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认识论与阐释学

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较为全面的陈述，通常要涉及认识论的问题与概念，诸如决定论的危机，偶然性与无序在自然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有关时间特别是不可逆时间（对它的认可废黜了强有力的古典时钟型宇宙模式）的问题，卡尔·波普尔以“可证伪性”而不是“可证实性”来确认科学理论的观点，以及托马斯·库恩的“范式”与“科学革命”。这些观念容易被文学批评家与艺术家们误解和扭曲自不待言。即便如此，批评家们对于理论——认识论问题的新兴趣却来自一种真实的感觉：科学看待其自身及其推理程序之合法性的方式已发生重大变化。而且这种兴趣为一种信念所增强，这就是，科学范式中的这一变化在艺术意识的层面上不可能没有其类似物。有意思的是，当一位科学哲学家借用后现代主义这一富有争议的文化标签，几乎是理所当然地谈到“后现代科学”时，这一信念似乎得到了认可或鼓励。10但即使是一种较为谨慎的立场，就像伊利亚·普里高津和伊莎贝拉·斯滕格斯在论述他们所说的“现代科学”与“新科学”之间的区别时所持有的，对于有关后现代主义的更广泛论争也十分有意义。

对《从混乱到有序》的作者普里高津和斯滕格斯来说，现代科学尽管有着巨大的创造性，却表现出对两个概念的偏见，唯有他们所说的“新科学”才认识到这两个概念的全部意义：不可逆时间（所谓“时间之矢”）和偶然性。针对不可逆时间的偏见（我们记得爱因斯坦反对把不可逆时间引入理论物理学）主要是出自现代科学发现永恒物质定律的企图。由于同样的原因，偶然性被否定地视为人类彻底掌握自然法则的一个障碍：偶然性实际上并不存在，它是我们的无知的产物，就像拉普拉斯提出无所不知的“恶魔”这个著名虚构时所暗示的；偶然性说到底是我们智力局限的反映。爱因斯坦颇为典型地说，“上帝不掷骰子。”在现代生物学中，正是对偶然性作用的承认使自然选择理论成为可能，但即便如此，一位像雅克·莫诺这样的重要人物，也不禁要从无规则性的存在中得出哲学上悲观主义的结论。莫诺奏出了近乎帕斯卡尔式的调子：“人最终得知，在他仅仅靠了偶然性才得以出现的宇宙的冷漠无限中，他茕茕孑立。”11

普里高津和斯滕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试图要作的，是想表明新科学实际上已经驳斥了众多现代科学家对不可逆性和偶然性所持的那些大体否定的（偶尔是悲剧式的）观点。历史地看，决定论的机械宇宙模式和对偶然性的否定态度，促成了现代科学“对世界进行去魅”。但普里高津和斯滕格斯相信，现在是扭转这种情形的时候了。新的科学重新肯定了不可逆性和偶然性的地位，并允诺对世界进行全面的“再加魅”（reenchantment）。

这种前景是否过于乐观或期望过高呢？就算是如此，普里高津和斯滕格斯看来也代表着今日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的一个较大趋势，这一趋势体现在对下述观点的接受：科学理论的基本假设需要根据它们的生产力或创造性不断地得到讨论、批评和重新评价。决定论式真理概念的危机因而开启了科学思考与研究的新视野。有序怎样从无序中产生呢？这是一个唯有新科学才能全面对待的问题。普里高津和斯滕格斯在最后一章重复了他们著作的核心主题，他们写道：“现代科学的主要魅力源泉之一恰恰在于这样一种感觉：它已经发现了居自然变化之枢机的永恒法则，从而放逐了时间与生成……一种新的一致性出现了：不可逆性在所有层面上都是秩序之源。不可逆性是从混乱中造就秩序的机制。”12

即使是完全意识到知识的历史变化，这类认识论也倾向于超出历史之外：它通常看重理论的超历史内涵或诉求。无论如何，它的那些核心问题很少具有直接的历史本性。这可以解释为何时期概念（诸如后现代主义）很少被用在认识论中。在阐释学（无论是传统的阐释学还是新的哲学阐释学）及其深刻的历史自觉中情况则有所不同。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承认哲学阐释学对于当代一般思想的巨大意义，与此同时却走得太远，以至于主张一旦传统认识论的那些非历史（ahistorical）假定被证明没有现实“根基”，并因此站不住脚时，认识论本身除了成为阐释学的一种形式外别无选择。13无论我们是否接受这种观点，这一意义上的阐释学观念回到了尼采对唯心主义与实证主义（我们想到他的名言“事实即阐释”）的批判，也回到了海德格尔的激进历史主义。阐释学一词今日在哲学上的时髦要间接归功于海德格尔，直接归功于他的有影响力的信徒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无论海德格尔还是伽达默尔都没有使用后现代一词，但现今许多关于后现代性的讨论都把他们的思想作为源头提及，并且常常回到尼采，而尼采对于海德格尔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一点也不奇怪，在美国或其他地方，海德格尔偶尔会被视为“第一个后现代派”。14为举例说明这种态度，我将简要地提及意大利哲学家贾尼·瓦蒂莫；瓦蒂莫通过他对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评论，在意大利发起了一场关于“现代性终结”的激烈论争。在瓦蒂莫看来，现代性的终结在哲学上导致“弱思想”（il pensiero debole）的出现，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反思模式，它直接对立于“形而上学”或“强思想”（这种思想是盛气凌人的，冠冕堂皇的，普遍主义的，非时间性的，攻击性自我中心的，对显得同它抵触的东西不宽容的，等等）。(www.xing528.com)

强/弱思想的对立远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它具有价值论的、实际的内涵，甚至直接具有政治内涵。在最近一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中（此文作为《关于主体》一书的前言重印），瓦蒂莫清楚地表明，一种“强”的现代革命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的）往往暗含着“进行同质化与普遍化的强暴努力”；他强调指出，更一般地说，“谎称同那些不受记忆、怀旧、感恩祈祷支配的价值观念有关的言辞，往往是一种恶魔的言辞”15。处于瓦蒂莫弱思想理论核心的是海德格尔式的概念Andenken（“回忆”或“再思”）和Verwindung（不同于更常见的词Uberwindung或“克服”，可用“治愈”、“康复”、“放弃”、“接受”等词来译）。另一个关键的术语是“虔敬”（pietas），弱思想的伦理集结于这个旗号下。弱思想最充分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正确的”阐释学态度，在这种态度中，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表明的，阐释者可以说是在实践一种方法上的弱（包括对阐释对象内在需求的关照体贴与顺从迁就，尊重其本质的脆弱性，在质疑它之前乐于倾听其诉说，以及不把自己的“理性”与信念强加于它的全新努力）。

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哲学讨论有诸多方面，在这里我将只集中关注一个。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对一场仍在继续的有趣论争负有责任；这场论争始于1980年，当时哈贝马斯被授予法兰克福城的阿多诺奖，他发表了《现代性：一个未竟的规划》的演说，译成英文后标题是“现代性对后现代性”。在这次演讲中，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把后现代的概念等同于一些人的（新）保守主义立场，这些人相信现代性已经失败，从而它所滋生的乌托邦冲动也应得到抑制。但哈贝马斯从他解放哲学的立场认为，现代性或“启蒙的规划”并非一个失败了的规划，而只是一个未完成的规划。需要加以拒绝的不是现代性，经由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霍克海默或本雅明重新评价过的现代性仍然是“知识分子效法”16的一个源泉；需要加以拒绝的是（新）保守主义的后现代性意识形态。

真正触发论争的是哈贝马斯对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攻击，哈贝马斯把它定义为对现代性及其核心价值观念即理性与普遍性的摒弃。通过暗示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极其近似魏玛共和国时期以“青年保守主义者”17著称的一群思想家，哈贝马斯想强调他们不仅共同渊源于海德格尔，而且最终共同渊源于现代哲学家中最反现代的尼采。18第三个法国人，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也许是哈贝马斯批评的主要目标，尽管在阿多诺奖的获奖演说中并没有提到他。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1979）亦明亦暗地挑战了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哲学。19明的方面是，在运用哈贝马斯根据合法性来看待知识的方法时，利奥塔轻率地抛弃了他的话语（Diskurs）或理性共识的概念，同时相当愚蠢地提出，一旦现代性土崩瓦解，新的后现代意识的基本价值观念就变成异议（dissent）——作为指导原则的异议或仅仅是为异议而异议。但利奥塔隐含的对哈贝马斯现代性学说的挑战更为重要。它所采取的形式是论证普遍主义概念或伟大意识形态神话缺乏可信性，而现代规划本身说到底就是源出于这些伟大神话。在《后现代状况》以及更近的《对孩子而言的后现代》中，利奥塔解释说，本质上有两种“宏大叙事”（grands récits）或“元叙事”（métarécits），它们在过去的职司是予知识以合法化，或者换句话说，是就下面的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知识说到底有何益？第一种“宏大叙事”是神话的（传统的），第二种是投射的（现代的）。在传统文化中，如宗教人类学所表明的，知识是根据起源、根据事物生成的最初时刻而被加以合法化的。与神话不同，作为现代性特征的元叙事根据未来而不是过去来对知识加以合法化。20

利奥塔所说的各种现代性元叙事的共同之处，是一种普遍的终极目的论观念。无论它们如何歧异，所有现代规划都以一种关于整个历史的终极目的论图景为前提，在这种意义上说，基督教（作为人类最终从亚当的原罪中获得拯救的叙事）本质上是现代的。现代性所有主要的“解放叙事”本质上都是基督教范式的变种：通过知识——借助它人性从邪恶无知中获得解放——取得进步的启蒙元叙事；心智或“精神”（Geist）通过辩证法从自我异化中获得解放的黑格尔式思辨叙事；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人类从压迫中获得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叙事；通过市场，亦即通过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干预（它从无数矛盾冲突的私利中创造出普遍和谐），人性从贫穷中获得解放的资本主义叙事。21但此类现代（意识形态）元叙事已丧失了可信性。普救论被驱除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我愿意称它们为现代版的“认识论神正论”）在我们眼前土崩瓦解，并让位于大量异质的、局部的“小史”（petites histories），这些小史常常具有高度自相矛盾和悖谬推理式的本性。在这种种情形下，哈贝马斯的“话语”就不过是阴魂不散的幻象。

这里令我们感兴趣的并非哈贝马斯与利奥塔之间论争的烦琐细节。理查德·罗蒂从一个杜威信徒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视角，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他们间的主要论点与反驳。22我简略涉及哈贝马斯/利奥塔/罗蒂之争的目的，只是想指出当代思想的一些潮流（阐释学，新马克思主义，法国“后结构主义”等等），过去的大约十年间，后现代主义的概念以或正或反的方式在这些潮流中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