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作家与先锋派：现代主义、颓废与后现代

到十九世纪中期，在其最初的政治意义和次生的文化意义上，先锋隐喻已为社会乌托邦主义者、各种改革家和激进新闻工作者使用，但就我所知，它极少为文学或艺术界人士使用。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认为艺术家赋有想象力、他们实际上是“未来的镜子”并因此而领先于他们时代的这样一种看法，是许多思想进步的浪漫派人士共有的。维克多·雨果便是其中之一。但在《悲惨世界》（1862）之前雨果似乎并未使用先锋比喻，只是在该书的一个段落中他才运用了这个比喻，这个段落表明，他热烈赞同一种广义的知识先锋派：

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以杜尔哥为首的重农主义者，以伏尔泰为首的哲学家，以卢梭为首的乌托邦主义者——这是四个神圣军团。当他们向进步的四个方向进军时，他们是人类的四支先锋——狄德罗向美的事物进军，杜尔哥向有用的事物进军，伏尔泰向真理进军，卢梭向正义进军。20

为了更好地理解到十九世纪中期先锋这个词意味着什么，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巴尔扎克。在他为他的时代所做的宏伟而细致的编年史中，巴尔扎克注意到“先锋”已成为革命修辞的滥调。有意思的是，当他作为一个叙事者写作时，他并没有使用这个词，而仅仅是在报道一个特殊人物的讲话时，他才使用了它。这个人物被描绘成一个“共和激进派”（他的先知式革命主义同他做鸡眼治疗师的平凡职业形成有趣的对比），他有一个富有讽刺意味的名字：普布利科拉·马松，在《无知的喜剧演员》（1846）中短暂出现却令人难忘。在《人间喜剧》这个大系列中，《无知的喜剧演员》是属于《巴黎生活场景》的一个短篇。当普布利科拉·马松在一位著名画家的家中开展他那不怎么令人愉快的工作时，他宣称一场社会大动荡即将来临，同这场大动荡相比，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显得颇为仁慈——他宣称，“我们在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之后到来，将比他们有所改进。”21有趣的是，他所描绘的意识形态先锋是一种为一场大爆炸做准备的颠覆力量，这场大爆炸将炸毁所有现存社会结构，并使一个新的、更好的社会成为可能：

一切都在协力同心地帮助我们。因此，所有怜恤人民的人，所有为无产阶级和工资问题呼喊的人，或所有为反对阴谋家而写作的人，或所有有志于改进一切事物的人——共产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慈善家——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先锋。我们在储备火药，他们在编织导火线，环境的火星将把它点燃。22

第一位在比喻意义上使用先锋一词的重要现代文学批评家似乎是圣伯夫，在他的《月曜日漫谈》中。在他评论伊波利特·里戈《古今之争史》的第二篇文章（写于1856年12月22日）中，圣伯夫谈到了十八世纪德庞教士的“先锋热忱”。在著名的古今之争中，德庞显然是支持“现代人”的，并反对——在圣伯夫引用的一个段落中——

“愚蠢的博学者”，实际上也就是反对权威的观念（“……要敢于自己思考，而不要听命于那些发誓无论如何都要忠实于荷马的愚蠢的博学者……”）。圣伯夫评论说：“我们不难看到，先锋热忱和战斗激情已使德庞教士愤怒难当，平常温文尔雅的他也开始用真正粗俗的词。”23有趣的是，如圣伯夫所说的，德庞“宣称在诗歌和纯文学方面，就像自笛卡尔以来在哲学上一样，人们应该不受权威甚至是传统判断的影响。”24至于先锋这个词的使用，显然圣伯夫还谨记其军事和论战含义；同样很清楚的是，他并不赞成“先锋热忱”所隐含的夸大其词。(www.xing528.com)

由于先锋派这个词频频被用于激进主义的政治语言，当它被用于文学或艺术时，它往往会指向一种忠诚，人们可以从一位视政党宣传为自己主要职责的艺术家身上发现这种精神。也许主要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波德莱尔不喜欢也不赞成先锋派这个词和先锋派这个概念。在其个人笔记中一些有典型意义的段落里，波德莱尔相当明确地表达了对于“文学先锋派”的极度蔑视。他的笔记在他死后以《我心赤裸》之名发表。波德莱尔深邃的智慧感受到了先锋派（按当时的理解）的悖论：不顺从被还原成一种军事纪律，或者更糟糕，被还原成一种畜群式的服从。他自己的个人主义被他所谓的“法国人对于军事隐喻的偏好”所压制。波德莱尔对于先锋派的评说有一种强烈的讥讽性质：

论法国人对于军事隐喻的热烈偏好。在这个国家每个隐喻都长有八字须。文学的军事学派。驻守堡垒。高举旗帜……更多的军事隐喻：战斗的诗人。先锋派文学家。这种喜好军事隐喻的弱点是一些人的标志，这些人自己并非军事家，却是为纪律而生的——也就是说，是为服从而生的——这些人天生驯顺，这些只能步调一致地思考的比利时人。25

的确，当波德莱尔如此激烈地排斥先锋派这个词的时候，它还没有同后来成为先锋派美学本质要素的那种艺术“极端主义”和“实验”精神发生联系。然而，波德莱尔的观点不只是一时之论；我们可以说，他对于先锋派的排斥具有某种预言性质，这种预言性质使得它对于整个先锋派问题具有意义。因为，不正是先锋派全面的不顺从滋生了一种新型的服从吗？（虽然这种新型服从是捣毁偶像式的。）因此，说波德莱尔是第一位指出在文化上使用先锋概念所导致的某些基本困境的作家，是不会有错的。一些最敏锐的先锋派研究者都遇到了这个特殊问题，德国诗人汉斯·马格奴斯·恩岑斯伯格在一篇出色论文中对它做了详细讨论，这篇文章就是《先锋派的困境》（1962）。在评论布列东《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的开头一句话时，恩岑斯伯格写道：

“惟自由一词尚能使我充满热情。我认为它适宜于使人类古老的狂热保持至无限的将来。”1924年，安德烈·布列东用这两句话作为《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的开篇。一如既往，这种新的教义围绕着它对绝对自由的渴望而形成。狂热（fanaticism）一词已经是一种提示，它表明自由只有以绝对纪律为代价才能获得：几年之内，超现实主义的卫队将它自己织进了条规之茧。26

这里的论述显然使我们想起波德莱尔所强调的那种不可化解的矛盾，即存在于先锋派堪称英勇的不遵从主义和它对于盲目、不宽容的纪律的最终服从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