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用与愿望的道德-法律的道德性分析

我曾经指出，如果我们要寻找人类研究领域之间的亲缘关系的话，法律便是义务的道德最近的表亲，而美学则是愿望的道德最近的亲属。我现在打算开展一项看起来有一点儿奇怪的调查，也就是确定这两种道德与经济科学所特有的判断模式之间的关系。

这项考察一开始便遭遇一项困难，这项困难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当中：经济学家们就他们的学科的定义从未形成过一种一般性的共识。虽然经济学名至实归地享有社会科学中最先进学科的美名，但这个世界仍然期待着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都满足于借助一份或多或少带有印象主义色彩的清单来向读者介绍他们的学科，这个清单上列出的是经济学家们所特别关注的问题类型。除此之外读者们便只好自行确定他下在学习的学科究竟是什么。⁽¹¹⁾

不过，的确有少数经济学家认真地尝试为准确界定经济科学的问题求解。⁽¹²⁾在这些学者之间逐渐形成了两种一般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涉及到交换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的核心在于边际效用原则，借助这项原则，我们可以对我们所掌握的资源进行最有效率的分配，从而实现我们为自己确立的任何目标。用来区分这两种观点的标准形象当然是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这个人物。至少在“星期五”到来之前，克鲁索没有机会与任何人交换任何东西，除非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说，他用一个人的孤独劳作来交换大自然的果实。如果经济学被认为是在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那么克鲁索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经济学上的问题。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的确需要决定如何最有效地利用他所掌握的稀缺资源，包括他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他正在耕耘一片土地，他可能会问自己：“如果我将自己的劳动转而投入到捕鱼当中，我在第一个小时当中是否会得到更大的回报，超过我继续在这里耕种一个小时所能得到的收获？”从这个意义上讲，克鲁索不仅面临着经济学上的问题，而且是很严肃的问题。

我认为，到这里为止，这两种经济学概念同作为本章主题的两种道德观之间显著的平行关系已经显露出来。交换经济学同义务的道德之间存在紧密的亲和性，而边际效用经济学好像是愿望的道德在经济领域内的对应物。让我从这第二项关系开始。(www.xing528.com)

愿望的道德涉及到我们最好地利用我们的短暂生命的努力。边际效用经济学关注的是我们最好地利用我们有效的经济资源的努力。这两者不仅在它们试图做的事情上有相似性，而且在它们的局限性方面也有相似性。有人说，愿望的道德必然暗示着某种关于人的至善状态的概念，不过它没能告诉我们这究竟是什么。完全一样的批评，带着同样的力度，也可以针对边际效用原则而发出。边际效用经济学认为消费者们试图使自己所花的每一元钱都获得等值的回报。如果他已经花了很多的钱来买书而这一特定的开支所带来的回报开始显著递减的时候，他可能会将他的支出投入别的方向，比如佳肴美馔。在这一转向中，或者说在一个人能够比较和平衡在迥然相异的事项上的开支这一观念本身当中，隐含着某种超然于人们可以花钱去获得的书籍、食品、衣服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之上的终极标准。边际效用经济学家无法描述这项标准是什么，不过，与愿望道德论者不同，他拥有一个可以用来掩盖其无知的术语。这个术语当然就是“效用”（utility）。当从一件价值一元的商品A中得到的效用低到一定的程度，以至于比不上另一件价值一元的商品B所能带来的效用时，消费者就会将开支转而投入到第二种商品上去。正是借助“效用”这个词，经济学家遮掩了自己无法辨识出某种超越于所有特定商品之上并为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的活动提供指导的经济利益（economic good）这一事实。不过，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缺漏从本质上讲同道德家一方面声称要向人们指出通向善的生活的道路、另一方面又不去界定生活的最高目标是什么或应当是什么具有同样的性质。⁽¹³⁾

边沁用享乐的目标来替代卓越的目标的尝试实际上只不过是在道德领域引入了一项隐秘的缺省值，这种缺省值在经济学中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所有人类努力都旨在获取快乐”这一主张不可能得到维持，除非我们愿意将快乐这一概念扩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使它像经济学中的“效用”一样变成一个空空如也的容器，任何类型的人类欲求和努力都可以往里面装。如果我们像密尔一样试图对装进这个容器中的东西进行一番挑选，最终所获得的结果便不会是最大快乐原则，而是某种类似于古希腊的“卓越”概念的东西。

由于缺乏对最高的道德至善或经济利益的理解，我们在愿望的道德和边际效用经济学两个领域都最终诉诸于“平衡”观念——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这种观念并不像它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陈腐。普通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们总是追求着多种多样的目标；过分执著地追求某个单一的目标实际上可能被看成精神疾病的征兆。在其著作的一个段落中，阿奎那似乎提出了这样一种古怪的观点：我们实际上总是不断从一个特定的目标转向另一个特定目标这一情况恰恰证明了一项人生终极目标的存在，因为，如果没有一项指引这种目标转换的标准的话，我们就会永远执著地朝一个方向走。由于这是不可能的和荒谬的，由此而导致的推论便是：如果我们不是处在某种最高目标的指引之下的话，我们就会什么也不做，不朝任何方向努力。⁽¹⁴⁾不管人们如何理解这段悖论式的推理，亚里士多德的“允正中道”（just mean）概念绝不是什么陈词滥调。我们不能把这种“中道”同现代人的“中间道路”（the middle way）概念混淆起来。对于现代人来说，中间道路是易行的道路，只需付出极少的努力。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中道”是艰辛的道路，是偷懒的人和掌握不到技巧的人很容易跌倒在上面的道路。从这种意义上讲，它像健全的经济管理一样要求洞见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