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对话录：我们是一群擦星星的人

时间：2011年5月26日

媒体：《苏州商会》

采访者：一川

或许我的官员身份会在无形中给我带来一些好处，但我绝对不会利用我的从政身份来假公济私。我一直认为，只有民间的工作才能最深入、最执著。虽然这也是最难的，但一旦扎根它就是最深的。利用官方背景，一纸“红头文件”虽然能帮助打开局面，但也需要付出沉 痛的代价。

朱永新办公室的门一直敞开着。5月26日下午3点半，我们是他当日下午接待的第三拨客人。他穿着一双深色拖鞋在办公室穿梭，露出招牌式笑容试图跟我们“讨价还价”：采访需要多长时间？一个小时？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吧！说完便“哈哈”地笑开了。

在“官架子”盛行的当下，这份随性和平易近人无疑是个异数。实际上，不管是他的多元身份，还是他所执著的事业，在中国所能及者甚少。身居要职的他坚持快十年了，用民间这种纯粹的方式，突破名、利、惯习等缠绕的现实之网，致力于推动中国教育的改变。这个世界永远不缺抱怨与谩骂者，最缺的便是朱永新式的人物：明知身着镣铐，却依然能翩翩起舞的理想主义者。

一、“教育与阅读是我的最爱”

记者：听说你一般会在早上5点半左右起床，或看书读报，或完成欠下的“文字债”，或处理其他事情。这是真的吗？

朱永新：是的。写作是思考的开始，只有拿起笔来，或者在电脑上敲字的时候，真正的思考才能够深入下去，否则总感觉思绪如浮萍不断漂移而无法深入。

记者：有人说，在中国众多的市长中，你是学教育、研究教育、主管教育的第一人。作为新教育改革发起人，你最近完成的一件大事是研制“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为什么你对于教育和阅读如此醉心？

朱永新：将教育作为事业核心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我出生于教师家庭。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报考的也是师范类院校，专业及研究均与教育相关，在苏州大学教书时做的也是教育工作。1997—2007年，在苏州市担任副市长期间，主管的也是教育、文化等工作。这可以说是一种必然。

偶然因素则是新教育实验。对教育全身心的专注是从新教育实验开始的，一是它让我真正进入教育实践领域，致力于对现实的改变；二是它让我真正走进了教师心中。没有优秀的教师就不会有优秀的学生。此外，更重要的是，新教育凝聚了一群人，我们形成了一个团队，这与以前的“单打独斗”很不同，以前我可能改变我的行动轨迹，但现在我必须对我们的团队负责。

二、我们是一群擦星星的人

记者：到底什么是新教育？

朱永新：简单讲，新教育是一场民间教育改革运动，其核心理念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这项运动被誉为是中国的“新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是解决学生有没有书读的问题，新希望工程则是解决孩子有没有一个健康的心灵的问题。它以教师发展为起点，关注教师与孩子心灵的丰富、成长的快乐。在新教育的实验学校，一个小学生一个学期的阅读量可能高达数百本书，但新教育的孩子从来都不怕考试，他们的应试成绩同样优秀。

记者：2000年，你出版了一本名叫《我的教育理想》的书，这本书顿时在教育界刮起一阵理想风。你想到过新教育会有今天的发展规模吗？

朱永新：没有想到。截至目前，全国已有32个实验区、1 200多所学校，超过一百万师生参与这项民间改革运动。

起初，我们被许多人怀疑，认为我们不会走得太远，有人说我们是一个“疯子”带着一群“傻子”，也经常被质疑：“你们这点力量能改变什么？”

我对大家说，新教育人都是一群擦星星的人，因为星星太脏了，没有人去擦，我们这群人想把星星擦干净，尽管有点儿不自量力，但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去做，一定会有改变。我坚信，任何制度都是有空间的。即便大家都带着镣铐，但有些人就动弹不得，干脆就躺倒不干了；有些人可能在挣扎，挣扎不掉也就无可奈何了；但有些人依然能跳出很精彩的镣铐舞，尽管很悲壮，但同样能做出很大的成就。新教育人就是这样一群心怀梦想又脚踏实地的人。

不过追根溯源，这一切或许还是要归功于阅读的魅力。1999年，我读了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的《管理大师德鲁克》一书，书中有一句话：“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这句话震撼了我的心灵，也促使我从理论走向了行动，致力改变“6年功利教育将带给学生60年混乱和迷茫”，为中国教育体制的转变提供一个积极可行的新模式。

三、领导干部的民间情怀

记者：按照常理，你或多或少可以借助自己的政治或其他资源来推动新教育改革。面对新教育改革长期面临的人才、资金两大难题，你为什么不通过行政手段走“捷径”？

朱永新：或许我的官员身份会在无形中给我带来一些好处，但我绝对不会利用我的从政身份来假公济私。我一直认为，只有民间的工作才能最深入、最执著。虽然这也是最难的，但一旦扎根它就是最深的。利用官方背景，一纸“红头文件”虽然能帮助打开局面，但也需要付出沉痛的代价。

我们希望新教育是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之上。因为只有发自内心的认同，才能坚定地走下去。官僚主义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政府发个文件，下面很可能就会用形式主义应付你。其实，我们搞新教育的都是志愿者，没有谁强求我们做，我们做是因为我们想做。“要我做”与“我想做”是不同的。

我们民进有一句话叫“立会为公，参政为民”，我把它当做我的座右铭。

四、苏州：第二故乡(www.xing528.com)

记者：虽然离开苏州已有3年多了，但你对苏州的感情有增无减。为什么你会想到成立北京苏州企业商会？

朱永新：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对苏州的爱。我20岁到苏州，50岁离开苏州，在这个美丽的城市学习、工作、生活了整整30年。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是在苏州度过的。苏州是我的第二故乡，不亚于我的第一故乡。

到北京工作以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继续报效这片土地？小富即安、低调、生活精致是苏州人的特征。苏州企业家之间的合作相对较少，不像温州人那样喜欢一块做事情。于是我决定把在北京的苏州人聚集起来，一起为苏州的发展做贡献。这个想法一经提出，便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当时倡导成立商会，主要有两个考虑：一是让大家更好地为苏州服务，为家乡的发展做贡献；二是为这些企业家提供彼此合作的机会，把他们自己的事业做大做强。就目前来看，这两个目的都已基本达到。商会已促成不少企业间的合作，而张荣明董事长通过举办花鸟画、核雕等苏州文化展览，将苏州文化带到了北京。同时通过设立昆曲会所、成立昆曲发展基金，为弘扬苏州文化做了不少事情。

现在的时代已是信息化时代，如果说过去单靠个人奋斗就能取得成功的话，那么现在对团队合作的要求则越来越高。希望“新苏商”能有更大的梦想，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而要思考赚钱是为了什么；能够从单一的个人利益中跳出来，愿意为社会做些公益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同时，我也希望苏州商会成为一个学习型、成长型的商会。希望商会企业家每个月至少读一本书，率先在全国的企业家中树立一个榜样。

五、用民间力量推动教育改革

记者：从官方到民间，您身份多元，是如何进行角色转换的？

朱永新：我想我把它们切割得很清楚。从2002年真正开展新教育开始，我就坚持不用我的行政资源为新教育或其他私事做任何事情，尽管它是伟大的、有意义的，但毕竟它是我个人推动的事情，不能让人家说我假公济私。当然，不排除我的行政身份的影响力，会让一部分学校、人群参与进来。我有两个大原则：第一不用行政身份和资源；第二不占用工作时间，上班时间原则上不去演讲等。但反过来，我一直认为我做的事情，是在帮我的行政身份增光添彩的，不会为我的党派、我的行政身份抹黑。因为新教育，大家了解了苏州教育，了解苏州这个城市，了解了民进中央，了解民主党派。我绝不会假公济私，但我经常会“假私济公”。比如我不少“两会”提案与建议，是我的学生、新教育的老师们共同完成的。

当然，不管时间还是精力，各种身份都有冲突的时候。冲突时，我会以行政身份为主，毕竟我领着国家的这份薪水。

记者：在大环境面前，个体要涉及改变总会受到很大的阻力，容易产生惧怕心理，您怎么看待个人与环境的关系？

朱永新：我经常讲，事实上，每个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同时也是影响环境的力量。我们往往过于强调环境对个人的影响，或者说环境对个人的反作用力。实际上，再恶劣再困难的环境，只要你努力，都有可能改变它。

我总跟老师们说，只要关起教室门，你就是国王，就是你说了算。你的价值、你的思想就会引领孩子往你想要的方向发展。同样，作为校长，关起校门，你就是这片土地的国王。任何人都是可以改变环境的。如果每个人都努力去改变自己的环境，就在改变这个世界。

但现实中很多人觉得自己是无能为力的，一个人能做什么事？实际上，很多人都忘记了自己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如果一个人的能量真正发挥到极限，则会是没有止境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真正有梦想的人一定会得道多助，一定会得到更多人的响应和支持。你一个人走在路上，没有人会想帮你，没有人会问你累不累，要不要帮助，但如果你在艰难地爬坡，在向着一个方向不断地爬行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过来问你，帮助你，扶你或者拉你一把，甚至一起同行。新教育经历的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六、好领导要有理想

记者：您觉得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应该具备哪些品质？

朱永新：首先要有理想。因为不管是官员还是教师或是其他职业，只有有理想，一个人才会做得更好；没有理想的话，就会像我经常说的，教师就是拿着一张教育的旧船票，每天重复昨天的故事。很多官员就是上班喝茶批文件，他不知道一天要比一天做得更好。有理想是第一个需要具备的品质。

第二个是善于学习。作为领导干部，位置越高越需要学习，只有学习才能恰到好处地处理各种问题，才不会做出错误的决策。现在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与学习不够有关。这包括向专家学习，也包括自己阅读等形式。善于学习的人才会用心做事，而只有用心做事才能够把事情做好，认真做事只能够把事情做对。

第三个是要民主，不能专断。要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因为一个人的见解主张总是有限的，要兼听则明。这也是一种学习。

第四个是要公正。要公正处理每件事情，公平对待每个人。不公正地用自己的小圈子或亲信，就可能会失去很多。

我认为，这四点是比较重要的品质，具备了才能做好一个领导干部。

记者：人们习惯用“忧国忧民”来形容改革的推进者。您觉得幸福吗？有什么不安和担忧？

朱永新：从我个人来说，是幸福的。因为新教育本来就是要让大家“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如果我自己都不幸福，那大家（参与新教育的人）就不可能幸福了。我觉得，无论是新教育还是我推动的阅读理念，进展还是比较顺利的。

确实会有不安。有大的不安也有小的不安。有人说“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的确是这样，这个时代与任何快速发展的时代一样，它充满着欲望、躁动，各种矛盾越来越尖锐，社会弱势人群增加、贫富差距加大、矛盾加深。的确是稍有不慎，整个社会都可能会出大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其核心价值观在哪？在这种大的方面，我感到很焦虑。做新教育其实也是缓解这种大焦虑的一种考虑。小的方面，新教育也面临着大大小小的问题，比如现在还没建立起一支真正完全专业化的团队。我梦想有这样一支团队，有了它我可以完全不管新教育了。新教育到明年就开展十年了，在成长过程中，需要进一步专业化，需要更多优秀人才。比如我们教育在线的网站还没有专业的人才管理，因为没有经费。没有好的平台，影响力等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大到国事，小到新教育的家事，我都一直在关心着，好在一切都在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