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对话录：解析教育公平不足

时间：2008年12月7日

媒体：《东方周刊·社会时事》

采访者：陈琛 王开

社会应该从学历主义走向学力主义，让那些没有很高学历的人，同样可以做公务员，甚至做部长，可以受人尊敬。在尊重能力的前提下，有学历以外的更多的衡量指标，人们就不会都去挤高考这座“独 木桥” 了。

记者：恢复高考可视作教育改革的发端之一。30年来，围绕高考制度的争议也越来越多，改革呼声渐强，对此您怎么看？

朱永新：高考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如何实现高考的公平，也有不同的模式。我认为，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分数，本身就不公平。

我有一个观点，应当对国内大学进行分类管理，也就是分成国立大学、省立大学、市立大学等，国立大学对西部、农村招收定向培养的大学生，保证边疆有人才资源。

记者：从2003年起，全国有22所大学开始尝试自主招生。对此项高考改革，您如何看待？(www.xing528.com)

朱永新：改革开放30年为什么取得这么大成就？最根本的是解放了生产力，而教育解放的力度相对不够，许多政策把学校的手脚捆起来了。我一直呼吁和提倡把招生的权力还给大学，这是社会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

大学有不同的人才需求，不能搞简单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要鼓励大学办出个性来。世界上那么多有名的大学，哪个大学是没有自主权的？不仅是招生的自主权，以后连课程设置的自主权、专业设置的自主权等，都要还给大学。

记者：人们一直把上大学看做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但1999年后，随着教育的产业化和大学的扩招，大学收费提高，教学质量下降，大学生就业困难，高等教育的含金量在降低，有人甚至说“上大学不再能改变命运”。

朱永新：我们大学的毛入学率是20%多，其实也不是很高，世界上比我们高的国家多得是。当然现在回头看，扩招的速度、规模、节奏都快了点，但我认为这步既然已经跨了，也没什么好害怕的，重点是思考今后我们在高等教育规模发展上如何更均衡、更可持续，思考社会如何从学历主义走向学力主义，让那些没有很高学历的人，同样可以做公务员，甚至做部长，可以受人尊敬。在尊重能力的前提下，有学历以外的更多的衡量指标，人们就不会都去挤高考这座“独木桥”了。如果全社会都树立这样的共识，很多僵化的教育模式就会受到挑战。

记者：高校收费20年间增长25～50倍，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吗？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证贫困人群享有教育公平？

朱永新：国际上有个非常好的做法，就是根据家庭收入高低来收学费。我们现在是根据高等教育的成本来定价，可是又缺乏严格规范的核定机制。

平心而论，我们的大学收费在总量上跟国际上的重点大学还有差距，但从收费占老百姓收入的比例来看，已经超过国际标准很多。必须建立起不让一个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国家机制，通过助学金、贷学金、奖学金、绿色通道等保证每个人都读得起大学。另外，应该允许一部分学校以国家购买公共服务产品的方式帮助困难学生。还有，大学分类以后，可以赋予其一定的自主收费的权力， 自定收费标准。同时，国家还可以对到西部、到农村就业的大学毕业生实行退还学费的鼓励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