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东方文学：文学史纲

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波斯没有一丝隙缝，

“东方”和“西方”，就像生与死，把微光融成一片，为把白昼拓展得无边无际。

——丁尼生

当今有五分之三，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亚洲，而在更早的时候，亚洲和欧洲的人口比例相差更为悬殊。有记载证明，在亚洲有最古老的文明，而生命力能延续到现在的、最古老的文明也是在这个居于五洲之首的亚洲。美国哲学家杜利先生曾风趣地指出：当我们的祖先还在森林里胡乱砍伐树木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学会阅读他们祖先的知识遗产了。

毫无疑问，那些令人敬佩的民族曾经传授给我们很多知识和智慧。但是，在古代亚洲各民族中，对我们的思想和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却只有把《圣经》传给我们的犹太民族，他们居住在这个大洲的西部，离欧洲很近，几乎可以被视为欧洲人。近代以前，在欧洲人的眼中，东亚和南亚的民族仍被看作遥远得几乎是外星球上的人。18世纪之前，旅行者和商人把有关中国（原文中有“China”、“cathay”两个单词，cathay是古文诗歌中的“中国”的意思，故都译成中国）、还有印度的传奇故事带回欧洲。但人们对丝绸和香料的兴趣似乎比对文学的兴趣还要更浓。就算到了19世纪中叶，日本在西方人的眼里，仍然是一本合着的、神秘的书。

远东的古书一直没有人揭秘，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没人能读懂它，翻译工作也仅仅才开始。比起派遣学者来此借鉴思想文化，我们对发动军队去劫掠都市更感兴趣。然而，我们也不能过于苛求自己。那些肩负着教化异教徒使命的传教士们，随身携带着笔记本和词典，承担起“白种人的使命”。东方的亚洲人也派遣使者来到西方学习，这些人不仅对政治、宗教以及文学颇有研究，而且他们还精通我们的语言，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他们国家的人民。几乎所有欧洲和美国的大学都有研究东方语言的教授，近年来，我们的诗人和作家，为了寻求灵感远赴亚洲，然后翻译或抄袭一些作品来装点我们的文学世界，这似乎还成了一种时尚。

但在本书中，我不得不犯一个极其荒谬的错误，即无视公正均衡的原则，只用短短的一章来讲述那些比我们的文学更悠久古老，更具有智慧的四五个民族的文学。这种不公平，一方面是因为彻底的无知，另一个方面又说明了文学世界是多么的广博，多么的无边。西方文化和思想的迅速发展，使得我们对历史无比悠久的东方也顾之无暇。我们只能本着谦虚和虔诚的好奇心，对中亚、南亚和东亚的文学做一个简单的探讨。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违背中国古代的一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名言出自中国的圣人孔子之口，他比基督耶酥大约早500年。在某些方面，孔子和基督有些相似的地方，他也是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上讲话的导师，他宣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原则；他推崇中庸，主张在静默中反省自己；在这两点上，他又与苏格拉底等古希腊哲学家们相似。他不仅提倡谦逊、重义轻利等人生守则，而且身体力行，他的学生和信徒们对他极为尊敬，奉若神明。很多以孔子署名的书籍的作者实际上就是这些人写的，当然，这些书籍中的丰富智慧是以孔子的思想为基础的。

孔子除了以自己贤明和蔼的人格来感化世人之外，他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编纂和保存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文献包括历史传说、诗歌和一些道德信条。孔子在道德伦理方面的教导是从实际的角度出发的。他和宣扬和谐、广大无边的自然之“道”，主张神秘主义的老子是互为补充的，这两位圣人和他们的弟子们，以及孟子，庄子对2000年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今天亿万中国人的思想中还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除了孔子的个别思想之外，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被翻译成西方语言的很少。然而近年来，人们对中国的抒情诗人却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热情，这些诗人当中最伟大的就是李白。他生活在公元8世纪，如果用西方的语言来描述，他也许是一个集合了弗朗索瓦·维永、欧玛尔·海亚姆和海涅特点的自由积极而放浪形骸的异教徒。下面的一段译文出自小幡重义之手：

A lovely woman rolls up

The delicate bambo oblind，

She sit deep within

Twitching her moth eyebrows

Who may it be’

That grieves her heart

On her face one sees(www.xing528.com)

Only the wet traces of tears

这首小诗让我们窥见了李白的人性和优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阅读小幡重义的译本，或者读一本书名为《诗》的精装本译文诗集，书中附有阿瑟·韦利的注释。只要去过博物馆，甚至瞥过一眼东方艺术品专卖店的人就会对中国的绘画和雕刻多少知道一点。当然，要对这些艺术品有深入的了解光凭眼睛看是远远不够的，就比如欣赏中国的花瓶，如果只是用眼睛看就会产生欣赏障碍，而这种障碍不是由语言产生的。专家告诉我们，中国诗人的艺术想象力是非常瑰丽和奇异的，优美的诗歌就像那些精美的艺术品：象牙雕刻、瓷器、刺绣和丝绸等等，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因此，文学是人们表达美好理想，交流思想的一种媒介。

日本近代的思想，比中国的思想更接近西方世界。假如我们了解它的话，它更了解西方。这几乎都是从与文学关联较少的美术里发现的。传入欧洲和美洲的版画、陶器和屏风非常精美，数量也异常丰富。这似乎表明，日本艺术家的清高在商业利润的诱惑面前土崩瓦解了。但日本的诗却没有如此颓废，它无意占领西方的市场，而是沉醉在悠远的过去。正如近代的欧洲从希腊和罗马吸收思想源泉一样，日本人则从中国吸收了古典文学的养分。不过也不能否认日本诗歌的独创性和自发性。日本诗歌的黄金时代在8世纪，麻吕和赤人是当时的两个主要诗人，他们的魅力主要表现在短小而富有蕴涵的深意，但是，平直的翻译却让我们无法欣赏到这种妙处。这一点不仅体现在诗上，在东西方之间的文学交流上，也有不小的影响。小泉八云，是最擅长把日本的生活用英语介绍给西方国家的作家之一，他曾经说：“日本的诗，是一幅文字绘成的彩色画，它把存在于内心深处的情感和记忆，用美妙的版画和朴素的小诗重现了出来。”他接着说：“海涅、莎士比亚、卡尔德隆、彼特拉克、菲兹、萨笛的伟大的诗篇，即使被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散文，也不会减损其魅力，因为，这是人类共同的情感和梦想，而那些不能翻译的诗，不但不会为世界文学做出贡献，甚至算不上真正的诗。”对于我们来说，对日本最清楚的一瞥是通过小泉多云的书而来的，他最著名的作品有《古董》，《日本杂记》，和《日本神灵的故事》，这些作品表现出了他非凡的艺术才能。这些优秀的作品都被翻译成了英语，收集在小泉八云的《日本星光集》里面。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阅读。

日本已经成为一半欧化的近代国家了，而印度比之就差远了。印度虽然也是文明古国，但被欧洲的大炮和先进的机器打败，至今还很懒散，而且还在顽固地排斥西方的文化、思想，他们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我们称印度人为雅利安人或印度欧罗巴人，他们是欧洲人的一大分支，也可以算做是我们最早的兄弟。300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他们就有了高度发展的文明。他们的宗教哲学比希腊人的哲学还要古老，对希腊人的思辨性思维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在我们听到加利岸边柔和的声音更早之前，印度的传道者们就开始讲述人类的同胞性和神之父性了。

遗憾的是，印度的民众们没看到他们西方同胞的可爱之处，而他们以世袭贵族或种姓制度划分人群等级的非民主做法，不能不说是对历史、对他们道义的一种极大的讽刺。在全世界推行他们那套同胞理论的做法，失败了；在他们的生命中实行最高圣人的理想也失败了，这点，所有宗教无一幸免，当然也包括基督教，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无法逃离失败的命运。但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即使没有在现实中实现，在思想中也还仍然存在着。作为思想的载体，文学是不管人们怎么无视它，怎样拒绝它。在很早的时候，印度人就很擅长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他们把自己的文字精心保存着，所以，印度的文字比其他种族的文字，蒙受了更多的灾难和损失。我们之所以能接触到印度人的思想，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一条是古代的，一条是近代的。古代的途径主要是以希腊人为媒介的，间接地传入到我们的思想系统。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们，特别是毕达哥拉斯，从印度的学者那里学到了“智慧是精神的静观”，了解到“物质的表象后面存在着本质，即理念”。这成为后来柏拉图哲学的基础，而柏拉图的哲学则是一切现代哲学生长的土壤，并且渗透到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里面。有句印度谚语说：“精神寄寓在一切人心中，但并不是谁都知道这一点。”

印度思想传到西方文学中的另一条路是近代文化的发展。在欧洲的军队征服印度期间，西方的文艺爱好者和学者们把印度的文学翻译传到了西方，这个工作得到了在英国大学里学习、研究的印度学者们的支持，他们是很热心地把印度的文化介绍到西方来。但是这样深邃的思想文化，历经了数千年才被创造出来，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几乎很难真正读懂。布赖恩·布朗编纂了一本叫《印度人的智慧》的小书，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生动的哲理。这里包含了印度宗教思想中最古老的财富《梨俱吠陀》（智慧之诗）里选出的格言和赞歌，这本书影响了成千上万印度人的一生。而对那些即使没有这种信仰的西方人来说，这里也洋溢着人间普遍的美和善。印度的两大叙事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的韵文诗句，其浪漫的神话色彩与英勇的探险结合在一起，因而放射出更吸引人的魅力。印度著名的诗人伽梨陀娑的杰作《沙恭达罗》的英译本被英国列入了“人人丛书”计划，这使得英国人对梵语文学（梵语是印度人对他们祖先的文字作品的尊称）的兴趣不断增长，阿瑟·赖得诗一般的翻译，使我们明白为什么歌德对这出诗剧情有独钟。

在印度所有的思想家中，最有号召力的当属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500年。他的追随者最初在印度，后来遍及亚洲东部和中部，其人数远远超出了其他宗教、宗师的崇拜者。他不是作家，而是传道者。他之所以受到我们的关注，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渗透了亚洲文化思想，而与他思想有关的文学开出了非常绚丽的花朵。英语读者在埃德温·阿诺德的流行诗《亚细亚的光》里，可以看到释迦牟尼的事迹和魔力。西方学者所欣赏的那种佛教精神的美，可以从小泉八云的《释迦田野里的落穗》中看到。

在《东方诸圣典》的英文集子中，有翻译过来的佛教文学。以前，在西方各国人中间，只有叔本华等哲学家、学者对佛教感兴趣，一般民众对此并没有太深的印象。由于基督教在西方占绝对的统治地位，所以我们对佛教的理解也是西洋化了的理解。佛教太东方化了，对我们未尝不是一种损失。佛教认为：欲望是一切痛苦的根源，因此，避免一切痛苦的办法就在于摒弃一切欲望，而生命的尽头就是涅磐和湮没。很明显，这种观点从本质上说是生命的倒退，这一点与积极进取的欧洲精神是不协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很难接受这种消极的理念，除非我们的思想在文明的历史中被证明是一种倒退，或者经受了真正意义上的失败。否则很难接受。但佛教并不意味着就是柔弱者的哲学，它对勇敢的人们同样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魔力。不管是厌世主义的叔本华，还是朴素、乐观主义的爱默生。即便如此，以他们文学上的才华和力量也无法把佛教的精义刻进欧洲人的思想里。

亚洲另一个伟大的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世界里的民众对其同样难以理解。实际上，欧洲人和伊斯兰教的信徒们就为不同的宗教信仰等其他的原因进行过连绵不绝的战争，至今，这样的战争还没有停止过。公元7世纪初，穆罕默德和他的继承者领导阿拉伯人用利剑和舌头征服了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地方，并且成功地使这些地区的人们改变他们原来的宗教信仰皈依伊斯兰教。今天，信仰这个宗教的人已达两亿之多。伊斯兰教的圣书被称为《古兰经》，由穆罕默德的信徒们根据他传教时的语录内容汇编而成。每位伊斯兰教信徒都要诵读《古兰经》，因此该书成了世界上阅读范围最广的书之一。关于这本书，罗德韦尔的英译本非常出色。卡莱尔在《英雄和英雄崇拜》的论文中，对穆罕默德的伟大做出了公允的评价，这不仅表现出了卡莱尔广博的同情心，还可以看出他没有任何狭隘的地方偏见。卡莱尔说：“我认为，从整体上来看，《古兰经》的真义就是“诚实”。对于那些对《圣经》不感兴趣的人来说，也没有必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看《古兰经》。但在关于世界书籍的历史故事书里，这本从12世纪以来就引领着成千上万人生活的书，理应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章。”

从文学和美学的角度（这个角度可能是穆罕默德认为不正当的）来说，我们会立即丢下《古兰经》，而选择《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中的任何几篇故事。这本书第一次被介绍到欧洲的时候是18世纪早期，由法国人翻译的法文译本。一到欧洲，便立即传遍了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

几乎每一个欧洲的孩子都对“阿拉丁神灯”、“水手辛巴达”、“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等故事耳熟能详，就像他们对安徒生童话一样，十分熟悉。巴格达善良的科里普则成了故事中的大王之一，而不管他在历史上的真面目如何。毫无疑问，那些充满了神话与魔术的故事，更是普遍激起了读者的兴趣。此外，还有许多故事，虽然它们与近代作品的品位有一定的差距，但在表达方式上却极具艺术性，也非常巧妙。那些老故事家对一些奇谈、探险之类的故事非常感兴趣，甚至出于自己个人的喜好，而改变故事中主人公的性格；但艾尔·斯马特就完全不一样，他虽然是个饶舌的理发师，却成了喜剧人物的典型代表。在西方读者（阿拉伯文学系的学生也是这样认为的）看来，《天方夜谭》似乎是讲述东方人的故事，是讲述那些来自波斯、埃及、印度等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的故事。

东方的诗歌中，给西方人印象最深、最广的还是波斯的诗歌。正如在西方人心中的位置一样，波斯诗歌以其优美的旋律，在东亚的阿拉伯和土耳其人心中也有着至尊无上的位置。经过欧洲艺术家和学者的介绍，英语读者们也能享受其中的美了。在所有东方诗歌中，对西方读者来说最有名的是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爱德华·菲次杰尔德的英文译本是最经典的译本。（这个问题我们在讨论英国19世纪的诗歌的时候再说。）波斯最伟大的叙事诗人是非尔杜撒，他生活在公元10世纪，他的代表作是《诸王之书》。这是一部鸿篇巨制，讲述了早期的波斯历史，其中的许多对话和篇章都是非常优美的（但好象没有简易可读的英文版本），这也许是世界所有英雄史诗的一个基本特征。当然仅有一篇史诗是个例外，那就是葡萄牙诗人卡摩安兹的《路西塔》，这仅在作者的有生之年被大家接受的一篇民族史诗。《诸王之书》中有一个章节没有翻译而是原版，这节是马修·阿诺德的《沙场寻父记》，是一首智慧胜于情感的诗。史诗的价值就在于它体现了某个种族或某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以及风土人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狭隘的民族性的东西，它既是属于这个民族的伟大史诗，又能超越时空的限制而广为流传，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除了欧玛尔·海亚姆，波斯著名的诗人还有萨笛和菲兹。萨笛最著名的代表作是《果树园》和《蔷薇园》，韵味悠长，但不沉闷，而且字里行间流动着哲理性的光彩。

菲兹是萨笛的女婿，经常沉迷于酒色，喜欢诗歌和大自然。他继承了欧玛尔·海亚姆的精神，却又比他走得更远。欧玛尔·海亚姆的人生观有些忧郁和悲观，菲兹在很多时候则表现出对生命的喜悦和乐观。

在这一章快要结束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重申，悠久远古的中国文学至少有3000年的历史，但我们只花上两三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对其匆匆的一瞥，实在是很荒唐，也违背了时代精神。赫伯特·翟笛思教授在他的《中国文学史》里，把我带到了诞生于公元前550年的孔子及其更久远的时代，可是，尽管中国古人的思想是那么富有智慧，中国人的文学是那么优美，欧洲的思想界却对此一无所知。欧洲对中国的这些书籍都闻所未闻，直到近代的学者对此进行研究和翻译。中国人肯定在很多方面与我们存在着共鸣，而我们却不知道这一点，这不能说不是个天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中国人可能会宽容地付之一笑，或者引用翟笛思教授的谚语来表达他们的理解：“没有错误，就不会有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