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佛教文化的独特面貌

达摩像　清　王震

进入涅槃寂静境界、实现灵魂解脱，是佛教追求的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有多种，除外力修行，如佛塔崇拜、经书崇拜、佛菩萨罗汉崇拜、净土崇拜等之外，重要的修持是戒定慧三学，其中定，即禅定，通过修持者思虑集中，观悟佛理，灭除情欲烦恼，是非常重要的修持手段。印度佛教的禅定，第一要静虑，第二要正禅，第三要正定，以此达到物我两忘。禅法自公元2、3世纪传入中国，到公元7、8世纪趋于成熟。公元6、7世纪形成四个派别，即：安世高所传小乘禅法；天台宗禅法；菩提达摩禅法；苦行禅法。其中菩提达摩的禅法是当时信奉人数最多的派别。这派禅法主张“理行二入”，理入即从理论入手，行入即靠行为修持。达摩的论理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坐禅总需见本性”。菩提达摩的禅法到五祖弘忍之后形成禅宗。

禅宗的宗旨是单刀直入，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见性成佛。主张舍离文字义解，直彻心源。认为“于自性中，万法皆见；一切法自在性，名为清净法身。一切般若智慧，皆从自性而生”，“一悟即至佛地”。其禅法以定慧为本。定即“无所住”，慧即由此生之“心”，定慧等学。禅宗的一切思想皆由此引申扩充而来。禅宗分北宗、南宗。北宗以神秀为代表，其悟禅风格是“拂尘看净，方便通经”，为渐悟。南宗以慧能为代表，其悟禅风格直指人心，为顿悟。这两派在公元8世纪的唐代都很有影响，其中南宗名声更大，影响更深远，一般所说禅宗，即指慧能的南宗。

菩提达摩

生年不详，逝于公元536年。原为南印度僧人，于南北朝梁时普通八年（527）到南海（今广州市）。在此地因与梁武帝谈不拢，于同年到北魏，住嵩山少林寺，九年“面壁而坐，终日默然”，所传安心禅法深受魏孝明帝推崇。他的大乘禅法主要是“理行二入”。经过他及其弟子慧可等几代禅师的继承发展，菩提达摩禅法，到慧能时代已成禅宗。菩提达摩被尊为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的著作主要有《少室六门集》上下卷。

禅宗与传统佛教相比较，在修持方式、修持内容上都有了很大不同。

其一，禅宗反对大量读经、频繁拜佛。慧能说：“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所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他还说：“见闻诵读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无杂，且离法相，作无所得，是最上乘。”所谓最上乘就是指南宗的禅法。最上乘离一切法相，即心是佛，心外无佛，也就是说我即是佛，一切法相（包括佛在内）都该抛弃。他的继承人更加发挥了这种思想，最典型的是唐末的宣鉴，呵佛骂祖。禅师义玄说：“求佛求法，看经看教，皆是造业。”天然禅师冬天取木佛像焚烧取暖。禅僧义存说：“三世诸佛是草里汉，十经五论是系驴橛。”禅师希运提倡禅法，禅师怀海强调要有自己的眼睛。为了自由自在，有些禅师，如慧寂受戒后，声称“大丈夫当离法自净，岂能屑屑事细行于衣巾中耶。”禅师惟严甚至认为戒定慧三学皆为无用之物。

其二，禅宗反对求所谓“西方净土”，反对坐禅，主张将修持贯彻于社会、生活实践之中，认为生产劳作，行走立卧皆可参禅，有人称之为“无修之修”。四祖道信曾劝其徒弟们要将努力勤作，作为根本，认为劳作所得解决吃饭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五祖弘忍发扬道信禅风，“缄口于是非之场”，“役力以申供养”，“生不嘱文，而义附玄旨”，主张“四仪皆是道场，三业咸为佛事”，把禅贯彻于日常“役力”之中。所谓“役力”与“作”一样，均指体力劳动而言。日常劳动和与之有关的俗务，被引进禅学内容，是禅宗对传统佛教思想的重大改革。六祖慧能继承四祖、五祖的做法，主张“定无所入，慧无所依”，　“举手举足，长（常）在道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以平常人的心识，就能“即凡成圣”。所以他反对坐禅，说：“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到了怀海时代，“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已成为制度。

六祖慧能肉身像

六祖慧能圆寂后，没有按佛教惯例火化，而是将尸身胶漆，并用铁裹头颈，保全了六祖的真身。真身藏于韶关南华禅寺，坐像通高80厘米，六祖结跏趺坐，神态安详。一千多年来虽历经兵火，但在寺院僧人的精心保护下，这尊塑像被完好地保存下来，堪称国宝。

慧能

生于公元638年，逝于公元713年。俗姓卢，范阳　（今北京大兴）人。24岁参佛学。唐龙朔元年（661）谒见禅宗五祖弘忍。曾做杂务。后弘忍选择传衣对象时，因其所作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本清静，何处惹尘埃”，高于神秀，而被选中。按弘忍之意，慧能秘密到达岭南。16年后，他来到广州法性寺，因出语不凡，并有弘忍法衣，被推举为住持。后移住曹溪宝林寺（即今南华寺）。唐睿宗延和二年（713）逝于国恩寺。慧能是禅宗（南宗）的实际创始人。其宗教思想是“识心见性，顿悟成佛”。《坛经》是他的门人在其身后整理、记录他事迹和语录的著作。(www.xing528.com)

立雪亭

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是为禅宗六祖。这里相传是二祖慧可立候达摩，雪过及膝，断臂佛前，得到衣钵法器的地方。殿内神殿中央供奉铜质达摩坐像，两侧四个泥塑像分别为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

其三，在思维方式上，传统的坐禅，采取的是“证”，而禅宗采取的是“悟”。“证”是一种非语言概念的认识活动，是一种直觉或直观的认识，据说以此可以达到“觉悟”境界。而禅宗的“悟”据说是对“证”的超越。这种所谓“顿悟”不是直觉、直观，既不是逻辑思维，也不是形象思维，而是一种基于感性又超越感性的异乎寻常的精神感受，这种感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是一种意境，人在这种意境中享受成佛的快乐。“顿悟”是个性化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由此，禅宗反对“籍教悟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在传承过程中，师父往往采取　“机锋”、“棒喝”、“四宾主”、　“四照用”、　“五位君臣”等方法，启发徒弟幡然醒悟，形成了中国禅宗不同于传统佛教的最大特色。

神秀

生于公元606年，逝于公元706年。禅宗北宗创始人。年轻时学习儒、史，后出家受戒。50岁时随禅宗五祖弘忍求法。作杂役六年。传说，弘忍为选接班人，让每位弟子作偈一首。神秀因所作偈“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未见心性，未被选中。弘忍死后，他在荆州当阳山玉泉寺传法，声誉很高。武则天很重视他，在他90岁时，接他入宫讲法，向他礼拜。中宗也很器重他。神秀去世后，中宗封其谥号为“大通禅师”。神秀继承了禅宗以心为宗的传统，认为“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反对“将心外求”。其禅法被称为渐悟。

禅宗这朵佛教文化奇葩生长的基础，一是继承和发展了传统佛教文化，因为如没有一点佛教文化之根底，它就不是佛教了。禅宗思想的哲学基础是般若学，般若学是佛教大乘空宗的认识论。慧能在回答弟子问题时曾说：“何名般若？般若就是智慧。”禅宗的心性学与传统佛教心性论是契合的。二是它接受了中国务实文化的滋养。中国传统文化是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的，禅宗强调在现实生活中求解脱，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现实主义品格的反映。禅宗将潜形幽谷的佛教变成了置身红尘的人间佛教。慧能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为觅兔角。”他的徒弟神会、马祖道一的弟子怀海等都大大发展了禅宗的入世性。三是禅宗教义是老庄哲学、魏晋玄学与佛教禅学相结合的产物。禅学探索生命从枷锁到自由之路，与老庄、玄学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追求是趋同的。禅学以宗教哲学的形式传承了老庄哲学和玄学。四是禅宗“自我解脱”的理念，来自“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它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它的思想体系。

顿悟

佛教名词。与渐悟相对。指无须长期修习，一旦把握佛教“真理”，即可突然觉悟。首倡于东晋、南北朝时的竺道生。竺道生说，佛理是不可分的整体，所以对它的觉悟也不可能分阶段实现。至隋唐，随着各个宗派形成和发展，　“渐”、“顿”之争更加激烈。有的说先因渐修功成，而豁然顿悟；有的说须先顿悟，方可渐修；有的说顿悟顿修；有的说法无顿渐，顿渐在机。禅宗在诸派中主顿悟说；禅宗内部，北宗神秀侧重渐修，南宗慧能则提倡顿悟。不悟，佛即俗人；悟，俗人即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顿悟的形象说法。悟的核心内容，是一切皆空。

禅宗在文化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第一，它改变了中国佛教的面貌和格局。在佛学方面，一扫繁琐哲学的风气，使佛学理论简约化。禅宗认为人人可以成佛的佛性论和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论取得了一致，使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更容易接受。禅宗反对出家苦行，不主张大量诵经、大搞祈祷等复杂宗教仪式，对普通的劳动人民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会昌法难”之后，其他流派均趋衰微，只有禅宗迅速恢复和发展，这和它的中国化、大众化不无关系。第二，禅宗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以禅宗为标志，中国佛教的佛性论已发展为完整的心性论，它把魏晋以来的心性论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宋明理学的形成也是以禅宗心性论为中间环节的。第三，禅宗的“悟”的思维方式从理论到实践，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标榜和追求“意境”成为创作的艺术标准。禅僧以诗悟禅，曾经写下了不少禅诗，受其影响，一些文人士大夫也写下了不少意境空旷、富于禅意的诗歌。一些禅僧和居士在绘画中表现对禅意的追求，创造了一些新的技法，使中国画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书法艺术受禅宗影响，产生了许多不拘常法、超然出尘的作品。第四，令人始料不及的是，禅宗对日本文化及西方文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五，它那开拓创新的精神、扎根于人民的功夫以及和而不同的思维，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世界、和谐社会文化，仍不无启迪。

禅宗六代祖师图跋　[明]唐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