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揭示历史与文学的不可分割

古人写历史时往往不自觉地运用想像、虚构等文学手法，历史，不知不觉地就走到小说的道路上来了。在原始先民那里，历史和诗，描写和叙事混杂在一起，与其说：“古诗即史”不如说：“古史即诗”。一切典籍都可以当做史书来读，因为，真正的历史不是具体的事实记录，而是文字记载下来的人类精神和心理蜕化的痕迹。

怀疑精神就是对一切书都不相信吗？作为一个自古重视历史的国家，我们拥有许多被专家奉为权威的史书，它们也不可信吗？别忘了，我们的先人是向来讲究“良史”传统的。古人早就为一名合格的史官定下了标准：不夸饰功德，不隐瞒恶行，为了一份真实的历史记录而写作。可是，良好的愿望和事实往往脱节，钱钟书以为对史书也不能完全相信。

《左传》是中国成书最早的史书之一，它主要记载了春秋时代各国的历史。在它之前，有相传为孔子编定的《春秋》，但是《春秋》记事非常简略，因此能生动详尽地再现那段史实的，就要数《左传》了。《左传》里有一段记载介之推的故事。僖公二十四年，在外流亡19年的晋国公子重耳在秦国的帮助下回国即位，赏赐曾跟随他流亡的人，介之推不肯做官，也不想接受赏赐。《左传》记载，他对母亲说：晋国复兴是老天的功劳，我怎么能贪天功为己有呢？做臣子的把占有天功，接受赏赐当做理所当然的事，做国君的滥加奖赏，上下互相欺骗，我怎能和他们相处呢？既然我口出怨言，就不能拿他们的俸禄。母亲回答：如果你真能做到，我就和你一起归隐吧。然后，母子两人一起自焚于山林中。这个故事听起来绘声绘色，可是，钱钟书说，母子临死前的对话别人怎么会知道呢？所以，一定不是记录的原话，而是作者设身处地，按照他们的性格身份，模仿他们的口气写出来的，好像后世小说、剧本里的对话独白。在《左传》、《史通》、《资治通鉴》等很多史书里都能发现类似的例子。

古人就是这样写历史的。如钱钟书所说，他们在追叙真人实事的时候，总不免揣摩情境，体会人情，把写小说的虚构笔法用在写史书里。古人多半“有诗心而缺史德”，即使怀着要做一名“良史”的美好愿望，毕竟因为历史意识比较浅薄，不懂得区分真幻，只记载确实可信的事情，把需要质疑的地方保存下来供后人评说，结果，抱着想当然的心态写作，不免捏造出一些莫须有的东西来。

就算所记的事情都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也没法摆脱从中作梗的语言。语言既是沟通的工具，又是每个人所独有的。因为，对一件事的语言表达不同，传递给别人的信息不同，理解起来自然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下笔写作时，语言习惯的差别又会导致口气的轻重之分，叙述的详略之分，这种微小的差异也足以让事情偏离真实的轨道了。更别说语言还有修饰功能，想像、夸张、描写的运用让历史在不知不觉中就变了味道。其实，由于语言的不自觉运用造成的失真比事情本身的失真还要严重。

在这个历史意识发达的古老国度里，历史，几乎成了衡量一切艺术的标准。很多人热中于从艺术描写中找出历史的痕迹，甚至认为艺术总是对历史的影射。但是，钱钟书却打起“古史即诗”的旗帜对那句“古诗即史”的名言大胆挑战。他辩解说，我们的先民在尚未开化、思维混沌的时候，是不分什么历史、诗歌的。那时，不论祭祀、婚嫁、宴会还是行军打仗都可以用歌唱、文字等各种手段来记载、交流经验、积累知识、抒发情感，种种用途可以集中在一篇文章里面。记人记事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并且常常放在抒情的文字后面，可以说，历史记录和诗歌往往不分彼此。再说，用艺术来娱乐人生是人之常情，根本不必依附于其他目的。先民在他们居住的洞穴里画上壁画，在刀上雕刻花纹，哪一样又能挡风雨，解饥渴呢？诗歌的诞生，同样是这种情况；记事的同时，对文字润色加工就是为了愉悦耳目，为了抒发情感。如果一定要把历史当做诗歌的本质，就好比对沙砾里的金子视而不见，本来能吃到竹笋却把竹竿吃掉了。总之，先民最初记事包含着复杂的目的，保留历史不是记事的第一推动力，从画出第一个字符的那一刻，文字里就包含了丰富强烈的情感，只是随着文明进化，文章的分工越来越细致，才出现了专门记事的历史。从此意义上看，诗反倒成为历史的本质。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钱先生所说的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诗歌，而是寄托了人类情感的一切艺术文化的统称。诗歌、小说、雕刻都是诗，在其中寄寓的诗意情怀也都是诗，可以把诗理解为我们在“论读书”一章里谈到的诗心。

但是，即使在专门为历史进行的写作出现后，文学创作的虚构手法也常常被无意识地用于史书中，历史便悄悄走上了通往小说的道路。史书里不仅经常可以见到让明眼人会心一笑的小片段，而且还成了小说的材料来源。我国的长篇小说是从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话本，就是说书人的底本。在宋朝繁华的都城汴梁，有很多以说书为生的艺人，他们讲的内容十分丰富，有鬼怪神仙、佛教故事、男女爱情，还有战争故事和绿林英雄。其中的战争故事和绿林好汉的故事几乎都是取材于历史，然后又经过演绎加工而成。文人把说书人的底本加以改编或者模仿他们说书的形式自己创作，加入更多的修饰和虚构，就出现了小说。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其中的很多内容和史书的记载可以互相印证。实在发生的事情和头脑里的虚构只有一墙之隔，稍不注意就走进小说的世界里来了。

英雄所见略同，钱钟书举出一些西方学者的话，进一步说明历史和文学的关系。一位西方哲人说，历史是一个大掌故，那种像伏尔泰剪裁掌故而写成的史书是最有趣味的艺术品。法国小说家梅里美则更坦率地说：“我只喜爱历史里的掌故”。

看来，我们无法说清究竟历史和文学谁的出现更早，谁的地位更高，只好把它们称做兄弟了。这对兄弟关系密切，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想弄清他们真实身份的人感到扑朔迷离。(www.xing528.com)

究竟是什么模糊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把本来虚构的艺术当做真实的历史，而在读历史的时候面对漏洞破绽又失去了辨别的能力呢？在诗和历史的背后有一个秘密，那就是“真实的感觉”在捣鬼。钱先生把这种感觉叫做“虚幻的花园里有真实的癞蛤蟆”。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诗比历史更真实，因为历史里有很多偶然的事情发生，文学创作的时候却可以构思剪裁，按照必然的规律描写。所以，读小说时我们会有强烈的真实感。写史书时，也会不自觉地受这种感觉支配，写出些理所当然的文字，读者也能同样信以为真。

真实的感觉不同于描写真实的事物。古罗马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布瓦洛说过，事实是真的，写入作品却未必像真的。史家努力寻找的正是这种真实的感觉，因此与文学家不谋而合。出于同样的目的，进行文学创作的人会拈来一些历史背景给自己撑门面，写历史的人则操起文学剪裁构思的笔法让历史显得更有魅力。《管锥编》引用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几^[4]的话说，叙事应当简要，但简要的文字中应当蕴涵着丰富的内涵，让读者能够举一反三，回味无穷。钱钟书发现这种要求正和刘勰《文心雕龙》里对诗歌应“意犹未尽”的要求有关。刘知几甚至明确地说，能把历史读透的人就会发现史书里的章句都可以当成诗来吟咏。因此，钱钟书说，人们都在说什么“六经皆史”、“诗史”，真是老生常谈，岂不知唐朝人已经把历史当成诗，在历史中寻找诗心了。刘知几写《史通》，正是“诗笔”和“文笔”的结合。

但是，把文学里的历史描写当做真实记录，读历史时却意识不到其中的艺术手法的，却大有人在。被真实的感觉迷惑了眼睛，读历史时会真假不分，读文学时则体会不到其中的艺术性。反过来，如能理解并充分利用它，又可以反败为胜。无论读什么书，你都可以欣喜地发现，原来我的面前有这么一部生动丰富的历史啊！真实的感觉作为古今相通的人类心理和精神，就像一支点金棒，教你如何把其他书当做历史来读。

钱先生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在《谈艺录》里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见解，他说，经书是用来记载道理的，但真正的道理不能用文字记载，能记录下来的不是道理，经书里保存的都是历史的遗迹。经书是我国古代的六经的统称，包括《诗经》、《尚书》、《礼记》、《易经》、《乐记》、《春秋》，儒家把它们奉为学习和行动的经典，以为其中所讲的道理都是万世不变的至理名言。钱先生却以为，永恒的道理是没法用文字记录的，六经里的说法只是当时的人对道理的解释和体悟。时光流逝，不同时代的人对它们会有不同的理解，每个时代都将留下自己对“经”的见解，随着人事变迁，这些记录也会像人的生老病死一样或者被淹没，或者被继承。当我们转回头翻看这些书的时候，肯定不会对里面的道理完全赞同，但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当时的人是怎样想的，可以看到历史在人的心灵里画上了什么样的痕迹。而我们之所以可以理解古人，又是因为人的精神和心灵总有相通之处，这才是永恒的真理。钱先生进一步解释说，不仅可以把六经当做历史来读，诸子百家、历史文献、文学著作都是人的精神和心理通过文字而蜕变的结果，都是历史遗迹的存留。当然，有别于专门的史书，他们不会记载某年某月某日哪个皇帝说了一句什么话，某年某月某日哪里发生战争了，他们需要读者绕到诗和历史的背后，通过聆听他们的言谈，观察他们的举止去发现他们的心路历程。

钱先生说，语言总是产生于特定的环境中，道理总是依赖具体的事例显现出来，在作者背后隐藏着更多的人和更广阔的世界。不读诸子百家的哲学著作，只看记录七国互相征伐的书，是不足以了解战国历史的。这段话不仅告诉我们了解历史的方法，要在读史书时抱着一颗“诗心”；还启发我们如果抱着一颗“史心”去读文学著作，肯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到此为止，我们应该对“不能完全相信历史”有个正确的看法了。不能完全相信的是明明白白地写在书里的历史，可以相信的是我们通过多方面的阅读找到的，自己领悟到的历史，是在诗词、小说、哲学、历史，甚至科学著作里感受到的历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