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雪莱：英国19世纪文学史的科幻恐怖小说开创者

一百七十多年以前，当一位年仅19岁的少女第一次写出她的第一部惊世骇俗的恐怖小说《弗兰肯斯坦》时，加绕在她头顶的光环并没有发出令人眼眩的辉光，她应该得到的荣耀已经被她的父母和丈夫所遮盖了。人们只知道她是著名作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 1756—1836）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的独生女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的第二位妻子。但是，值得世人记住的还应有她自己的创作才能和在文学史上的贡献。自《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发表以来，书名已成为引起恐惧的怪物的代名词。特别是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系列片30年代在好莱坞放映后，知道《弗兰肯斯坦》的人数大为增加。一个人一生能写出这样一本书，其在文学界和文化界的贡献是不能被忽视的。玛丽·雪莱作为科幻恐怖小说的开创者之一早已在文坛为自己买下了一块永居之地。

玛丽·雪莱（Mary Shelley, 1797—1851）1797年出生于英国萨默镇辖下的波勒根村。其父威廉·戈德温是政治理论家和作家，著有《政治正义性的研究》（Political Justice, 1793）、《卡里勃·威廉斯》（Caleb Williams, 1794）等；母亲沃斯通克拉夫特是著名的女作家和女权运动先驱，著有《替妇女权利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1792）。作为两位知名作家的女儿，玛丽·雪莱难免受到这种家庭氛围的影响。小的时候她对写作就有兴趣，把父亲留给她的娱乐时间都用在练习写故事上。她尤其喜欢做白日梦，让自己的想象任意驰骋，并把这些想象写下来。据她的回忆说，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乡村度过：“现在回忆起来，环境虽然很空寂和沉闷，但我并不那么看。在我的眼里，那是一片自由的天地，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和想象中的人物交流。我试着拿起笔写。在我们家所属封地的大树下，或近处光秃秃的山角下，我真正开始写我想象中的事件，并培养我的写作才能。”^［41］她和雪莱生活在一起后，雪莱经常鼓励她写作，她从雪莱丰富的学识中也学到不少东西。

《弗兰肯斯坦》的创作开始于1816年夏天的日内瓦。这里湖光山色，气候宜人，给玛丽·雪莱和雪莱带来无限欢乐。但是随后不久，天气骤然变得多雨和寒冷，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地呆在室内。玛丽·雪莱和他们的邻居拜伦、拜伦的私人医生波德多瑞经常在晚间坐在火炉旁，偶尔传阅德国的鬼怪故事。拜伦建议每人写一个神怪的故事。在此期间，他们谈论的话题涉及电学、生物学、生命法则和各种神话，包括普罗米修斯的各种传说等等。结果，一天夜里，玛丽·雪莱做了一个梦：一个面目苍白的学生跪在造出的怪物面前束手无策，他看到恶怪躺在那里四肢伸展着，在某种强大力量的驱使下慢慢移动。学生吓得跑出了实验室，晚上不敢就寝，头脑里出现的全是恶怪的狞狞面目。这个梦境就是《弗兰肯斯坦》这本小说的材料来源和雏形。

《弗兰肯斯坦，又名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以18世纪小说常见的书信格式，通过叙述者罗伯特·沃顿之口讲述了弗兰肯斯坦和他造出的魔鬼的故事。弗兰肯斯坦从小在恬静和充满爱的家庭中长大，但他并不满足，他对探求自然界的生命奥秘有异常的兴趣和热情，后入英格斯塔德大学学习，经过六年潜心研读，终于找到了赋予无生命事物以生命的奥秘。他用拼凑起来的骨头和肌肉造出了第一个有生命的人，但是这个体积庞大的可怕怪物已超出了他的控制能力。他逐渐学会了使用火、使用语言进行交流和阅读书籍，懂得了世俗社会的历史和文化。他说服弗兰肯斯坦制造一个和他一样的女怪，以便他能摆脱孤独，遁潜于社会之外。弗兰肯斯坦了解到他的恶行，毁掉了他造出一半的女怪。恶魔在绝望之中对造他的造物主起了报复之心，杀死了弗兰肯斯坦的朋友克莱弗和至亲至爱的新娘伊丽莎白。弗兰肯斯坦在追杀怪物的过程中死于焦虑和疲劳。恶魔了解到他的主人死后也聚敛木头焚毁了自己。

这本小说的第一书名是《现代的普罗米修斯》，说明弗兰肯斯坦和普罗米修斯的渊源关系。普罗米修斯意为“先知”。关于他的传说在神话中经历了一些演变和发展。开始他大约是阿提卡地区手艺人的保护神，是能用泥土造人的能工巧匠。在俄西俄德的《神谱》和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天神普罗米修斯曾帮助宙斯推翻克罗诺斯（宙斯的父亲）的统治。宙斯作了第三代天王，但他却仇视人类，认为人类太蠢，要把他们毁灭，另行创造。普罗米修斯同情人类的苦难，盗天火给人类，并把各种知识教给他们，使他们过文明生活，触怒了宙斯，被钉在高加索悬崖上。宙斯派一只老鹰白天来啄他的肝脏，晚上肝脏又重新长出，如此长期折磨不已。普罗米修斯曾预知宙斯的独生子将推翻他的统治，但普罗米修斯宁肯被鹰啄死也拒绝告诉他这一秘密，这里，普罗米修斯成了一位坚贞的、为人类解放和幸福奉献生命的不屈者的形象。还有一种说法，即普罗米修斯用盗取的天火来给予他用泥土造出的人以生命，于是他成了仅次于上帝之外的第二个能创造生命的人。还有一说，即宙斯惩罚他是因为他不诚实，欺骗了主神。以上传说基本上是把普罗米修斯作为一个正面形象来肯定的。但是到了近代，批评家们也开始涉及他的形象的一些反面因素。沙夫茨伯里（Anthony Ashley Cooper Shaftesbury, 1671—1713），英国哲学家、美学家、自然神论者，在其著的《道德家》（The Moralists, 1709）中写道：“谁用盗取的圣火，加之于污浊的泥土，并仿效上帝和其他诸神的外观造出了人这个混合物，他亵读了神灵，罪恶难赦。他不仅给自己带来灾难，而且所有的人类都带来了灾难。”^［42］这样，普罗米修斯成了给人类带来灾难、受到谴责的人。在另一处，他写道：“我们都有奇思怪想，想了解自然界往复更迭的秘密。我们社会的思想家致力对这些秘密的思索和推断，而炼金术士们却要把他们的想法付诸实施，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思考怎样用神力以外的力量造出人。”^［43］这些都说明普罗米修斯是一位不安分守己、想超越自己能力，并可能给人间带来灾难的祸星。

结合普罗米修斯的正反两方面的形象和《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中弗兰肯斯坦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出弗兰肯斯坦是综合了普罗米修斯正面和反面特点的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表现为：他们都有良好的愿望，但结果却与愿望相悖；都有伟大的奉献精神；有不屈不挠、代人受过的英雄气概。具体讲，在《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中，弗兰肯斯坦首先是作为一个勤奋、爱幻想和好思索的学生形象出现的，他有很强的求知欲，想探求自然界生命的奥秘。他觉得只有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加努力才能开辟新的领域，才能达到超过他人的境界。他置自己的身体状况于不顾，疏远了和亲人、恋人和朋友的联系，潜心钻研学问，在发现他造出的“人”会对其他人带来危害时，他不顾生命安危去追杀恶魔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这种精神是极为宝贵的。但是，他的这种疯狂追求和苛刻生活态度已经将他推向一个极端，已经超出一个健康的科学家所从事的研究范围。弗兰肯斯坦所探求的秘密是赋予无生命的东西以生命，即赋予他用骨头和肌肉拼凑起来的死尸以生命，从这点讲，他已违背了自然界新陈代谢、生老病死的规律。正是这一反科学的追求把他从正道上越推越远，他变得自私、残酷和虚荣，他要以创造者的身份出现，让许多他造出的新生命向他表示感谢。有两次恶兆企图把他从邪道上拉回来。一次是他即将出发去英格斯塔德大学求学前，伊丽莎白得了猩红热并染及他母亲致其死亡。他虽然深爱着母亲，但还是毅然踏上了求学之路；第二次是他造出恶怪后的恶梦：他梦见和伊莉莎白相见，但是他的一吻却使她变成一具他母亲的死尸，弗兰肯斯坦自己也想中途撤回，但是为时已晚，成了欲望役使的奴隶。

弗兰肯斯坦的性格中也充满着一些自相矛盾的特征。弗兰肯斯坦意志坚定，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能为实现既定的目标抱定主意进行研究，但有时却非常矛盾，特别是临近故事结束时，当他发现他离正常人的道路走得太远时，他又为自己的行为反思和后悔，规劝他人从他身上汲取教训。他说：“你们可以不听我的劝诫，但至少应从我的经历中获得些启示，即一个人，如果追求知识，那是危险的；但是如果他相信他的家乡就代表着世界，而不去外面去闯，去做能力不及的事，他就比前一种人要幸福得多”。^［44］在另一处他还说：“从平静中获得幸福，别存有奢望，即使这种奢望——即成为在科学和探索领域的名人，对他人无害。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我自己就被这些奢望搞得粉身碎骨。”^［45］这两段话可以理解为他总结一生经验后给人类的警示，同时也说明他性格中的矛盾之处。一个志向坚定了一生的人怎么会在临终前放弃他的生活信念，而劝他人去图谋一个安逸的生活？难道是他对自己的信念的否定？这种做法同那段他教育船员的话已不符。在沃顿和水手面临困境，他教育他们要坚定信念，不惧危险，要经受住生与死的考验，去做一个载入史册的人，而不要成为懦夫。弗兰肯斯坦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他没有处理好拥有雄心和保持心静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做一个科学家和一个正常人的关系以及做一个科学家应有的道德品行。

与弗兰肯斯坦的性格有关联的则是他造出的怪魔。如果说弗兰肯斯坦的科学追求背离了常人的轨道的话，怪魔的行为也表现出与自己身份不符的特征。他面目可憎，企图寻求人类社会和家庭之爱，他获得了理性和感性知识，对自己的处境产生了思考，他比弗兰肯斯坦更有理性和感情。在遭到主人和社会的遗弃和隔离后，他逐步走上报复之路，无辜之人成为牺牲品。他对人间之爱的变态追求和乱杀无辜也使他像弗兰肯斯坦一样走得太远。事实上，恶魔是弗兰肯斯坦的性格反面的充分体现，是弗兰肯斯坦追求知识给人间带来的灾难。他们俩是一对不可分开的事物；怪魔需要依赖弗兰肯斯坦的脑和手去创造他的女伴，而弗兰肯斯坦则依赖怪魔的合作去逃离人间，不再作恶。他们都不能满足对方的要求。怪魔的作恶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弗兰肯斯坦从事的工作的危害性。怪魔就是弗兰肯斯坦的黑暗和消极的一面，连他自己也说，怪魔好像是他的灵魂，或从坟墓中放出的吸血鬼，注定要杀死他的家人和朋友，他死后，怪魔赶来俯视在他的身上，答应焚毁自己的生命，因为一旦创造和追杀他的人一死，他也没有再活下去的必要。弗兰肯斯坦的死使他对怪魔的憎恨和复仇暂告结束，而怪魔之死则从另一面把弗兰肯斯坦的罪责开脱一些。他们俩的复仇欲火在冰天雪地中消融了。

与弗兰肯斯坦的性格极为相似的还有小说的叙述者罗伯特·沃顿。他也有超乎常人的异想和追求，他不相信人们关于北极的自然境况的描述，想象中他把北极美化为一个美丽和能给人愉悦的地方。在北极，两个极具个性的人物见面了。沃顿因为在这里看到弗兰肯斯坦而感到惊喜，但是随着弗兰肯斯坦展开他的故事，他越发被弗兰肯斯坦的性格所折服。事实证明，他们俩都从对方身上发现了许多自己的影子，好在沃顿只是处在自己膨胀的欲望的启蒙阶段，他还没有失去理智，在心安的时候，他控制了自己的私欲，对群体的关心占胜了私欲，他回到了文明社会。

弗兰肯斯坦、怪魔、沃顿这些有个性的人物的塑造是与玛丽·雪莱生活的浪漫主义时代的写作大潮相一致的。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作家的想象力，喜欢创造一些有个性的人物，特别是像拜伦诗剧中的主人公，如曼弗莱德、该隐这类人物。这些拜伦式弗兰肯斯坦就是这样人物，有罪感、内心苦闷，但无法告诉他人自己的苦。

除了弗兰肯斯坦、怪魔和沃顿外，小说中出现频率较多的是几位女性形象。她们虽然没有多少个性，人物性格也较扁平，但作为19世纪善良、柔弱的女子典型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同。伊丽莎白被描写成一个天使，有漂亮的外表和心灵。她是弗兰肯斯坦的保护神，代表着世俗社会的爱情。可悲的是，她并没有能力把弗兰肯斯坦从邪道上救过来。她的善良和得到的结局更加深了人们对弗兰肯斯坦的私欲造成的危害性的认识。另外几名女性人物，如弗兰肯斯坦的母亲、塞菲、阿加莎等也都是善良有余、但缺乏生机的温室花朵，只是她们的结局比伊丽莎白稍好一些。除歌颂这些女性的美德外，小说还赞颂了她们美好的爱情。法雷克斯和塞菲、弗兰肯斯坦和伊丽莎白之间的甜蜜爱情等为黑暗的小说背景投进了一束新鲜的阳光；加之小说对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的渲染，都打上了浪漫主义创作的痕迹。

另外，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在小说中的景物描写和场景选择方面也有反映。小说中有几处描写日内瓦的风光和弗兰肯斯坦去英国途中看到的景色和北极风光。这些景物描写一方面展现了大自然神奇壮丽的美景，悬崖、急流为浪漫主义文学和美学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衬托主人公的心情，抒发其内心感受，例如：

我们约好乘大船沿莱茵河从斯特斯堡到达鹿特丹，然后从鹿特丹坐船去伦敦，沿途经过许多绿树成荫的岛屿和美丽的城镇。我们在曼赫姆休息了一天。在离开斯特斯堡的第五天，到达美因茨。美因茨以下的莱茵河更是风景如画。河水急泻而下，两岸直削的矮山姿态端庄，风在山间穿梭巡回。在两岸悬崖的边缘，我们看到雕的堡垒和周围环绕的望不到边的大树林。莱茵河的这一段河道真是景致万千：这一边看到的是多石起伏的山脉、巨大悬崖顶部的残堡和悬崖底下急流的莱茵河水，突然，一个急转弯，在岬角的另一边，你看到的却又是另一幅景象：茂盛的葡萄园、绿油油的漫坡河堤、蜿蜒迂回的河水，和两岸人口密集的城镇。^［46］

这段描写展现了莱茵河引人入胜的自然美景，这美景使弗兰肯斯坦暂时忘却了恐惧和烦恼，得到一时的解脱。

小说把场景选在北极，一个奇特和能发挥想象力的地方。在这里，一些只能在梦中出现的违犯常理的人和事就可以发生。弗兰肯斯坦和怪魔的追杀就发生在这里。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北极在小说中不仅用作熄灭弗兰肯斯坦复仇之火的恶劣环境，同时也回应了古代神话中普罗米修斯被钉的高加索的冰天雪地，而他的复仇欲火也回应了普罗米修斯盗取的天上圣火。在这里，古代的普罗米修斯和现代的普罗米修斯找到了相互间的认同和默契。在一般的浪漫主义作品中，作家总是选择有象征意义的场景，如大海、高山等永恒的事物加以发挥。以这方面讲，《弗兰肯斯坦》的场景选择是有典型性的。

《弗兰肯斯坦》在结构和视角方面也有一些特点。小说采用书信体形式，运用三层套环式结构，最外环是沃顿给姐姐的去信，叙述他去北极的打算，沿途路遇弗兰肯斯坦；中间一环由弗兰肯斯坦叙述他的成长、求学经过，造怪魔的全过程和怪魔怎样伤害他的家人和朋友；最内环让怪魔自述他被遗弃的过程，他的思想发展经历和心理、感情历程。这样，小说就以三人的视角展开了故事，把虚构、不可信的事件同现实主义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增加了小说的可信性；另一方面，让主人公自己开口，也给了他们一次把各自内心感受外化的机会。这种结构既有小说构筑方面的优越性，即通过罗伯特两个不同时间的写信将小说的开始和结尾照应起来，另外也使沃顿的生命行程达到统一：他离开人类文明准备去北极，经过亲身经历和思想斗争，重返人类文明，从而定成一个圆圈式的生命历程。这种结构对小说主题的揭示有一定帮助。

那么，这本关于弗兰肯斯坦和他的怪魔的小说到底要告诉读者什么呢？作为一个主题性的小说，它集离奇故事、社会批判、道德说教和探索于一体，把虚构同科学真实结合起来。在社会批判方面，通过局外人怪魔之口，揭露了人类社会的恶行、残杀、剥削、贫富不均、地位、血统。特别是通过怪魔的变坏过程说明恶不是自生的。怪魔起初并不是一个恶贯满盈的无赖，他乞求人类的同情和爱，也帮助他们干了许多好事，如帮助德·莱西一家砍柴和从漩涡中救出一姑娘，可是换来的却是人们对他的恐惧和憎恨，逼迫他走上复仇之路。他的作恶是由于不公正的待遇、偏见和歧视等造成的。同时也说明人类自身对这个社会性不公正方面的麻木。加西婷是无辜的，然而却被“公正”的法律关进死牢；德·莱西一家对受到来自怪魔的恩惠只是默默地感恩和无意识中的虐待；怪魔虽然在杀死威廉之前没做过什么坏事，却因为他的凶相而遭到一村人的围打。所有这些都给读者提供了对人类社会现实的思考。

在道德方面，作者对家庭间、情人间的爱和和睦关系表示高度赞美，并将其理想化，树立了一个至真至美的家庭范式。

小说也通过弗兰肯斯坦告诫人们要正确处理雄心和个人生活的关系。作者通过许多事例说明他的雄心的可怕性和他从事的研究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说明善意的背后潜伏着不被认识的危害性，人类贵在掌握其间的平衡，而不使其走向善良意愿的反面。小说给那些做事偏激的人敲了一记警钟。说明科学本身虽无善与恶，但掌握在人手中，由于动机不同，可能给人带来福或祸。

这本小说在写法上也存在不足之处。故事的进展有些拖沓和失之紧凑。在不需要详细的地方交代太多，如第14章叙述德·莱西一家的历史实属不自然，属累赘之笔，使整个叙述显得拖沓；另外小说也选择了一些极具偶然性的事件来展开故事，如德·莱西窗上的空隙，弗兰肯斯坦在森林中偶然拾到的书箱，怪魔作为他造出的东西在智力和感情方面会超过造物主等，这些偶然性事件的插入都降低了故事的可信性。另外，小说视角的模糊也造成道德上的混乱，读者不知道去同情弗兰肯斯坦还是谴责他的过激行为？不知道对怪魔采取什么态度，怜悯或是憎恶？

尽管存在着这些不足之处，一位只有19岁的女孩在当时能写出这样的书是需要勇气和承受力的。玛丽·雪莱生活的时期，现代科学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是已为人类展开了一个无限大的想象空间。她站在对科学既首肯又批判的高度，指出科学的巨大作用和它可能带来的反作用，给人们以警示。弗兰肯斯坦和怪魔的形象塑造已超越了本小说的范围而获得了广泛的应用空间。弗兰肯斯坦作为一个做事过激的偏执狂形象、怪魔作为一个外表、内心不协调的既令人同情又令人憎恶的混合体已深深地印入读者的印象中。作者那种把艺术想象同科学现实结合在一起的写法也为科幻小说开辟了新的领域。这些，我们都应归功于她的努力和创作才能。

玛丽·雪莱在个人生活方面屡遭不幸。她和雪莱的几个孩子都早年夭折；他们之间的婚姻生活仅有六年。她24岁守寡，以一个女人的坚强带大了雪莱和第一个夫人的孩子彼西·弗罗伦西·雪莱和从事自己的创作。她写作了《瓦尔波加》（Valperga, 1823），《最后一个人》（The Last Man, 1826），《德国意大利游记》（Ramblesin Germany and Italy in 1840，1842 and 1843），但在成就上都没有超过《弗兰肯斯坦》。另外，她还编辑出版了《雪莱诗集》（The Poetical Works of Percy Bysshe Shelley, 1839），并提供了一些诗的创作背景和详尽的注释，为后人研究雪莱提供了许多方便，1851年2月葬于伯恩茅斯教堂墓地。

注释

［1］E. H. 冈勃里乞：《艺术的故事》，伦敦第13版，1978年，第367页。

［2］他同革命者潘恩等人交往，1803年又因与士兵冲突，口出谋反之词而受到法庭传讯。

［3］可参阅张德明：《论布莱克诗歌的神话原型形式》，《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1期。

［4］这是F. 寇莫特与J. 荷兰特主编的有影响的《牛津英国文学选集》（两卷，1973）的评价。

［5］E. H. 冈勃里其，《艺术的故事》，第14版，1984，第388页。

［6］吕千飞译文，下同。

［7］吕千飞译文，下同。

［8］卞之琳译，下节同。

［9］查良铮译文，下同。

［10］路易士说：雪莱以他的“净气和烈火”是半个但丁，“我要坚持说，他在《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第四幕中达到了但丁的高度”（M. H. 爱勃兰姆斯编：《英国浪漫诗人论》，纽约，1960，第263页）。艾略特说：雪莱“很了解但丁，在他死前几年开始受益于他对于但丁的知识；他是19世纪英国诗人中唯一有可能开始步但丁后尘的人。”（《论文选》，纽约版，1932，第225页。）

［11］考蒂兹（H. Cortez, 1485—1547），西班牙探险家。实则第一个发现太平洋的欧洲人不是他，而是巴尔波（Vasco Nunez de Balboa, 约1475—1519，西班牙探险家）。

［12］达利安（Darien），中美洲的海峡，在巴拿马与哥伦比亚两国之间。(www.xing528.com)

［13］查良铮译文，下诗同。

［14］1818年10月8日致J. A. 赫西函（H. H. 罗林斯编：《济慈书信集》，I，第373—374页。

［15］此诗一度被看作济慈“绝笔”，由于他于1820年9月底赴意途中将它抄在同行者塞文的一本莎士比亚诗集的空页上，但后来发现济慈的朋友布朗有同诗另一抄稿，后面日期写明“1819年”。目下多数研究者认为诗作于1819年，亦即不是“绝命之作”，不过仍是表达对范妮的热爱的。

［16］见1819年9月21日致雷诺兹书。

［17］见1819年9月21日至弟妹书。同天他又写信给雷诺兹谈到此事。

［18］周珏良译文，后引各文同。

［19］语出华兹华斯《丁登寺旁》第8行。

［20］乔治·桑普生：《简明剑桥英国文学史》，1941年版，第586页。

［21］埃及女皇。

［22］伊伦，即特洛伊。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引诱出走，引起希腊与特洛伊的10年战争。

［23］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818年第十四次演讲，转引自《塘鹅英国散文选》，第4卷，1956年，第xix页。

［24］1801年1月30日兰姆致华兹华斯涵。

［25］E．代尔德菲尔编：《英格兰和大不列颠的国王和女王》，伦敦：大卫和查尔斯出版社，1981年，第38页。

［26］维·雨果：《论司各特——关于<昆廷·达沃德>》，见：柳鸣九编选的《雨果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27］文美惠编：《司各特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第20页。

［28］卢卡契：《历史小说》第一章第二节，见：《司各特研究》第104页。

［29］托马斯·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爵士》，见：《司各特研究》第19页。

［30］Deirdrele Faye, ed. Jane Austen's Letters. 3rd ed. Oxford: OUP, 1995.323.

［31］摄政时期（1811—1820年乔治三世精神失常，由花花公子乔治亲王摄政）社会风气败坏。

［32］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in Defoe, Richardsonand Fielding. London: Chat-to, 1957.297.

［33］Deirdrele Faye, ed. Jane Austen's Letters. 3rd ed. Oxford: OUP, 1995.201.

［34］同上，207。

［35］Tony Tanner, Jane Austen, London: Macmillan, 1986.

［36］Jane Austen, Emma. London: Zodiac, 1983.19.

［37］Wayne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Uof Chicago P, 1961.243—266.

［38］David Gilson, ed. A Bibliography of Jane Austen. Oxford: Clarendon, 1982.133—207.

［39］邱瑾：《理智与感情：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学位论文］，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2000年。

［40］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外国文学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76页。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外国文学著作目录和提要：1980—1986翻译出版》，重庆出版社，1989年，592—595页。

［41］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6页。

［42］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牛津：牛津出版社，1969年，第228—229页。

［43］同上。

［44］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第53页。

［45］同上，第217—218页。

［46］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第154—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