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对话录:人文自觉与政策突破

时间：2003年8月

媒体：《南风窗》

采访者：张哲诚

人文精神，无非是对“人”和对“文”的关心，一方面关心人类自身的命运，另一方面关心文明和文化的传承， 虽然说是两个轮子，但人文才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

记者：从目前城市、区域之间的竞争来看，大家主要还是在拼交通、拼地价，或者拼可见的优惠政策和行政配套等。人文精神虽然最近引起了广泛讨论，但并没有被当成实质性竞争因素而受到足够重视，这是什么原因？

朱永新： 目前这种竞争现状，是由整个时代背景决定的，即人类的物质文明在呈几何级数增长，特别是这20年科技腾飞的时期，但人文精神的发展却受到了很大制约。为什么？因为人们都把科技当成是国力竞争的工具和标尺，推进科技不是为了让人生活得更美好，而是为了竞争。这说明工具理性已“坚实”地成为社会的主导和主流。

事实上，科技和人文应该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并驾齐驱的两个轮子，而且科技轮也应该是为人文服务的。因为，人文精神，无非是对“人”和对“文”的关心，一方面关心人类自身的命运，另一方面关心文明和文化的传承，虽然说是两个轮子，但人文才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

人文精神的呼唤虽然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并且一直没有停止，包括西方的人本主义的主张，但始终没有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和主旋律。在科技意识的主导下，人类把森林砍伐殆尽，将河流污染殆尽，战争永不止息，为什么？不就是教育忽略了人文精神的培养吗？科技与经济的竞争忘记了最终的目的，使得科技与人文这两个轮子始终处于失衡的状态。

所幸的是，苏州的实践已经证明，很多科技大公司恰恰是看中了苏州的人文精神才选择落户苏州的，这说明科技与人文本来并不对立，只是我们人为地忽视了人文因素，使得科技发展反而受到制约或者陷入了非理性之中。

记者：社会发展的这两个轮子，由于国际竞争的加剧，的确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平衡。但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社会批判的声音一直很强烈，在一定程度上制衡着科技轮的畸形发展。其结果是科技与人本主义都发展起来，可以说两个轮子都在猛跑。但在我国，一方面人文的轮子势微力弱，另一方面科技、经济还要加快发展，似乎陷入了一种悖论当中。

朱永新：这是因为西方有很多知识分子的独立团体，我们经常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构成社会的一种平衡力量，当一种声浪过强的时候，另外一种声音会出来讲话。当科学主义盛行的时候，对人文精神的倡导和呼唤就应该加强，借由一些话语的市场、机会的平台，对政府的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相对来讲，我国这方面的民间制衡力量是不够的。

这里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我们民间的力量如民间的科学研究机构、中介咨询机构、新闻机构等缺乏独立的个性与人格。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有一个声音在讲话，我们听到的也往往都是同一个声音。而国外一些民间团体，如环境保护团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力量都非常强大。它们通过各种途径给政府和决策者施加影响。之所以需要阐述不同见解的人，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万能的政府，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政府，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为了少犯错误，就要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而每个民间团体都代表不同的利益团体，代表不同的声音，它们的监督性越强，越是能够避免政府决策的失误。

记者：当人文精神的呼唤在民间显得很微弱的情况下，政府的眼光和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您曾提到，一个城市的文化和精神氛围的营造，也要建立在政府官员“文化自觉”的前提下，那么目前到底是什么因素阻碍着官员的“文化自觉”？

朱永新：政府官员缺乏人文和文化的自觉，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我们都是在一种缺乏人文关照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从受教育开始到走上社会，都是如此。我们长期接受的是一种以科技、智育为主导的教育，也是一俊遮百丑的教育，你只要学习好，其他什么都好了。成长于这种环境中的人，很难有一种人文的自觉，很难认识到人文精神在整个社会中所应该具有的价值、地位和作用。(www.xing528.com)

第二，国家对于一个地方领导的评价机制，主要是看经济指标。你如果问一个地方官当地GDP是多少，财政收入是多少，引进外资是多少，进出口贸易额是多少，他都会脱口而出。但是你如果问教育投入是多少，当地在校生是多少，恐怕很少有领导能够讲得清楚。就像在学校里面你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一样，对干部来说，你考察他什么，他就做什么。当你没有办法去衡量或者不去试图衡量人文精神的价值时，官员们自然就很难去重视它。由于干部任用和考核机制是自上而下的，所以还是一种对上负责的机制，缺乏对下负责。

第三，营造一个地区的文化与精神氛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政府官员往往更多地把目光投向短期能够见效的项目，以体现自己任期内的“业绩”，而很难关注到那些长久才能见效、具有长远价值的工作。“短视行为”似乎是注定的。

说到底，大家还是更重视经济，相对漠视文化教育与人文精神的培养。中国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两会”期间，我们听的都是有关经济的报告，却从来没有听过有关教育文化的报告。为什么“两会”一定要开成这种模式呢？从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来看，可能教育、人文的东西对他们影响更大。

记者：那么您认为对下负责的机制要如何建立，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渠道能够体现出对下负责呢？

朱永新：当然是通过让行政官员向百姓述职这一渠道，即让百姓的评价和舆论监督成为干部升迁的更主要的考量指标。另外，政府官员的人文素养也很重要。政界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知识分子从政不行，所以长久以来，我们的干部成长的路径通常是：从村干部做起，然后到乡镇，再到县市，然后再往上，普遍如此。这一干部成长的路径当然也能够让一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但是要建立一个理性执政的政府、一个有较高精神文化品位的社会，还需要一批具有世界眼光，同时又具有很强社会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

记者：我们一直都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经济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朱永新：我觉得这个口号应该改成“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等于是以手段来支配目的，以过程来支配结果，本末倒置了。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的时候，其实是在讲经济的发展，而没有讲人的发展，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最大的发展应该是人的发展，只有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的发展不是硬道理。说到底，我们做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让人们活得更舒适、更有价值、更有尊严，这是所有工作的终极目的和落脚点。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记者：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我想人们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对于您说的让人活得更有尊严，人们在认识上可能就会产生分歧。 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还很大，但无论贫困地区解决温饱的问题，还是发达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问题，都是要朝着经济更发达的方向迈进，似乎还没有从人的精神生命的角度去思考人的生存价值的社会倾向。

朱永新：所以就会出现很多侵害人的尊严的事情。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以剥夺农民利益为代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这都说明了我们的整个工作缺乏人文精神，缺乏人本主义理念。给予农民不公平待遇，其实就是把人分成了不同的等级。

我们应该深刻反省和思考十六大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这是第一次把它作为一个命题提出来，尽管阐释得还不够，但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在警戒我们要实实在在关注和强化人文精神，特别是在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性问题的时候。

如今全世界对人文精神的观照都不够，比如在西方科学主义盛行、认知学派和结构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都只是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忽视人的发展。但是西方毕竟还有着人文主义的传统，而我国则更为特殊——历史上长期受封建专制的影响，一直缺乏对人的尊重；五四时期首次出现了个体生命价值的觉醒，但是社会很快陷入了军阀混战；新中国成立以后接连搞各种政治运动；改革开放之后，又进入了万众一心发展经济的浪潮当中——所以几乎从来没有人深入思考过人的问题，虽然也有过零星讨论，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始终没有深入下去。我相信人文精神会不断被强化，但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需要人们的充分的自觉性。

记者：不是一直在讲两个文明的建设吗？您认为“精神文明”的提法对于人文意识的培养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

朱永新：在具体的推进过程中，比如在创建文明单位、文明学校、文明社区等工作过程中，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实际上更注重的是形式，为了评比轰轰烈烈地走过场，指标停在对卫生、环境条件的考察上。这在根本上忽略了人的精神层面的变革，离人文精神的理想境界还差得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