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4年12月7日
媒体：《江南时报》
采访者：戴洁 严俨文
新教育应该说是一种传承，是过去好的思想、好的理念、好的方法在当代新的实践、新的传承。新教育是尊重人性、让人生活得更有尊严、不断走向崇高的，为了一切孩子发展的，为了让学生和老师享 受幸福的教育。
记者：最近关于“县中模式”的讨论非常热烈，您对此有何看法？
朱永新：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分炒作。无论什么模式，都必须尊重教育的规律。考试也是有其自身的规律的。我不主张搞家教，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家教都不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考分不是靠加班加点加出来的，这不符合教育的规律。按理说，我要请家教非常方便，但我坚持不请家教。因为家教太多，孩子们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就很少，一些根本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比如孩子的人生理想怎样解决。因此，我想无论是苏州还是南京，要把教育办好，关键是要走有自己特色的教育之路。
记者：现在外界有一种说法，这几年南京高考成绩总体排名靠后，都是因为不准学校补课造成的，您对此怎么看？
朱永新：其实完全没有关系。比如苏州中学，它的成绩相当出色，但也可能是整个江苏省学习最轻松的学校。补课是最简单的办法，但不是最好的。现在学生的负担过重，孩子们缺乏一个自由的空间，总体上说孩子的心灵被压抑的话，不可能释放出能量。本来孩子可以有针对性地根据自己学习上的问题支配好自己的时间，但现在都被无情剥夺了。
记者：在推行新教育的学校中，师生们是如何看待新教育的？您有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
朱永新： 目前全国开展这项实验的学校有217所，涉及21个省市。一开始也有些人对此不太理解，大多都是担心会不会影响学生的成绩，增加学生的负担，但事实让大家都尝到了甜头。我举个例子，苏州工业园区胜浦金光小学本来是基础比较差的学校，但现在是工业园区发展最快的一所学校，许多指标都名列前茅，以前这所学校没有一位教师发表过论文，但现在有40%的教师的论文发表在全国报刊媒体上。
记者：有人说“高考不改，教育难兴”，“应试教育是教育发展肌体上的一颗毒瘤，高考体制不改革，任何层面的改良都只是化疗，而根治毒瘤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手术”，您认为新教育能达到手术的作用吗？
朱永新：考试制度的问题我们无法改变，这是国家行为和政策，我们只有通过民间教育活动不断呼吁高考制度的变革。新教育作为一项教育实验，也希望中国高考变革，如果不变革，那么新教育也很难推广。高考改革最好能像新课程改革般地推进，如果不可能的话，就带着镣铐跳舞，带着镣铐同样可以跳出很精彩、悲壮的舞蹈，也可以成为艺术的样式。
记者：在推行新教育的学校中，很多都是农村学校，有人认为，这是您在推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是这样吗？城市推行的难度是不是大一点？
朱永新：应该是这样吧。城市里的校长对教育相对容易缺乏激情，可能因为城市生活的诱惑而受到很大的影响，而农村的教师则因为急于改变目前的现状而乐于接受新教育。教育事业需要真正做教育的人，可能城市中的学校有想法，但背后的动力不大。不过现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www.xing528.com)
记者：媒体对于新教育的关注程度前所未有，正面的评价相当多，《南风窗》更是把它比喻成中国的“新希望工程”，对于这些评价，您是如何看的？
朱永新：有这样高的一个评价，我当然很高兴。我觉得新教育的目的就是从精神层面解决教育的匮乏。媒体如此大规模地对一项教育实验进行大规模的报道，《人民日报》、《南风窗》、《光明日报》、《新民晚报》等，全国几十家媒体同时关注，很多报纸不惜版面进行报道，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我想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大家对目前的教育真的是不满，第二是新教育本身做对了应该做的事情。
记者：那么新教育的精髓是什么？它和现行的教育有什么区别？
朱永新：新教育的基本理念为追寻理想，超越自我。精髓是让老师和孩子们在心中播种理想，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去追寻心中的梦，让他们有自信心。它的基本特征是明显的，是注重教师和学生的精神状态、注重行动的理念，非常强调“做起来”，只要行动就有收获。
欧洲历史上有新教育运动，当时一位英国教育家不满当时教育严重脱离实际，认为那是一种阴暗的、束缚学生个性的教育方式，于是自办了一所学校，在整个欧洲都非常有影响。这所学校成为当时人们争相参观考察的新学校，随着影响扩大，就产生了欧洲历史上的新教育运动。新教育运动后又传到美国，对美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到中国后，被陶行知等教育家推广。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教育应该说是一种传承，是过去好的思想、好的理念、好的方法在当代新的实践、新的传承。
具体来说，在21世纪，新教育是在中国、在苏州发起的一场民间的教育改革尝试，新教育是尊重人性、让人类生活得更有尊严、不断走向崇高的，为了一切孩子发展的教育。
记者：您曾在国外工作和生活过一段时间，这是不是对您的教育观有所影响？
朱永新：人的所有活动都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我在日本工作和学习过，也考察过美国、欧洲等地方的教育。在西方，孩子学习得比较快乐，这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我有个朋友在美国，他告诉我想回国内来创业，但孩子不让，孩子说除非他能把美国的学校带回来。他的孩子前几年是在国内的，对中国的教育已经恐惧到极点了。记者：在推行新教育过程中有没有令您感动和难忘的事？
朱永新：这种故事每天都在发生。苏州胜浦金光，一个普通的农村学校，山还是那个山，孩子还是那些孩子，老师还是那些老师，但开展新教育实验短短两年后，发生的变化让人非常感动。吴江金家坝小学50多岁快退休的张老师，从零开始学打字、学计算机，开始发表教育日记，她说：“教了一辈子的书，现在才找到教育的感觉，有种青春的冲动和活力。”她被教育在线论坛上的老师们誉为青春偶像。
记者：如果您不是市长，推行新教育还会像现在这样顺利吗？ 目前我们都知道，新教育实验是一项民间运动，今后有没有可能会变成国家教育的指导性意见？
朱永新：我想如果我不是市长的话，新教育的推广应该会推行得更好，那样我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发展这个教育事业。现在我平时要从事行政工作，只能利用周六、周日或业余时间去做。另外，现在推广新教育实验的大部分学校都是在苏州以外，苏州市副市长的身份对他们是没有用的。而现在苏州城区开展新教育实验的学校反而不是太多，主要原因是城市学校校长们缺乏迫切变革的动力，他们的压力也很大，怕影响升学率。新教育实验开展到现在，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2003年开始向教育部申报，当年就被立项为重点课题，我们相信会进一步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现在在全国的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出现政府推进新教育实验的局面。
记者：您既是市长又是全国政协委员，您在苏州主抓教育工作这么多年，那您的理想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朱永新：理想是很难完全实现的，正因为很难实现，才值得我们去追寻。这不是可以用量来衡量的，追寻理想永远是奋斗目标。这些年苏州学校和学校间的差距在全国来说是最小的，我们一直推进弱校和强校的合并，让更多优势教育资源面向更多的学生。我们在教育工作中，一直坚持“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这和有些地区的做法不同。在一些地区，教育就是集中财力、物力、人力投资一所学校，然后供观摩，但其他学校可能“锅都揭不开”。在苏州进行的这些尝试也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同，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他们不能认同，所有的行政力量都将是苍白无力的，也只能是以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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