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语汇和两种道德的区分-法律的道德性

我认为，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之间的区分之所以未能在现代思想中生根发芽，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伦理学语汇自身错过并遮蔽这一区分。我们可以举“价值判断”（value judgment）为例。价值这一概念与愿望的道德具有类似的性质。假如我们为它选择了另外一个搭配，比如说“价值感悟”（the perception of value），我们所拥有的表述方式便可以完全兼容于一套指引人们达致人生之卓越境界的思想体系。不过，恰恰相反，我们把“价值”与“判断”这对术语结合到一起，而后一个概念所指的并不是一种追求完美的努力，而是一项关于义务的结论。因此，一种适合于人类愿望之更高目标的主观主义扩展到道德话语的整个语言系统当中，而我们很容易被导向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对于社会生活而言显然十分必要的义务乃是基于一些基本上不可言说的偏好。

我相信，如果论辩双方可以费些功夫来真正掌握义务的道德与愿望的道德之间的区分，关于事实与价值之间关系的引起无数争论的问题便可能得到澄清。当我们作出一项关于道德义务的判断的时候，说这样一项义务可以通过某种方式直接从关于某种事实情境的知识中推导出来似乎是十分荒谬的。我们可能从头到尾了解相关的事实，但在我们得出结论说某项义务应当存在之前，似乎仍然需要一项立法性判断的介入。这种立法性的判断行为可能不难作出，但从原则上讲它总是摆在那里。

愿望的道德的情形则截然不同，它在这方面显示出自己与美学的亲和性。当我们试图理解某种新的美学表达形式的时候，在充分掌握相关信息的情况下，我们必定会立刻尽力去探寻艺术家所追求的目的。我们会问自己：“他在试图做些什么？”“他试图表达的是什么？”当我们回答完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喜欢或不喜欢自己所面对的作品。但在我们的理解和我们的欣赏或不欣赏之间没有任何独特的中间步骤介入。如果我们不欣赏，但却仍然不太信任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不会问自己：我们是否适用了错误的欣赏标准，而是会问：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艺术家所试图做的事情。实际上，I．A．理查兹已经向我们证明：当学生不是去关心作者的意图，而是去关心如何应用自己所认定的判断文学作品之好坏的标准时，他们对文学价值的判断会陷入混乱不堪的状态。⁽⁸⁾与此相类似，诺曼·T．牛顿也向我们展示了寻找某种可以明确表述出来的公式来正当化已作出的判断的努力是如何地扭曲着对建筑的美学判断。⁽⁹⁾

上面这些评论并非旨在否认愿望的道德所赋有的理性品质。相反，它们旨在说明：义务判断所特有的那种说明理由的话语类型并不适用于愿望的道德。我认为，这一点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那里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例证。(www.xing528.com)

苏格拉底将德性等同于知识。他推测：假如人们真正理解了善，他们就会渴求之，并尽力去获取之。这种观点常常被认为要么是令人困惑的、要么是荒谬的——这取决于批评者的温和程度。如果苏格拉底所教的是一种义务的道德，对他的批评肯定是理由充分的。但他所教的乃是愿望的道德。他试图让人们看到并理解善的生活，以期他们能够努力实现之。如果他所说的是：“首先，我将论证善的生活是像什么样子的，这样你们就可以理解它，并且看到如果你们这样来生活就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人。然后我将提出你们为什么应该过这种生活的理由”，那么，他的主张不会变得更加清楚，反而会引起混淆。

苏格拉底式的将美德等同于知识的观点本身就例示了我们的伦理学词汇在两种道德之间摇摆不定的状态。到我们这里，“美德”这个词已经完全变成义务的道德的同义词。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个词已经基本上丧失了包含力量、成效、技艺和勇气等一套涵义的初始意义，这套涵义曾经非常明确地将“美德”置于愿望的道德的领地之内。“罪”（sin）这个词也经历了类似的辗转流变。到我们这里，行有罪之事（to sin）就是违反一项义务。但在《圣经》中被翻译为“罪”（sin）的那个词本来包含着“错过目标”这个隐喻。这一初始意象在早期基督徒那里仍然得到保存，因为在他们所列出的不可饶恕之罪中不仅包括贪婪和不贞，而且还包括被西奇威克称作“古怪罪行”（the rather singular sins）的消沉和冷漠⁽¹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