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风雨与秋的多舛岁月

1941年夏天，钱钟书离别蓝田，由广西乘船回上海。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陈福田特地从昆明赶来请他再回去教书。犹豫之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成为日军困守下的“孤岛”。钱钟书和家人只好蛰居在法租界里，此时，他终于能和杨绛团聚了。他们的日子过得十分辛苦，杨绛在一所中学教书，正式工资还不够养活自己；钱钟书做着岳父让给他的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授课工作，还要兼做补习老师，靠几份薪水来弥补生活之用，有什么好吃的就弄来给岳父吃。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钱钟书夫妇从未辍笔，反而还能苦中作乐地享受着写作的乐趣。杨绛创作了喜剧《称心如意》。看完话剧之后，钱钟书也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为了让钱钟书腾出时间写作，杨绛想方设法减少开支，辞退了女佣，自己劈柴做饭洗衣，常常给煤烟染成花脸，被热油烫出泡来，或者切破手指。可是一到晚上，两人就沉浸在欣赏小说的乐趣里。钱钟书写一节，杨绛看一节，钱钟书又等着看杨绛的反应，常常是两人心照不宣地相对大笑。然后钱钟书就告诉妻子下面的打算，杨绛便急切地等着，《围城》就是这样一节一节地写成的。其中的人和事就是从夫妇两个共同经历的生活里提炼出来的。从1939年到1942年，《谈艺录》的初稿也成型了，每次日本宪兵搜查，总由杨绛机智地收藏，手稿才躲过劫难，流传世间。

在沦陷区里，钱钟书依然“痴气”不改，常常和自己兄弟家的孩子以及女儿玩作一团，孩子们常常很懂事地避忌一些不文明的语言，钱钟书却一定要想尽办法，引诱他们说“坏话”。

于是，一群孩子围着他吵呀，打呀，闹个没完，他虽然挨了围攻，还以胜利者自居。钱钟书逗女儿玩，每天晚上都要在她被窝里埋“地雷”，把大大小小的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就得意大乐。杨绛说他恨不得把扫帚、簸箕都塞进女儿的被子。对这种没多大意思的游戏，钱钟书竟然能百玩不厌。他还曾对杨绛认真地说：“如果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正是这份痴气和童心，让钱钟书一家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仍然享受着天伦之乐。

抗战胜利了。上海仍然一片混乱，为了谋生起见，钱钟书1946年初应邀担任了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编撰，6月又担任了图书馆英文刊物《书林季刊》的主编。就在这年夏天，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大杰邀请钱钟书担任教授，讲授“欧美文学选注”和“文学批评”两门课程。许多学生还能回忆起那天的场景，上课伊始，讲台上站着一位穿紫红色西装的先生，戴着眼镜，神情严肃。他一开口，清脆流利的外语立即把学生们吸引住了。他讲课像表演戏剧，能把书中的人物一个个演活。他的语调和神情让大家始终记忆犹新。而讲“文学批评”时，钱钟书能用几种语言分别写出不同诗人的诗句作为例证，学生们向他讨教秘诀，他只是谦虚地笑笑说：“没什么，只不过能联想罢了。”在暨南大学的三年时间中，钱钟书从未迟到过，博览群书的习惯依然伴随着他。

1948年，香港大学和牛津大学先后邀请他前去任职，都被钱钟书婉言谢绝了。他说：“这儿是我的祖国，这儿正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还是留在这里做自己的一份事情好。”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期，钱钟书和杨绛来到北京，应邀重返清华大学任教。经过16年的辗转，钱钟书终于和母校相聚了，掀开了他人生中崭新的一页。

在清华任教期间，钱钟书仍然是一个充满童心的人，对许多别人不屑一顾的事情都保持着兴趣。他们家曾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小猫初次上树，不敢下来，钱钟书设法把它救下。小猫下来后，用爪子轻柔地在他手腕上一搭，表示感谢。钱钟书说它有灵性，因此特别宝贝它。小猫长大了，半夜和别的猫儿打架，钱钟书特意准备了长竿放在门口，不管天气多冷，只要听到猫叫，就急忙从被窝里跳出来去帮自己的猫打架。但面对着后来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钱钟书的童心渐渐衰老了。在1949年夏季之后的三四年里，钱钟书一家的生活基本上还是平静安定的，但是，钱钟书没有公开发表任何文学作品和学术论文，并自称“诗情文思，皆如废井”，只是在知心好友和亲属之间时有书信往返，可以作为他的思想生活的些微反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各个领域都处于整顿建设中。清华大学也毫无例外地接受接管、整顿、恢复，进行课程改革，师生们十分活跃，不断地开会、动员、宣传、学习，很多活动冲击了课堂教学，钱钟书也被迫忙于参加各种会议，这对于嗜书如命的钱钟书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1950年，在中央领导多次坚决邀请下，钱钟书承担起“《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工作，负责《毛选》的英文翻译、定稿、审稿。他对待这项工作极其严肃认真，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枝节问题，对时事、政治也很是小心谨慎。到1958年极“左”思潮盛行与大跃进运动开始，钱钟书虽然都看得清清楚楚，却始终保持沉默，再加上翻译《毛泽东选集》取得的巨大声誉以及中央领导的保护，他终于未被划为右派，逃过了一劫。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也比其他留过学的专家学者幸运得多，这些都是后话了。

1953年，全国实行院系大调整，钱钟书被调到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专门研究中西文学。文学研究所开始隶属于北京大学，1955年改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学部1976年独立并扩大为“中国社科院”，钱钟书便成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的研究员，一直到他逝世为止。(www.xing528.com)

在学部工作之余，钱钟书总是闭门谢客，抓紧读书，但是，平静安宁的生活还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天天被打破。1955年，他们的邻居林徽因，一位兼具智慧与美的女性去世了，这使许许多多的清华人感到悲伤。紧接着，大规模肃清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随后，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纷沓而至，在举国上下一片躁动的红色浪潮里，时间一晃便到了1956年。

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其中《宋诗选注》一本的任务便交给了钱钟书。钱钟书坚持诗歌取舍要以艺术水准为标准，可是在那个一切都要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时代，在一些人眼里，政治标准要比艺术标准重要得多。比如文天祥的《正气歌》几乎历代选本都选了，在当时的极“左”思潮下，更是意义重大。钱钟书却认为这首诗虽然充满正气，还不能代表文天祥的最高艺术境界，他还有更好的诗歌可以入选；而且，这首诗已经被很多人读得烂熟，重复选择只是一种浪费。钱钟书凭着他固执与傲岸的秉性，据理力争，最后，《正气歌》虽然没有入选，钱钟书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书一出版就受到了严厉批判（“文化大革命”中这又成了他一项莫须有的罪名），但是，选集中仍有一些诗歌违背作者的本意，给钱钟书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杨绛的论文也被当做“资产阶级的一面白旗”受到批判。这一年，钱基博老先生去世，第二年，钱钟书的母亲也离开了。

20世纪60年代初，国内的形势相对缓和，学术气氛也相对宽松自由起来。钱钟书又承担起《毛泽东诗词》的翻译工作，在工作之余重新提笔写作，后来又主持《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还亲自写了《宋代文学的承前启后》和《宋代的诗话》两部分，前者是宋代文学的概述，也是全书最生动的一部分。此书出版后一直作为全国高校的文科教材。此后，钱钟书又参与了《唐诗选》的编辑。后来收入《七缀集》的一些文章也是在这段时期内写成的。可是谁又能料到，在这段平静的时光背后，还有一场更大的浩劫在等待着他们。就在《唐诗选》刚刚出版的那一年，新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一章——“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此，钱钟书那枝生花妙笔也沉默了10年。

文化大革命中，钱钟书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是不幸的，因为他们遭受非人待遇，被迫和他们视为生命的读书和思考分离。但是，钱钟书在这所有的不幸中又是幸运的，因为他和相濡以沫的爱人互相搀扶着走过了这10年，即使在那个最冷酷的世界里仍然有人世间最珍贵的温情陪伴着他。

1966年8月9日，杨绛被“揪”了出来，三天后，钱钟书也面对同样的命运。有人贴大字报说钱钟书蔑视领袖著作，夫妻两人不服输，趁着夜晚在大字报下面贴了小字报，提供线索请求实地调查。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之后，钱钟书和杨绛就成了不是被斗便是陪斗的对象。每天去上班，他们都得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牌子上有自己用毛笔工整写着的罪名，钱钟书在学部扫地，杨绛扫厕所。钱钟书打扫院子有专人监管，扫完后还要把屋里所有的桌子并成马蹄形，恭听训话，或者写检讨。杨绛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后，就躲在里面一边休息，一边背诗词。后来两个人更是经常地挨批斗，但他们从不觉得低人一等，反而更加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在被批斗的日子里，钱钟书和杨绛经常一同上班，一同下班，互相照顾，走路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当时，学部的一些年轻人在背后羡慕地说：“看人家钱钟书一对儿，越老越年轻，越老越风流！”那时还有个规定，高级知识分子家一定要进驻造反派，钱钟书家里就住进了一对年轻夫妻，他们经常呵斥打骂两位老先生。钱钟书也奉行“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与造反派大打出手，把胳膊都打伤了，闹得满城风雨。但是，从此造反派也对这个倔老头敬畏三分，认为他有骨气。

1969年11月，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罗山县的干校接受教育。罗山是一个山区穷县，耕地很少，干校人员无事可做，就又搬到息县东岳村，负责脱坯、造砖盖房。钱钟书身体虚弱，受到特殊照顾，只干些烧水、看菜园之类的轻活。一些年轻人特别尊重优待钱钟书，有时还特意为他做葱烧鲫鱼、油爆虾这些在当时的北京吃不到的美味。钱钟书的书生气在干校也时常会闹出笑话，比如别人照顾他，派他烧开水，可是他和另一位老先生却大感为难，半天烧不开一炉水，弄得非常狼狈。

1970年，杨绛也由北京下放到河南干校，被分到菜园班。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书此时已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时都要从这里经过。夫妻俩可以经常在菜园相会，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杨绛，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倒也给他们的下放生活增添了一些慰藉和情趣。有一次，杨绛看到一只猫把咬得血淋淋的老鼠放在她床上，被吓得战战兢兢，钱钟书听了反而大乐，安慰她说：“死鼠的内脏和身躯分开，离也；鼠者，外也。这是吉兆，说明你要离开此地了。”杨绛明知这是钱钟书安慰她的话，仍然听得津津有味。

钱钟书每天去邮电局取报纸，时间长了，与邮局的工作人员也混熟了，他们常常让他辨认那些生僻难认的人名地名，钱钟书总能不费力气地辨认出来，因此邮电所的同志都对他另眼相待，每次去时，总会给他沏一杯好茶。

在第一批返回京城的人员里，没有钱钟书和杨绛。杨绛指着一个窝棚说：“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钱钟书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说：“没有书。”是的，对于嗜书如命的钱钟书来说，书比一切物质享受更重要；在那样恶劣的日子里，他箱子里的字典、词典、笔记和碑帖都成了缓解痛苦的良药。干校搬迁后，他们的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些，女儿还经常给他们寄些东西和衣服以及外文报刊。老夫妇劳动之余，就到野外散步，荒野的黄昏晚景给他们的生活平添了几分安慰。1972年，他们终于回到了北京。在这场噩梦般的浩劫里，钱钟书酝酿出学术巨著《管锥编》，杨绛写出了被人们广泛传诵的《洗澡》、《干校六记》、《将饮茶》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