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画家乔安·米罗(Joan Miro,1893—1983)是一位享有国际盛誉的艺术大师,超现实主义的领袖人物。有人认为,除了毕加索和马蒂斯,米罗比当代欧洲的任何大师都更为知名。他经历了印象派和立体派的洗礼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他画风稚拙清新,富有生命的自由与欢愉,绘画语言以象征、变形的方式呈现前卫的艺术特征。米罗早年受现代艺术不同流派的影响,转益多师,逐渐确立自己的风格,开始转向幻想领域,以近乎儿童画的天真幻想,表现天空、星星、飞鸟、动物的奇特世界,画面辉煌,梦幻幽默,充满诗情画意,被称为“载诗载梦的抒情画家”。
阅读顾城的诗,常常使人想起童话画家米罗。顾城对一些具有童话色彩的艺术比较倾心,但在不同的时期,他所尊崇的对象有所偏重。相对而言,他早期的诗,受法布尔影响较大,中期的诗,受安徒生影响较深,而后期的诗,受米罗影响较多。有人已经看到,顾城定居新西兰奥克兰福海湾中的小岛后,“诗风忽然又往回变,回向孩童心绪,稚儿语言,浅淡心境。”[10]但实际上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新变:更多自我,更多自由,更多幻想。这与米罗的画风有很多相似之处。
顾城喜欢天空的飞鸟和水中的游鱼,那是他对生命自由的向往。他想象自己是一只飞鸟,或与鸟儿一体,死后鸟儿将其用羽毛掩埋。他说两岁的时候,发明了一种近乎鸟叫的语言,只有姐姐能够听懂。在12岁的时候,一群金色的大雁落在他的面前,像神灵一样启活了他的神经。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忘不了那些快乐的鸟,像暴雨一样落在我的周围,几里,几十里都是它们快乐的叫喊。”他说他的诗创作是从那时开始的,是这些快乐的鸟叫唤醒了他沉睡的梦想。他说:“我忘不了那个声音,鸟飞走的时候我留在风里,一切忽然不同了,我听万物在说话,声音轻柔透明;鸟的回旋,水的撞击,花的开放,心的跳动,都因由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巨大而细碎的声音,使我开始写诗”。[11]鸟儿的声音成为顾城的启蒙老师。顾城说他戴的帽子就是为了接听宇宙的声音,听到鸟叫,但在纽西兰是多余的,因为那里很安静,不用戴帽子也能听见鸟叫。甚至一次在伦敦的诗歌讨论会上,他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出去走走,正好在伦敦的天空中飞过一群小鸟,他的记忆才被唤醒。没有鸟的世界会让他感到孤独寂寞,也许这正是他走近米罗的原因。他的诗《村子里鸟不多了》表现了他的孤独以及对米罗的向往。
一
村子里鸟不多了
是不多了
出来走走
村子有
村外也有
二
谷子
掉在地上
站在泥里
被风中的大镰刀
一下割倒
三
你给我装装米罗
在这首诗中,诗人忧郁地发现他的自然界的好朋友鸟儿不多了,鸟儿的食物谷子被人类收割完了,鸟儿面临生存危机。这使他想起了画家米罗构筑的鸟的世界,在那里,鸟儿是无穷无尽的。
米罗喜欢画鸟,他有关鸟的画题数不胜数,如:《有神奇鸟的风景》、《日出时的女人与鸟》、《月下的女人与鸟》、《月光下的女人与鸟》、《候鸟》、《被飞鸟环绕的女人》、《空间中的鸟》、《美丽之鸟正对一对恋中情侣解不知之事》、《人物、鸟与星空》《一滴露落在鸟翼上》、《跟随天鹅的脚步到彩虹湖畔》、《风景中的鸟》、《洞穴中的鸟》、《人物与鸟》、《夜之鸟》、《鸟》、《被一群夜里飞舞的鸟儿包围的女人》、《子夜黄莺的吟唱和晨雨》,等等。并且他常常在一个画题下反复地画不同的画,如《夜里的女人与鸟》这个画题,他分别在1945年、1961年、1971年、1975年反复画过多次,当然每次的画境不同。《女人与鸟类》这个画题,他也分别在1964年、1967年、1969年、1977年反复画过多次。他的画总是鸟人合体,如《裸体》就是人与鸟的合体,《人物、鸟与星空》中的人是美人鱼的化身。米罗几乎到了无鸟不画的地步,即使画题中没有鸟,画面上也是鸟的形体居多,如《深夜》的画面上都是飞翔着的鸟。米罗有很多以“绘画”为题的画,1925年所作的油画《绘画》,画面上是三只在天空飞翔的不同色彩的天鹅撞到罗网时的情形。可以说,鸟儿是米罗绘画的重要题材和元素。
米罗营造的鸟的世界正是顾城所追求的。顾城有一首诗《叽叽喳喳的寂静》,道出了他的理想:
雪,用纯洁
拒绝人们的到来
远处,小灌木丛里
一小群鸟雀叽叽喳喳
她们在讲自己的事
讲贮存谷粒的方法
讲妈妈
讲月芽怎么变成了
金黄的气球
我走向许多地方
都不能离开
那片叽叽喳喳的寂静
也许在我心里
也有一个冬天
一片绝无人迹的雪地
在那里
许多灌木缩成一团
围护着喜欢发言的鸟雀
这就是顾城的梦想世界,一片叽叽喳喳的寂静,一个纯洁的鸟的世界。但是鸟类与人类一样面临着生存困境。他在《目》一诗中写道:
这首诗表现了他看到鸟儿受伤和受虐时的极度悲哀的心情,他极目朝山边望去,却望不到鸟的踪影,鸟儿消失了。好像命中注定,他与心爱的鸟总是分离,这让他感到非常绝望。他在《失误》一诗中写道:“我本不该在世界上生活/我第一次打开小方盒/鸟就飞了,飞向阴暗的火焰”。鸟是自由飞翔的象征,人生下来却被肉身所束缚,被社会和习俗所束缚,这让顾城感觉异常苦闷和烦恼,所以他向往天上的飞鸟和水中的游鱼,米罗创造的鸟的世界让他神往。
米罗的画就像幼儿写真,他的构图像儿童的简笔画,或者更像儿童涂鸦时的胡涂乱抹,是一种朴拙到极致的艺术表现。这使他受到某些非议和质疑。米罗享年90岁,他从50岁左右直到七八十岁还像儿童一样涂抹。有人问米罗:“你没有一种事先设计好的幼稚天真吗?”米罗回答说:“那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过程,而且非常缓慢,是多年累积下来的成果,我已经非常严谨”。[12]米罗是真诚的,并非矫揉造作,他是童心的守护者。顾城在他的诗中用反问的语气:“你给我装装米罗”。(《村子里鸟不多了》)意思就是说,米罗不是装出来的。米罗做画的基本线条运用了儿童天真的本性,或者说运用了原始人类,即人类童年的绘画语言“米”型符号。我们发现,在他后期的创作中,在那些童话般稚拙的图像里,都离不开这个“米”型符号。这个符号既像是天空中繁星的闪烁,又像是太阳的光芒;既呈现儿童的稚拙,又象征自然的节奏。在画面的空白处都点缀着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米”型符号,使稚拙之气无所不在。
顾城也被称为童话诗人,他寻找的是一个天国,一个童话世界。他在《十二岁的广场》一诗中说,即使“在梦里/我的头发白过/我到达过五十岁”,但他的心永远定格在12岁。他在《郊外》一诗中说:“一个泥土色的孩子/跟随着我/像一个愿望”。诗人总感觉到有个孩子的影子跟随着自己,“不能丢下她”,“我不能等/不能走得更快/也不能让行走继续下去/使她忘记回家的道路”。他希望永远与这个孩子,即童年相随相伴。《童年的河滨》是对童真的赞美:“我们常飘向童年的河滨”……“是孩子就可以跳着走路”……“高处的娃娃在捕捉光斑/‘真美呀’渔夫忽然叹息一声/他是我,也是你,都是真的/他在那代表着真实的我们”。他希望“最好是用单线画一条大船/从童年的河滨驶向永恒”。童心使顾城常常生发出儿童的奇思妙想,在《有天》一诗中,他想象:“总有那么一天/阳光都变成叶子/我的路成为宫殿”。《花是这样落的》一诗,全是儿童天真的思维和想象:
花是这样落的
裁剪新衣服累憔悴了
花是这样落的
写了一夜诗泪流尽了
花是这样落的
看见露水的孩子心蕊化了
花是这样落的
对月亮发脾气把头发拔了
花是这样落的
最后忽然想起抓住蜗牛的小房子
顾城后期创作的童话色彩从表现童真的主题到运用儿童诗的形式,消解了诗的技巧,完全回到儿童那里去了,即所谓“削平内涵、取消深度”。如《陶》:
小孩 这里有一片烟
一个树叶
一个长鼻子的故事
你可以呆会
不要钱
没人说你
管你的人都在外边(www.xing528.com)
他们喝汽水去了
诗作以口语和大白话的形式出现,就像儿童简笔画一样单纯。另一首《要用光芒抚摸》则将诗的语言简化到儿童呀呀学语式的境界:“这个岛真好/一树一树花/留下果子//我吃果子/只是为了跟花有点联系。”《挽歌》一诗非常接近米罗的画境,极度单纯简洁:
月亮下的小土豆
月亮下的小土豆
走来一只狗
嗅
月亮下的小土豆
这首诗就像一首儿歌,语言简单意象单纯到不像诗的地步。
对于西方现代艺术,顾城也许比别人的理解更透彻,他本能地从中感到恐慌和焦虑。他说:“现代主义艺术确立了一个绝对的死亡,这死亡在人们面前,它离人们很近。在它的面前,痛苦的马在嘶叫。”他认为古代绘画呈现的死亡是崇高伟大的,而近代的人却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显得极其渺小。他认为,“现代主义之所以变换得那么快,一天一个姿势,一刻也定不住,道理就在其中了。这是人类的绝望”。[13]他看到现代主义都是绝望的产物,他说“我真正精神遭遇崩溃的时候,我就看懂了梵·高的画,不是去看,就是看见了,真懂了”。他从梵·高的画中看到了自己,一个忧郁的、精神崩溃的人。他认为到了这种境界,创作就是一种无我的状态:“梵·高,他发疯了,他不看自己。他或者疯或者醒来,反正他不看自己”。[14]但是顾城想从现代主义的阴影下逃离,他做着童年的梦。他说:“我喜欢闭着眼睛做梦,直掉下去,如此而已。”顾城一直在寻找着精神的依赖和寄托,他说:“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只能找到很少的一点带有文化色彩的东西,像诗歌绘画什么的。我记得我曾经看到列宾的画叫《伏尔加河纤夫》,当时我感动了好几天。文化革命结束以后一下开禁,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像潮水一样涌来,我当时可以说是晕头转向。我喜欢东方宁静致远的境界,也喜欢西方富于自我的,有童心色彩的观注和体验。”显然,米罗的绘画为顾城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说:“童话对我的另重安慰就是对付外部世界的,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你说的,这个世界不好,我们再造一个。”[15]
米罗近乎儿童画般的线条,是一种符号化的表现,他的画面是抽象的,是对形体的解构,例如题为《女人与鸟》的作品,在画面上我们看不到成形的人与鸟。他用原始的思维方式去追索和思考,他有许多画是近于原始的岩画,他所表现的童年是人类的童年,带有哲学沉思的性质,留存的是人类的原始记忆。而顾城的诗也是对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探问,在看似单纯的意象中蕴含着哲学的深刻思考。他有一首诗《需要一个答案》,就是这样一首童话般的哲理诗:
这里的灯是圆的,让我想起小时候喜欢的一个鸟蛋。
我很想在一个鸟蛋中生活
但世界告诉我是鸟窠生的
又告诉我是平底锅生的
我愿意相信这个说法
但在梦里,却总有一个声音说不是
我有一个来源,但是我给忘记了
我写诗就是因为回想
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著名画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所表现的主题,是现代主义艺术所探讨的的共同主题。诗人顾城和画家米罗苦苦追索的艺术主题——童心、自然、本真,也许是对此最好的解题。
超现实主义之父布勒东说:“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米罗是最超现实的”。[16]米罗是超现实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超现实主义绘画以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为基础,艺术家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注意开采使用他本身最深沉的梦。米罗的绘画就是童年梦的再现,他说,“自从《农场》完成以后,我便完全凭着幻想绘画”。[17]他中后期的画,消解了物的形体,展现出一个梦幻的世界。在《吠月之犬》这幅画中,暗夜里,一只小狗朝天空中的一轮明月吠着,在小狗的前方,竖着一架天梯,天上与地上连成了一体。在画家的幻想中构成了一幅犬月对话的有趣图景。《马戏团的马》这幅画,米罗曾以此为题画了两幅,其色彩不同,一幅以深棕色为主色调,一幅以紫色为主色调。但两幅画中的马的形体都是消瘦变形的,小鸟样的脑袋,长颈鹿似的脖子,毛发竖立,面对眼前巨大的黑色障碍物,表现出畏惧和惊恐的表情,好像人们经历的噩梦。《被太阳闪光而受伤的星星》的画题本身就是一种富有诗意的幻想,灰黄的天空、黑色的火焰、坠落的流星,呈现出梦幻般的意境。《一颗星星抚摸过一个女黑人的胸部》的画题也是富有诗意的幻想,画面上也有一架天梯,天上人间,自然与人融为一体,表现出超现实主义的浪漫气息。《昆虫的对话》(见彩图30)则营造了一个理想的乐园,湛蓝的天空、棕色的土地、黑色的大树、飞翔的鸟类和地上的昆虫和谐共生,色彩极其明丽,梦一样的美,令人赏心悦目。因此,人们称米罗是一位载诗载梦的画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画家兼绘画评论家倪贻德就对米罗极尽赞美之辞,认为米罗的绘画“热情像透明的胶质物一般,具有轻快的结晶,他的精神像蜜蜂一般的甜蜜,他牵引着爱情之丝。弥罗是憧憬于苍白的光耀的世界的诗人,是活动于阳光的世界的画家。所以他的想象,有月夜般的神秘,而其表现则有白昼般的明晰”[18]。
顾城的诗创作也呈现出梦幻色彩。他说:“万物,生命,人,都有自己的梦。每个梦都是一个世界。沙漠梦想着云的背景,花朵梦想着蝴蝶的轻吻,露滴在梦想着海洋……我也有我的梦,遥远而清晰,它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它是高于世界的天国。它,就是美,最纯净的美。……我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行走。我要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向着人类。如果可能,我将幸福地失落,在冥冥之中。”[19]1992年,他在伦敦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诗歌国际讨论会”上发言说:“我觉得在三年前,我这个人就死了,成了一个幽灵。”[20]的确,顾城后期在海外写的诗就像梦游。如《平房》一诗:
天快亮的时候
我梦见我赤身向外站着
渐渐感到了东方。
又如《红麦》:
她看见自己的嘴落到地上
她看见蜜蜂上上下下
有好多房子
高处的草在高处看
她没有嘴了
诗中都是令人惊心的梦中场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顾城在新西兰岛上还写了一组回忆北京的诗:《紫竹院》、《新街口》、《南池子》、《昌平》、《琉璃厂》、《中关村》、《月坛北街》、《太平湖》、《丰台》、《知春亭》、《公主坟》、《白石桥》、《西单》、《后海》、《午门》、《东陵》、《平安里》等。这些看上去很写实的诗题,其内容却是读者完全陌生的,与现实的北京无关,这些诗就像诗人魂归故里,是诗人记忆深处或者是梦中的情景。比如《白石桥》一诗,只有两句:
我感谢院子 是飞着的鸟
她们在我来时 和我睡觉
又如《平安里》一诗,也只有两句:
我总听见最好的声音
走廊里的灯 可以关上
诗中所写的白石桥、平安里与现实的白石桥、平安里没有关系,它们只存在于诗人的梦幻中,在情感记忆的深处,是某一特定情境中的脑电波的起伏。顾城也许无意运用超现实主义方法,但在创作时的梦幻表现,使其产生了与超现实主义艺术相似的效果。
顾城与米罗,这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创作中运用的艺术样式也不相同,然而他们却在精神上有许多相通和契合之处,他们有时甚至可以互为注解。比如顾城谈到他的理想和追求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由于渴望,我常常走向社会的边缘。前面是草、云、海,是绿色、白色、蓝色的自然。这洁净的色彩,抹去了闹市的浮尘,使我的心恢复了自己的感知。”[21](《自然的回声》)读着顾城的这些话语,我们会自然想到米罗的《蓝色》三部曲,并且对这组画的意义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认识。这三幅画的底色都是蓝色,第一幅的蓝色还杂以黑色浮尘;第二幅的蓝色较之第一幅清洁纯净一些了,黑色的浮尘减少了,并且形成了一条有序的形态;第三幅的蓝色则变得清澈明丽,天空像雨后天晴,清纯如洗,令人心旷神怡,黑色的浮尘只剩一个小黑点儿,像是一种点缀。两相对照,感觉到顾城的话正是对米罗《蓝色》三部曲的解读和注释,米罗《蓝色》三部曲亦是对顾城理想追求的感性显现。一方面,我们对米罗的画意有了更深的理解,另一方面,对顾城的追求也有了更感性的认知。
在艺术世界里,一些看来令人奇怪的现象,经过仔细分析才发现,其中也有很多必然性和规律性在里面。顾城与米罗的契合首先是他们都持有一种自然艺术观。米罗说他在绘画时,开始根本没想到要画什么,不是中国古典绘画时的“成竹在胸”,甚至也说不上是即兴的发挥,完全凭着偶然和下意识行为绘画。他说他开始作画时,并没有想到所要画的东西,但是绘画本身显示并暗示了它自己是一个妇人,或者是一只鸟。在米罗那里,绘画是一种本能的显现,完全排斥理性控制。而顾城同样追求诗歌创作的自然表现,诗中意象、情景和意绪的变化都是因为突然闯入的声音而改变。他多次提及《电传》和《滴的里滴》的创作过程,他说在《电传》这首诗中,开始时在描写一个画面:极天尽头/鸟飞/我的脚很小/猪很美/……中间突然闯入一种声音到画面上,这个画面破坏了,然后产生出一个新的意象:“对/对对/桌子要小/来小土堆”。这种思维的闪跳可能是读者难以追寻的。顾城把自然尊为上帝,一切都顺其自然。《滴的里滴》记录的是他的精神崩溃和解脱的声音,他的自然的心声。
顾城与米罗的契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把在艺术中追求自我推向极致。米罗的绘画把自然完全心象化了,他所画的物体已经失去了常人所见的形态,成为他心中之物。他的《自画像》是一个大蛤蟆似的脑袋;他给祖母画的像题为《一万岁的祖母》,也是一幅蛤蟆似的漫画脸孔。顾城则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完全跟着感觉走。《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一诗就是他的写真或者说自画像:“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他没有家/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他只有,很多很多/浆果一样的梦/和很大很大的眼睛”。他完全沉浸在自我创造的梦幻世界里。
不过,顾城与米罗,毕竟是两位极具个性的艺术家,在他们相近的艺术趣味和追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他们的情感与创作时的心境和艺术风格是不同的。
米罗绘画的意境与视野十分开阔,画面呈现的时空是无边际的,其中的人与物大都是独立的个体。而顾城的画作都有一个封闭的边界,宇宙万物被一张巨大的罗网包裹着,它们想冲出这个罗网,但只是挤出去一个头或者眼睛,它们的身体被紧紧束缚着,其中的鱼或者鸟游来游去,飞来飞去,都逃不出这张罗网。他画的《鱼网飞天图》,画面就是被鱼网绑缚的鱼企图飞到天上去捉美人。图画下面题词道:
鱼网飞天捉美人,美人化作小飞虫,鱼网变成大老鹰,嘤嘤吟;
地如锅,天如盖,天地即合即是一道菜,何必分大菜小菜热炒冷拌切丝与分块。
这里表现的是顾城的人生宇宙观,他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环环相扣的,归根结底,最后的归宿是一样的,被死亡这张罗网所包裹。他在诗歌《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也表现了同样的思想:
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
人们走来走去
他们围绕着自己
像一匹马
围绕着木桩
……
被太阳晒热的所有生命
都不能远去
远离即将到来的黑夜
死亡是位细心的收获者
不会丢下一穗大麦
人终究都会死,这个先天的宿命鬼魅似的给顾城内心笼罩上一层阴影,使他的诗带着浓郁的悲剧底蕴。
米罗的艺术世界十分丰富,色彩缤纷,明快美丽,他那些壁画风格的画作,繁复的线条充盈着生命的美感;而顾城的世界封闭狭小,艺术色彩相对单调和暗淡。米罗的童心天真活泼、纯洁可爱;顾城的童心忧郁而迷茫。米罗的风格幽默、欢快,他的绘画《小丑的狂欢》等,画面气氛热烈欢愉,带有喜剧色彩;而顾城的诗更多地表现寂寞、感伤和抑郁的情绪。
综上所述可见,中西文化间的互相影响,首先是基于人类共同的情感追求,同时也取决于艺术家之间的相同气质。顾城是最自我的诗人,他推崇中国的自然之道,认为人应该成为“没有目的的我”,惟其如此,才能:“无依无傍,无牵无挂,无遮无拦,乃至无心,合乎自然”。[22]但是实际上他也承认自然传承的东西很多,所尊崇的艺术家很多,他与米罗的相遇也说明了这一点。毕竟人类是相通的,艺术家表现人类本真的东西越多,表现自然的东西越多,相通之处也就越多,与读者的共鸣也就越多。然而令人困惑和遗憾的是,无论多么富有感染力的作品都难以改变一个人的心境,顾城最终没能真正进入米罗创造的童话和快乐的王国,他的悲剧结局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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