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性条件与合法性：法律的道德性

我认为我不需要在这里重复隐含在整个第二章之中的一个论断，即：法律的内在道德不是某种添附或强加到法律的力量之上的某种东西，而是那种力量本身的基本条件。如果这一结论得到承认，那么我们需要提出的第一个论点便是：法律是良法的前提条件。我们可以设想：一位技艺精湛并将自己的工具保养得十分顺手的尽责的木工师傅在为盗贼打造巢穴和为孤儿修建收容院的时候可能会同样的竭尽全力。但这一点始终是真实的：要修建一所孤儿院，我们需要一位木工师傅，或需要一位木工师傅的帮助，而且，如果我们能得到一位配备有使用得当且保持良好的工具的能工巧匠的帮助的话，一所更好的孤儿院就能够被建造起来。

如果我们找不到任何木工师傅的话，非常明显的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并不是绘制收容所和孤儿院的设计草图或者讨论良好设计的原则，而是去招募并培训木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今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更急需法律，而不是良法。

值得回味的是，在《独立宣言》所提出的那些指控当中，乔治三世不仅被谴责为强立恶法，也被谴责为目无法律。

他拒绝批准对公共利益最有益和最必要的法律……他禁止他的总督们批准最为迫切而又极为重要的法律……他一再解散代表人民的立法机构……在解散代表人民的立法机构之后，他又长时间拒绝另选新的民意代表……他拒绝批准确立司法权力的法律，从而妨碍了司法……他宣布我们不在他的保护范围之内，并对我们宣战，从而遗弃了这里的政府。(www.xing528.com)

当这些文字被记载下来的时候，美国人正踏上他们的“非殖民化”道路。非常幸运的是，我们从我们的英国老师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知道了法律以及保持法律之完整性和效力的必要性。如今世界上的许多渴求正义的国家并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言传身教。在人类历史上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时代，如此明显地昭示了这样一种观点的空洞性：法律只是单纯地表述着正当性社会力量（legitimated social power）的资料（datum）。同样，历史上也再难找到这样一个时代，在其中，将这种观点当真会是如此的危险。

要不是因为这个命题在最需要被清楚阐明的语境中往往被忽略过去的话，我本来应当为强调如此明显的道理而道歉：对法律之道德性的最低限度的坚守是保障法律之实践有效性的基本条件。我认为，这种忽略的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发生在哈特教授对“一个法律系统的病理学”的讨论（第114-120页）中。他在这样一个标题之下讨论的所有情形要么涉及到终极权威之冲突，要么涉及到“在面临无政府状态或无意于作出政治伪装的贼党统治时，有序法律控制的简单崩溃”。在这里，正像在哈特书中的其他部分一样，对法律的设想完全是根据它的形式渊源，而不是将它视为一种能够取得不同程度成功的复杂事业。在其中找不到对这样一种可能性的认知：某处存在一种对某一单个法定权力渊源的公共认可，但这种权力被如此误用或滥用，以至于一种有效的法律制度并未得到实现。同样缺失的还有这样一种认识：所有的法律系统，包括其中那些最堪称表率者，都有着某种程度的“病理”（pathology）。纵使一个人只感兴趣于在不同的法定权力的正式渊源之间打转，如果他将法律的道德性的问题排除在外的话，也无法作出符合现实的评述。在历史上，合法成立的政府在法律的名号下被推翻的例子屡见不鲜。非法革命的威胁会使得一个真正致力于维持合法性的政府很难在其行动中始终保持遵守法律。这些充满矛盾的现象充斥着实际上演的历史戏剧，但它们却消失在一种理论中，这种理论满足于简单地说出相当于这种效果的话：“首先有法案一，随后有了法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