杂的功能基础分割成元件子程序,而把被试关于疼痛的现象经验分割成元件。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可以说,我们关于疼痛的现象经验有构成元件——它是复合的,由出现在相当不同的结构抽象层面上的欲望、愿望、冲动和信念所构成。如果这些元件能够由于药物而单个地相互分离开,那么我们就可以完成下述理想实验,在其中,我们假设接受了一个有麻烦的被试,通过给予药物A,从他的疼痛中分离出了一个元件,进而通过给予药物B,又分离出了另一元件,然后重复这一过程,同时让其在我们记录我们的所作所为时作出报告。我认为可以合理地设想: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做下去,消解一个又一个的访问路径,逐一排除欲望、愿望、信念之类的要素,那么我们或迟或早会成功地消除疼痛本身;再者,如果颠倒那个过程——通过逐渐停止各种药物而使那些路径得到恢复——那么被试就必然重新感觉到完全一样的疼痛(假如他的被伤害的组织并未同时得到修复)。我相信这便使下述假定成为合理的,这假定是:与布洛克的反自由主义精神恰恰相反,有关复合功能行为的某些多层次的严格后果,对于疼痛之发生既是必要的又是充分的。

在我已述的三个备选方案中,我不知道怎样作出最终的抉择,或者说我们可能找到哪些类型的进一步证据。我概述了某些观点,目的只是想表明小人功能主义有着相当丰富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于沙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二难问题以及说明感受性质的实证任务都可能产生影响。我相信,以这些资源为基础,我们有权利断言:布洛克关于感受性质的悲观主义是不能得到证实的。……

如果我的连续性学说像已述的那样是清楚明白的,那么它对某些主要的心灵哲学家来说就是不够清楚的。我希望,前述的证明还有助于赋予小人功能主义作为关于心理的东西的理论以更强的魅力。

注释

①在伦理学中,我正好坚定地相信某种形式的行动-功利主义,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神圣原则本身阻止我对你这样说,更不用说在名义上承认(公开的)谋杀。

②H.A.西蒙(1969)曾强调并表述过这种多层次等级结构;我不知道该观点在他之前是否已出现了。W.C.温萨特也曾给予了明确的论述(1976)。

我注意到,这是由福多(1968)和丹尼特(本文选)最先应用于心理学中的,参阅后面的参考文献。

③我记得,刘易斯·托马斯(1974)曾讨论过昆虫社会以及人与其自己的线粒体的关系。关于“有机体”的部分学与利益休戚相关。应注意,我们必须承认自然层次之间的不同还原关系的多元主义。

④关于该战略详细的阐释与辩护,请看卡明斯(1983)。不过,里查森(1983)则泼冷水。

⑤哲学中的相关讨论及文献,请看P.M.丘奇兰德1986,P.S.丘奇兰德1986。

⑥在包含着下面一段的著作中,丹尼特关心的主要是对意向性的阐述。那种关心与我这里的关心不可同日而语;我感兴趣的只是小人的进一步细分。

⑦事实上,正如D.阿姆斯特朗向我指出的那样,现在的策略是在心灵哲学中阻止大量典型的无穷后退论证,包括赖尔对决策的意志理论的抱怨。丹尼特本人则用它来反对关于自我理解表征的“休谟问题”(1978,pp.122 ff)。

⑧对言语中心的实际的、递进的小人分解,可参阅利康1984,p.262,图1。

⑨对这一点的坚定的支持,可参阅戴维森1970。

⑩因此,斯马特的下述例子比他想象的也许更加合理,这例子说明的是“民族”陈述的逻辑有别于“公民”陈述的逻辑。(www.xing528.com)

波普1972;温萨特1972;赖特1973;R.米利肯1984;林德尔1981,1983。后者的进化论说明是我所知的说明中最好的。它也受到了别人的批评。在我看来,真理似乎存在于两者之间的什么地方。

J.贝内特(1976)对源于A.W.麦肯齐(1972)的目的论作出了一种不同的自然主义探讨。

对我们的时-空部分的内容描述因而可整理成一种连续体,从最少目的论的部分到最多(最高)目的论的部分。这个连续体正好与功能例示或实现的等级系统密切相应。分子结合在一起实现或起着金属组成部分的作用;金属组成部分又起着钥匙的作用;钥匙可用作我们开门的工具;等等。我相信,这类普遍的功能等级系统就是推动本体论还原的东西,也是“一切从根本上可归结为物理学问题”这一观点的动力。关于从进化观、功能等级系统、本体论角度所看的目的论与科学还原的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可再看温萨特1976。我从阅读梅利克1973中也受益匪浅。

正如J.福多在讨论中向我指出的那样,存在着一种尚较清楚、双校平器可能考虑到的、确凿无疑的区分。它是两类对象之间的区分,一类对象的部分对它们是必不可少的,而另一类对象的部分则相反。

A.罗蒂向我推荐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它根据有机体的那些构件功能对于那个有机体的种的物质条件的适用性来解释有机体的构件功能。这个观点与我想赞同的关于功能的原因论说明完全一致。

E.索伯赞赏这种态度,称之为“把功能还给功能主义”;试比较利康1981a,p.27的说明,它涉及到普特南和福多对“功能”的一语双关的用法。

详情请看利康1981b。

为什么疼痛使人感到痛苦?我们为什么不可能有一种这样的系统,它发出伤害的信号、促成修复、而又不会使人不舒服?答案很简单。假设我正好有这样一个系统,像我的自动机上的红警示灯。我好像习惯性地(即使是非理性地)忽视了那警示灯,模模糊糊地希望它离去,如果人的警示灯不能内在地为我提供做出关于它的某事的紧迫的动机,那么我就会忽视人的警示灯。

R.范·久里克(在通信中)为我提供了一些气象学和地质学方面的实例,在那些实例中,目的性的(明显的)程度并不伴随自然的层次。

在这个问题上,R.布洛克与我的看法大相径庭,(在谈话中)他曾经说过,“我可以让你的神经元、细胞等成为功能性的,但当你得到氢气和氧气时,当你下降到化学层面时,那里则完全没有功能的或目的论的东西!”噢,不是吗?“氢”有什么目的?“氧”有什么目的?(这种推测很廉价,但颇令人满意。)

“等到明年吧!”J.塞尔在不同的但又颇相似的上下文(1980)中嘲笑说。当然得等到明年!

也许拯救了“分析功能主义者”,但我拒绝其观点(参看注)。

普特南1975;福多1980;斯蒂克,见本文选;伯奇1979;利康1981c;……

德雷特斯克(1981)前此已部分提出了这个观点。还可参阅范·久里克(本文选,1982)。

我也注意到,在认知科学界,某些常见的争论是以两层次主义者的方式错误地设想的。

W.塞拉斯感觉到了。但那又是另一码事……;参阅利康1987,第8章。

布洛克本人没有强调关系/单子比较,而却让人觉得他的特殊的直觉不够成熟,因此他对我前述的对人不对事的直截了当的观点——具有像我们一样的神经化学结构是体验到感受性质的(不论是不是关系的)的必要条件——仍然无动于衷。不过,我不解的是,哲学家怎么可能知道这一点?它焕发出了自然之光吗?

我与S.休梅克就此的有价值的通信使我受益匪浅。就我自己而言,我不赞成分析功能主义,理由有两点:(1)我拒绝这一理论所坚持的关于意义的非此即彼的概念分析或隐含定义理论。(2)对下述观点我表示怀疑,这观点认为:常识或“民众心理学”包含有关于心理实在的足够信息,以致能淋漓尽致地描述它们的本质,并避免反例。民众心理学的衣夹模型唾手可得,且用不着为真实的智能归因作担保的极度的复杂性和目的论组织。

这一术语源自丹尼特(1986)。(译者补注——原意是指特别强调以教士权力、礼仪、传统、天主教基本原则为生活准则的教派,在这里是指正统的计算主义者。)

在这里,我依照某些作者新近的做法,假定:真的存在着高教会派计算主义者;我不能肯定的是:真正的功能主义者在自我意识中想要的是不是这种观点。根据Z.皮利辛和J.福多关于多样实现的说明,通常把这种观点归之于他们。也许布洛克真的坚持该观点,否则他就不会一如既往地抵制我在1981a中就开始了的对两层次主义的批评。

尤其可参阅贝希特尔1985。

布洛克在第460页暗示:他并不觉得这个建议是完全不令人惬意的。参阅注

这种改进使我所理解的、为D.刘易斯在1980年所作的反功能主义论证易于为人所接受。

正如我已述及的,布洛克暗示了这种观点。我在1981a(pp.47-4 8)中阐发了这个建议。H.普特南(1981)、S.休梅克(1981)、P.基切尔(1982)、T.霍根(1984)和G.谢里登(1986)等也接受了这一观点(休梅克称之为“选择狭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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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译自W.利康编:《心灵与认知文选》(巴兹尔·布莱克韦尔,1990)。原为作者的《意识》(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7)一书的第4、5章的部分内容。

[2]agency以及同源词agent,在中文中无贴切的对应词。在英文中,相当于intelligentagen tarchitecture,即智能动力构造,指的是一种信息加工系统模型,其特点是有重要的子系统、功能作用、信息加工以及对它们的控制。现根据它们的意义及上下文,姑且把agency译为“构造”,把作名词用的agent译为“行动者”(在有的地方,酌情译为“动原”)。

[3]homuncular,原指炼金术士在蒸馏瓶中人工制成的小人,转义有“矮人”、“小人”、供解剖用的人工模型。在这里,指人内部的、实现整体功能不可缺少的部分。参照上下文,故译。

[4]Everglades,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的广大沼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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