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对话录：我的教育观点

时间：2005年3月10日

媒体：搜狐网

采访者：网友

当大家都在表扬教育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多找一点问题； 当大家都在批评教育时，我反过来要为教育讲点儿话。我觉得中国教育这么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成就是巨大的。不能否认这么一个事实， 中国教育的成长，增长的速度是超常规的。

搜狐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嘉宾已到访谈现场，我们的访谈马上开始。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苏州大学博导朱永新教授。

今天的访谈由特邀主持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教科所研究员曾天山教授主持。欢迎大家踊跃提问。

一、我建议成立一个“中国教育科学院”， 与中国社科院、 中国科学院平行

特邀主持曾天山：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年“两会”，教育是一个热点话题，在报纸、杂志、电视上看到关于教育的话题非常多。朱委员，您今年带来了哪些提案？

朱永新：今年我带了20个提案，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我自己的管理工作中碰到的一些教育问题和其他问题。比如关于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的评比中，有一些教育指标不太合理，规定一万人里有多少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其实计划生育做得好的城市人口数就少，计划生育做得不好的人口就多，这不合理，我们要做一些修正。还有要把学校之间的剪刀差作为重要的评价标准。不是要看好学校有多少，而是要看剪刀差，将其作为教育的经济系数。再比如说国有企业里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从事职工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人，他们没有享受到教师的待遇，而国有企业里中小学教师享受了教师待遇。因此这部分老师经常给我们写信反映他们的困惑，希望同样能够享受教师待遇。以上是我在工作中自己碰到的一些问题。

第二类提案是我在研究过程中对教育的一些看法，比如说我呼吁高考制度改革。 目前中国教育有两个大的瓶颈：第一个是农村教育的瓶颈、义务教育的瓶颈，即让更多人享受教育机会的问题；第二个就是高考制度问题。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有一个社会科学院、一个中国科学院，另有中国工程院，就是没有一个教育科学院，我建议成立一个中国教育科学院。因为教育的研究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教育决策。而且我建议要设立院士制度，跟科学院一样。再比如说在全国应该推进全民读书运动等。这是在我研究过程中觉得比较重要的问题。

第三类提案就是通过网络来征集的。2004年“两会”以后3月17日我们就在“教育在线”上开始征集提案，我的主题叫“2005，我们说什么？”，有一万多名网友上去访问，有800多个跟帖。我把它们做了一个整理，很多提案也带过来了。很多网友提出“校长认证资格”。在一个学校里校长很重要，但是没有一个校长认证资格条件。再比如很多网友提出的民办学校老师不能享受公办学校的待遇，不能参加各种保险，应该让他们有同样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社会保险，等等。还有更直接的，和教育没有太多关系的，比如说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权益保护法。中国有1.2亿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他们的权益保护问题值得关注。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构成了我今年的提案。其中还包括对于新考纲的执行。现在离高考只有一百天了，教育部却出台了一个新的考试大纲，我认为这个时间至少应该提前一年。我建议考纲只对后一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有用，本年度应该执行上一年度的考纲。还有禁止有偿补课等，我一共带了20个提案。

二、加大教育投入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地步，我期待 到2010年全国实施免费义务教育

主持人：可以看出您是一位非常尽职尽责的政协委员。教育问题大家非常关注，因为这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千秋基业。今年有一个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弱势地区和义务教育免费的问题。一方面在关心，在给予更大的资助，但另一方面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反而在倒退，这两个矛盾是大家感觉比较突出的问题，请您谈一谈。

朱永新：这一次温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讲到，在2007年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基本上实现免费义务教育，一句话得到了两次非常热烈的掌声，我觉得反映了民意。我也很开心，这次正好也提交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提案。

其实不仅仅是农村，在整个中国都要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实际上义务教育本来就应该是免费的，免费这两个字是多余的。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处在特定的情况下，所以还是说免费义务教育。

这次提案希望到2007年能够在所有农村实现免费义务教育，不仅仅是在贫困家庭。做这件事情很重要，这当然不用说了。世界上140多个国家都实现了义务教育，比如在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像缅甸、越南、泰国等。我们边界的一些孩子甚至跨过国境去人家那里接受义务教育，我觉得这说不过去。从这件事的可行性来说，也是有可能的。我算了一笔账，中国有1.9亿初中以下的孩子，按照70%在农村算，约1.3亿，按照每个学生每年500块钱算，也就是650亿元；东部省可以自己负担，就是不到500个亿；国家财政去年新增财力就有将近五千个亿，所以我觉得国家应该是有能力做的。这也是中国教育工作者呼吁多年的事。

再就是你刚才讲到从经费空间来说，也还是有的。我们国家去年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还远远没有到4%，去年甚至比上一个年度还下降了0.05个百分点，这无论怎么说都是说不过去的。而且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21%下降到15%。我觉得从国家的情况来说，加大教育投入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地步。

主持人：我们现在讲的是针对贫困家庭的免费义务教育，下一步大家期望的是全面的免费义务教育，您估计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从农村到城市，从边缘地区到发达地区，大概多长时间才能够完成？

朱永新：事实上农村能够做到以后，各个城市可以自己做，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同步的。但是如果说国家财力主要放在农村的话，我想农村完成以后再用三年的时间可以解决城市问题，到2010年在整个中国实施免费义务教育，这是我期待的一个重要目标。

主持人：免费政策应该是义务教育最本质的东西了，但是按照政府的投入来讲，对西部的投入已经近万亿了，算下来经费也不少了，接下来就面临着使用经费的问题。重物还是重人？重地区还是重人群？在经费可能的情况下，经费的效益问题也是应该考虑的。所以我也有一个观点，经费用于人、投入学生最多的地方是最好的，比如拿来盖房子，而投向大的长期建设可能就比较慢了。

朱永新： 目前都是专项经费，比如说“两免一补”，应该把专项性的安排变成制度性的安排，因为专项性的安排是难以持续和保证的，只有制度性的安排才能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问题。关于这个制度我同时提了两个提案来探讨义务教育，一个是制定义务教育国家标准，这也是我多年一直在倡议的。

我觉得义务教育应该首先有一个基本的国家标准，即实施义务教育，应该从校舍开始。像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 日本很多地区，作为一所学校，就要达到课桌、板凳、黑板、窗户、光源方面的国家标准。现在我们很多学校是孩子自己扛着凳子到学校来，还要自己带课桌，灯也没有规范。我觉得现在应该有这个规范。第二要有统一的设施标准，如一个学校多少学生应该有多少电脑、应该配多少图书。第三是经费标准，一个学校有多少学生应该有多少经费。第四是教师工资标准。第五是学生学习成果标准，如语文要学多少字，数学要学什么内容。义务教育这五大标准体系要建设起来。我建议中央教科所应该作为立项课题进行研究，我觉得这对义务教育来说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做好了功德无量。我愿意主动请缨。

还有一个提案是国家财政体系的解决方案。现在全国办大教育来解决问题也有难度，各级财政要分担。东部地区可以自己来解决，西部地区主要靠中央财政来帮助解决。这需要有一个经费分担的体系。

主持人：你说的经费分担就有两个问题了，一是教育成本的问题，我们国家现在一直没有教育成本概念，我们用钱、投钱都没有一个标准；第二是最低保障的问题，硬件方面应该有低保的标准。

朱永新：只要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哪怕是只有一个学生的学校也要达到标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来做的。

三、要用教育券的形式解决流动人口教育的问题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义务教育是按照区域实施的，有一个盲区就是流动人口的教育，就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教育问题。这个问题怎么办？教育部也拿出了一些办法、措施，一个是公办学校为主，一个是流入地为主。应该说这方面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就学机会和质量，还有心理方面的一些因素；再比如农村的留守儿童，就是没有跟着父母进城来流动的。按照中国流动人口发展的大趋势，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永新：这是中国义务教育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去年四部委发了一个文件，要求流动子女教育问题应该以流入地为主来解决。所以从去年开始各地政府用很大精力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包括北京在内。

有一些地区人口流入量太大了，靠当地力量很难解决。苏州流动人口差不多超过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了，2004年有16万流动人口子女在苏州读书，他们的读书问题怎么解决？不可能在短期内造那么多学校。如果全部免费会不会造成就学移民？这可能会给城市带来新的压力。

中国国情跟西方不太一样。西方只要流入一个城市，就把你的教育解决了，不管是从哪里来的，但是在中国还有一些条件。我们苏州市是这样的。我们的要求：第一，必须是独生子女。如果外来人口生五六个孩子，就不能享受我们的教育。第二，在苏州有稳定的工作，不要说今天到苏州来，就把孩子送到苏州来读书了。今后我觉得国家应该对这些孩子有所谓的经费转移支付。比如说前面讲的农村每个小学生每年500块钱，初中生每人每年1000块钱，国家已经把钱拨到这个地区了，所有孩子都有，你到城里务工时应该把这个钱用教育券的形式带到所在地，这样也调动流入地加大对这个问题的投入。现在苏州在全国算是做得比较好的，60%多的孩子是在公办学校读书。今年我提出政府目标要求达到65%，已经跟政府签订了目标责任书，但是这对政府财力来说，压力是相当大的，仅仅免除市区外来人员子女读书这一块，收入就少了一个亿，这就要财政另外拿出来。

四、“以县为主”不是财政体制，而应该是管理体制

主持人：这就牵扯到体制问题了，义务教育基本上是地方区域负责的形式，现在改成“以县为主”了。有的同志讲了，“以县为主”不太全面，应该加一句：“以县为主，分级投入。”

朱永新：过去“以县为主”不是一个财政体制，以前说是管理体制。所谓管理体制是指办学的管理体制，是各级政府对教育负责任，县级政府难以承受时上一级政府应该负责，上一级政府难以负责时就应该是中央来负责，所以义务教育的主体应该是政府。教育界包括各级官员这方面意识都不是很强烈，都以为“以县为主”，县就应该把教育给解决了。这就错了。从教育部角度来说应该是管理体制，而不是财政体制。

主持人：特别是中央政府要进行调控、进行平衡。我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超生子女教育的问题；有些网友也在问贫困大学生的问题；在农村义务教育中，比如在作教育规划时、在配置教师时、在做学校建设时，我们往往是根据计生数据安排的，但是往往上学时实际人数就比计生数据多得多，甚至超百万。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朱永新：我们国家计生部门要跟国家教育部门作一个联合的规定，现在国家计生委对于计划生育的家庭已经采取了养老保险的措施，也是我们一同事去年提出来的，国家已经正式接受了。你接受计划生育的，或者是农村是两个女孩的，60岁以后国家每人每个月补贴给你50块钱。

五、教育腐败不像社会上认为的那么严重(www.xing528.com)

网友：教育产业化怎么不行？教育反腐败太严重，请朱委员说说您的看法。

朱永新：教育产业化的问题，前两天我也讲了我的观点，教育有属于产业的，也有不属于产业的，比如说基础教育，就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它是绝对不应该产业化的，尤其是义务教育。但是也有属于产业的东西，比如说教育图书出版、教育音像、教育网络，等等。营利性的教学单位、机构也是产业化的。既然是产业，就应该遵循产业的规律，所以说应该把两个问题搞清楚，不能一味地说教育要产业化，教育什么方面可以走产业化，什么方面绝对不能走产业化，这要搞清楚。现在一味地产业化也不对，一味地说不能产业化也不对，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实只要有人存在就会有腐败，不光是教育，在任何领域都有腐败。教育的腐败是不是像社会上认为的那么严重？我觉得没有那么可怕。就我所接触的大量中小学教师和一线的校长来说，我觉得绝大部分（90%）都是非常敬业的，非常廉洁的，非常富于教育理想的。不能说中国教育腐败问题已经严重到像网友说的无法无天的地步了。

腐败的原因主要是政府投入不足，很多地方财政性的支出投入甚至不到50%。校长要吃饭，要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要维护学校的稳定，他就会想办法到老百姓口袋里掏一点钱。作为校长来说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背后的原因我觉得政府经费投入不多。当然对于违规、违法的行为，教育行政部门历来处罚也是非常严格的，规定也是非常严格的。无论是教育行政部门还是纪律检查部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至于有一些学校打着各种各样的幌子乱收费，特别是公办学校利用其所办的民办学校来收费，或者是名目繁多的赞助费等，这应该根据各地的规定执行。比如在苏州，所有教育收费，第一都必须是在报纸上公布的，在学校里的公示栏公布的；第二也是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商量的，作为校长来说就很难再去另外收费了。再另外收费的话就属于乱收费了。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绝大部分学校整体教育是健康的。没有那么一批校长，没有那么一批教师，中国的教育也不会取得这样的成绩。

网友：中央对贫困生有“两免一补”的政策，还有高校奖学金的政策，我担心一个诚信的问题。比如贫困生应该根据什么来定？根据家长的单位，单位就会开一个证明。怎么把国家很好的政策落在实处？

朱永新：的确有这个问题，我主张今后对于贫困生不一定采取特别照顾的办法。特别照顾就是国家助学贷款，面对哪些人呢？就是今后要做教师的，可以申请助学贷款，还有将来做法官的，至少从这两类人才开始做起。你不是家里穷吗，那可以自己来贷款读。如果以后到农村来服务，到最边远地区最困难的地方服务6年，国家就把你的贷款全部免除，连本金带利息。这样你就解放了，6年以后你可以选择。如果你很优秀，国家可以拿一些名额出来保送你上研究生；还有一部分可以送出国，还有允许自由择业；如果你愿意留在本地，再给你加两级工资，这样鼓励优秀的年轻人到农村、边远地区去工作。这样就不会存在对你家庭收入进行界定，那完全没有必要。扶贫的事情可以让民间资本去做，民间资本设立奖学金，看你贫困，我来给你支持。国家就作大的政策引导，真正让家庭贫困但富有理想的年轻人能够进好学校读书，同时今后有服务国家的机会。我认为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六、没有教育公平就不可能有社会公平

主持人：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中，有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现在的教育差距小于经济差距，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差距大于经济差距；有的认为差距正在扩大，有的认为在缩小；还有人认为缩小差距一方面靠税收，另一方面靠教育来。

朱永新：首先怎么看待我们目前的差距，是拉大还是缩小了？我个人感觉教育差距是拉大了。拉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重点学校政策。各级各类学校都在评重点、评示范校。这样政府投入导向就会主要投给最重点的学校，所以在全国包括在很困难地区的农村都有一些很漂亮的学校，那就是所谓的窗口学校、重点学校。但是从区位上来说，这个差距是在拉大的。因为各地经济差距本身也在拉大，而且教育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讲比经济差距拉得还要大。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有人作过调查，教育差距的增大大于经济差距。

教育是不是可以成为缩小经济差距的力量或者要素呢？我觉得应该是的。对于个体来说，那不用说了，教育就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最重要的要素。我记得温总理有一次在给我们常委作报告时，他一开始也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认为教育是让一个人彻底改变命运的最根本的要素，一个农村的孩子、一个很困难的孩子，只要他有读书的机会，只要上了一个好学校，他的整个人生就变了。教育对一个地区来说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也证明过了。无论是在国内的调查还是国际的调查，人受教育的年限和他的收入有直接的正向关系。让一个人提高受教育的年限、受好的教育，既是解决个体的问题，也是解决区域的问题。教育的公平就更重要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教育公平是整个社会公平最重要的基石，没有教育公平就不可能有社会公平。

七、文理分科： 中国教育的毒瘤

网友：21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但现在对人才的要求跟过去不一样了。比方说专业化的问题，高等学校现在在推迟专业分化，原先是不进行专业化划分，后几年才进行专业化划分。反过来推导现在高中是文理分科，可能有它的特定背景，但是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带来很多问题。高中文理分科的问题应该是怎样的发展趋势？有没有可能取消？

朱永新：我今年强烈呼吁文理不能分开，我用了一个很危言耸听的题目——文理分科：中国教育的毒瘤。我认为文理分科是造成国民素质下降的很重要的原因。这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从国际惯例来说，美国是大学二年级以后，也就是三年级才开始选科的。一个学文科的人明天也可以学计算机，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初中以后就文理分科了，我经常开玩笑说文理分科造成了第一批失败的文科学生，他学理科学不动了才选择文科，在中国选文科的学生成绩远远不如选理科的孩子，甚至连语文、外语都不如学理科的学生。第二批失败者是理科学习比较差的孩子，被层层不断地淘汰。更可怕的是学文科的学生不再学物理、化学了，不再接受最基本的数理思维的训练；而学理科的学生不再学历史、地理，这对人的人文观念养成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一个不了解历史、不了解地理的人今后可能也没有生活情趣。人文知识对一个个体来说更有用。到最后越往上管理层的文科人才越多，但是反过来我们做管理人才的人都是第一批被淘汰的人，这就造成了一个很畸形的社会，所以我是坚决反对文理分科的。

八、“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考试不改，教育难兴”，应该把招生自主权交给学校

主持人：另外是关于课程改革的问题。我想课程改革和考试改革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问题。过去我们提出要跟教师教育携起手来，使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在跟考试怎么结合起来？

朱永新：也有人说新课程推进的最大障碍是考试制度。如果用新课程、老考试，实际上学生就背负了双重负担，一方面要学新课程，另一方面又要准备老考试，可是变革毫无疑问是新课程推进的关键因素，因此考试制度要变革。我也带来一个关于加大高考改革力度的提案。我个人曾经也讲过一句危言耸听的话：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考试不改，教育难兴。应该尽快组织团队来研究考试改革。

我认为考试应该分类，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所有学校都用一张卷子，这是不正常的。因此我主张北大、清华这些最强的学校单独举行考试，这样就把90%以上的孩子解放掉了，他们不是面对北大、清华的，绝大部分高中学校完全可以轻松一点。北大、清华可以考外语，其他学校可以不用考外语。我不主张把外语作为全国统一考试的基本科目，语文、数学就够了，其他课程就看你高中学习的情况。顺便讲讲外语的问题，这次“两会”很多代表委员对外语也提交了提案。

特别是大学四六级，造成很多枪手，很多学生都不学其他的，就主攻外语。包括研究生考试也是一样，外语是硬指标，其他都是软指标。我经常开玩笑讲，中国13亿人，有1亿人学外语就够了。当然在这么一个外语作为强势语言甚至是霸权语言的社会，如果你不掌握这个语言，竞争上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作为个体来说也应该权衡。但是从国家引导来说，没有必要把外语变成一个负担，这件事我们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

关于高考改革我还提出来应该把招生自主权交给学校。有人说交给学校之后，出现腐败怎么办？我说越是把权力交给他，他越是会珍惜给他的权力。有些人是你定的权力他不珍惜，真正把权力交给他了，他会更加慎重的，因为这涉及他的名誉。台湾等很多地区都是学校有自主权的，人家为什么没有腐败，为什么我们就会出现腐败呢？完全可以采取公开、透明的方式。大学招生可以吸收社会成员，可以吸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组成考官委员会，对于平均分以下的学生可以一个个过堂，在媒体上公布，这样就逃不了了。你以为现在就没有腐败了吗？我可以断言现在招生中还是有腐败的。今后放开以后，我相信腐败会比现在更少，这是肯定的。你把所有的学生，包括所有在分数线以下的学生一个个过堂解释清楚，在媒体上公布出来，他父亲是做什么的，是省长还是农民，让社会来监督。省长的孩子很优秀可以破格录取，农民的孩子很优秀也可以破格录取，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一视同仁的。

九、关于“大学排行榜”，我认为关键是“学科排行榜”

主持人：还有一个“大学排行榜”的问题。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意味着很多人有机会上各种各样的大学，现在大学究竟办得怎么样？政府搞了一个大学质量评估，主要是进行合格、不合格、优秀的评估；而民间搞的“大学排行榜”，一年比一年红火。您怎么看“大学排行榜”的问题？

朱永新：排行榜的方向是对的，但是也不要把它看做判断一个大学好坏的唯一标准。

从国际惯例来说，各个大学今后逐步地都要纳入社会监督之下，排行榜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社会监督。美国常春藤大学就是经过排名多次名列前茅的，社会美誉度高。现在排行榜逐步也在完善，比如今年很多排行榜就开始听中国教育制度专家的意见，以前是没有的，专看教育指标的。下一步能不能听老百姓的意见呢？比如说苏州大学，我可以来调查这个学校到底怎么样。再就是看每个优秀学生和普通学生的就业率怎么样。因此我觉得大学排名的问题、评价的问题，实际上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

我认为排名要深入下去，应该排学科。学科在某种程度上比学校更重要。你虽然不是清华、北大，但是你那个学科可以是全国第一位的。现在我们的投资片面地往学校投，包括“211工程”学校，这个方向是错的，应该往学科投。大家都在追求建世界一流大学，先不要忙着提一流大学，先提一流学科。我觉得中国学校应该建设一批在亚洲、世界有影响的学科。我们的经费一方面很紧缺，另一方面浪费也很多，像“211工程”学校动不动投几个亿、十几个亿，然后学校就装修办公室、发工资等，这个钱很多都没有真正用在刀刃上。我们应该瞄准世界上的一流学科进行竞争，吸引世界一流人才加入我们的学科建设，这才是一流大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方向。

主持人：现在大家都在提学校的质量建设，排行榜很有作用，但是也可以找出很多不足，其中一个不足就是信息不充分、不全面、不新。这方面学校也应该推进校务公开，把一些真实情况向社会展示。否则一排行这个数据没有，那个数据也没有，数据应该是公开的。

朱永新：现在教育信息很不对称，除了官方每年发表的统计公告以外，就没有其他可以公开地、合理地获取各个信息的来源。昨天上午我们出版了一本书《中国教育蓝皮书》，这是从民间立场来积累中国教育信息的一个路径。我们把2004年中国教育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影响民间的、影响历史的一些问题作了梳理。然后用我们眼里的中国大事做了一个记录，这是民间的。更重要的是所有学校都应该有一个年报，学校教授、副教授有多少，每个专业教了多少学生，学生的就业情况怎么样，科研经费等，包括每个项目都应该公布。除了影响国家安全、应该保密的以外，其他都应该无条件公开，这样才能真正建立一个信息公开的社会。在目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这些评估毫无疑问是很难准确的，只能是参考参考而已。

十、我建议要赶快制定学校法

主持人：我国有50多万所中小学，再加上近两千所大学，还处在没有法制的阶段。没有明确的学校法或者教育法这样一些法律法规，包括学校章程缺乏自我约束、 自我发展的规定，所以把学校法列为一个法制建设也是迫在眉睫的事。

朱永新：巧得很，我这次也提了一个提案是关于建立学校法的。很多网友、很多老师跟我反映应该建立学校法，作为一级法人单位，学校的权利、义务，校长怎么任免，当学校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该怎么处理，学校的责任，等等，应该有一个法律作出规定，我听说教育部也在积极地考虑要推进学校法的制定。

主持人：现在教育信息发布量非常大，有来自各个团体的，有民间的，也有科研部门发布的信息，总的来讲我们是教育古国，也是教育大国，应再向教育强国迈进。如何提高我们的教育质量，家长如何让自己的子女更有出息一些，更能够成人成才，等等。大家对这些教育信息的需求也是如饥似渴，需要一些正面的东西出来，包括现在出了很好的研究报告，媒体的专栏、专刊，这样有助于提高国民的教育素质。

朱永新：你讲的这个问题太重要了，这次开“两会”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我为教育说两句话》。我这个人是有点儿理想主义的，当大家都在表扬教育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多找一点儿问题，当大家都在批评教育时，我反过来要为教育讲点儿话。我觉得中国教育这么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成就是巨大的。不能否认这些事实，即中国教育的成长、增长的速度是超常规的，包括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包括各级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很难想象最近这几年来教育发生的变化，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变化。应该说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为中国教育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普九”的过程中，尽管农村目前“普九”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各级政府、各级学校实际上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普九”到现在，各级政府、各个学校背的债务也非常多，有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所以对我们总的成绩，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为此做的工作，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但是为什么老百姓不满意，这里有很大的问题，一方面是政府投入不足，这个问题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另一方面，全社会教育素养跟教育发展也是处于不太对称的状况。我经常说，所有父母亲的眼睛都是盯着清华、北大，都希望孩子成为最优秀的人才，所有的父母亲都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都很难承认孩子的差异，都很难接受自己的孩子不如别人的孩子的现实，这是全社会最基本的教育素养的现状。我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父母亲很简单，青年男女一谈恋爱，可以领一个结婚证书结婚了，生个孩子就可以对孩子发号施令了。你要学驾驶也要学几个月，做父母亲比驾驶要复杂多了，但是不需要证书也不需要培养。我主张凡是想做父母亲的成人，必须要经过一个基本的培训，让他知道孩子跟孩子之间是有差异的，要让他知道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比什么都重要，应该尊重孩子。

一些最基本的教育知识全社会应该普及，所以我一直希望做一些最基本的普及工作，一个是领导干部教育知识读本，作为领导干部要知道教育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有多么重要，因此要重视教育，要加大投入；另外是父母读本，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父母读本，让任何一个准备做父亲、母亲的人能够好好看一看，让他知道教育的最基本常识，提升自己的教育素养。现在父母亲一方面认为孩子学习负担重，但另一方面负担轻了又说学校怎么不抓了，全社会的教育素养有待提升。我想这跟全社会教育知识的贫乏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普及工作是今后理论教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也希望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能够推进这个工程，应该组织全国专家做一个大的攻关，提升全社会的教育素养。我们教育圈的人如果不去关注教育的现实问题，不去做一些重大问题研究，是很可惜的，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主持人：我看了一本非常好的书——《公众理解科学》，一方面公众要提高认识，对教育的重要性、意义更加重视，另一方面作为专业工作者，包括教育领导干部要让群众有知情权，使他们能够理解。要做一些通俗的科普讲座，要甘于奉献，普及面越大效果应该越好。非常感谢您在“两会”期间与网友交流，感谢您的参与！

朱永新：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希望还有机会到搜狐来跟网友继续交流。当然我也欢迎搜狐的网友访问我们的教育在线网站，在教育在线上每天我都会和网友进行交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