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合

回顾中国传统宗教在整个中世纪的历史，可以看出，它对于异质宗教基本上做到了兼容并包、善待宽容。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太上老君像

太上老君是道教最高神之一。老子被神圣化始于东汉。东汉的张陵（后来的张天师）创设天师道，为了和佛教抗衡，便抬出老子为祖师，并尊为太上老君。后称“太上道德天尊”。其后道教典籍将老子极度神化，谓其生于无始之时，无因而起，是万物之先，元气之先。

一是中国传统信仰文化基因的综合性容易接纳异质宗教。中华民族自身是由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而成的，这就使中华民族信仰的宗教带有必然的综合性。中华民族的文化包括宗教文化都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作为华夏族圣哲的孔子和老子，都不是当时的统治者周族的后代：孔子祖辈是宋人，是殷人之后；老子是楚人，属南方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使中华文化形成了这样一个传统：不管你是什么民族，不管你是什么地方人，只要你的思想符合当时中华民族的整体需求，就会得到善待和吸收。这样的文化传统背景就使域内域外异质宗教文化有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二是中国宗法性的传统宗教是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众神有等级划分，但任何神灵都不是独一无二的。这就使中国传统宗教文化少有排他性，而多有民主性和吸纳性。

三是中国传统宗教的“敬天法祖”教义根深蒂固，在任何异质宗教面前都信心十足。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坚持把生命之本源归之于祖宗，生命之基础归之于社稷，生命之主宰归之于天神，生命之依靠归之于家族，认为“丧祭之礼废，则骨之恩薄”。他们还崇奉二本：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吉礼敬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任你异质宗教发达、传入，我自岿然不动。你可以影响我，但你绝对改造不了我。这种对异质文化的容纳，实质是中华文化底蕴深厚、胸怀博大的表现。

四是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的务实精神，为异质宗教的存在、发展找到了与传统宗教的结合点。中国传统宗教的务实精神首先基于传统宗教的性质。传统宗教在远古时代是奴隶主宗教，在封建社会是封建主宗教。统治阶级把传统宗教作为维护政权的工具。维护世俗的宗法统治是宗教的重要任务。其次，传统宗教的务实精神基于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宗教观。孔子是奴隶主的谋士，他信天命更信王命，重来世更重今世。儒家的宗教观与统治阶级心有灵犀一点通，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中国人主要信奉以崇拜“天地君亲师”为中心内容的传统宗教，对于其他宗教，只要对生产生活有用，也不妨信上一信，“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正是这种心理的写照。异质宗教看准了这一点，往往顺应中国人的需求，开辟自身的立脚点。

五是历代统治者的宗教政策使异质宗教做到了与中国社会相适应。历代封建王朝宗教政策的共同点是利用宗教巩固政权，以我为主，对我有利。异质宗教要想在中国立足，就必须做“顺民”。

以上提到的几点原因已为历史事实所证明。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产生于东汉中晚期。原始道教与农民起义相结合，不容于当朝。到了魏晋以后，其一部分向上层发展，成为贵族道教，除建立成仙的理论体系之外，攻击早期道教，诋毁农民起义，提出以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以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认为道教徒要以儒家的忠孝、仁恕、信义、和顺为本，否则虽勤于修炼，也不能成仙。此后的道教开始向宗法传统宗教靠拢，得到了历代朝廷的支持，到了隋唐北宋时，一些帝王崇信道教，道教趋于隆盛。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为最先来华传教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传教士所立。景教碑建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碑文简述了基督教信仰，着重记叙景教在中国唐代的流传情况。碑文的撰写人景净系波斯传教士,他的中文功底深厚、学识渊博，大量引用了儒、道、佛教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以阐述基督教教义。

“三武一宗”法难

第一次“法难”发生在北魏时期。北魏太武帝（423—451在位）初时信佛教。后来，他听了司徒崔浩的劝谏，逐渐改信寇谦之的道教。公元445年，杏城吴盖造反，关中骚乱。太武帝亲自出兵讨伐。当大军进入长安搜查佛教寺院时，发现寺庙中藏有弓矢矛盾等兵器，太武帝怀疑僧人与吴盖勾结谋反；又在寺中查出酿酒器具、大量钱财；还发现寺内有隐蔽的房间，有迹象表明，这是和尚与女人淫乱的场所。太武帝怒火中烧，于是下令诛杀长安僧人，烧毁佛像。之后，发布命令，在全国各地废佛。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七年（446）命令各地官府焚毁佛像经籍，坑杀僧人。由于太子信佛，暗中为僧人通风报信，所以佛教减少了一些损失。但北魏境内所有寺院佛塔几乎都遭破坏。

第二次是北周武帝（560—578在位）时。还俗僧人卫元嵩上书武帝，认为治理国家不必依靠佛教，武帝表示赞同。于是多次召集僧人、道士、百官辩论儒释道三教先后，最后于574年下令禁佛道两教，令僧人还俗，禁绝儒家没有的祭仪。577年，北周灭北齐时，周武帝在北齐推行灭佛令，使其境内佛教一时销声匿迹。(www.xing528.com)

第三次发生在唐武宗会昌年间，史称“会昌法难”。唐武宗（840—846在位）在道士赵归真、刘元靖等鼓吹下，认为佛教“非中国之教，蠹害生灵”，于是在会昌五年（845）下令，于东西两都两街各留两寺，每寺留三十名僧人，节度观察史治所和同、华、高、汝四州各留一寺，其余皆毁。共毁佛寺44600所，僧尼还俗260500人。所废寺院田产没收，钟磬铜像铸钱，铁像铸农具。私家金银佛像尽行没官。

第四次发生在五代周世宗（954—959在位）时。周世宗于显德二年（955）年四月下诏，严禁私自出家，未经批准的寺庙一律拆毁。共废寺3336所，所毁铜像用以铸钱。经律论多遭湮灭。

开封犹太教清真寺

是犹太人定居中国后建立的唯一有遗址可寻的犹太教清真寺。北宋时期，当时的首都东京居住着来宋朝经商的犹太人。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建立了这座清真寺。该寺于19世纪中期毁弃。法籍阿訇孟正庆曾为该寺绘了两张图，一为寺的全景，一为寺的内观，使这个在开封存在约700年之久的犹太教清真寺的面貌得以保存下来。

佛教是公元前二年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异质宗教。早期中国佛教为了与中国传统信仰相结合，自称与黄帝、老子之说相通。东汉后期出现老子化胡说，宣传佛教是老子进入天竺（古印度）创立的。由此引起争论，一直到元世祖十八年（1281）老子化胡说才被禁绝。佛教传入汉地后，沙门（僧侣）见帝王双手合什不跪拜，与封建皇权与传统宗教习俗不合，于是引起了沙门敬不敬王者之争。这一争论起于东晋，南北朝及隋唐时都曾旧话重提，直至唐开元二年（714）才算作罢。结果，佛教方面的意见被官方接受。在诸多辩文中，东晋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最为著名。慧远除讲了出家人的特殊性外，主要强调了佛教“阴助王化”的社会功能。即，表面上佛教不敬王者，实际上佛教劝导世人在艰难困苦之中求诸内而不诉诸外，可维持社会稳定，这是对朝廷大有功劳的。此外，佛教界普遍认同，“不依国主于佛事不利”，主张释儒合一，力求教义与儒家思想趋同。因此佛教才在整个封建社会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

中国礼仪之争

17至18世纪天主教在华传教史上关于如何对待中国礼仪的争论。葡萄牙控制的耶稣会一直坚持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方针，允许中国信徒保留祀孔祭祖和其他风俗。后来的西班牙多明我、方济各会等为了夺取对华传教垄断权，反对耶稣会的做法，1635年向罗马教廷告状，未有结果。1643年再次上告，1645年教皇英诺森十世批评了耶稣会。耶稣会派人赴罗马申诉。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又同意耶稣会的方针。1669年教皇克雷芒九世指示可视环境情况灵活而行，并将此案交异端裁判所审理。论争双方各行其是。1700年起，论争发展为教皇与清朝皇帝的公开冲突。该年康熙帝声明，祀孔祭祖系中国风俗，不含宗教意义。1704年教皇坚持严禁中国教徒行中国礼仪，派代表于次年到北京同清帝谈判，未获成功。1706年康熙帝驱逐反对中国礼仪的传教士，同时派耶稣会传教士去罗马协商。1715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布《从这日起》禁约，重申前禁，违者与异端同罪，受绝罚。康熙帝认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于是拘捕了天主教传教士，禁止传教。1719年，教皇派特使来华，康熙帝未予接见，传旨逐客。特使嘉禄只好妥协，拟出“八项准许”文件，同意可在与教皇禁令精神不相悖的情况下行非宗教性的中国礼仪。但这一决定并未使论争止息。1742年，教皇本笃十四世最后裁决，下《自上主圣意》指令，重申1715年教皇禁约，废除嘉禄的“八项准许”，令传教士设法使中国教徒顺服教皇；清廷毫不退让，严禁传教。此决定成为中国百年闭关锁国的缘由之一，为人们始料不及。1842年清廷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与英国人签订了《南京条约》，依据此条约，天主教传教士始再次在中国传教。

伊斯兰教自唐永徽二年（651）传入中国，也因其教义与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并行不悖而逐渐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尤其是明末清初，经伊斯兰教学者的阐释，更进一步推动了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明末清初的王贷舆、清初的马注和刘智、清末的马德新等伊斯兰教人士著书立说，将伊斯兰教教义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使二者互为表里，相互发明。他们认为，伊斯兰教与孔孟之道在总体上是协调一致的，尤其在强调“忠孝”这一点上更为明显。刘智把伊斯兰教的念、礼、斋、课、朝“五功”和儒家关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的“五典”结合起来，指出二者在主旨上是一致的。主张穆斯林在学习经训的同时，也应学习儒学。他们的宗教思想得到了中国上层儒者文人的赞许。他们认为，“清真一教，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其教亦不废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序，而洁而好施，更广吾儒所不足”，等等。

此外，被称为景教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曾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传入中国，因其教义无碍于宗法性传统宗教，被准许在中国流布。创于古波斯主张行善的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拜火教）曾于公元6世纪南北朝时传入中国，一直流传到宋代。被称为一赐乐业教的犹太教曾于公元10世纪或12世纪传入中国，被准许建立宗教活动场所，进行宗教活动，清代以后才逐渐消失。

不必讳言，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所谓“三武一宗”灭佛“法难”，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周世宗发动的废佛禁佛事件。这四次“法难”的发生，各有具体缘由，但其共同点，都不是佛教教义发生了和传统宗教不相容的变化，而是佛教在政治、经济上损害了以封建王朝为代表的世俗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其背景是，在当时，佛教享有特权，寺院占有大片土地，不缴税赋；僧人不服劳役和兵役。寺庙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出家僧尼越来越多，国家税收越来越少，服劳役、兵役的人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不得不采取控制、打击佛教的措施。

由于宗教教义与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发生矛盾而导致异质宗教被取缔的事件也发生过。这就是17世纪至18世纪天主教在华传教时所发生的“中国礼仪之争”。这场争论的结果，以清廷宣布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播而告终。但这一事例说明不了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对待其他宗教不宽容，而只能说明中国传统宗教对异质宗教的兼容并包并不是没有条件而已。

泉州清净寺

是中国最早的清真寺，又名麒麟寺、圣友寺，阿文名艾苏哈卜寺，在今福建省泉州市涂门街。据寺内现存的阿拉伯文碑载，始建于回历400年，即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元至大三年（1310）、元至正十年（1350年）及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均曾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