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1年4月11日
媒体:《新京报》
采访者:曹保印
我们现在是打着全面发展的旗号,干着全面不发展的勾当。所有的都想学好,学生就没有自己的志趣,就没有下力的方向,就没有执著的科学精神。我们不能鼓励平均主义,不能鼓励平均发展。这在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一样的,不仅仅是清华。但是,清华需要有这样的胸怀,那就是:把全世界的偏才、怪才都给我。
4月份,结合清华百年纪念,就“中国的一流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一问题,本报记者在北京对话朱永新教授。
记者:现在,很多大学在尝试教育模式创新,清华也一样。您认为在教育模式创新中,清华应起到什么作用?
朱永新:尽管清华做了很多教育模式创新,但是,就教育制度创新而言,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是清华,整个中国高等教育在创新方面都存在这个问题。这和中国教育整体缺乏创新精神有很密切的关系。在这方面,清华应起到示范和领军的作用,不只是模式创新,更应该是制度创新。
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例。清华应该以学科建设为核心,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在某一个或几个学科上,瞄准世界第一,不要全面出击。国家对清华的支持力度那么大,清华应该能做得到。对特别拔尖的项目,清华应给予大力支持。
记者:就教育制度创新而言,您认为清华具体需要做些什么?朱永新:既要学校管理去行政化,又要高校管理人员去学术化。现在,不只是清华,很多高校的领导、行政管理人员,还要写文章、评职称。其实,他们只要做好服务就行了,不应该参与评职称。政工人员评职称很荒唐。行政管理人员应有他们自己的职务上升通道,不要再进入学术职称系列。
我建议在行政资源和学术资源之间做一道防火墙,二者各自独立。如果清华连这样的问题都不解决,或者解决不了,不要说再过50年,就是再过100年,也进不了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体制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真正把大学的学术权力交给教授。现在,行政力量太强大,影响了学术,这在中国是普遍现象。
记者:在创新人才的培养上,清华的努力方向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朱永新:一个是培养真正意义上的大师。什么是大师?从学术上来说,应该是某个学科国际公认的领袖,比如掌握了世界性的关键技术,是一些世界性关键技术的创造者、关键理论的提出者。清华如果能有一至三个,那就很了不起了。这就要求清华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招聘教师,使教师成为世界一流的。(www.xing528.com)
另一个是招收世界一流的学生。没有世界一流的学生,也成不了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清华的招生有问题。第一,它招的海外学生的标准太低。你看我们去上哈佛、耶鲁的学生,都是全中国最顶尖的学生。清华要提升品质,就要把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招到清华来,至少几个学科的学生是最优秀的。第二,它也没把国内最优秀的学生都招到学校里来,很多学生出国读大学了。
记者:您的意思是,清华自主招生的力度还不够大?
朱永新:高考招生大战的“北约”和“华约”,实际上就是“第二高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像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应该取消按地域招生的做法,改成按阶层招生,多照顾弱势人群。比如说,农村的孩子有多少比例,少数民族的孩子有多少比例。谁听说过哈佛大学是按地域招生的?按阶层招生,这是世界惯例。所以,清华的自主招生制度要变革,要能真正把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一流的学生都招到清华来才行。清华能否网罗最优秀的中学生,最优秀的偏才、怪才,这决定着它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记者:说到偏才、怪才,您认为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朱永新:真正的大师级的人物,大部分是怪才、偏才,而且往往怪才、偏才能做出不同寻常的大业绩。但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偏才、怪才并没有进入好的大学。现在清华的招生,比如说在江苏,就要求学生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绩都不得低于第一批录取分数线。这就有问题了。
我们不应该有学科的限制,而只要看这个人是不是人才。我们现在是打着全面发展的旗号,干着全面不发展的勾当。所有的都想学好,学生就没有自己的志趣,就没有下力的方向,就没有执著的科学精神。我们不能鼓励平均主义,不能鼓励平均发展。这在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是一样的,不仅仅是清华。但是,清华需要有这样的胸怀,那就是:把全世界的偏才、怪才都给我。
记者:清华现在鼓励本科生提早参与科研,您对此作何评价?
朱永新:不是提早参与科研,而是学生一进大学,就应该既是一个学习者,又是一个研究者,一开始就应该有科研的精神、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成长起来。对文科学生,就应该是共同阅读、共同讨论;对理工科学生,就应该是参与实验。但是,在很多大学,实验室基本上不对学生开放,学生进实验室要过很多关,非常麻烦。实验材料的消费也控制得很严,一个学生要想自主地做实验,只有在毕业时才有可能。所以,要注意公共实验室的建设,让学生把实验室当成另一个教室,这些实验平台对学生的成长极其重要。
记者:在人才培养方面,您最想强调的是什么?
朱永新:学术自由。我们在这一点上做得还不够,我们需要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气氛。大学本就是各种思想、各种创意自由生长的地方,需要听取不同的声音,容纳不同的声音。在不违反法律和学术规范的前提下,我们的大学应该让思想有充分的自由空间,让学术有自由成长的空间。这是我们所有的大学都需要特别关注的。没有这个,我们同样也走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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