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前的法国散文：文学史纲简介

拉伯雷—蒙田—卡尔文—巴尔扎克—笛卡尔—帕斯卡—博须埃—费奈隆—拉布吕埃尔—拉罗什福科—塞维尼夫人—曼特农夫人—拉法耶夫人—勒萨日—维·普莱伏—孟德斯鸠—狄德罗—布丰—伏尔泰—卢梭

对那些能够适时选择他们的人来说，书籍具有潜在的给人以愉悦和享受的能力。

——蒙田

在16世纪的整个法国文学界，有两位极具原创天赋、并广受人们欢迎的思想家支配了法国散文的发展，他们就是蒙田和拉伯雷。拉伯雷生活在16世纪上半叶，而蒙田则属于16世纪的后半叶。这两位作家具有完全不同的性情，拉伯雷诙谐幽默，使人倍感亲切，而蒙田总是严峻地沉思。似乎没有任何痕迹可以表明蒙田深受他的这个伟大的前辈的影响。蒙田是一个博学好古的古典主义学者，对所谓纯粹的法国事务持一种轻蔑的态度。但是他们两人凭借各自的天赋和才能共同开创了法国的散文，他们的作品对英国的论文家和讽刺作家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在近代作家阿纳托尔·弗朗斯的身上，还能窥见拉伯雷和蒙田在创作上的流风余韵。

在文学史上有两种人并不多见：一种是诗人，另一种就是惹人发笑的喜剧作家。拉伯雷就是这样一个惹人发笑的幽默作家。一种幽默作家和另一种幽默作家之间有何区别，这是在哲学和心理学的文章中一直严肃地谈论着的主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至今还没有提出很好的解答，我们只能用一些简单的实例来进行粗略的对比。毫无疑问，斯威夫特是知道拉伯雷的，但他的幽默从来不让你大声发笑，而是使人颤抖，他的幽默是悲剧性的。

狄更斯和马克·吐温，他们绝对都是严肃的人，甚至在生活上是艰辛与苦楚的。他们的幽默也能制造一种快乐轻松的气氛使我们大笑不止。同他们一样，拉伯雷的幽默也是一种既聪明又高明的幽默。他在那部结构松散的《巨人传》中，描述了主人公卡冈都亚和他的儿子庞大固埃以及众所周知的那位滑稽而无用的家伙巴汝奇三人离奇的冒险——既有现实世界的影子，也有虚幻的成分。对他们冒险过程的叙述，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没有一点虚假的感觉。在小说中，他们遇到了各种人物，带着强烈的震撼前来：学者、牧师和律师。拉伯雷曾出家做过僧侣，后来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对法官的长袍以及地位没有那种世俗的敬畏。作为一部优秀的喜剧作品，在其严肃的主题之下却潜藏着躁动的愚弄。他说律师是披着“法律外衣的猫”，在引人发笑的同时却给人以刺痛。因此，在酒吧的聚会上大声地朗诵这样的作品也是一种冒险的行为。但是他的像其作品中巨人英雄一样的大笑，却使人难以在脸上找到强扮起来的正经、严肃。如果那些精神或者灵魂的疾病能够得以根治的话，那么它将成为解除伪善和忧郁的一剂良药。他有巨大的词汇量，作品中有些单词是他自己发明的，他的想象和推理快速、奇特而且丰富。对于拉伯雷和我们来说，更为幸运的是，17世纪时出现的厄克特和莫托克斯的英文译本，不仅重现了原作那种奔放雄浑和他那令人捧腹的怪诞的句法，而且英语的表现手法和方式也因这部作品的翻译而更加丰富。厄克特和莫托克斯的译本后来成为经典并一再重版发行。其中伦敦的卡托和温督斯兄弟出版社的版本中还加入了由古斯塔夫创作的和文本一样传神的插图。如果只想粗略地了解的读者可以在莫利的《世界文库》中找到该小说的删节本。我认为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强健的胃和一个健全的大脑，那么他是完全可以将拉伯雷整个地吞下去而不会留下任何不良后果。拥有极高审美能力和文学素养的学者柯尔律治说：“虽然一篇文章并不能够完全充分地赞美拉伯雷作品中那种高尚的品德，但我还是应该写一篇文章来赞美他，拉伯雷的作品中痛斥了高尚的道德，这足以使教会瞠目，异教徒发出无谓的呻吟。”但是拉伯雷并不需要这样的一篇文章，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非凡幽默总是让人们狂笑不止。

“变轻松些，我的伙计们，让你的心振奋起来，开怀大笑吧。”这是拉伯雷所传递的信息和情绪。蒙田却从来不会关注这些嬉笑的朋友，而只是默默地思考，著书写作。散文是一种可以查考到其开创者和诞生时间的文学形式。戏剧、抒情诗、短篇故事、小说的起源都退到历史的身后，慢慢消失了，没有哪个天才人物可以站出来明白地宣称他就是这种种文体的开创者。唯有散文，拥有记录下来的确切的时间。在此之前，散文这种形式不存在，从那以后则永久流传：1571年3月，迈克尔·德·蒙田从一个喧嚣的世界中退隐，回到他城堡的塔楼里，开始和自己交谈关于自己的事情，散文便这样构造出来了。准确的说，散文的诞生是在9年之后，蒙田的第一部散文集出版之时。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最伟大的。在蒙田之后，不同的语言国度里出现了许多杰出的散文作家，如果说蒙田之前的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论述也是散文，那么甚至更早，在他们之前用母语写作的东西也都可以叫作散文。但是从蒙田避难的塔楼里写作出来的文稿被认为是散文开端的说法却占据着主流的地位，蒙田是公认的“散文之父”。

蒙田说：“就像与我遇到的第一个人交谈一样，我用心和纸进行交谈。”而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讲道：“我自己就是我创作的素材。”同他相比，没有一个人能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做素材，没有一个人有更加丰富的写作主题，也没有一个人怀着比他更加高尚的目的。在涉猎的范围上，蒙田的散文是百科全书式的。蒙田阅览了他的所有藏书，使之成为自己的第二天性，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在书中，蒙田用一种客观的，甚至冷峻而充满好奇的笔调剖析了自己，他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充满了怀疑。但对于人性的种种说法，他却持一种包容态度。他的这些矛盾是生命和同一个生命的观察者在不同的心境下所产生的矛盾。“我不是一个哲学家，”他说，如果说哲学意味着充满理性的系统的思想的话，那么这一论断是真实的。但如果说哲学意味着智慧，那么他又是一个真真确确的哲学家。他因为不停的讽刺而遭受了迫害和肉体上的痛楚，却从未有过抱怨。艺术家约瑟·康拉德说他是“从不唉声叹气，微笑面对生活苦难的人中的佼佼者”。蒙田说：“世界由废话和语言组成。”人们一直没有忘记这句话。

蒙田的《论文集》是一部柜里的“对话”集锦。在17世纪早期的时候，约翰·弗洛里完成了第一个标准的英文译本。弗洛里的母语是意大利语，但他通晓数国语言，在牛津大学教法语和意大利语。他的“世界大同主义”使得从小小的塔楼里洞察整个宇宙的蒙田散文成为了英语世界的杰作。蒙田这个孤独的哲学家，成为了英语读者，以及他自己国家的读者，甚至是全世界读者的好伴侣。

在从小就读他们作品的法国人眼里，拉伯雷和蒙田永远都不会过时，也没有人胆敢说他们是“无名之辈”。他们风格朴素、平实、自由，走着一条独立的创作道路，就像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散文家那样。17世纪的法国散文不仅在形式上进一步完善，同时在鲜明性、精确性上也有所改进。大约与拉伯雷同代的卡尔文不仅有极好的文学功底，同时还是一位演讲的高手，在重大场合演讲时泰然自若、清晰流畅。他演讲时采用的文体，已经不是原先惯用的拉丁体，而是新的法国体。在宗教研究者的重要文献《基督教的制度》中，他的口吻虽然有些冷漠和晦涩，但优美流畅的文笔及其显示出的文学天赋却掩盖了这一点。17世纪初，让·路易·巴尔扎克对法国散文的贡献，类似马勒布在法国诗的发展上做出的贡献一样。巴尔扎克希望法国散文在思想深度和韵律节奏上进一步成熟起来的理想也得到了延续：在古典时代这一“伟大的世纪”里，法国的散文家甚至是那些不知道他的理想的散文家都自觉地向这个目标迈进。而在后来设立的法国学士院，巴尔扎克这一理想更成了评价作品优劣的基本原则。对法国散文来说，演讲的准则以及西塞罗所创设的狭隘的标准并不会产生不良影响，那个时代的天才人物能在自由接受老师传授的知识及思想的同时，在精神上不受束缚。我们知道，因为受法国的影响，在英国文学史上也随即出现过一味讲究形式而忽视内容的趋势。与法国人相比，英国人在精神上更具有不受束缚而专心走自己的路的传统。

要在一些具体的情况下判断一位思想家到底是文学家、还是隶属于哲学或者自然科学中的某一个门类，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得要领的读者无需急着做出一个判断。因为它可以根据他的兴趣来选取阅读的书籍范围。但是在一部文学作品中，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快速梳理一样，我们需要粗略地在法文所谓的“优美文字”和虽然重要但是不属于文学范畴的文稿之间划一条界线。先不说戏剧、小说、民谣，即使是对哲学史的一个简单叙述，其规模也远远大于本书。当我们努力去画出这样一条界线的时候，我们将会不可避免地做出错误的判断，并且出现不严谨和定义模糊不清的种种问题。因此，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实际的例子来概述。哲学家柏拉图是历史上第一重要的文学艺术家；弗朗西斯科·培根也是如此；还有叔本华。如果单从文学的视野之下来进行审查，其他一些具有非凡天才的人物则可以武断地被排除到一边。比如说托马斯·阿奎那，康德，黑格尔等等。我很高兴会有人对这些例子提出他的不同意见，因为这些例子将会使我误入歧途。

在17世纪的法国，有两位哲学家不仅是技术标准上（technical）的思想家，而且他们都是散文大师：笛卡尔和帕斯卡。和培根用英文教哲学一样，笛卡尔用法语教哲学。西塞罗许多博学的论文都是用拉丁文写就的，笛卡尔和培根在写作他们大部分的作品的时候，都采用的是传统的学术腔调。笛卡尔用法语写就的论文《论方法》在论述的顺序、明晰程度、逻辑、以及质量上都是其才气的例证，我们可以认为它彰显了法语论文所具有的一般特征。我们无力讨论笛卡尔的哲学论文。让我们离开这个话题，来看看那些哲学家们。我们不能不提到他的思想的核心——强调理性与思考的力量。这个观点的形成比蒙田的死晚了一两年。他的哲学以那句著名的格言为起点：我思故我在。他的思想被如此准确、光辉灿烂地表达出来，这成为法国所有成功的哲学家，甚至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哲学家们的典范。他的一些重要作品被翻译成了英文以及其他各国文字，他的作品属于全球性的文学。

笛卡尔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相信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真理都根源于我们的心中。帕斯卡比笛卡尔晚一代出生，他不相信人类的理性，并认为真理存在于我们之外，需要有执著的信念才可以寻找得到。致力于天主教会并因此敌视所有基督徒的冉森派强烈谴责帕斯卡是异端，对于这场古老的争端我们并不感兴趣，但值得注意的是，帕斯卡的《致外省人书简》和《思想录》正是产生于这场争论。在这两部书中，我们可以领略到神学争论和宗教沉思的无上乐趣。帕斯卡是格言警句的大师，常常一句话中便包括了整章的所有内容。它富有激情的修辞通过一种将近完美的形式表达出来。他写道：当一个人看到自然的风格时，他会为之震惊，并且感到愉悦。因为人们期望从文章中找到作者自己，从这种自然朴实的文风中找到人的真性情。帕斯卡肯定会为蒙田所赏识，而蒙田也是他所景仰的作家。更为肯定的是，伏尔泰极为欣赏帕斯卡，他认为“《致外省人书简》囊括了所有的雄辩”。

古典时代最多产也最为精力充沛的散文家是博须埃，这个人浑身充满了巨大的能量。在他勤勉的一生当中，曾经做过教师、牧师、主教。勤奋和多产使他成为了法国文坛上的领袖。在研习法国文学的学生心目中，他得以在法国文坛享有盛誉不是靠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文学艺术作品，而是说教性的文字、大量的论文和演说辞。尽管演讲这种文学形式在当时不怎么受到尊重，但他依然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演讲艺术大师，他的演讲辞列属为最优秀的演讲作品之中。他攻击剧场中的弊端、驳斥新教的教义、宣传真正的天主教的教义，从他使用的方法和取得的效果来看，博须埃的确称得上是一位天才演说家。博须埃不是繁琐的布道者和保守僵化的教士，也不是一个玄学家，而是一个很有个性并且多才多艺的人物，他语出犀利，但从未有过不公正的攻击。在演讲的时候，他能够运用大量的手势，使用醒目的具有震撼力的语言短语，总的来说，却又简练而诚恳。从庄重到平常，他能够很好地掌控各种情绪和语调。

来自喀莫布的善良僧人费奈隆（Fenelon）向博须埃一样，也十分擅长演说，虽然他的演讲不如博须埃激烈。他有一个相对柔和的灵魂，他的写作总是依附于其专业劳动，是对其关于教育、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发展。那些没有感受到天主教国家精神的读者们必须记住，具有智识力量的人们很自然地走进宗教变成神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红衣主教成为一个国家的首相，而不同等级的僧侣又对世俗的散文和诗歌做出巨大贡献，那时意大利画家不是穿着工作服，而是穿着一身僧衣。只有在人们逐渐忘掉是宗教动力促成了他们的杰作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世界才会珍视艺术家和文学家。费奈隆在《圣徒的格言》中表达了自己的信仰：“在神面前，我们应该忘记自己，作为耶稣的罪人，我们不仅要为自己赎罪，而且还要为全人类赎罪。”由于博须埃反对他这种宗教信仰，因此费奈隆的书为罗马教廷所不容。我们并不关注这两个牧师的争论是否有价值，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在文学史上，他们都拥有不朽的地位。法皇英诺森二世在责难费奈隆时有两句话值得一提：“失去爱神是费奈隆的一个错误，而博须埃则太不爱费奈隆了。”这并不是一句戏言。费奈隆并不是一个躲在象牙塔中的学者，在《特勒马克思历险记》中，他便用寓言方式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这也是18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梦想的最早表现。(www.xing528.com)

并不是所有17世纪的散文作品都是有学问的牧师创作的。出身其他阶层的一些著名散文家的创作也构成了17世纪散文的一部分，律师拉布吕埃尔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性格论》模仿了希腊哲学家特奥克里托斯的风格。但是拉布吕埃尔超越了他的这位老师，做得更为出色，它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犀利的笔法激怒了许多同时代的人。但是他的兴趣集中在对人类自身的研究上，这也让我们十分感兴趣。他并非只是在对其同伴进行观察而已，他的格言和警句深邃而富有智慧，是明晰的法语文学的典范。

另外一个格言作家，虽然其才华比不上拉布吕埃尔，但是也不乏精明，他就是拉罗什福科。他是一个诙谐机智的人，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而缺乏幻想。他不是犬儒主义者，但是他根本的思想（或者说是他众多思想之一）认为，人类一切形式的动力都可以降低为个人利益。即使两个世纪之后，他的格言依然是那么鲜活与生动，虽然他所说的并不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却十分有道理，比如：“我们所有人都有足够的能力去忍受别人的苦难与不幸。”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妇女们在政治和文学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她们的教育在很多方面受到了限制。而在其他方面，她们却是享有相当的自由，不管官方教育是怎样说教妇女的，她们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才智而具有影响力。许多由伟大的女性主持的沙龙对文学都具有很大的影响。许多女性，尤其是社会上层的妇女，她们为文学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塞维尼夫人就是这些女性作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位，她被誉为书信作家中的“女王”。她的早期生活由于痛苦和失望而显得灰暗，但是她有一颗坚强而冷静的心，她用坚韧和幽默来忍受悲伤。这些信件是一个受过高级教育的妇女写下的生活感悟，她用自己的笔记录下日常生活和事物，有时候也写一些公众事物和文学性的东西。但她并非闭着眼睛写作。她密切地关注着自己的素材和风格，就像一个淑女总是关注着自己礼服的材质和风格一样。她的信件反映了她在贵族圈中的生活，透露出一个让人敬佩的清新的灵魂和真诚的品格。

曼特农夫人是另一位极具文学天分但出身卑微的妇女，后来她竟成为路易十四的王妃。在30多年的时间里，她实际上拥有女王一样的权利，虽然她并未干涉内政，但她却用自己的聪明睿智来帮助国王处理一些事物。她的文章是对当时社会生活、政治活动的最详实也最重要的记录。曼特农夫人曾在宫廷中设过讲堂，并撰写了一些十分精彩的关于女子教育的文章。她似乎生来就具有明白年轻人想法的天赋，更重要的是，她能用这种天赋来指导自己的教育实践。

虽然塞维尼夫人和曼特农夫人无意成为文学艺术家，但是她们的天分却使她们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地成为了重要的作家。拉法耶夫人的文学地位要稍低一些，但在本质上她还是一个文学艺术家，她的小说《克莱夫王妃》也许是第一部由女性写成的写实小说（honest novel）。不仅如此，这还为某种革命奠定了基石：与过去的那些愚蠢、不可能的冒险或传奇不同的是，她的小说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语言清新自然，风格稍显夸张。虽然拉法耶夫人还无力写得十分深刻，但是她对真诚的极大追求影响了后来法国小说家的创作。

在18世纪，小说得到了发展，尽管并没有走得太远，但是其他的文学形式却依然遵循着古老的传统。许多伟大思想家都是论说者和散文家。虽然18世纪也难免有疯狂和轻率的时刻，但它仍然是一个理性的时代。注重理性思辨的传统对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有利的一面是小说逐步健全起来，弊端是有的诗歌在风格上受到了破坏。在理性时代里，最初的小说家主要从事戏剧故事的创作，这其中的一位杰出人物是凭借《吉尔·布拉斯》成名的勒萨日。《吉尔·布拉斯》是一部关于流浪汉的冒险故事，以西班牙的风格为基础，并且还把场景设在西班牙。不仅如此，他在情感和风格上却完全是法国式的。还有，小说富有朴实的人文主义关怀。其兴趣点不是人物的内心、深刻的情感，而是其外在的表现。《吉尔·布拉斯》极为灵敏地通过了许多的冒险，没有时间休息和思考，但是却有足够的时间为下一步的冒险做准备，并将之记录下来。这本书在全欧洲流行，和在法国相比，它在英国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也就是说，在自己的国家，它没有多少跟随者，而跨过海峡，却深深地影响了它的翻译者：斯摩莱特和伟大的艺术家菲尔丁。

浪漫在文学中永远都发挥着作用，维·普莱伏的唯一一部浪漫主义作品《曼侬·列斯戈》使得他在文学史上名垂千古。这部作品是第一个在主题和叙事风格上使我们认识到何谓小说的作品。其中的爱情故事带着哀婉的情愫，满含激情，其动机也让我们很清晰地认识到，文风简练、直接，没有使用明显的技巧。在小说写作的两个世纪之后，世界依然为曼侬的悲剧而流泪。

18世纪法国的强盛不是体现在小说和诗歌上，而是名家辈出的伟大的思想家们，我们可能永远都会记住这四个人：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他们通过不同的形式表达出他们各自的思想，但主要集中在一些哲学形式的论文和散文上。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抗当时现实的社会秩序，而且他们全都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思想动力。

当时，孟德斯鸠是一位杰出的与卢梭同处在空想家和激烈的革命者之间的自由主义改良家，他的声望仅次于伏尔泰。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位保守的贵族，但他对自己所在阶级的权利和德行没有任何错觉。在他早期作品《波斯人信札》中尖锐讽刺了教会、政府、社会以及文学中的种种弊病，虽然他以后的作品更为出色，但我们仍对这部使他一举成名的作品中调侃的笔调下所蕴含的智慧记忆深刻。在历史和法律方面，他都作过精深的研究，这使他成为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先驱，他的《罗马盛衰原因论》对后来英国的吉本创作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有一定的影响。如同孟德斯鸠受到一部分英国式教育一样，他也深深地受到法国文化的熏陶。以偏概全是天才的历史学家包括吉本在内力求避免的一个坏习惯，但孟德斯鸠却未能避免这一缺点，因此他的许多历史学观点并没有得到大部分睿智的历史学家的赞成。然而孟德斯鸠那种不拘俗套的学术观点却激起了这些历史学家的关注，他们由此出发去细致地阐述和说明某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孟德斯鸠是一位天才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清晰流畅、通俗易懂，而且其中包含着他的许多思想观点。我们熟知的《论法的精神》是一部关于法律、社会、政府机构以及古代至近代各国习俗研究的不朽巨著，今天，我们大概要请来至少几个不同专业的教授精深地研究它，才可能解决这部著作中所涉及的众多问题。

在那个时代，人们可以在许多方面自由地挑战权威，知识便开始被分为不同的门类，而通往真理之路则是去收集最好的思想家的智慧。这一基本理念来源于狄德罗，他的《百科全书》是一个知识库，可以按门类被分为许多的卷本，如自然科学等。《百科全书》是法国最优秀的思想家以及地位稍低的思想家集体智慧的结晶。这部作品的编撰是狄德罗在人类知识领域上的丰碑。但是使他在文学界成为一个原创思想家的，却是他的论文和信件。在价值上，他的文章良莠不齐，但所探讨的话题却无所不包。也许他没有一篇论文堪称大师之作，但他的每一篇又都十分重要，具有启发性。他博采众长，广泛涉猎，以一种革新的精神涉猎到每一个科目。他无畏地独立思考，他想洞察的一切意念，都在他那些著名的文章中有所体现。在他早期那篇著名的《致无视其论绘画论文者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最基本的哲学思想，即自然主义。和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一样，他发现自然包括并且解释了一切，它成为了他（传统之神）的富有诗意的女性替代物。狄德罗的自然不像卢梭的自然那样柔弱且感伤。它更加富有理性而稍有诗意。狄德罗的艺术成就并非体现在那本通常认为是其杰作的《拉摩的侄儿》当中，这是一部幻想讽刺小说，经过戈斯的翻译之后引入欧洲，这部小说灵敏机智的对话体现了狄德罗的天才，是对话题札记的最好例证。

和狄德罗的自然相比，布丰的自然有更多的不同之处。布丰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一个专业的生物学家，研究动植物以及矿产，描述它们，为它们分类。他不是近代的在野地里和图书馆工作的生物学家，而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人，他努力地想要去寻找和表述自然的秩序。他所发现的自然秩序已经被改鞭挞、甚至遭到了毁坏，很明显地，布丰忽视了许多的自然发现。但是他所发现的秩序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存，因为那时他依靠许多综合能力所做出的一个预言，通过这样的一个秩序，他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全世界的集合，它通过一个灵活的而不是死板的系统来保护自然中大量的生物。他的《自然历史》是自然科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其中包含了一切有关自然科学的内容。这就是布丰，一个科学家，他在整个法国学术界面前宣告了自己的就职演说。他的《论风格》给那些以文字为业的人颇多教义。

在对自然进行沉思的时候，布丰是平静的。他的自然没有机会向他自己叙说。正如爱默生说的，“为什么会这么热呢，小家伙？”当时许多作家，甚至是大部分的作家，直到今天他们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他们一直充满热情，或者说装作很有热情的样子，在一种激烈的情绪下，写了很多东西，也许是写得太多了。这些作家中的干将，大都多才多艺，而其中最富有争论性的一个人是伏尔泰。他尝试过戏剧、诗歌、讽刺小说、历史、文学批评及书信等几乎所有的文学创作形式，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那种因贴近生活而来的对人生深刻的体悟，这一切使他成了那个时代的代表和缩影，同约翰逊博士一样，人们对他的生平比著作更感兴趣。伏尔泰虽然一度是普鲁士菲特烈大帝的座上客，但一生却很少在政治和宗教势力面前低头。尽管人们公认他是基督教的敌人，但实际上他只是抨击知识文化里宗教的独裁专制，对于基督教本身，他并没有多少兴趣。不仅当时的批评家叹服于他的睿智，甚至后来像卡莱尔这样的大批评家也在他面前困惑不已。我们关注的是他大量的散文，其中许多被译成各种文字，而后来的法国散文家更是从他那里获益多多。在《查理十二》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那种真诚，而在《老实人》中，我们则能领略到他的喜剧讽刺气质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另外在他的书信中，我们则可以看清他思想和性格的清晰脉络。

伏尔泰是一个天生的戏剧作家和理性主义者。比他更年轻的同时代人让·雅克·卢梭比他在思想界和历史中都更有影响，他天生没有幽默感，但他对感伤和美却怀有特殊的敏感。他是当时社会秩序的一个多愁善感的反叛者，是法国大革命的预言者。虽然我们不能说法国大革命是由他或者其他的哪个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所引起的，但他却雄辩而准确地说明了这场运动的动机和目的，并且我们所熟悉的像杰弗逊那样的美国革命的预言家也从他的思想中获益非浅。卢梭的观点，其中有一部分早已过时，但是还有些部分却远远超前于现今的实践。他的《社会契约论》为我们描绘一幅缺乏经济事实基础的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式理想社会的宏伟画卷。但在政治学的无休无止的争论中，它却点燃了一支火炬，指明了正义的方向。他相信人生来就是良善的，但是邪恶的社会组织和种种腐败导致了人类的蜕变。他认为个人必须为了共同的善好而牺牲自己的部分自由。“最大多数的最大程度的善好”依然没有丧失它的意义。卢梭的民主观是一种“回归自然”运动的综合，主张回到天真无邪的状态中，回归到历史事实中所描述的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社会秩序。像卢梭一样的充满情感的作家的功能便是富有启发性和鼓舞力，而且逻辑精准和严密。他认为我们天生良善，天真无邪的这个信念衍生出了他的教育理念，这在他的小说《爱弥儿》中得到阐发。其主要原则是儿童应该保有足够的自由，不应该用老师和家长的学识经验去影响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新爱洛漪丝》也是充满优美恬淡的感伤的那一类小说的首创。在这部作品中，善良的人性和美好的自然界相得益彰，互相融合在一起。不过很遗憾，在后来我们看到，这种艺术成就在后世的小说中却常常因为那些虚伪的感情而变得沉闷繁冗，最终索然无味。自传体的《忏悔录》是他的晚年之作，这部作品的重要之处在于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作者的性格和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