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俗艺术与浪漫主义：共同怀旧特性与情感需求

尽管媚俗艺术能够出现在众多各别的情境中，这一概念却差不多完全缺乏我所谓的“历史深度”，也就是说，它几乎不可能与任何十八世纪后期或十九世纪初期之前的事物相联系使用。换一种方式说也就是，不仅作为一个术语而且作为一个概念，媚俗艺术本质上是现代的。即使我们可以在媚俗艺术和矫饰主义15或巴洛克艺术之间发现某些形式方面的关系，历史地看，媚俗艺术似乎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一方面，浪漫派革命作为十八世纪古今之争的结果，导致趣味标准近乎彻底的相对化；另一方面，许多浪漫派人士（他们中有些是真正伟大的诗人或艺术家，而且显然与媚俗艺术无关）宣扬侧重情感的艺术概念，这反过来又开启了通向审美遁世主义的各种途径。前面曾经提到，逃离有害抑或仅仅是乏味的现实的欲望，也许是媚俗艺术具有广泛吸引力的主要原因。

更一般地说，浪漫主义是第一个重要的通俗文学或艺术运动，是现代民主制度在文化上的主要产品。像托克维尔这样一位致力于体制与知识生活研究的社会学家，不可能不去思考把民主时代的文学（他没有使用“浪漫主义”一词）同产生于贵族统治时期的文学（他显然想到了十七世纪法国诗人）区别开来的显著特征。在民主社会中，人们并不认为心智的快乐“构成他们生活中的主要魅力；它们被认为是生活的严肃劳作中短暂而必要的放松”。托克维尔进而更为细致地描述了民主时代一般读者的需求：

由于他们能够用于文学的时间很少，他们就想方设法充分去利用这点时间。他们偏爱那些容易到手、读得快且无须学术研究就能理解的书。他们寻求那些自动呈献的、可以轻松地欣赏到的美；最最重要的是，它们必得有新的、出乎意料的东西。习惯了斗争、烦恼和实际生活的单调，他们需要急遽的情感，惊人的章节……作者们将瞄准效果的迅捷，更甚于细节的完美。小册子将比大部头更常见……作者们的目标将是耸人听闻而非使人悦乐，是搅动情感而非陶冶趣味。15

托克维尔是最早论及民主制度会助长文学与艺术中商业主义的人之一。撇开少数伟大作家不谈，在民主制度下作者们是为市场工作：

民主制度不仅在商贾阶层中灌输文学趣味，而且把商贾精神引入文学……在贵族统治的国家，不付出巨大的努力，没有人可以期望成功，而且……这些努力也许会予人以很大名声，但绝不会挣得大量的金钱；而在民主制国家，一个作者可以让自己高兴的是，他能以较小的代价博取较微薄些的名声和一大笔财富。16(www.xing528.com)

诸如此类段落中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包含的许多观点都非常适用于媚俗艺术：艺术作为消遣和娱乐，方便易得，可预期的迅捷效果，作者方面的“商贾精神”（较诸获得名声，他们更瞩意于直接的经济回报），读者大众逃避日常生活沉闷乏味的心理需要——在大多数以社会学为取向的媚俗艺术定义中，这些都是常见的要素。

浪漫主义和媚俗艺术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从美学的角度加以讨论。比如，赫尔曼·布罗赫把媚俗艺术在现代的兴起联系到浪漫主义给审美理想概念带来的变化。在浪漫主义之前，审美理想被认为是超越于任何可能的艺术作品的：美是作为绝对的、实际上不可能达到的典范与价值准则而出现的。但在浪漫时期，审美理想先前所具有的超越性丧失殆尽，人们完全根据它在具体的、有限的艺术作品中的内在性来理解它。按布罗赫的看法，在浪漫主义之前，价值体系是开放的（就要达到的目标始终处于体系之外而言）。在1950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

浪漫主义倾向于恰好是相反的方向。它希望把柏拉图式的艺术理念——美——变成任何艺术作品都直接可感的目标……然而，虽然艺术仍然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却是封闭的；无限系统变成了有限系统……这一过程构成每一种媚俗艺术形式的基本前提，但同时它自身的存在又要归因于浪漫主义的特殊结构（亦即，要归因于把世俗生活提升到永恒层面的过程）。我们可以说，浪漫主义本身虽不是媚俗艺术，它却是媚俗艺术之母；而且在某些时刻，孩子是如此酷似它们的母亲，以至于人们无法在两者间进行区别。17

在写于1933年的一篇较早的文章中，布罗赫也谈到了媚俗艺术和浪漫主义，把它们间的相似建立在共同的怀旧特性上。他说，媚俗艺术往往只不过是“逃入历史牧歌中，在那儿既往的传统仍然有效……媚俗艺术是抚慰这种怀旧感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18通过把历史的或当代的现实替换成陈词滥调，媚俗艺术显然是靠了那些一般说来与浪漫主义世界观相联系的情感需求而得以繁盛的。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媚俗艺术视为浪漫主义陈腐化了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