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五副面孔：理知主义、无政府主义与静态平衡

同老的先锋派相比，新的后现代主义先锋派在它的一条主要支流中，似乎更系统地涉及到理论思考。这种高度理知化的新先锋派在大陆欧洲最为活跃。前63集团的成员（爱德瓦尔多·圣圭内蒂，翁贝托·艾柯，纳尼·巴莱斯特里尼等）；集结在“新小说”旗号下的法国小说家（罗伯——格里耶，克洛德·西蒙，罗贝尔·潘热等）；党派团体“泰凯尔”，其成员是革命观念的狂热拥护者，把马基·德·萨德和马克思、马拉美和列宁、洛特雷阿蒙和毛毫无龃牾地结合在一起（菲利普·索列尔，朱莉娅·克里斯蒂娃，马塞兰·普莱内等）；由科学主义者马克斯·本泽领导的斯图加特具体诗人团体——这些人属于这种新先锋派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在英国和美国，使一种更自发实际上也更无政府主义的趋势开始宣告自身存在的，是五十年代的垮掉派运动（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等）、利物浦波普诗歌群体（阿德里安·亨利，罗杰·麦戈，布赖恩·帕滕）、如今已经销声匿迹的“活戏剧”（朱利安·贝克，朱迪丝·马利娜），以及音乐上的约翰·凯奇。但是，正如同约翰·凯奇的情况所清楚地表明的，没有高度的修养和对理论问题的意识，构成美学无政府主义典型特征的破坏性技巧——借助偶然或其他——是行不通的。凯奇在其著作《静默》76中说，要“发现能让声音成为其自身而非人造理论的载体或人类情感的表现形式的手段”，这种尝试也许仅仅对鉴赏家或附庸风雅者有意义，而不会对街头百姓有意义。街头百姓很可能是媚俗艺术的忠实消费者，而不会关心剥离了人类意义的纯声音。这同样适用于有关图像的“感觉直接性”的思考，在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中，它被提高到美学准则的地位。77这些理论最终非常接近法国“新批评”的代表人物（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泰凯尔有联系）所主张的文字性（littéralité）理论，这并非偶然。因此，按热拉尔·热奈特的说法，现代诗歌倾向于压缩文字和意义之间的任何距离，并消除旧有的意义对文本的超越。热奈特写道，今天，“语言的文字性似乎就是诗歌存在的本身，对于拥护这种看法的人来说，最令人不安的观点是，认为存在转译的可能，认为存在某种把文字同意义隔离开来的空间”。78

在我们所说的理知主义新先锋派和无政府主义趋势之间尽管有明显的分歧，但长期而言，它们有着本质的相似性。使新先锋派艺术两个主要方面统一起来的原则，是它们共同的反目的论冲动。如利奥纳德·迈耶正确地指出的，当代艺术所涉及到的是“一些迥然不同的目标，无论这些目标是通过精心计算而达到的（像在斯托克豪森的音乐、托比或罗斯科的绘画、贝克特或格里耶的作品中那样），还是通过随意的操作而达到的（像在凯奇的音乐、马迪厄的绘画或偶然派剧作家麦克洛的《结婚的处女》中那样）。这种新美学的基础是一种有关人和宇宙的观念，这种观念同自西方思想诞生以来就一直支配着它的那种观点几近相反”。79

正如新先锋派的公共境遇所表明的，我们时代的一大特征是，我们已开始习惯于变化。即使是比较极端的艺术实验似乎也不能唤起人们的兴趣或激动。不可预测的东西成了可预测的。一般而言，日益加快的变化步伐倾向于降低任何一次特定变化的意义。新的东西不再是新的。如果说现代性主宰了一种“惊奇美学”（aesthetics of surprise）的形成，现在似乎是它彻底失败的阶段。今天至为多样的艺术品（从高深莫测之作一直到纯粹的媚俗作品）在“文化超市”里比邻而居，等待各自的消费者（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文化超市”的概念同马尔罗“想象的博物馆”的概念有些相似）。各种互相排斥的美学僵持不下，没有一种能够在实际上扮演领导角色。大多数当代艺术的分析家都同意，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任何事情在原则上都是许可的。老的先锋派是富有破坏性的，但它有时也欺骗自己，让自己相信实际上有新的道路可以去开拓，有新的现实可以去发现，有新的前景可以去探索。但今天，当“历史先锋派”是如此成功，以致它变成了艺术的“恒久状况”时，无论是破坏的修辞还是新颖性的修辞都已彻底失去了英雄式魅力。我们可以说，新的后现代主义先锋派在其自身的层次上反映了我们心灵世界日益“模块化”的结构，在这样的心灵世界中，意识形态的危机（表现在微型意识形态奇怪地、像癌细胞似的增生，而现代性的宏大意识形态丧失了它们的连贯性）使得越来越难以建立令人信服的价值等级系统。

在利奥纳德·迈耶的《音乐、艺术和观念》中（题为“历史、静态平衡与变化”的一章），艺术的这种境遇已得到敏锐的描述。作者认为，历史是“等级性的建构”，分期——“不仅仅是划分过去的一种便利方式”——是历史等级化特征的必然结果，“历史如果不是被等级性地表述成执政期、时代、风格期、运动等等的话”，它就是不可理解的。(www.xing528.com)

然而就我们的时代而言，这样一种看法是不恰当的。迈耶相信，今天艺术的典型特征是一种“波动稳定状态”。变化无处不在，但从文化上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完全静止的世界中。矛盾非常明显，因为静态平衡“并非缺少新颖性或变化——彻底的死寂——而是缺少经过有序编排的系列变化。就像在布朗运动中随意四处冲撞的分子，一种充斥着活动和变化的文化绝对不可能是静止的”。80

在我看来，这种静态平衡是现代时间概念所包含的那些不可化解矛盾的一个结果。这些矛盾被先锋派有意识地夸大了，它极力将每一种艺术形式推向最深层的危机。在此过程中，现代性和先锋派都显示出一种特殊的危机想象力；它们联合起来成功地创造出一种复杂的对危机的感受力，这种感受力常常是反讽和自我嘲讽的，它似乎既是它们的最终成就也是它们的报应。

结果是，旧和新、建设和破坏、美和丑在经过相对化之后，都变成了近乎无意义的范畴。艺术和反艺术合而为一（后者不仅用在达达主义的论战意义上，还用于指称种类惊人的媚俗艺术品）。危机似乎已成为任何有意义艺术活动的重要标准，而静态平衡正是这种危机最容易为人觉察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