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诞经济学家的魔鬼行为艺术

阅读列维特和都伯纳的这本书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原来，这本书的其中一章，主要是叙述一些经济学家对于美国“卖淫市场”的研究。既然是“卖淫市场”的深入的研究，许多“卖淫市场”的“专业术语”，就一再出现，会让我们感到非常不舒服，更不用说在时下严厉的清污整肃中，这其中许多术语如果出现在网上，都会被屏蔽。

所谓“怪诞”，只不过是超乎习惯的和传统的经济问题讨论的意思。不过这本书的结构，也有点怪诞。关于这点，我指的是它的序言长达十几页。

序言首先告诉我们，酒后步行回家，比酒后驾车回家还要危险。怎么会是这样呢？可是统计数据表明就是这样，就像乘车出行比航空出行的死亡率更高。接下来谈到印度。大家知道，印度人均寿命和教育普及率很低，超过2/3的印度人口生活在农村，能用上电的家庭几乎还不到一半，仅有1/4的家庭住宅建有厕所。印度妇女的社会地位很低。但是近年来，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局面有所改观，这是因为得益于电视设施价格的急剧下降，许多印度人生平第一次看上了有线电视节目，开始能够了解外部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数据表明，拥有有线电视的印度农村家庭，其婴儿出生率低于没有电视可看的家庭，从而女性会有更大的独立空间。这些家庭送女儿上学的比率也更大。电视影响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印度妇女甚至再也无法容忍家庭暴力。

比起农村，城市对于交通的需求更加要紧。现在，汽车尾气是大气污染和全球变暖的重要原因，但是在汽车之前，世界上的城市更加肮脏，伦敦和纽约这些大都市都是粪水横流的天地，变得臭气熏天。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汽车之前，人们只好用马车，而马的排泄量很大，排泄很不规矩。“今天，当你对纽约市昔日建造的褐砂石建筑及其典雅的比街道高两个台阶的门阶赞赏不已时，请记住，这在当时可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建筑方案，只有这样建造门阶，才能确保房屋的入口高于马粪横流的街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养一辆汽车比养一套马车便宜，而且干净得多，从而汽车被认为是“环境的大救星”。

经济学家当然用数据说话，数据的第一要求是准确。不过要是你以为谁提出了什么准确的数据，你就一定要接受他的结论，那就上当了。作者俏皮地举例说，如果有人告诉你，“成年人平均有一个睾丸”，这当然是准确的数据，可是这种别出心裁的数据花招，有什么意思呢？的确，“平均来说“人类的体征“应该”是这样的，可是世界上极少有人符合这种体征描述。难道不是这样吗？有些人可能认为，统计数据可用来证明一切。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

为了探明女性收入比男性少的社会原因，经济学家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抵消男女各异、本身的表现就已经千差万别的这个致命的因素。为此，他们应该将一组女性作为样本，以此克隆其男性版本；再取一组男性作为样本，克隆其女性版本；然后观察结果。将两个样本组与其相应的克隆版本组对比，评估其劳动产出，这样才会获得某些更为深刻的认识。而如果克隆无法实现，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取一组女性作为样本，随机地选择她们当中的一半，将她们神奇地变为男性，而不改变她们的其他特征：然后取一组男性作为样本，也随机地选择他们当中的一半，将他们神奇地变为女性重复此前的流程。可惜的是，现实条件不允许经济学家开展此类实验。

想不到，却有学者自发为这个实验经济学思想献身。

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教授本·巴雷斯，原来的名字是芭芭拉·巴雷斯，1997年42岁的时候，变性成为男人。与大多数理工学科一样，神经生物学领域也是男性的天下。仅仅因为变性，巴雷斯的学术地位真的比以前更高了。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在他哈佛大学校长任上，曾经不恰当地发表“理工科方面女性天生不如男性”的性别歧视言论，结果被迫下台。这其中，巴雷斯以自己的变性经历为背景发表的批评，也是有力的一击。

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的知名经济学家唐纳德·麦克洛斯基，在1995年53岁的时候变性为女人，名字改为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变性以后，麦克洛斯基觉得因为自己的反叛行为而受到了惩罚，因为如果她仍然是当初的唐纳德的话，后来挣的钱“会多上那么一点点”。大家知道，与神经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男性占绝对优势的领域。

这样的实验，比较接近学界追求的无偏实验，可惜这样的实验毕竟不多，样本数目还太少。而且，献身变性，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样本。(www.xing528.com)

现在许多年轻人，对于白羊座、金牛座这些依出生月日赋予的“星座”津津乐道。对此，我曾经不以为然，还为文揶揄。读了本书的第2章，才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这可以从专业运动员的“生日集中现象”说起：如果你在一年之初走进一支世界顶级足球队的更衣室，那么你比较有可能遇上那里正在举行一个生日庆祝活动，而如果在一年中的晚些时候去，这种可能性就较小。事实上，来自英国青年组橄榄球联赛的近期数据表明，足有一半的运动员出生于1～3月，另一半则出生于其余9个月。在德国一次类似的统计中，52%的顶级运动员出生于1～3月，只有4个运动员在10～12月出生。这不是星座影响命运的一个证据吗？

原来，大多数优秀运动员都是通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赛事成长起来的，而这些赛事按照年龄来组织，通常采用12月31日作为生日的截止日期。这样，要是你在执教一个由7岁男孩组成的球队，其中约翰的生日是1月1日，托马斯的生日是12月31日，那么虽然从理论上说他们的年龄都是7岁，实际上约翰却比托马斯大了差不多整整一岁。在这种童年时期，一岁的发育差距足以让约翰占据很大的优势：个头更大，速度更快，心理也比较成熟。尽管理论上说，让比较小的那个孩子再成长一年，或许就能培养出一个明星，现实的问题却是，在比赛的时候让身体瘦小的队员上场，肯定不符合教练的利益。于是，这种生辰歧视的循环就开始了，像约翰这样大一点的孩子总是容易被选上，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参赛的机会，而托马斯们就慢慢成为板凳队员，逐渐被淘汰。这种“相对年龄效应”，在很多竞技运动中发挥着极为重大的影响，以至于在职业联赛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年初出生”的优势。

在新生代经济学家中，有一位实验经济学家，叫做约翰·李斯特（John List），他因为“只是”怀俄明大学的博士，曾经备受冷落，却因为执著的很有独创性的“原生态”现场实验的设计，不久就获得现代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职。所谓“原生态”的现场实验，就是实验参与人不知道自己已经参与了实验的那种实验。

耶鲁大学30多岁的华裔经济学副教授基思·陈（Keith Chen），因为设想和实验了“如果我能教会猴子使用货币，那又会是什么情形呢”，把亚当·斯密论定只有人类才具有货币交易的本领这个“案”翻了过来。因为让猴子学会使用货币，他还在人类科学史上首次发现猴子社会自发的卖淫行为。

国际学界最推崇的，是学术研究的原创性。李斯特和陈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新近的活生生的例子。

这本书由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名字确定为《超爆魔鬼经济学》。我一直认为，学者故事和学问故事对读者的启迪，常常不在学术和学问本身之下，所以，我愿意向读者推荐这本著作。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实验经济学，什么是行为经济学，特别是如果你还想知道一些实验经济学家的人生轨迹和行为艺术，那么千万不可错过列维特和都伯纳的这册非常有趣的大众读本。

王则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