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钱钟书解析文学作品中的悲剧情境

人的情感世界丰富多彩，文学艺术揭示人的心灵。但是，综观文学史上的佳作，大多数抒发的都是一种人生的缺憾感、忧患感以及历史的苍茫感，往往是这种感觉能带给我们强烈的震撼和共鸣。人生的悲剧意识是历经千年而积淀在人类血液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情怀。钱钟书以他富有穿透力的艺术感悟沿着历史的河流逆行，在我们祖先的文字里找到了这种悲剧情怀的根源。他把这些悲剧情境总结分类，考察流变，发现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企慕情境”，登高望远悲从中来的“农山心境”，天长海阔而惟独自己无路可行的悲剧情境，以及众里单身的孤独感。

从创作的角度看，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诗可以怨”。钱钟书溯古求今，遍览中西，对这一传统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优秀的文学作品情景交融，以“情境”动人。情境即是艺术的境界，又是人生的境界。说它是人生的境界，因为它建立在对人生真实深厚的体悟基础上，情构成了景的灵魂，景在作者眼中被人格化了。说它是艺术的境界，因为它不是直接抒情，情感经过艺术构思被对象化，在具体的景物描写中传达出来。“移情”是情境创造的重要手段，优秀的诗歌情境往往达到了物我不分的境界。钱钟书对古代诗文里的情境有许多独到的发现，比如描写送别时的一往情深，送别之人比离去者有着更加悲凉的感觉；描写山水风景，常常透出缺少知音的寂寞。钱钟书体察人心体贴入微，解析诗歌透彻精辟，总能抓住艺术与人生契合的关键，因此他对诗文情境的赏析能让我们体味到诗歌里蕴涵的无穷滋味。

在这一节中，总结了钱钟书对诗文中四种悲剧情境的分析。一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企慕情境”；一种是登高望远，悲从中来的“农山心境”；一种是虽然天高地阔，却因为自己处境窘迫而感到天地狭小、无处容身的悲剧情境；还有一种是身处众人之中，却倍感孤独的心境。

也许人生来就是要忍受痛苦的，短短几十年的生命，总有那么多无法实现的愿望。除了现实条件的阻碍之外，人类自身的矛盾心理也是带给自己痛苦的一个重要根源。“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没有人会对眼前的东西真正满足。因此，人生就总有向往、有渴求、有失落、有怅惘。钱钟书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了这种理想与现实永远难以弥和的悲剧情境。

钱先生的目光总是深深地望进那些古老的歌唱里，以他敏锐的艺术感悟力从具体的文学作品中发现别人看不到的规律，这也是他成为大学者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素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求之，道阻且长，溯游求之，宛在水中央。”意思是：苍茫的水草上覆盖着秋露，如一层冷霜，有一个美好的人儿在河水的那一方，想沿着河岸溯流而上，无奈道路又险又长，想顺着流水去找她，她又仿佛在水的中央。这首《诗经·蒹葭》几乎可以算做诗歌史上的绝唱，它的意境凄迷美丽，引人无限遐思，有人认为它写的是求访贤人而不遇，有人认为这是一首爱情诗，有人认为它写的是理想没有实现……总之，先民写下这首诗的具体缘由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一种普遍的人生境遇。钱钟书将它概括为“西洋浪漫主义所谓的企慕之情境”。从中国文学作品中印证西方的理论，是钱先生学术的一大特色。企慕，即渴望、追慕。企慕情境正像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所说：“看着对岸而伸手向往”，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意思。《诗经》中的另外一首《汉广》和《蒹葭》几乎表现了同一种情境，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宽广的汉水无法渡过，阻隔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姑娘，惆怅的心情溢于言表。

无独有偶，用河流表示的意象频繁出现在中外文学作品中。钱钟书大量引证了中外文学作品来分析河流意象。比如德国古代民歌描写好事多磨，常常用深水阻隔做比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诗人但丁写的《神曲》说，引导他进入天国的美女隔着河水微笑，虽然只有三步之遥，却如同面对茫茫沧海。近代有诗人说：“欢乐总在长河的彼岸”。用河水涨潮阻断道路比喻好事受阻，在小说里也时常见到。《易林》^[2]里描写两人约定结婚，可好日子到来的时候，却没有船载人渡河，见不到自己的爱人，满心失望。相隔银河无法接近，只能脉脉相望的牛郎织女也是古诗里经常使用的意象。

企慕情境包含两种心理。一种是一往情深的期盼之情，一种是愿望无法实现的惆怅。而对向往之物的倾慕不仅没有因为不可逾越的距离而消失，反而变得更加强烈，在心里的印象就越发美好。望而又想，想而又望，企慕和惆怅彼此深化，成为胸中缠绕、挥之不去的情结，以至于长歌当哭。

耐人寻味的是，企慕情境常常用于宗教中。钱钟书说，无论入世或者出世，都能用“在水一方”寄托追慕向往的心情。《史记》里记载方士描述的海中仙山，还没有到达的时候，远远望去巍峨高耸，快到的时候，三座神山反藏到水中，等到了跟前，被风一吹，山就消失了。南北朝诗人庾信说，没有通天的道路，即使乘船也无法到达辽阔的银河，狂风巨浪，蓬莱仙境永远遥不可及。佛家有彼岸的极乐世界，基督教有天国，几乎一切宗教都有一个和人世相对的世界作为它们的圣地，作为信仰者努力修炼，渴望进入的地方。宗教正是利用了人们那种隔岸怀想的心理。

其实，人们企慕的情境只是想像的存在。正因为虚幻缥缈，才显得如此美好。每个人在生活中总有永远无法得到的东西，有缺憾的人生反而更加耐人寻味，好像月圆月缺的美丽。可望而不可及，对于生活来说的确是一种悲剧，但是，它也带给人梦想，让人心中总珍藏着一些挥之不去的美好。在水一方的伊人，大可不必将她拉进现实，否则，像进了钱先生的“围城”，还不如隔水相望倒有些诗情画意。

孔老夫子带着他的徒弟登上农山，喟然长叹“登高望远，使人心悲”。同样是登山，为什么曾豪情满怀地感慨过“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孔子竟变得如此悲观消极呢？钱钟书认为这是全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悲剧情怀，并把它命名为“农山心境”。(www.xing528.com)

农山心境在诗文创作中屡见不鲜。例如沈约^[3]《临高台》“高台不可望，望远使人忧”，何逊《拟古》“家在青山下，好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怅”，古乐府《西洲曲》“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足，尽日栏杆头”，李白《愁阳春赋》“试登高而望远，咸痛骨而伤心”，范仲淹的《苏幕遮》“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做相思泪”。更著名的有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还有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更是登高伤怀的杰作。意大利诗人也曾说：“当风慕楼，供我凭愁”。

钱钟书认为李峤^[4]的《楚望赋》最能淋漓尽致地描绘出这种幽微曲折的心情。李峤说，沉郁的情绪只有通过登高望远才能得到排解。登高的时候，思忆必定是深远的，思忆深远必然产生幽怨的情怀，其向往必定是高远的，而高远必然导致感伤。一切思忆、幽怨、伤怀都是从一个“望”字中产生。“望”使人触发愁怀，以至于怅惘恍惚，意绪难平，思虑奔驰，心灵震荡。然后，李峤对这种心理流程详细描写道，开始时，还只是一种闷闷不乐的情绪，好像要追求什么而没有得到，在等待什么而没有等来，登高的人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心思指向何方，一切都来去无由。渐渐地，灵魂无所寄托，精神疲倦，心灰意懒，忧愤之情一起涌上心头，不能自已。从这段话来看，农山心境和企慕情境是有关联的，两者都在追慕什么，而且所追慕的都遥不可及，但农山心境比企慕情境更加迷离恍惚，百般思绪一起涌来，以至于登高者本人都无法理解，无法控制自己的心情，因而感到抑郁忧愤，格外伤心。

钱钟书对农山心境产生的原因仔细剖析。他说，远离家乡无法回归的游子，被贬谪放逐的臣子，还有沉浸在爱情中的男女，登高望远，无限伤怀都是可以理解的。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去的时候，写下了“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的诗句，在无限开阔的海天之间诗人越发感到自己的孤寂落魄，抑郁愁苦的心情溢满天地。王昌龄写“春日凝妆上翠楼”的少妇，看到杨柳青青，遥望远方，想到丈夫迟迟不归，遍野春色和自己的孤寂形成鲜明对照，伤心悔恨油然而生。至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则是于登高处看到宇宙无限，自然生生不息，联想到人生短暂，个人渺小，孤独的自我在茫茫天地间独自哭泣。这就是一种更深层面的宇宙意识和人类意识了。

但是，有的人本来没有什么愁事儿，在登上高处时突然就感到莫名的悲伤，对此又有何理解呢？而那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为什么又要登上高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呢？他们的愁绪都是矫情的表现吗？钱钟书对此有他的独到之见。他认为少年人虽然还没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但少年的情怀正如在蛋壳中孕育的小鸡或含苞待放的花朵，表面的平静下蕴蓄着生命的律动，一旦被触动，就会不可遏制地暴发。登高望远正是恰当的时机，放眼望去一片苍茫，什么都看不清，永远望不到尽头，于是心里怅然若失。这种情感不是附庸风雅，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沉积下来的人类情感基因。

《诗经·正月》里说：“谓天盖高，不敢不踞；谓地盖厚，不敢不亟”。意思是说，天虽然高，可我走路时不敢不躬着腰；地虽然厚，可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后人把这种心理归结为国家动荡，法律严酷，虽然天高地广，老百姓却无处容身，生活得战战兢兢。钱钟书却认为，政治时局的动荡不安固然是造成这种心理的一个客观原因，进一步看，人的主观感受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揭示了人的一种普遍心理状态。国家的大小不会改变，但是国家安定，家庭美满时心情舒畅，觉得生活空间也无比宽敞；国家动乱，家庭不和时，却觉得到处都没有容身之地。这与物理的时空无关，完全是由于心情差异造成的。

后世的很多诗人发现了这种物理时空和个人心境的矛盾关系，并将其用于诗文创作中。白居易作诗说：“宽窄在心中”，聂夷中的《行路难》有“出处全在人，路亦无通塞”之说。同样是孟郊写的诗，落魄长安街头的时候是“我马亦四蹄，出门似无地”的哀叹，而金榜题名后则成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潇洒风流。钱钟书评价说，这难道不是长安城随着人事而宽窄吗？李白长安遭贬后，仰天长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杜甫在惶惶的逃难人群中感慨“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而受哥哥排挤的公子曹植却说：“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万里不足步，轻举凌太虚”。钱钟书说，李白、杜甫以为天地之大竟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曹植说天地太小而无法容身，全是心情所致啊！

这种世界太小的感慨不仅古今相通，而且中外相同。钱钟书提到了歌德的名著《浮士德》。当浮士德的情人玛甘泪被关进监狱后，浮士德借魔鬼的力量打开牢门，要救她出去，玛甘泪却拒绝说：“我这一生已没有什么指望了，出去又能怎样呢？”英国剧作家王尔德^[5]的名剧《一个微不足道的女人》，剧中有人劝女主角说世界那么大，为什么不逃亡国外呢？她回答道：“世界虽大却不是为我而生，在我眼里世界狭小得就像人的手掌，而且每走一步都荆棘丛生。”钱钟书分析道：天高地厚与己无关，出狱和在狱没有什么两样，逃亡和被囚禁的感觉一样。钱钟书能从《诗经》里的几句话引出对一种悲剧情境的开掘，一方面得益于对人情的深入体会，一方面来源于深厚的美感积淀。事事不顺、走投无路的感觉几乎人人都感受过，但是能把它用具体可感的形象描绘出来，让别人产生共鸣，这应当说是具有美感的艺术创造了。

曹植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每逢佳节聚会时，常有寂寞独处的感觉，身边左右都是我的侍从，面对的是我的亲人，自己的想法却无人倾诉，自己的见解也无人理解，听到音乐就伤心得不得了，酒杯举到嘴边就忍不住长叹。曹植的寂寞也许没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只是在周围的笑语喧哗中，悲伤寂寞之情油然而生。钱钟书把这种现象也理解为一种普遍的悲剧性文化心理。

他甚至能从外国人都不知道的典故里找到例证。古德语中有一句话“一双孤雁，掠地高飞，两个鸳鸯，池边独立”。雁虽成双，却是“孤”飞，鸳鸯虽然是两只，却“独”立池边。鸟儿在想些什么没人知道，可是作者的孤独却明白地写在了纸上。倒是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对自己祖先的这段话有个清楚的解释，他的话非常耐人寻味，茕茕独立就是有缺陷的群居，群居的时候孤独感才格外强烈。我国古代的诗人也常常以自然寄托这种感受，李商隐的《代赠》说：“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词《卜算子》说：“芳草垂杨共一堤，各自伤心绿”。自然风物往往是成双成对，但是，这反倒更加勾起诗人的寂寥心情，将自然也染上了哀愁的颜色。

群居中的寂寞感受大概来自人的渴望沟通和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却永远不能彻底沟通的矛盾。每个人的每一种纤细的情感，微妙的体验都和一个丰富的过去相连，很难被他人完全分享，越是心灵敏锐细致的人，他的体验和记忆越是深厚，越难以被他人理解。可是，作为一种群居的动物，渴望交流，渴望被人认可理解，又是人的天性。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暂且不说众人聚会是出于什么目的，就算是好友相聚，能做到心心相印的又有几人呢？大家常感叹知音难遇，尽管笑语喧哗，却没有人真正走进自己的内心，热闹于是将寂寞衬托得更加强烈了。对于这种心理，钱钟书没有进行详细分析，但是，他为我们找到了这种常常被人忽视的悲剧情境，让我们自己去体验，去感受，然后从自己的生活里品出些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