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对话录：重振教育改革信心！

时间 ： 2010年3月5日

媒体：《科学时报·读书周刊》

采访者：麻晓东

我认为，在中国改革和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关键时刻，政府和教育部门应该紧紧抓住这些问题，寻找改革的突破口，切实办好让人 民满意的教育。

记者：今年“两会”期间，您有没有新的提案，能否概括介绍一下主要内容？

朱永新：今年“两会”我提的建议仍然有十四五个吧，主要集中在教育与文化问题上，这也是我们民进的界别特色，是我们参政议政的主阵地。建议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继续为教育呼吁的，如关于继续进行社会动员，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落到实处的建议；关于借鉴重庆、广东经验，妥善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建议；关于培养创新与拔尖人才的建议；关于特殊对待特殊人才护照问题的建议等。第二个方面是为文化事业而提出的一些建议，包括关于应该把文化立国作为国家战略的建议；关于加强文化立法的建议；关于建立文化大部委的建议；关于支持建立非营利出版社的建议；关于扶持和发展基层图书馆的建议，等等。第三个方面是为阅读进行呼吁的，如到今年为止我已经第八次提出的呼吁设立国家阅读节的建议；关于推出国家基础阅读书目的建议；关于切实加强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建议等。此外还有一些为相关群体呼吁的建议，如呼吁尽快出台适合儿童的基本药品目录、规范儿童用药的建议等。

记者：去年您出版了《新教育》和《给中国教育的100条建议》两本新书。新教育实验至今已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回首十年，您一定有很多收获和感触吧？

朱永新：是的，2010年出了几本书，除了你提到的两本外，还有《教育如此美丽》和《教育的解放》，其中包含了我对教育的一些思考和观察，以及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新教育实验的即时记录。正如你所说，新教育实验至今已走过十年的历程，其间的辛苦与收获，让人感慨颇多。但是，当看到那么多老师在实验中获得成长，那么多学生因此而受益，我们觉得那些付出都是值得的，是有意义的。新教育人相信，只要努力付出，前方就会有收获在等待着我们。

至今，新教育实验在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拥有862所实验学校，同时有28个新教育实验区，超过6万名教师和100万名学生正在我们的新教育共同体中共同成长着。2010年，新教育网络师范学院成立并正式在网上开课，至今已有上千名学员。我们相信，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打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

2010年，我们成立了新阅读研究所，是专门从事阅读研究的公益性学术机构。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的研制，获得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支持，并得到了香港陈一心家族基金会的资助。我们将在今年4月正式公布这个书目，并进行相关的研制和培训活动。我们有信心拿出一套适合中国小学生阅读的基础性书目，为孩子们的精神成长打底。在未来几年里，我还将开展学前阶段、中学阶段以及教师、家长等一系列书目项目的研究。在研制和发布过程中，也希望媒体朋友能够给予足够的关注。

2010年7月，新教育实验第十届全国研讨会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新教育实验区举行，有2300多人参会。这次年会我们围绕“学校文化”的主题进行了研讨。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相信，新教育实验会为中国教育拿出一套具有全新特色的校园文化模式。(www.xing528.com)

今年年初，我们的新教育基金会正式启动，并在举办的慈善晚宴上进行了拍卖募捐活动，现场筹得善款130多万元。新教育实验坚持通过公益的模式，进行教育的行动研究和探索，力争为中国的素质教育作出贡献。

记者：《给中国教育的100条建议》中收录了您近年来关于教育问题的很多基本思考，其中有一篇《将教材纳入国家图书评奖》的建议。去年，有一套成书于70多年前的老教材《开明国语课本》热销，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使旧教材如此受到读者的追捧？

朱永新：是的，我曾经提过这个建议。由于教材直接影响一代人的成长，教材的质量是教育教学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整个民族精神发育的重要食粮，所以我呼吁必须对教材的编写给予充分关注。在国外，很多国家对教材的编写工作非常重视，他们的教材很多都是由大师级的学者来主持编写的，甚至有一些专家把编写优秀教材作为自己终生的主要工作，许多著名教材年年修改，不断再版。而由于我们一直忽视教材编写工作，使得很多编者没有积极性，没有用心编写教材。

老教材特别是我们民进的前辈叶圣陶先生所编的那套老教材，今天再版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家长们的喜爱，这也从另一面反映了今天的教材编写水平不佳的现状。这令很多教材编写者感到尴尬，也令我们反思教材编写出现的问题。我们的教材为什么越来越不被孩子喜欢，而七八十年前的老教材却受追捧？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由于我们今天的教材内容离孩子的生活越来越远，越来越不符合孩子们的心理特质。研究教材、编写教材的人，首先应该多研究儿童、多研究儿童的心理和儿童成长的规律。

记者：不久前，美籍华裔教授蔡美儿的新书《虎妈战歌》在美引起巨大争论，国内众多家长和教育人士对此也很关注。您对中美教育观的这种激烈碰撞有何看法？

朱永新：对“虎妈”教子的这个教育热点事件我有过关注。人们都通过这个教育个案来思考和比较中国教育与美国教育。其实，首先我们要思考的是，“虎妈”教育子女的模式是否就代表了东方特别是中国教育的模式，我想是代表不了的。因为对这种带有摧残孩子性质的教育方式，许多中国家长也是无法接受的，即使是在今天应试教育竞争激烈的现实下，中国的家长在教育孩子时也不会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

当然，在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往往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这引起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家长的反思，他们认为中国教育具有很大优势，尤其是去年上海地区在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中取得的优异成绩，让美国和西方有像苏联卫星上天的感觉。对此，我们不要沾沾自喜，不能认为我们的教育就真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了，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要意识到，中国教育给孩子的前半程带来的优势，并不代表中国孩子离开学校后的后半程就真的超过了人家。我们的学生在激烈竞争的应试教育下，往往缺乏发展的后劲，往往更容易丧失未来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这是我们应该继续进行反思和提高警惕的。

记者：2010年，在教育领域发生了很多大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中小学校园安全问题、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南方科技大学自主招生问题等都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教育问题似乎从未像现在这样与每个人的生活紧密相关过，而其中又充满着艰难与希望，您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前景有何展望？

朱永新：2010年，中国的教育领域有很多值得关注和思考的热点问题。这些问题既与人们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对中国教育的考验。我认为，在中国改革和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关键时刻，政府和教育部门应该紧紧抓住这些问题，寻找改革的突破口，切实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当然，最让人充满期待的就是2010年5月审议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这个《纲要》为今后十年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一个让人充满希望和期待的蓝图。但是，我也有些担心，因为按照常规，这么重要的改革方案的出台，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呼应，但现实情况是好像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而且隐约让人感觉到一种冷寂。这也许与多年来教育改革口号频出，却不见太大进展，因而令社会各界产生了“狼来了”的心理状态有关。我认为，社会对于教育改革的信心不足这一现状，将会成为《纲要》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前两年，当金融危机到来时，温家宝总理曾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我们相信，这句话放在如今的教育改革问题上同样适用。2011年是实施《纲要》并积极进行试点的起点之年，我们需要深入探讨如何将《纲要》落到实处的问题，继续进行全面的社会动员，这对于重建人们对教育改革的信心，应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