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2年2月
媒体:《教师之友》
采访者:李镇西
科研与教学并不矛盾。 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科研”是真科研而不是“伪科研”。就像我们说真正的素质教育必然会有好的应试结果一样,真正的教育科研必然会促进我们的教学。
记者:朱教授,您虽然是一位政府官员,但您同时又是一位教育科研成果颇为丰硕的著名教育专家。我想请您简要谈谈您对《教师之友》杂志这场关于教育科研话题讨论的看法。
朱永新: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教育科研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在拙著《我的教育理想》中,我曾说:“教育科研是学校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由过去的长期不重视教育科研,到现在大家开始重视教育科研,而且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是,我们在肯定进步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关于这些问题和不足,《教育科研:警惕伪科学!》一文中已经列举了许多。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的是,在我们某些教育科研中,不但有着“伪科学”,而且还有着“反教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伪科学”的教育科研最多是个“假”的问题,一般来说,它还不会造成对学生直接的危害,而“反教育”的教育科研造成的后果,则不但与我们的教育初衷背道而驰,而且还直接损害着我们的教育。举个例子,近年来,有些地方进行所谓学生“智商”的“教育科学研究”,通过“测评”、“计算”、“统计”、“分析”等方式“研究”出学生的“智商”,然后将这个“科研”结果“反馈”给相关教师甚至家长。这样的“科研”不仅是典型的“伪科学”,而且是极为有害的“反教育”,因为它向教育者“科学”地宣布,某某学生智商低。如此“教育科研”的危害,不但误导了教师,更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 自信心,最终将贻害学生的一生。因此,还教育科研真正的科学性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让教育科研真正姓“科”,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应该说,现在绝大多数教育者不但意识到了教育科研的重要性,而且也逐步认识到真正科学的教育科研的必要性。那么,作为并不是专门的教育科研机构的中小学,应该怎样进行教育科研呢?
朱永新:我认为,作为一所中学或小学,其教育科研的兴旺关键取决于校长。我非常欣赏苏霍姆林斯基的一句名言:“校长对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的领导。”所谓“教育思想的领导”,按我的理解,主要就是引导、支持、鼓励、组织全校教师搞教育科研。如果再说具体些,校长组织教育科研,至少可以扎扎实实地从这几个方面努力:第一,组织教师读教育名著。现在许多学校搞的课题不少,却很少组织教师读经典教育名著。这样的“教育科研”怎能不“伪”?第二,邀请真正的教育名家到学校谈经验、作指导。 目光短浅、闭门造车是不可能出真正的成果的,所以我一贯主张,校长应创造条件让第一线的教师与大师直接对话,当然,这个对话也包括思想交流乃至思想碰撞。第三,联系高校来办基地、做实验。《教育科研:警惕伪科学!》一文揭露了某些高校以牟利为目的到中学搞“教育科研”,这种现象当然是应该批评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小学与高校在教育科研方面的富有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合作。因为有些课题要我们中小学自己设计、 自己操作的确有些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请高校一起来做课题,这不但能够出成果,而且也是让第一线的中小学教师受到教育科研基本技能训练,进而提高教育科研水平的一条捷径。第四,积极举办学术研讨会、科研咨询会,包括主动争取承办一些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举办这些活动,不但可以在学校营造出浓厚的教育科研氛围,而且也能扩大学校教师的教育科研视野,提升学校教育科研的层次。第五,要适时提出一些教育科研的思考和聚焦点。第一线的教师自主地搞课题研究,往往带有盲目性和粗放性,难以避免出现课题的低层次重复、研究力量分散、成果质量欠佳的现象。因而校长就应该适时提出一些教育科研的热点与焦点,引导教师关注可能会取得重大突破而很少有人注意过的教育研究课题。当然,也可以引导教师去研究虽然前人研究过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新的现实意义的“老课题”。总之,作为教育科研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校长必须真抓实干,绝不能为了装潢门面而“走过场”。
记者:我非常同意您强调校长应该切切实实组织教育科研,但我在想,对于学校的教育科研,校长要做的仅仅是领导和组织吗?校长需不需要亲自搞教育课题的研究呢?(www.xing528.com)
朱永新:当然需要!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校长只有身体力行地投入教育科研,才能唤起广大教师志同道合、真心实意地走到一起来搞教育科研;只有自己在教育科研上做出成绩,才能对教师具有真正的说服力和学术魅力,引导更多的人为之奋斗。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校长一定会有自己的教育科研课题。当然,与一般教师相比,这个课题应该更具有宏观性、全局性、前瞻性和创新性,同时又不是虚无缥缈的“天马行空”,而是紧紧贴近学校教育现实的科研。这里我要着重指出的是,对于校长搞教育科研, 目前有两种倾向应该引起注意并尽量克服:一是有些校长往往埋怨“行政工作太忙”而不能持之以恒地搞课题研究,这样,好多本来不错的课题研究却因半途而废而前功尽弃。校长们应该认识到,无论工作再忙,教育科研都是最值得“忙”的工作,是“忙”的分内事。二是有些校长本来并没有搞教育课题研究,却因为是“校长”而挂名当课题“负责人”。这是一种极为不良的风气,既挫伤了实际从事课题研究的教师们的积极性,又使校长自己的威信受到损害,同时,对课题研究本身也不利。所以,我认为,校长最好有自己的课题并真正潜心研究,千万别当空头的课题负责人!
记者:您刚才主要谈的是校长如何组织和从事教育科研,我还想请您谈谈普通教师搞教育科研的问题。据我所了解的情况而言, 目前不少普通教师觉得搞教育科研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甚至认为“搞科研”与“抓教学”在实际教育工作中是矛盾的,因为“远水”救不了“近火”。这样,便造成了一些教师“搞科研”和“抓教学”的“两张皮”——说归说,做归做。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朱永新:我认为,科研与教学并不矛盾。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科研”是真科研而不是“伪科研”。就像我们说真正的素质教育必然会有好的应试结果一样,真正的教育科研必然会促进我们的教学。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我们搞教育科研是为了应付“上面”,还是为了解决实际教育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所研究的课题是凭空杜撰,还是源于教育实践的困惑?如果我们的教育科研紧扣我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教育教学难点、热点和焦点问题,那么,研究的每一个环节和步骤都同时又是在寻找解决教育困惑的办法,而研究的终端也就是教育科研和教学实践的双重收获。我这样说,决不是抽象的理论推导,最近几年许多地方有不少教育科研成功的学校,同时也获得了教育教学的累累硕果。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教育科研项目都只是直接针对升学率,但是,如果教育科研与教育实践是“两张皮”,这样的教育科研多半是“伪科研”。
记者:我记得您说过,教师要通过阅读教育理论来提高自己的科研素质,但长期以来,基层教师之所以不太愿意读教育理论,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许多教育理论文章和著作他们读不懂。我也有这种体会,而且每当我读不懂这些理论时,我便感到自卑。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朱永新:老师们完全用不着因为读不懂一些教育理论文章和教育著作而自卑,你也用不着自卑。坦率地说,对于有些“理论”我也读不懂,但我就从来不会因此而自卑。有些教育“理论”之所以让人读不懂,我看多半是因为作者本人也没有把他的“理论”搞懂。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体会。当年我的博士论文是一本十多万字的书《高校教育管理系统》,比较难读,至今还有一千多本无人问津。这能说是读者“水平低”吗?我看不能,只能怪我自己不能深入浅出地表述自己的思想。而去年年底出版的我的新书《我的教育理想》,同样是谈教育的,同样有理论,但首印4 000册,一个月便脱销,现在已经再版。这也不是读者的水平“提高”了,而是我能够用比较通俗的言语表述我的教育思想了。我举我自己的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教师们读不懂的文章或书,责任往往不在教师,而在作者。因此,我们第一线的教师完全没有必要被这些“理论”吓住,更不要迷信它们。当然,所谓“读不懂”也有这样一种情况,由于阅历、知识背景等原因,一些真正的好书并不是读一遍就能完全理解的,但是,如果结合教育实践反复读,慢慢就容易理解消化了。这里,我愿真诚地给老师们推荐“新世纪教育文库”,在这套“文库”中,有许多让老师们感到亲切平易的中外教育名著。
记者:普通教师搞教育科研的确有许多困难,比如他们不可能像教科所的研究员一样有优越的条件和充足的时间来专门进行教育科研。我想请您谈谈,第一线的教师究竟应该怎样从事教育科研?
朱永新:你的这个话题很大,要说清楚足足可以写一本书。但我可以简单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你把一线教师的教育科研与教科所的教育科研相提并论,这本身就是不妥的。应该首先明确,第一线的教师不是专职教育科研人员。同样是教育科研,他们与教科所的教研员的做法应该是不完全一样的。教育科研的专职人员主要从事纯理论的研究,因而相对比较宏观也比较抽象,但对于广大任课教师而言,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进行这样的研究。如果硬要勉为其难,其教育科研便极容易走向歧途甚至导致“伪科学”。第一线的教师如何进行教育科研?我的回答是:向苏霍姆林斯基学习!苏霍姆林斯基是一位世界公认的大教育家,但他不是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书斋式的教育家,而是根植于教育实践土壤的一位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他从事教育科研的基本方法,就是坚持不懈地记载自己的教育实践,同时时刻反思自己的教育实践。第一线的老师从事教育科研最大的优势,是拥有丰富的鲜活的教育案例。对他们来说,记录、整理和思考自己的教育案例,就是最好的教育科研。实证研究不但每一个教师都可以搞,而且持之以恒必定会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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