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道德性：难题与制度设计

在讨论法律的道德之局限的过程中，我到这里为止一直在试图说明：有效的经济资源分配无法在这种道德所施加的约束条件内得到履行。这一点又转而表明这样一种分配无法通过审判程序得到满意的履行。值得注意的是，我为了支持这些命题而提出的那些考虑事项绝不仅仅关系到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领域。从广义上讲，经济计算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无所不在的一项成分。没有任何创造性的人类努力的方向可以完全避免它。

一个民主社会所特有的两种基本的决策程序是：由不偏不倚的法官来决策，抑或是由一个选民群体或一个代表机构通过投票来作出决策。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决策过程本身并不能解决涉及到大量可能方案的复杂问题。因此，当基督教会学院⁽²⁴⁾的教师们为一座新钟楼的最佳设计而争论不休的时候，即使是像查尔斯·道奇森⁽²⁵⁾这样的数学天才也无法设计出一种投票方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²⁶⁾审判和多数票决策在这种情况下都有赖于某种能够将选择范围缩小的预备性程序。这种程序通常涉及到那些可能受最终决策影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迁就和妥协。

法律制度和程序的框架性设计显然不能通过审判式决策来确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最高法院明智地认为实施保障各州拥有共和型政府的宪法条款不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一个如此行为的法院既不能起草宪法，也不能履行对宪法实施的一般管理性监督职能。(www.xing528.com)

贝克诉卡尔案⁽²⁷⁾的判决代表着一场博弈，在其中，法庭之外的政治协调和妥协剪裁出了一项似乎可以为法院所消化的争议点。我认为，为了履行其在这个案件中做出的承诺，最高法院将发现自己不得不踏上一条艰难的中间路线。一方面，如果它确立起过于严格和详尽的标准，这就将会抑制不可或缺的审前调整和妥协程序。如果它的标准过于宽松，这些程序又无法产生出最高法院可以接受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