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19世纪文学史：诗人的随意笔墨

这一时期还有两类散文需要一谈。其一是诗人的散文。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序》，柯尔律治的《文学传记》、文学演讲以至《古水手谣》页边的情节解释，雪莱的《为诗辩护》都是双重意义的浪漫派散文，即它们既阐释浪漫派的文学理论，又展现浪漫派的某些文体特点：宣言式，探索性，理想化。然而更能吸引一般读者的也许是几个诗人的随意笔墨：布莱克的批注和笔记，拜伦的书信，济慈的书信。它们都是真性情、真思想的流露，充满了对人、对世界、对艺术的独特见解，而写法则是直截了当，毫不掩饰：

野兽和娼妓在无拘无束地统治。（布莱克）

对魔鬼王国献的妙策。（布莱克，对培根《随笔》批语）

一个在心里找不到任何灵感的人不该斗胆自称艺术家。……一个在心灵和思想上从不走向上天的人不是艺术家。（布莱克）

确确实实，革命不能用玫瑰香水来干，特别在外国人作主子的地方。（拜伦）

不幸的是，我必须对一个人生气才能画出他的真面目，我不能只作“一般”描写。（拜伦）(www.xing528.com)

关于《唐璜》，那么承认吧，承认吧……它是这一类作品里最高无上的成就——它也许有点淫荡，但能说它不是好英文么？它也许有点轻浮，但能说它不是生活，不是恰到好处的真货色么？（拜伦）

除非在我们的脉搏上得到证实，哲学上的定理也还不能算是定理。（济慈）

如果诗来得不像树长叶子那么自然，那还不如干脆不来。（济慈）

恰特顿的声音纯粹是北方的。我喜好恰特顿诗里的本土音乐胜过弥尔顿。我最近对弥尔顿有所警惕。他之生即是我之死，（济慈）

这些是最真切的吐露，说的内容和方式虽然各异——布莱克的严峻，拜伦的无所忌惮，济慈的敏锐和透彻——却都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新精神。很难想象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者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或用这样的方式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