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丹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播效果

罗丹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现代艺术家。1920年，《新青年》第7卷第2号刊发了罗丹作品四幅：《罗丹自画像》、《黄铜时代的人》（《青铜时代》）、《用思者》（《思想者》）、《接吻》。同期刊发了张崧年介绍罗丹的文章《罗丹》，张崧年在文章中介绍了罗丹雕塑创作的反传统精神，他的创造性贡献及艺术特征。

宗白华是较早接触和介绍西方现代美术的中国作家之一。1920年，他就写了《看了罗丹雕刻以后》一文，发表在《少年中国》第2卷第9号上。1963年，宗白华又写了一篇学习罗丹的心得《形与影——罗丹作品学习札记》。晚年，他看到德国女音乐家海伦·娜斯蒂丝写的《罗丹在谈话和信札中》，很是欣赏，就把它翻译出来，发表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编的《文艺论丛》1980年第10辑上。（宗白华对罗丹的译介请参看第一章第二节）

1931年，梁宗岱翻译出版了里尔克所写的《罗丹论》。译作初刊《华胥社文艺论集》，题名《罗丹》，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41年，重庆正中书局为《罗丹》出版单行本。1962年，梁宗岱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重新修订全书，改写题记，但当时未能出版，直到1984年，才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印行，书名改为《罗丹论》。这本小书一译再译，跨越半个世纪的风雨。梁宗岱在1962年写的《译者题记》中说：“专注的读者将在这里找到源源不竭的精神上的启迪和灵感——不独关于罗丹的，不独关于造型艺术的，而是整个精神上的启迪和灵感——是可以断言的。”当然，译者得到的巨大的启迪和灵感以及他对罗丹的无比崇敬也是可以断言的。（梁宗岱对罗丹的译介请参看第一章第二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一些文学刊物反复刊发罗丹的著名雕塑作品。《文学》第5卷第4号刊发了罗丹的《巴尔扎克像》。《北新》杂志第1卷第17号刊发了介绍罗丹的图片及作品计四幅：“罗丹博物院外景”、“工作室中的罗丹”、《地狱的门》、《加莱义民》。同时还刊发了唐劳的文章《罗丹博物院》。《北新》杂志第2卷第22号刊发罗丹的作品《黄铜时代》、《巴尔扎克之首》；《北新》杂志第2卷第23号又刊发了罗丹《行步的人》。(www.xing528.com)

鲁迅很推崇罗丹。他在《奔流》杂志第1卷第4号上刊发了罗丹作品《思想者》、《塌鼻男子》、《青铜时代》、《巴尔扎克》，还发表了日本有岛武郎的文章《叛逆者——关于罗丹的考察》（金溟若译）。鲁迅在编后记里说：“要讲罗丹的艺术，必须看罗丹的作品——至少，是作品的影片。”他介绍了美国和日本出版的两种书，并且不无遗憾地说：“罗丹的雕刻，虽曾震动了一时，但在中国却并不发生什么关系地过去了。”^[2]鲁迅看到罗丹这样的伟大艺术家已经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后起的有被称为塞尔维亚罗丹的南斯拉夫雕刻家伊凡·美斯特罗维克，有被称为俄罗斯罗丹的苏联雕塑家柯宁科夫。他感到中国的艺术家还没有真正认识罗丹艺术的价值，罗丹没有达到他在中国文学艺术界应有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是缓慢地渗透开来的，从罗丹被引入中国的那天起，这种影响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有所起伏，但是可以说从未中断。即使在“左”的思想横行，对西方现代艺术大加批判和排斥的时候，罗丹的潜在影响也没有完全消除，试想宗白华和梁宗岱都是在20世纪六十年代那个思想高度政治化的年月里翻译罗丹的。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艺术的关系重新接续起来。1993年春天，罗丹的雕塑作品从法国直接运送到中国美术馆展出，许多中国作家前去观瞻，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罗丹热。铁凝和蒋韵都专门写了文章记录她们阅读罗丹及欣赏他的雕塑作品的感想。今天，罗丹在中国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西方艺术大师。在中国的城市广场，罗丹的“思想者”高高矗立，在书店，可以见到罗丹的各种版本的雕塑作品集，以及有关罗丹的传记和研究著作。罗丹作为他者，不仅仅是中国本土文化和文学建构的参照，而且直接参与了这一建构过程，甚至已经完全融入到了中国本土文化和文学中。

有一些西方艺术家可能在某一时期对中国文学产生过巨大影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审美风尚的转换，其影响就会逐步减退，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偶像的出现。罗丹在一时一地的影响可能不像有些艺术家那么热，但他的影响一旦产生就会沉淀下来，在他传播的土地上生根开花。在许多中国作家心中，罗丹就是一个精神的偶像和艺术巨人，在文学作品中把他描绘成生命的创造者，艺术之神。罗丹的《思想者》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思想者”形象的原型，罗丹的自然主义美学观与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美学相融合，参与了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的构建。罗丹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是密切的，其影响广泛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