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19世纪文学史：玛丽亚·埃奇沃思

玛丽亚·埃奇沃思（Maria Edgeworth, 1768—1849），是一位英裔爱尔兰作家，1768年出生在英国。父亲理查德·洛菲尔·埃奇沃思是一位热情的知识分子，一位政治家和教育家，热衷于社会改革和教育。1782年他携全家从英国来到爱尔兰，在朗福德郡埃奇沃思镇定居下来。这时玛丽亚·埃奇沃思正是14岁的妙龄少女，作为长女她协助父亲管理田产，处理财务，这使她经常有机会接触到父亲的佃农和仆人——那些“下层的爱尔兰人”，从他们那里体察到爱尔兰人的生活现实。在生活上，玛丽亚·埃奇沃思得到父亲多方面的指导，特别在创作思想上受到的影响尤深；她也十分敬重父亲的喜好。理查德要求女儿在思想上要踏实，并希望她写出有道德寓意和教育意义的作品来。像她的主要作品一样，她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在父亲的鼓励和启迪下写成的，在《给文学妇女的信》中，她恳求社会给予妇女受教育的机会。虽然父女正式合作写的书主要有两部，但父亲在她所有的作品上都留下了他的痕迹。他经常帮助她修改原稿，其中包括故事情节的安排和取舍，有时甚至帮她全部重写。评论家曾指出，理查德这种固执己见、强加于人的做法严重地束缚了玛丽亚·埃奇沃思的想象力。在《贝林达》（Belinda）、《海伦》（Helen）、《通俗故事》（Popular Tales）、《时髦的生活轶事》（Tales of Fashionable Life）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书中一种自然、活泼、情趣盎然的风格，常常被沉郁浓重的气围所笼罩，这种沉重压抑的浅表说教就是父亲强加进来的，它和女儿深层的敏感和浪漫交织在一起的风格，使作品也颇具风采。理查德的《回忆录》（Memoirs）堪称为对18世纪后期爱尔兰生活的最生动的写照。他在玛丽亚的协助下，1808年开始动笔，但在去世前尚未完成。玛丽亚深知父亲未竟事业的意义，并尽力去完成这部回忆录。《回忆录》第二卷完全是由玛丽亚自己撰写的，她没有采用强烈说教的口吻来写，而是用一种直截了当的语气来描述过去发生的事件，记录下了那些她认为对家庭有重大影响的人和事。其中有一章描写了1798年农民起义，写得特别生动，引人入胜。那时候，埃奇沃思一家被迫离开自己的庄园躲避到朗福德郡。据说在出发时，一辆马车无法载下全家人，玛丽亚·埃奇沃思主动要和看家的女仆和一个英国女管家先留下，待马车返回时再来接她们。当晚起义群众手持长矛涌入村里，准备袭击她们家。这时有一个起义领袖站出来劝说大家先不要进去，因为这位领袖的妻子曾得到这个女管家的帮助，女管家给过她16先令，让她支付拖欠的亚麻地租。

玛丽亚·埃奇沃思的大部分作品都有明显的道德寓意，或者是为了一定的教育目的而写。从以下题目本身不难看出这一点，如：《父母的助手》（The Parent's Assistant, 1796），《实用教育》（Practical Education, 1798），《道德故事》（Early Lessons, 1801），甚至在她的小说中，她也流露出她在道德教育文章中所用的口气和态度。这些儿童故事表述了她精辟的教育理论观点，有它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她的主要贡献还是她的风尚小说。她继承并发扬了范妮·伯尼开创的风尚小说传统，并在诸多方面有所创新，受到了批评家的好评，奥斯丁则把这类小说提高到另一个高度。和奥斯丁相比，埃奇沃思要略逊一筹，但她的小说在18世纪文学史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拉克伦特堡》（Castle Rackrent, 1800）是玛丽亚·埃奇沃思第一部最有特色的作品，于1794年至1799年间写成，1800年出版。它的出版标志着英国地方色彩小说的开端。司各特在他第一部历史性小说《威弗利》（1814）的“总序”中指出了这部小说的意义：“我不也冒昧地期望模仿才华横溢朋友作品中充满着丰富幽默、伤感柔情与令人叹止的机智，但我认为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国家创造出某些东西，这就是玛丽亚·埃奇沃思小姐有幸为爱尔兰创造的，同样逼真的东西……”埃奇沃思首先探索了住在拉克伦特堡的大家族几代人的生活，然后又勾勒出了他们的兴衰过程，加上生动的人物刻画以及多样的爱尔兰方言和习俗，都使这部小说成为一部有爱尔兰特色的小说。故事的讲述者“我”——萨迪，就是她父亲的管家的原型。埃奇沃思曾说，“那些熟悉绅士礼仪的人们绝不会怀疑萨迪故事的真实性。”为了说明故事的可信性，她采用了加副标题的办法，例如，这是“一部有事实根据的爱尔兰故事”，“一部依据1782年前爱尔兰绅士礼仪写成的故事”。埃奇沃思还告诉读者，这些都是其他时代的故事，“小说所描写的待人接物等礼仪也和现代不同；住在拉克伦特堡的家族早已不复存在。”埃奇沃斯曾预言，司各特也将会采用这种类似加副标题的做法来撰写他的历史小说。萨迪所用的爱尔兰方言以及有关爱尔兰背景，读者要读懂是不容易的，这里，埃奇沃思以“编辑”的身份对一些不易了解的爱尔兰背景及口语词汇和短语都作注释，司各特后来使用的历史文献记实的手法与此有雷同之处。在某种意义上，《拉克伦特堡》的主题也为司各特勾画出了具有他的特色的小说主题，这就是正在消亡和正在形成的两种文化的抗争。以上这些也可以说是埃奇沃思和司各特小说的共同特点。

《拉克伦特堡》是关于住在拉克伦特堡帕特里克爵士家庭的故事，由一个目不识丁的管家萨迪讲述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风格朴素自然，表面上看只是平铺直叙，但却充满了喜剧讽刺。故事中由于没有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读起来和创作的年代相距并不太远。从小说的名子看，“拉克伦特”（Rackrent）的英文含义是地主以收取高额地租压榨佃农，藉以维持他们奢侈的生活。从而可以看出，这是一部谴责和讽刺地主阶级的小说，同时也告诫他们无度的挥霍必然导致自己的毁灭。

作者佯装她自己不过是一个编辑，帮助整理了萨迪的口述回忆录，正如她在序言中所阐明的：

几年前他（萨迪）告诉编辑有关拉克伦特堡家族的历史，劝他把它写下来也颇费了一番周折。但他出于对家族的荣誉感，克服了习惯的惰性，终于完成了这部回忆录，现把它呈献给读者。

拉克伦特堡的这个大家庭的故事是从帕特里克开始的，关于他的事只是整个故事的引子。帕特里克一次外出生日旅行，回来以后不久就病故了，这都已经是萨迪曾祖父时代的事了，就这样一笔带过。小说主要讲述的还是其他几个家族成员的事；墨塔、基特和康狄三人中除墨塔外，都是一些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奢侈、挥霍，又无暇顾及自己的房地产，因此他们个个都是债台高筑，面临破产的危险，到了康狄，家产也全都荡然无存了。

墨塔看上了富有的斯金弗林特家的寡妇，并娶她为妻。他是一个惯于敲诈的吝啬鬼，每年佃农来交租，主人按惯例应请他们喝一杯威士忌酒，可他从来不招待他们，一旦地租到手，即刻就把他们打发走。说他吝啬，打起官司来却可以挥金如土。凭他那股子打官司的狂热，可以卖掉房产和卡里克肖林的钮金特家打官司。可惜官司还没有打完，他就死掉了——因为一次为了钱和妻子发生口角，气得脑溢血突发而丧命。

这位感恩戴德的管家萨迪在谈到这些家庭成员时，无不充满了对他们的赞叹和对家族荣誉的关心，但就在他喋喋不休的奉承话中也暴露了他主人的自私和愚昧。从下面这段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埃奇沃思喜剧讽刺的独特匠心。基特继承墨塔的产业后不久的一天早晨，他正要骑马外出，看到萨迪，就在直立的马背上扔给他一基尼。萨迪接钱后不无感慨地说：

我想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身材更匀称的男子汉了。他和墨塔不大一样，但我认为他们都有共同的家族气质，要是他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日子就好过多了。愿上帝保佑他！一基尼对他来说也真是微不足道，对谁也算不了什么，钱对他还不如粪土，伺候他的男仆和马夫对他也无足轻重。现在运动季节已经过去，在这里再呆下去他也有点厌烦了，于是他请好建筑师为他修缮房屋，找到了人为他修整宅地。看到这些计划都落实了，他就把收租的日子确定下来，然后就像那些早上到庭院的来去匆匆的过客，一溜烟地跑到城里去了。

一次基特爵士去巴士镇赌博，房地产留给代理人照管。萨迪告诉我们：

这里说的代理人就是这些剥削佃农的中间人，他们把佃农管得俯首贴耳百依百顺，还变本加厉地压榨他们，周周都上门逼债，逼得他们走投无路。这都是基特让他们干的，但我还是要责怪这些代理人，基特就是这么一个单身汉，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萨特为他主子辩护的一席话恰好揭露了基特的极端自私和不负责任。

故事有些地方是怪诞阴惨参半。基特娶了一个犹太后裔的妻子，希望从她那里搞点钱来偿还债务，但当他妻子拒绝把价值连城的钻石十字架交给他时，他竟然把她锁在屋子里达十年之久，而自己在外面和其他女人寻欢作乐。当谣传他的妻子已经去世，邻里自认配得上他的女人竞相求婚。这时他情妇们的兄弟不干了，要找他决斗，他只好应战。他先后和三个人决斗。第一次，他击毙了对手；第二个对手的一只脚是木假肢，他们选定的决斗的地点又恰好是在一块“新耕的庄稼地”，他的那只脚也就深深地陷进地里，基特看到这种情况，也就向他头顶上开了一枪，后来他们双方的副手出来圆了场；但他在和第三个对手决斗时被对手击毙。村民们找来双轮手推车，把他推回家去。被他长期禁闭在家的妻了被放出来后，很快也回英国去了。萨迪说：“她对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一切都有一种难以说清的偏见。”萨迪的话极有讽刺性，好像把一切归罪于她，基特的罪孽就可以洗刷得一干二净：

她给我们带来的始终都是灾难，基特爵士要是不和她在一起，甚至还会活得更自在。他们说她的那个钻石十字架就是他死的祸根。她做妻子也没有尽妻子的一点责任，真是太丢脸了！就在基特陷入困境，一筹莫展，乞求她把那个小玩意儿给他，她都不肯，再说基特当初娶她就是看上了她的钱。我们再也不会去想她了，我是凭良心讲话的，我要为我的主人主持公道，表达我们怀念之情。(www.xing528.com)

萨迪把钻石十字架这个无价之宝说成“小玩意儿”，用心是昭然若揭的，这完全是为他的窝囊废的主人辩护。萨迪所说“基特从不讳言，娶她就是看上了她的钱，”也全是为他虐待妻子的行径辩解。

萨迪恭维他主子的话和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甚至更具有讽刺性，他对主人的效忠也不过是一部面具，暗地里却在挖主人的墙脚，帮自己的儿子把主人的房产搞到手。批评家詹姆斯·纽卡麦指出：

真正的萨迪反映了被损害的爱尔兰农民的智慧和力量，以后几代人爱尔兰农民将会不断揭竿而起。要说萨迪愚昧无知倒不如说他有手腕，与其说他多愁善感还不如说他冷漠无情，与其说他迟钝还不如说他精明，与其说他糊涂还不如说他清醒，与其说他听信别人还不如说他自有心计。我们认为真正的萨迪可爱之处较少，但现在我们却应对他有几分钦佩。

由于萨迪和儿子杰生的密切配合，杰生终于得到了拉克伦特堡。康狄的农场无人照管，杰生在他父亲的帮助下，以极低的价格租下了这所农场。“我为儿子说了几句话，也告诉乡亲们不要和我们争租这所农场。”康狄这个人脾气倒不坏，但对他继承的家业撒手不管，加之挥金如土，结果也是债台高筑。这时议会正有一个空缺，他幸好争得了议员席位，否则他还不起债就得坐牢。杰生伺机替他的一个邻居买下了康狄的全部债务，从而把康狄牢牢地控制在他的手里。看起来，萨迪就像打入拉克伦特堡的“第五纵队”，从内部瓦解这个家庭。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是受到了1798年农民起义这段历史的影响，但这种理解和全书的气氛和结构相悖，未必恰当，但萨迪身上确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埃奇沃思认为，这正是他性格的一部分。她在小说的跋中提醒人们，爱尔兰人的性格就是各种物质的交融：“以上这些特点都来源于生活，它们体现了敏捷、简朴、狡黠、草率、消散、漠然、精明和疏忽融合体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戏剧舞台上，或在小说人物的刻画中都得到了成功的表现。”萨特虽有前后不一致和令人费解之处，但他总的说来是一个有血有肉、使人可信的人物。埃奇沃思把他作为故事的讲述人，使故事洋溢着温情与幽默。她的这种与传统不同的写法摆脱了那种露骨的说教。此外，她使故事讲述人不仅观察他人行动，而且亲身参与，这就给那一虚构的世界抹上了自己的感情色彩。奥斯丁在艾玛·伍德豪斯和伊丽莎白·贝奈特的人物刻画上也模仿了这一叙述技巧，不过她的手法比埃奇沃斯的更加完美。埃奇沃斯这种写作手法影响了屠格涅夫的《一个运动员的札记》，还影响了库珀、萨克雷、特别是司各特。她把下层人物这个特殊的群体的言谈、风尚和活动刻画得栩栩如生，开创了英国小说的先河。

埃奇沃斯写下了多部小说，但涉及爱尔兰生活的只有三部：《无聊》（Ennui, 1809），《外住地主》（The Absentee, 1812）和《奥蒙德》（Ormond, 1817），前两部是《浮华生活》系列小说的组成部分。《无聊》与其说是一部小说，还不如说是一部随笔集，描写了格伦索恩伯爵的浮华生活以及他因虚度年华而感到的无聊和痛苦。后来他参加了工作，摆脱了无聊空虚的生活，因为他被剥夺了继承权，为了谋生，只好踏踏实实地去工作。小说情节夸张，颇有传奇色彩；有很多饶有趣味的轶事，例如这位伯爵和他的仆人在爱尔兰各地周游的趣闻。特别使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伯爵原来是一个爱尔兰农民的儿子。

《外住地主》是关于爱尔兰生活的喜剧性小说。就像她第一部小说《拉克伦特堡》，它表现的主题是爱尔兰地主家庭对待佃农的态度和手段，但这里更多地强调外住地主的土地经营给爱尔兰各方面所带来的危害。主人公科拉姆伯是大庄园主克隆布罗尼的儿子，他不同意父母为他包办婚姻，离开了英国，到爱尔兰他父亲的庄园调查土地经营状况。他匿名来到庄园，吃惊地发现这里一切都腐败不堪，管理不善，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也目睹了父亲房地产代理人的劣迹。他向一位寡妇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她收回了被骗走的租约。最后他公开了自己房地产主的身份，并在友好佃农和他父亲忠实代理人的协助下，找到了清理父亲债务的办法。他劝说常年靠房地产收入在伦敦奢侈生活的父母，希望他们回到爱尔兰，来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他自己也找到了一个心爱的姑娘。他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谈出了这段生活的体验：“他感到做一个恋人、一个朋友和一个儿子的喜悦，他为能帮助父亲恢复尊严而高兴，也为能说服母亲摒弃浮华生活，回来享受家庭生活的欢乐而感到慰藉，他更为赢得心爱人的心而感到幸福。”小说中还有许多类似有洞察力的见解，但仍可察觉到作者受到为道德教育目的写作框架的束缚。

《奥蒙德》是更为重要的一部小说。主人公“哈里·奥蒙德是一位热情慷慨而谨慎的青年，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更谈不上有任何文学修养；他办事不凭原则，也不凭理性，只凭感情和直觉的道德观来判断事物，一般不会出什么差错。”这就是埃奇沃斯对奥蒙德，这位“爱尔兰托姆·琼斯”的一段评论。当时奥蒙德正在爱不释手地阅读菲尔丁的《弃婴托姆·琼斯的故事》，他合上书，“决心要成为他所钦佩的那个人，那个光彩耀人的爱尔兰托姆·琼斯。”奥蒙德强烈地迷恋上了园丁的女儿佩吉·谢里登，但当他发现他的爱仆莫里亚蒂也爱着她、还想和她结婚时，就断然离开了她。的确由于天生的慷慨大度，他后来还努力去促成莫里亚蒂的这门婚事。埃奇沃斯是这样评论这件事的：

这是个幸运的逃脱，的确如此，如果这种逃脱只是由于交了好运，而不是出于谨慎；只是出于好感，而不是遵循某种原则，那么将来未必一定能处理得当。

这样一本正经的口气显然不是小说的主流。诚然，埃奇沃斯是十分赞赏合理的道德观的，奥蒙德有过错，但她还是喜欢他，也希望读者也会喜欢他。因此在陈述了她的道德原则之后，埃奇沃斯接着就赞扬起奥蒙德来了：

奥蒙德是信守对莫里亚蒂的许诺的，说句公道话，他做的还不仅仅于此。他胸襟开阔，并且一贯慷慨待人，解囊相助；他不仅公开提出建议，而且私下里还和佩吉的父母商量，最后终使莫里亚蒂和佩吉喜结良缘。

《奥蒙德》中的人物类型要比前两部小说多，因而他们之间谈话也更加丰富多彩：埃奇沃斯可以和居住在黑色群岛上的科尼王逗乐，和尤里克·奥仙爵士斗智，而对康诺尔则表现出严肃和傲慢。描述这些人物的时候，她的聪明智慧跃然纸上。她介绍尤里克的一段真是妙笔生辉，是这样巧妙地概述了他和前后三位妻子的姻缘的：

第一个妻子是他17岁时爱上的，为了爱情他们匆促地结了婚。他深为钦佩第二位妻子，为了理想和事业，经过慎重的考虑，在30岁那年和她结了婚。第三位妻子当初他并不喜欢，甚至还讨厌她，因为某种需要，也是为了娶她，这时他都50岁了。

《奥蒙德》小说的情节比较复杂，有时夹杂着对人类行为的思考，对爱尔兰景物的描写也很细致，虽然我们可以从故事中感觉到道德教育的目的，但并没有强加于人的感觉。小说没有《拉克伦特堡》的独创性，但在英国小说中仍有它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