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派的沉默：后现代主义对先锋派的质疑

在有关当代艺术中的先锋派的讨论中，后现代主义一词显然更为流行。很典型地，先锋派作为现代性的实验锋芒，历史地给予自身以双重任务：破坏与发明。但在激进革新的双重逻辑中，否定当然是最重要的因素：必需被彻底地摒弃、非神秘化和摧毁的是体制化的过去，图书馆和博物馆；新的事物——意料之外的，光彩夺目的，骤然而至的——随后将自动到来。

在后现代主义中，有人指出，恰恰是老先锋派这种纯粹破坏性的方面受到质疑。什么能证明如此无情的毁坏是合理的呢？这就是为接近新事物必须付出的代价吗？但新是一种相对而非绝对的价值，为它不值得付出如此高昂的、无法接受的代价。通过抛弃先锋派的苛酷，选择一种更新（renovation）而非剧烈革新（innovation）的逻辑，后现代主义进入了同老事物和过去的一场热烈的重构性对话。23

翁贝托·艾柯在这方面是一个范例，他把后现代主义理解成对先锋派的最终“沉默”或不可避免地绝嗣的反动。尽管他拒绝一种简单编年式的后现代主义定义（对他来说这一术语毋宁是“一个理想范畴——或者更好地说，一种艺术意志，一种运作方式”），艾柯却恰当地强调了狂暴反传统的先锋派的衰竭同后现代主义重访过去的意愿的出现之间的历史联系。在解释他怎样创作了他的中世纪神秘故事与奇特畅销书《玫瑰之名》时——这一解释可视为对“创作哲学”的反讽式后现代改写，这种“创作哲学”见于埃德加·爱伦·坡就他怎样构思其浪漫主义诗篇《乌鸦》而做的著名的逐步逻辑解释——艾柯指出：

历史上的先锋派……试图与过去算账。“不要月光”——一句未来主义的口号——是一个典型地代表了每一种先锋派的纲领，你只需要用任何合适的名词来代替“月光”。先锋派破坏、损毁过去：《阿维尼翁少女》21是一种典型的先锋派行为。随后先锋派更进一步，损毁形象，取消它，达到抽象与无形式，变成空白画布、划破的画布和烧焦的画布。在建筑和视觉艺术中，它将是幕墙，作为石碑的建筑，纯粹的平行六面体，极简艺术；在文学中，是对话语流的破坏，巴勒斯式的杂糅，沉默，空白纸页；在音乐中，是从无调性到噪音到静默的过渡（在此意义上，早期的凯奇是现代的）。但先锋派（现代的）无路可进的时候到了……后现代的回答……在于承认，既然过去事实上不能被摧毁——因为对它的摧毁导致沉默，它就必须被重访：但要带着反讽去重访，而不是天真无知地重访。24

艾柯意识到这种主张（现代主义已经耗尽了它所有形式上的可能性）早已由一些后现代理论家提出，如约翰·巴斯在他的文章《耗尽的文学》（1967）中。25艾柯有关该问题的论述中新的东西在于，他坚持后现代主义对过去或“已被说过之物”（“the already said”）的发现不可能是天真无知的，而且这种天真无知的阙如必须得到充分承认。反讽、游戏、嘲仿和自我嘲仿的怀旧是发现过去的一些途径。(www.xing528.com)

但在一种更广泛的道德和美学意义上，后现代主义之丧失天真无知不止是针对“已被说过之物”，而是回溯到现代性更黑暗、野蛮和无以言表的方面，这一方面在斯大林或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中登峰造极。特别是对于欧洲人来说，现代乌托邦主义或反现代的部落主义（在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骇人后果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忽略。因此，许多被居伊·斯卡尔皮塔认为是后现代派的艺术家（其中有赫尔曼·布罗赫，萨缪尔·贝克特，米兰·昆德拉，彼尔·保罗·帕索里尼），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试图经受住现代性及其悲剧性遗产的崩塌。在《不纯性》一书中，斯卡尔皮塔企图界定后现代主义美学本质上的“不纯性”，这同现代主义者追求“纯粹”的强烈冲动刚好相反。在该书中他指出，老先锋派常常玩弄“艺术之死”的修辞。但这种修辞是乐观主义的：艺术被宣布（象征性地）死亡，但只是作为先锋派以更纯粹的形式复活艺术的神奇计划的第一步。后现代派的活动，按斯卡尔皮塔的说法，发生在一个变化了的、“后天启的”（post-apocalyptic）框架中：“问题是在这种（艺术）死亡的视野中创造，在（艺术的）死亡是可能的这样一种假设中创造——甚至是从这种死亡来创造（我们早已在阿多诺那里发现了这种观点：‘认为文化在奥斯维辛之后复活了的观点是一个圈套，一种谬论’，这意味着今日唯一可能的文化是后天启式的文化）。在这方面，所有的幼稚轻信与天真无知都是不合时宜的。”26

十年前在《现代性的诸副面孔》中，我把后现代主义作为先锋派的一个亚范畴，基本上将其当作先锋派的当代形式。这是在后现代主义一词在美国之外很少有人使用的时候。我那时的看法是，更重要的区别存在于现代主义和先锋派之间，而且出于一种大陆的观点，我对削弱这种区别并把这两个名称几乎完全当同义词来使用的英美趋向持批评态度。我仍然相信在某些（历史）情境中，现代主义与先锋派之间的对立是经得起分析的，不过总体上说它需要修正，以容纳晚近现代主义（包括先锋派）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尖锐得多的对立。由于欧洲人步美国人后尘，已经把先锋派视为现代主义规划整体的一部分，就更难于持后现代主义仅仅是老先锋派的延伸这样的主张。相反，后现代主义是对它的背离。那么能否在一个由几副有着强烈家族相似性的不同面孔构成的更大复合体中，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副新的“面孔”来谈呢？——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性只不过是这种家族相似性的名称。

我因此触及到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我相信到这时候一个肯定的回答已获得了某种可行性。后现代主义本身也许并非一个恰当的造词，尤其是当人们在词源学上吹毛求疵时：如果“现代”来自在拉丁语意为“此刻”与“今天”的modo，那么，说一个今天的事物并不真正是今天的，甚至也不是明天的，却非常奇怪地是“后今天”的，又是什么意思呢？人们也许会为一个范畴在形成过程中有着如此多的混乱和随意性而恼火，而且这个范畴如艾柯所抱怨的，仍然“很管用”。然而，事实依旧是，后现代主义可以被有效甚至是有趣地运用，就像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检视过的一些例子已经表明的那样。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不是用来意指一种新的“现实”或“心智结构”或“世界观”的一个新名称，而是一个视角，借助这个视角，人们可以就存在于多重化身中的现代性提出某些问题。27在现代性的语汇中，后现代主义在我看来较其他术语有着更鲜明的质疑本性。或者换一种说法，在现代性的诸副面孔中，后现代主义也许是最好探询的：自我怀疑却好奇，不相信却求索，友善却冷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