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文学对比：华夏大地风格差异

长江把华夏大地一分为二，江南江北的气候地理、人情风物都有区别，也形成了不同的文学传统。又由于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南北分治的局面，人们一度认为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有优劣之分。钱钟书梳理了两次南北分治影响下的文学格局，认为地域虽然有南北之分，人却没有南北之分，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无论南北相距多么遥远，都已经被融化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了。

辽阔的地域使中国注定要成为一个拥有瑰丽色彩的文学宝库的国家，中国传统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了受地域影响的强烈倾向。那时，一条黄色的河流从平坦开阔的中原大地上流过，宜人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哺育了一批性情淳朴、乐观勤劳的人们。他们的劳作、爱情、生活化为《诗经》，《诗经》朴实而清晰的叙事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源头，也成为质朴的北方文学的典范。往南走，越过一条青色的江，茂密的丛林里生活着我们的另一些祖先。那里的丛林里终年弥漫着雾气，还有神话传说一般的鸟兽花草，它们滋润着人们的想像力，也造就了先民浪漫多情的气质。楚地的山水酝酿出一部瑰丽神奇的作品《楚辞》。《楚辞》和自己气质迥异的兄弟《诗经》隔江而立，似乎预示着中国文学的未来将在由南北地域分野造成的分分合合中沉浮。长江，这条神奇的河流从此在中国文学史上蜿蜒地流淌开了。

后来，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两次南北分治的局面。一次是南北朝的长期分裂，这时南北对立的文学风格被固定下来，评论者往往认为南方文学比北方更有成就。第二次是南宋与金的对立，这时北方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诗人，北方文学开始摆脱了落后于南方的处境。通过具体分析，钱钟书认为，地域虽然有南北之分，人却没有南北之分，因为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无论南北相距多么遥远，都已经被融化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了。

东晋末年，匈奴族入侵，然后在北方建立王朝，东晋退守南方，南北朝并立的局面就此形成。没想到一次无奈的迁移却给文学带来了幸运，迁往江南的东晋，本来就经过先进的中原文明熏陶，加之江南富饶的风物，优裕的地理气候，一度带来了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山清水秀的江南风光也成了最适宜诗人成长的温润土壤。与此同时，生活在北方的外族人民仍然用粗犷的声音歌唱着他们的草原和牛羊，文学风格的南北之分就此奠定。两支独奏的声音开始努力汇合成中国古典文学的华彩乐章。

南北朝文学虽各有特色，但它们的发展并不平衡。钱钟书引用唐代史学家李延寿的话说，南方文风文雅，清丽华美，气质柔媚婉约；北方文学文风质朴，刚直率真。以民歌为例，写少女的寂寞，南方是“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北方却是“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哪得儿孙抱。”南方讲究文学形式，诗歌是文学的强项，出现了鲍照、谢灵运这样的大诗人。北方文学更注重内容，气质刚健高昂，擅长作文，文章也以实用为主。

对此，钱钟书解释说，“质胜”即是“文输”，以内容和说理见长的北方文学，在文采上却显出弱势。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衡量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能给人带来多少美感，艺术形式的成熟往往代表了这门艺术真正的成熟。东晋的文学传统直承《诗经》而来，又经过曹氏父子、魏晋文人的努力，出现过正始、太康那样繁盛的局面，诗文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还未彻底摆脱游牧生活的北方民族的诗文显然还处在对文学创作和审美规律探索的初级阶段，甚至可以说，北朝没有自己的诗歌，北朝的诗文名家都从学习南人而来。南方文学和文人从此有了傲视江北的理由。(www.xing528.com)

钱钟书举例说，温子晟^[13]、刑邵^[14]、魏收^[15]都是北朝文学的佼佼者，可是根据史书记载，刑邵成名是因为以南朝的文学家沈约为师，魏收则学习南朝的任昉。两个人互相攻击，刑邵讽刺魏收“偷窃”任昉，魏收嘲笑刑邵“在沈约的文集里作贼”，实际上两人都没有脱离南方文学的影响，风格华丽绮艳，自己的创新并不多。南朝梁的文学家庾信^[16]出使北朝，他的文才格外受到北朝朝廷的赏识，被爱才心切的皇帝扣留下来，在北方几乎度过了他的后半生。谈起北方文学，庾信总是不屑一顾地说，只有温子晟还能和我一比高低吧，其他的诗文都和“驴鸣狗叫”差不多，可见南方轻视北方由来已久。

经过唐宋两朝的空前统一和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北宋末年，中国再次进入了战乱和分裂的局面。无力抵抗金人的金戈铁马，宋高宗赶到江南避难。淮南淮北虽然鸡犬之声相闻，却成了两个像南海和北海一样相隔遥远的世界。文学也随之有了南北之分，但这时已经不是北方不如南方，南方轻视北方那么简单了。

金朝有个著名的诗人元好问，他本来是金国的贵族，少年时赶上蒙古入侵，金国大势已去，只好在战乱中流亡，后来臣服了元朝。元好问做过许多诗感慨身世，像宋人一样抒写亡国之痛和离乱之感，钱钟书说他的诗“情并七哀，变穷百态”。“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地南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金庸小说《神雕侠侣》里这首荡气回肠的歌词就出自元好问的手笔。金灭亡后，山西诗人在他身边结成一派，声势强大，而当时南宋的文坛正盛着一股意境狭窄、情感苍白的诗风。钱钟书说，这时南宋的诗派已经无法与北方抗衡了。

钱钟书认为这种南北文学各领风骚的局面恰好说明，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南北之分。无论南北相距多么遥远，在漫长的历史中都已化做中华文明传统的一部分。庾信入北朝的时候可以作为南方文学的代表，但正是北方质朴雄浑的文风给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再加上自己的经历，结合北方文学的质实和南方文学的形式美，才开启了唐诗的盛世之音。在唐诗中我们只能赞叹中华文明的魅力，却见不出南北的区别了。元好问虽然是金人，却有着汉民族良好的文化教养。他写文章学习韩愈、欧阳修，诗歌学习杜甫，从多方面丰富自己，所以写出诗来可以“变穷百态”，有大家风范而又自成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