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英国19世纪历史小说作家

瓦尔特·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是苏格兰著名诗人和小说家，也是欧洲历史小说的首创者。

中国读者对他并不陌生，早在1905年，我国翻译家林纾就和魏易共同译出了他的历史小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即《艾凡赫》）。它那反对民族压迫的强烈激情，曾经感染过我国新文学的一代名家鲁迅和郭沫若。

司各特出生在一个爱丁堡律师家庭，自幼听有关苏格兰边境地区动人的故事，因而培养了对苏格兰的自然景物、文物古迹和民间传说歌谣的爱好。他从幼年起就爱读文学作品，从英国古代民谣、荷马史诗、莎士比亚和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到18世纪菲尔丁、斯摩莱特的小说，对他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大学里读的是法律。在各种课程中，有位教授讲授的苏格兰法，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位教授举出了大量的案例来阐明苏格兰法律的确立和演变，使司各特从中学到了一部历经沧桑的苏格兰社会风俗习惯的变迁史，对他后来创作像《中洛辛郡的心脏》这样的小说有很大帮助。他喜欢走乡串镇，寻访古迹，当律师时经常为办案奔走于苏格兰的各地农村，接触到上至士绅下至窃贼的各种各样的人，因而在他的小说里能把他所熟悉的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

司各特最早是以收集出版民间歌谣和翻译德国浪漫主义歌谣和戏剧开始他的文学活动的。从1805年起他投入了叙事长诗的创作，长诗《末代行吟诗人之歌》（The Lay of the Last Minstrel, 1805），《玛密恩》（Marmion, 1808）和《湖上夫人》（The Lady of the Lake, 1810）等多以历史为题材，充满戏剧性的情节，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浪漫情调，博得了广大读者的称赞，奠定了他的诗人声誉，也为后来的历史小说作好了准备。

司各特从1814年开始创作历史小说，到1832年逝世时，共创作了27部历史小说，前期以苏格兰历史为主，后期转为英格兰、法国和欧洲的历史。司各特把这些作品称作“小说”（novel）而不是“传奇”（romance），以此来表明他的小说继承的是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而与渲染浪漫情调和神秘气氛的“哥特式”传奇小说有所不同。不过，司各特没有局限于仅仅描写个人生活的风俗小说，而是闯进了历史真实的广阔领域，从此首创了近代的历史小说。他的二十多部历史小说之间并没有什么连贯性或者统一的计划，然而他的全部历史小说却汇合成了一幅从中世纪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苏格兰、英格兰及欧洲国家社会生活的宏大历史画卷，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读了这些小说之后曾经激动不已，决心继司各特之后更进一步，写出他那些描写19世纪法国鸿篇巨制“人间喜剧”来。

《威弗利》（Waverley, 1814）是司各特第一部历史小说，通过英国贵族青年威弗利参加1745年苏格兰詹姆斯党人（Jacobites）发动的叛乱的亲身经历，描写了苏格兰人民反抗英国汉诺威王朝统治者的斗争。

苏格兰人民，尤其是高地人民，在1715年和1745年曾经发动过两次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想恢复被废黜的詹姆斯二世的斯图亚特王朝，两次都以失败告终。1745年的这次叛乱，是斯图亚特王朝残余势力同英国统治者的最后一次较量，从此它便一蹶不振，再也无法和汉诺威王朝相抗衡了。

司各特真实地描写了詹姆斯党人的叛乱和它的失败。他以同情和赞美的态度描写了起义的高地人民反抗英国压迫，要求独立自由的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但也客观地表现了詹姆斯党人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必然失败的命运。

威弗利的祖辈是效忠于斯图亚特王朝的英国古老贵族，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却投靠了汉诺威王朝，在内阁担任要职。他的伯父却一直坚持支持詹姆斯党的立场。威弗利虽然投身行伍，当了英国军官，驻屯在爱丁堡，但他从小受伯父熏陶，对苏格兰人民抱同情态度。正当詹姆斯党在酝酿叛乱、风暴正向威弗利移近时，这个天真幼稚，初出茅庐，毫无处世经验的年青人恰好请假出游，到苏格兰当地访友。他结识了发动叛乱的苏格兰氏族首领弗格斯·麦克—伊沃，被他的风度仪表所深深吸引。后来威弗利无端被控叛国，遭军警追捕，被迫卷进了这场斗争，参加了詹姆斯党人的叛乱。叛军初战告捷，威弗利在战场上救了英国军官塔尔博特的性命，发现此人原是他伯父的至交，正是为了寻找威弗利才来到苏格兰的。

战局发生了变化，叛军在强大的政府军反击下节节溃退，终于失败。麦克—伊沃被俘，并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由于塔尔博特的说情，威弗利得到赦免，并和他在苏格兰结识的姑娘结了婚，从此过着平静的生活。

司各特在这部小说中通过威弗利的耳闻目睹，展现了苏格兰在英国统治下陷入的停滞、落后、衰败、贫困的现象，圈地运动夺去了许多苏格兰农民的土地，他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去当盗匪。但恪守古老传统的苏格兰人民尊重和效忠于自己的氏族首领，在首领的号召下他们不惜牺牲自己，为苏格兰的自由幸福献出生命。由于他们的落后和盲目，也很容易上当受骗，去为一小撮政治冒险家服务，被拉进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叛乱。司各特既同情苏格兰人民的遭遇，对他们的愚昧和落后也流露出怜悯的遗憾。

《威弗利》描写了对立阵营的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叛乱的部族首领弗格斯·麦克—伊沃，另一个是英国军官塔尔博特上校。麦克—伊沃从小随流亡国外的父母在法国官廷长大。他风度翩翩，具有宫廷教养出来的优雅举止、锐敏的政治嗅觉和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经验，终日策划着复辟，梦想夺回家庭旧日的权势。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了苏格兰古老世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高傲刚烈的性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的命运已经和斯图亚特王朝紧紧连在一起，叛乱成功，他就可以成为苏格兰最有势力的贵族，而一旦失败，他也决不求饶偷生，只求死后他的头能放在苏格兰的城门上，好让他看得见祖国的青山绿水。所以，麦克—伊沃是个野心家，也是个失败了的悲剧英雄。不过，他不是拜伦笔下与世界对抗的个人英雄，而完全是苏格兰民族和时代的产物。

塔尔博特上校是个和麦克—伊沃相对立的鲜明的人物形象。他明智、清醒，代表着资产阶级新兴力量，站在汉诺威王朝的一边。在这场斗争里，英国统治者恩威并施，一方面血腥镇压，另一方面又适当地宽大赦免一些人，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塔尔博特正是这样政策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司各特认识到历史潮流不可逆转，他是很希望两股敌对势力最终达到和解的。在塔尔博特上校身上便传达出了这种思想。

威弗利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他天真幼稚，充满幻想，渴望冒险。但另一方面，他又需要安定和有秩序的生活。他是个英国军官，宣誓效忠于英国政府，但他的同情却倾注于高傲而淳朴的苏格兰人民。司各特在创作这个人物时，显然着重于描写他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动摇的性格，以及他在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犹豫不决、无所适从的态度，所以用“威弗利”（Waverley）（在英语中“waver”的意思是“动摇”）作他的姓名。他曾经不断地彷徨动摇，但是实际上他不能永远彷徨下去，因此在参加叛乱之后，最终还是回到了合法的汉诺威王朝一边。司各特没有把威弗利写成一个浪漫主义的英雄，而是以宽容而略带嘲讽的笔调描绘了他的浪漫想象一次次碰壁的窘态。归根到底，正像书中人物弗洛娜所说的那样：“出生入死干大事，不是威弗利的所长。”他最后还是退缩到了安适的个人小天地里，给美貌的妻子吟诵诗歌，享受着家庭幸福。像威弗利这样可爱而略显平庸的主人公，以后在《修基老人》、《红酋罗伯》里还一再出现。

《中洛辛郡的心脏》（The Heart of Midlothian, 1818）是司各特的别具特色的一部苏格兰小说。许多评论家认为它是司各特最杰出的作品。这部小说有两条交错在一起的情节线索：苏格兰农民大卫·迪恩斯有两个女儿珍妮和爱菲。珍妮相貌平常、性格正直坚定。妹妹爱菲却爱慕虚荣，她爱上了贵族子弟斯唐顿，并有了私生子。在她产后昏迷时，婴儿被人偷走。按照运用“推断”即可定罪的苏格兰法律，爱菲被判杀婴罪，即将被处死刑。珍妮坚信妹妹是无辜的，决心徒步跋涉，从爱丁堡走到伦敦去请求王后的赦免。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和爱菲冤狱同时发生的1736年爱丁堡市民反对英国当局的“卜丢司暴动”。这场暴动在历史上实有其事。

卜丢司是爱丁堡市卫队的警卫长，也是英国政府压迫苏格兰人民的一条得力走狗。在他公开执行对一名苏格兰走私贩的死刑判决时，残酷地虐待这名犯人，引起围观群众的愤怒，他竟悍然下令对民众开枪，死伤多人，英国政府不得不判他死刑，但在行刑前夕，政府却下令对他缓刑。于是，在英国压迫下早已忍无可忍的爱丁堡市民的怒火终于爆发出来。一天晚上，一群有组织的群众攻下了被称作“中洛辛郡的心脏”的戒备森严的爱丁堡市监狱，押出卜丢司，把他带到广场上公开执行了绞刑。这场暴动显示了严明的纪律和壮大的声势。暴动的群众目的明确，直奔监狱，一路秋毫无犯，不骚扰路人，不抢劫店铺，也不虐待其他作恶的普通警卫队员。他们在执行前甚至允许犯人卜丢司向牧师忏悔罪过。他们从一家店铺拿了一条绳子当绞索，第二天，店铺老板在柜台上发现一镑金币，那是暴动者留下的绳索钱。暴动者行动迅速，神出鬼没，达到报仇的目的后立即全部走散，国王派人大肆搜捕，却始终没有抓住一个暴动者。司各特用热情洋溢的文笔有声有色的描绘出了苏格兰历史上这一场规模并不算大的抗英群众运动，字里行间流露出了他对苏格兰英雄人民的无限钦佩。

爱菲的冤狱是和“卜丢司暴动”同时发生的。爱菲并没有杀死自己的婴儿，却被判死刑，真正的杀人凶手卜丢司却得到英国政府的庇护，通过这种对比，更显示了英国统治者在执法时的虚伪性。

司各特善于把人物的个人命运放在决定历史命运的重大矛盾中去表现。珍妮决心去求王后为妹妹雪冤的时候，王后正在为苏格兰人民的暴动大发雷霆，她发誓要严惩爱丁堡市民，甚至宣称要把苏格兰变成一座猎场。看来，在王后的火头上，珍妮要想求她对一个苏格兰弱女子施恩，是绝难办到的了。但是，当亚盖尔公爵以同乡身份收留了珍妮，带她求见王后时，王后竟答应了珍妮的要求，赦免了爱菲。司各特在这里显示了他对人物行为动机的深刻洞察力。王后的决定正是和当时苏格兰局势紧密相关的。王后在盛怒之下原打算严惩暴动的群众，但是她派出的检察官费尽心机也没有抓住一个暴动者，从而使她威信扫地，而人民暴动的严明组织性又使她心惊胆战。她现在已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朝廷里的许多大臣，包括声望卓著的亚盖尔公爵，都坚决反对政府的镇压手段。这位善于见风使舵、玩弄权术的王后不得不收敛她的过激行动，转而采取怀柔政策。首先，她必须把苏格兰最有势力的贵族亚盖尔笼络到自己这一边。所以她答应赦免爱菲，看上去仿佛是慈悲为怀，实际上却出于政治考虑，是在向亚盖尔公爵作出和解的表示，以达到防止苏格兰的动乱进一步激化的目的。在这场政治较量中，爱菲只不过是她的棋盘上一枚小小的棋子而已。

在《中洛辛郡的心脏》里，珍妮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主人公。热爱苏格兰劳动人民的司各特，第一次让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当了他的小说里的主人公，以她正直坚定、纯朴善良的性格和千里救妹的英雄行为，歌颂了苏格兰民族的高尚道德和百折不挠的毅力。(www.xing528.com)

珍妮和一般小说里浪漫动人的女主人公完全不一样，她相貌平常，既不美丽，也不年轻，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从未接触过上流社会。她终日劳动：种地、喂牛、操持家务，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劳动妇女。但在妹妹蒙冤的时刻，隐藏在她身上的种种可贵的品质就以惊人的力量显示出来。她虽然深深爱着妹妹，但在法庭上却坚持了清教徒的坚定原则，一句假话也不说，爱菲因此被判死刑。这时，她决心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去求女王赦免。珍妮被亚盖尔公爵带去见王后的场面，是《中洛辛郡的心脏》里最出色的片段。司各特用既带有幽默、又毫不掩饰的讽刺笔调，表现了毫无政治经验、天真轻信的珍妮和老谋深算、虚情假意、善于耍手段的王后这两个鲜明的对立性格会面的场景，用充满戏剧性的喜剧色彩，描绘了她们那妙趣横生、险情叠起的交谈，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处于高高在上地位的王后的卑劣道德品质，也更衬托出了站在她面前的地位低微的苏格兰劳动妇女真诚、淳厚的品格。也许出于“好人必有好报”的良好愿望，珍妮在救出妹妹后，得到亚盖尔公爵的垂顾。司各特把公爵刻画成一位仁慈善良的宗法制家长式的人物。在公爵的安排下，珍妮住到他的农庄上，和未婚夫结了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个结局显得不太真实。评论家认为结尾这一部分属于败笔。珍妮在生活中实有其人，名叫海伦·华克，她的事迹和小说里描写的几乎完全一样，但是她虽然救出了妹妹，自己生活并不幸福，直到老年仍孤身一人，1791年死于贫困。

《中洛辛郡的心脏》还刻画了另外一些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像贪得无厌的老地主邓比代克斯和他的胆小怕事、呆头呆脑，但心地善良的儿子；大卫·迪恩斯，珍妮的父亲，一个整天纠缠于复杂的宗教论争、迂腐不化、固执己见的狂热的清教徒；厚颜无耻的歹徒兼狱卒腊特克立夫等。司各特是个讲故事的能手，这部小说情节迂回曲折，波澜起伏，有时激昂热烈，有时平静忧郁，往往在剑拔弩张的紧张场面之后，接着便是让人忍俊不禁的幽默镜头，每个场景都是一幅别有韵味的历史风俗画，因此，在这部小说里，尽管有些段落显得冗长，却依然能吸引住读者的注意力。

苏格兰小说是司各特历史小说的精华部分，除了《威弗利》和《中洛辛郡的心脏》外，还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如曾受到马克思称赞的《修墓老人》（Old Mortality, 1816），写的是1679年苏格兰长老会清教徒无法忍受英王查理二世的残酷迫害而掀起声势浩大的起义的故事。由于起义军内部分裂成狂热的喀麦隆派和温和派，削弱了军力，起义在蒙默思强大兵力的包围下终于失败。司各特在小说里歌颂了清教徒不怕牺牲的顽强反抗精神，其批判的锋芒不仅针对残酷镇压群众的英国将领，也涉及起义军里那些完全脱离了现实的死硬的狂热派。

另一部名著《红酋罗伯》（Rob Roy, 1818），以苏格兰历史上著名侠盗红酋罗伯为主人公，描写了1715年詹姆斯党人的叛乱和失败。这部小说没有直接去描写1715年的战斗，而是表现在叛乱前后苏格兰高地人民的感情和倾向。反抗英国当局、劫官济贫的红酋罗伯在小说里被写成是深受民众拥护和爱戴的英雄人物。他参加斗争，是为了给人民谋得自由独立，这和那些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的上层詹姆斯党政客逆时代潮流而动，图谋复辟而发动叛乱，是有所不同的。

在《雷德冈脱利特》（Redgauntlet, 1824）里司各特似乎为了笔下的詹姆斯党人故事作了一个总结。故事讲述在1745年叛乱失败二十年以后，一小撮不死心的詹姆斯党人还想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然而这一小撮人发现自己完全陷入了孤立，他们的狂热妄想只不过是个愚蠢的时代错误。这一小伙人终于承认了他们的失败。司各特在小说里既反映出自己对詹姆斯党人失败的理智和清醒的认识，又流露了他对詹姆斯主义的怀旧情绪和既惋惜、又无奈的复杂心理。

实际上，在这些苏格兰小说里，司各特出色地描绘出了一幅宏伟的全景：在英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苏格兰已经从一个充满暴力、动荡不宁、贫穷落后的古老宗法制社会，逐渐转变成一个谨慎明达的、商品化的、没有浪漫色彩的近代苏格兰社会。司各特对古老苏格兰民族的苦难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充满豪情地歌颂了历代英雄人物对英国统治者的斗争，但是，他同时也肯定了苏格兰宗法制社会必然消亡的趋势。他衷心希望广大读者通过他的小说能够更好地了解苏格兰这个高傲而纯朴的民族，在《威弗利》总序里，他告诉读者，他写这部小说，是要“把自己民族的人民介绍给姊妹国家的人民，旨在为他们的美德赢得同情，为他们的缺点争得宽容。”他的苏格兰小说实现了这个愿望，不但使英国读者，也使世界各国的读者认识和理解了苏格兰人民。这是司各特作为小说家对世界的重要贡献之一。

1819年，历史小说《艾凡赫》（Ivanhoe）的出版，标志着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创作进入第二个阶段，其小说的题材扩大到了英国、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艾凡赫》描写了12世纪末英国“狮心王”理查一世在位时期的故事。小说有不少地方与史实不符，然而这并没有妨碍这部焕发出浪漫想象和青春气息的小说成为司各特最受人喜爱的一部作品。

故事讲述了英武的理查一世在外征战，归途中身陷囹圄，他的弟弟摄政王约翰阴谋篡夺王位。正当约翰自以为得计，大开比武会得意洋洋之时，微服归国的理查和他手下的骑士艾凡赫在绿林好汉罗宾汉的协助下，在阿什贝比武会上挫折了约翰王的威风，从妥吉尔司东城堡里救出被俘的撒克逊贵族，解除了约翰王手下作恶多端的诺曼贵族。最后艾凡赫在比武中战胜了圣殿骑士，救出了犹太少女蕊贝卡；理查一世驱逐了盘踞在修道院里的谋叛的圣殿骑士派，在众人的欢呼声中重登王位。

中世纪是个遥远而古老的时代，留下的记载很少，人们心目中的中世纪是富于浪漫色彩的“尚武”时代，常常和骑士的冒险联系在一起，司各特正是指把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时代呈现在读者眼前，不只有中世纪人们生活的简陋质朴的环境，还有紧张激烈的骑士的比武、绿林好汉的林中聚会、惊心动魄的城堡围攻战，使读者目不暇接，获得了许多真实的感受。另一方面，司各特还真实而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充满复杂矛盾的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英国全景。在诺曼统治集团内部，王弟约翰正纠集力量，企图夺去哥哥理查一世的王位；国内教会势力日渐强大，圣殿骑士团倚仗约翰王的支持，到处为非作歹，对抗国王的权威。自从11世纪末诺曼民族征服英国后，诺曼贵族便大肆抢劫撒克逊贵族的领地和财产，想把他们赶尽杀绝；大批撒克逊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农奴；不堪压榨的平民迫不得已，只得铤而走险，啸聚山林，成为反抗朝廷的绿林强盗。在以上种种社会矛盾中，司各特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来描写，以揭露诺曼征服者和受压迫的撒克逊民族之间的矛盾为主线，集中描写了以绿林好汉罗宾汉、农奴葛兹和小丑汪马，以及撒克逊贵族青年艾凡赫为一边，以骄横残暴的约翰王和依附于他的诺曼贵族及圣殿骑士为另一边，这两大阵营所代表的正义与邪恶两种势力的激烈斗争。而这种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在小说里集中表现在三个回合的较量上：第一次较量是阿什贝大比武，它好比是人物出场的序幕，书中两派正反面人物都在大比武的群众性场面上亮了相，罗宾汉显示了射箭神技，艾凡赫和化装成“黑甲骑士”的狮心王在比武场上大显神威，打败了约翰王的亲信，大挫约翰王一派的威风。第二个回合是罗宾汉率部下和黑甲骑士一起围攻妥吉尔司东城堡，搭救被诺曼贵族掳走的人质。（这里有一段著名的描写，由被囚少女蕊贝卡向受伤骑士艾凡赫现场讲述攻打城堡的精彩场面。它充分证实了司各特戏剧性描写的才能）。最后一个回合的较量则是在修道院里圣殿骑士与艾凡赫的比武，圣殿骑士波阿—基尔勃恶贯满盈，当场死于非命。至此邪恶尽除，黑甲骑士公开自己国王身份，在众人拥护下登上王位，全书在民族和解的大团圆气氛中结束。

在《艾凡赫》中，诺曼狮心王理查一世被写成为一个英勇豪爽、侠义可亲、关心撒克逊臣民疾苦的好君主。他在几个关键场合，都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救助受难者，表现了完美的骑士风度，从而得到撒克逊贵族和老百姓的拥护，就连绿林好汉罗宾汉也尊重和拥戴他。因此当狮心王惩治了叛乱的诺曼贵族，斥退了心怀叵测的约翰亲王以后，诺曼人和撒克逊人之间的民族矛盾终于得以化解，出现了民族调和的局面。

小说里的理查一世和历史上的理查一世并不一致。司各特在这部小说的“导言”里已经表明，他写理查一世时，曾大量采用了民间传说和歌谣里的形象。因此，他笔下的理查一世，是个传奇式英雄人物。他还虚构了罗宾汉向狮心王效忠的情节，这显然是为作家宣扬民族和解和国家统一的中心思想服务的。历史上真实的理查一世，是一个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不理国政的昏君。他在位十年，倒有九年零两个月在外作战，他把英国仅仅是当作为他提供军费的来源，据说他曾经表示，“只要有肯出钱的买主，我连伦敦也能卖掉！”^［25］

小说的主人公艾凡赫和《威弗利》中的威弗利有许多共同点，也是个处于被压迫的撒克逊民族和统治的诺曼民族之间，起着沟通两个阵营的作用的人物。在促进两个民族和解上他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然而，艾凡赫和司各特笔下的另一些正直善良、循规蹈矩的主人公一样，虽然司各特赋予他种种抽象的道德品质，把他写成了一个理想化的骑士，他却仍然苍白无力，缺乏个性，远不及小说里许多下层人物形象那样鲜明生动。如猪倌葛兹、小丑汪巴、犹太姑娘蕊贝卡，以及能“百步穿杨”的绿林英雄罗宾汉，他们都被刻画得有血有肉，充满了活力，多年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和赞赏。

在司各特的后期小说中，以法国历史为题材的《昆廷·达沃德》（Quentin Durward,1823，又译为《城堡风云》）也是颇为出色的一部。小说描写的是15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为了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对割据称雄的封建诸侯所进行的斗争。司各特在小说里是支持中央集权，抨击封建割据势力的，他认为路易十一的行动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把路易十一描写成理想的君主，相反地，小说里的路易十一是个卑鄙无耻的阴谋家，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他什么样的欺骗手段都使得出来。司各特把这个人物的自私、虚伪、残忍、无情、迷信、狡诈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同时又写了一个和他截然不同的、颇像一个抑强扶弱的骑士的苏格兰青年的形象，他就是小说主人公，那个离家闯荡、后来投效路易十一、当了他的卫士的昆廷·达沃德。15世纪末的欧洲，骑士制度早已衰落。君主身边的骑士，都已经被雇佣兵所取代。路易十一和其他君主一样，对骑士的道德规范丝毫不感兴趣。他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不惜采用卑鄙的手段中伤和控制别人，以满足自己的利益。昆廷·达沃德也是被他当作工具和牺牲品的一个对象。然而，这个地位卑微的青年却以自己豪爽仗义的行为挫败了路易十一的一系列阴谋诡计，使一向善于勾心斗角的法国宫廷贵族不得不承认这个青年卫士的高尚品德。司各特有意让这个初出茅庐的年青人在这场斗争中显示出远远高于法国国王的道德力量，从而表达了他歌颂正义善良、揭露邪恶丑陋的目的。法国作家雨果因此高度推崇《昆廷·达沃德》，认为它是一部美好的作品，“很难找到一本小说比它编织得更好、比它把道德的效果和戏剧的效果结合得更好。”^［26］

在司各特的另两部小说《肯纳尔沃思堡》（Kenilworth, 1821）和《奈杰尔的家产》（The Fortunes of Nigel, 1822）里，英国历史人物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斯一世的形象也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描写。作者没有把他们神明化，也没有突出渲染他们天生的帝王的尊严和智慧，而是把他们写成具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把他们日常生活中善妒、自私、圆滑、虚伪等性格特点都充分地描绘了出来。这种写法使俄国作家普希金深为折服，认为“瓦尔特·司各特对帝王和英雄没有那种农奴式的偏爱”。^［27］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起到了开拓新领域的作用，他成功地运用了一些独特的创作方法，对后代的历史小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总是选择历史转折的重大关键时刻来描写，人物的遭遇总是和充满尖锐复杂斗争的历史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小说展现的民族、宗教、政治斗争，不但导致了朝代的更迭、阶级的兴起和衰亡，也直接决定着人物的个人命运。他的小说的故事情节总是围绕着一个虚构的人物展开，这个人物往往是一个善良正直的青年，他出身中上层，和下层人民也有来往。他和斗争的两个阵营都有种种联系。由于某种原因，这个人物身不由己地卷进了激烈的斗争漩涡中，他的命运也因而和重要的历史人物及国家的重大历史时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读者在追随这个人物的冒险经历时，也就不知不觉地投身到小说中如火如荼的历史斗争里。匈牙利文学评论家卢卡契曾经高度评价司各特的这种主人公的作用，把他们称为司各特的“中间道路”的主人公，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把小说中两个对立面联系到一起，“通过故事情节里主人公所处的中心地位，便找到了一块中立的地盘，使得对立的社会力量彼此间能产生人和人的关系。”^［28］卢卡契认为，这种写法正好证实了司各特独特的史诗才能所具有的革新性质。

应该指出，司各特的“中间道路”主人公常常显得温和平庸，缺乏生气，他们本人的经历也常常未能摆脱才子佳人故事的俗套，小说最后总是以他们的“大团圆”而告终。然而，这些苍白无力的人物却把我们带进了无比壮丽的群众历史场面，见到了活生生的历史人生及生气勃勃的普通下层人民形象。

司各特是个多产作家，他晚年为还债而赶写的小说，显然要比前期的作品逊色不少。然而不可否认，司各特仍是19世纪天才的历史小说家，他把枯燥无味的历史事实，变成了活生生的文学形象，正像英国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卡莱尔所说，他“向所有的人指出了一条真理……那就是：过去时代的世界里实际上充满了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条约草案、公文卷宗、论争和关于人的抽象概念。”^［29］司各特对历史小说做出的贡献，对后代风格迥异的作家，像英国的狄更斯、萨克雷、斯蒂文森；法国的维尼、巴尔扎克、大仲马、雨果、梅里美；意大利的曼佐尼；丹麦的英格曼；俄国的普希金；美国的库珀，都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