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要倾听民间声音-《新教育对话录》

时间 ： 2004年2月

媒体：《师道》

采访者：萧田

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前提是教育的民主化。而最关键的是教育决策要更多地倾听民间的声音，倾听不同的意见，倾听专家的看法，并且把倾听制度化、程序化。

记者：在您任苏州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期间，您作出了许多明智的教育决策，如取消电脑派位，鼓励特色学校、特长学生，积极推行教育实验，等等。可以说这是一系列造福民众、造福教师、造福学子的大好事。这些做法与现行的一些教育制度有较大的不同。我想请您回顾一下您教育决策的主导思想是什么，以及这些决策出台前后的经过。

朱永新：具体的工作在《我的教育理想》中已经谈了许多。这些决策的形成不完全是我的功劳，而是我与教育部门的同志一起讨论、与政府的主要领导一起研究作出的。当然，有一些主意是以我为主产生的。我们所有决策的出发点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对老百姓是否有利。凡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我们就大胆地去做。例如，我们出台的扶贫帮困助学行动计划，鼓励银行为贫困学生贷款，政府和学校承担2/3的风险，就是考虑到许多贫困家庭的困难。第二，实行的时候有没有困难。有许多政策可能很好，但是实行起来很困难，没有好的办法实行，政策就会失去信誉。也就是说，政策决定的关键是必要性与可能性的问题。政策的出台，关键是把握老百姓的需要，把握时代的脉搏。

记者：您认为如何才能作出科学合理的教育决策？

朱永新：科学合理的决策，关键是决策的程序和方法。一般来说，科学决策需要四个基本的条件：一是鲜明的目的性，即决策要解决什么问题。二是要提出多种决策的方案，尤其是要有反面的意见。许多决策必须把反面的方案作为基本的前提，否则不予讨论。三是要弄清楚达到满意结果的标准，让决策方案有一个充分讨论的过程。四要考虑决策的风险性与必要性，在没有把握的前提下，不要轻易作出决策。这是决策的一般规律，对于教育决策也是有用的参照。

记者：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教育决策的成败得失。(www.xing528.com)

朱永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教育决策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凡是成功的，大部分都是按照决策的规律来进行的；凡是失败的，都是违反了这些规律的。我们的决策自上而下的多，领导决定的多。一些重大的教育决策，基本上都是由高层领导亲自提出来的。当然，领导思想的敏锐与深刻值得我们学习，但是当将其转化为决策的时候，必须执行决策的程序。我们的教育决策很少是自下而上的，因此老百姓的意见反映得不够充分；即使作出了决策，实行起来也不够有力，如义务教育的政策。教育政策的听证程序没有真正建立。

记者：在现行的教育决策中，有一方明显缺席——那就是千百万民众，也就是家长和孩子。对这个问题您如何看？

朱永新：教育政策制定的重大问题是充分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这也是“三个代表”的核心。因此，教育的民主，教育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应该是我们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教育决策的参与度越广泛，执行起来就越方便。现在许多政策的可行性比较差，与我们决策的程序不科学，以及决策没有充分反映老百姓真正的想法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记者：您曾留学日本，又曾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您能谈谈这些国家的教育决策给您的启迪吗？

朱永新：我们不能照搬国外的做法，但是，国外教育决策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是专家的参与。专家一定是对这个问题真正有研究，而不是仅仅有名气的所谓“专家”。二是一定要将这些教育政策通过新闻媒介广泛征求民众意见，反复讨论。另外，决策以后不一定马上全面推广。中国如此之大，情况如此复杂，要把许多权力下放下去，决策权力也应该下放。美国的许多州有很大的自主决策的权力。

记者：您对中国教育决策科学化进程有何期待？

朱永新：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前提是教育的民主化。而最关键的是教育决策要更多地倾听民间的声音，倾听不同的意见，倾听专家的看法，并且把倾听制度化、程序化。我相信，在新一届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教育改革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教育决策会更加科学。

当然，我们教育研究者的使命感、责任感也非常重要。教育决策是否科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这些学者的研究能力与批评能力，我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反映自己的意见。学者的人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是否说真话。为了这个国家，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学者应该贡献自己的智慧，甚至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