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官员兼学者的教育理想-《新教育对话录》

时间：2001年1月

媒体：《江苏教育研究》

采访者：宣丽华

美的东西与真、善总是连得很紧的，健康的情趣对一个人德行的养成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一个人， 当他烦恼的时候， 当他碰到挫折的时候，健康的情趣能够使之得到化解，甚至可以通过创造的方式使 之得到升华。

记者：您新出版的《我的教育理想》一书，表现了您对教育理想境界充满热情的不懈追求和冷峻缜密的前瞻性思考。您既是教授、博士生导师，又是苏州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一般来说，学者与行政领导的双重角色意识在传统的价值观中似乎不太能够兼容，您在工作中是否有过类似的困惑？

朱永新：我曾经做过学生，做过教师，写过不少教科研文章，现在又分管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无论是坐在课堂上还是站在讲台边，无论是从事教育研究还是进行教育管理，我最感到自豪的是，这辈子都与我最热爱的教育有缘。作为教育研究者，我就应该比别人多一份理性与自觉，所以，我出版了一些教育理论著作，包括《我的教育理想》。作为教育管理者，我能够坦荡地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我深爱的城市和深爱的教育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让自己的教育理想借助于部分行政力量，得以逐渐变为现实。这种责任感与成就感的融合，使我的工作充满了挑战，也充满了乐趣。

记者：作为学者型官员，您在苏州是怎样将教育理想付诸教育实践的？

朱永新：在苏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主要推出了六个行动计划，这里可以作些简单的介绍。

第一，教育信息化行动计划。这一行动计划从1999年开始启动，主要落实在三个方面：所有40岁以下的年轻教师都要学会计算机操作，能够设计、制作教学课件；所有的学校（包括农村中小学）都要联上中国多媒体公用信息网，实现“校校通”；所有小学（包括农村小学）五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要学会上网。这些已基本做到，初步构建了苏州教育信息化网络体系，提前完成了教育部提出的2005年教育信息化方面的奋斗目标，为实现素质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第二，改造相对薄弱学校行动计划。很多地区在学生就学（尤其是小升初）方面热衷于搞电脑派位。其实，一些有权有钱的人照样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将孩子送到好的公办或民办学校。更可怕的是，电脑派位的做法有可能让一些孩子从小就把希望寄托在自己不能主宰的事情上，逐渐产生宿命论的思想。而在苏州，一律实行就近入学，允许自由择校，对电脑派位坚决说“不”。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提升薄弱学校的办学水准上，既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多年来，我们在这些方面花了很大的力气，投入了大量资金。在农村，主要通过撤并村小提高办学品位；在城市，主要结合旧房改造调整结构布局，努力让每个学生都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近年来，共撤并学校1000多所，平均每个乡镇用于改善办学条件的资金已达到2 000万元左右。

第三，扶贫帮困助学行动计划。苏州市政府承诺：所有在苏州读书的学生，决不会因为父母下岗或生活困难等经济方面的原因而影响他们的学业，包括农村的孩子，也包括外地在苏州读书的大学生。我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教育基金，鼓励社会和学生为贫困地区和身边的贫困学生捐资助学，像我们都有自己“结对子”的帮困对象。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共有7757名贫困学生得到救助，212名学生因各种突发事件而得到社会的关爱。

第四，培养名师、名校长行动计划。我们在全市范围内遴选了50 名45岁以下的优秀教师和校长，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培训。我们请来了许多全国著名的教育家来苏州讲学，如顾明远、袁振国、魏书生、李吉林、叶澜、钟启泉、顾泠沅等，恐怕中国还没有哪个城市的教师能有如此的幸运。我们还准备出一本书——《与大师对话——著名学者苏州教育讲演录》，共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大师在苏州的讲演录，后一部分是我们学员的心得体会。我们还给学员开出了教育名著的阅读书目，我亲自去杭州给他们买来。在三年培训期间，他们每个人还有半年的学术休假，可以脱产思考和整理自己的教育笔记与学习心得。市政府每年拿出50万元经费出版“苏州教育丛书”，给他们和其他教师提供一个表达的园地。这个班的学员成长很快。我们把培训班搞成了开放式，一些特级教师和骨干教师可以随时进来，但毕业时一定要有一本拿得出、叫得响的专著，什么时候交来，什么时候发毕业证书。我觉得，作为一位名师、名校长，不和大师对话不行，不读名著不行，不搞科研也不行，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为大家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条件，同时也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

第五，推进外语教学行动计划。苏州是长江三角洲重要的中心城市，也是我国重要的风景旅游胜地，对外开放程度比较高。过去英语课从初中才开始设，而且注重的是单词记忆和语法训练，是“哑巴英语”。现在，我们要求有条件的学校要从小学一年级就开英语课，到2010年，苏州的高中毕业生基本上能用比较流利的英语进行交谈，如到国外，其学习、生活基本上没有大的语言障碍。这一计划正在逐步得到有效的实施。

第六，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行动计划。多年来，我们坚持以转变观念为前提、以改善办学条件为基础、以教育科研为先导、以师资队伍建设为保证、以课堂教学为重点的素质教育发展思路， 目前主要是抓特色、抓特长、抓品位，这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一个行之有效的策略。我到学校考察，一般不问升学率情况，而必定问：“学校的特色是什么？校长的教育理念是什么？”吴江市是国家级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实验区，张家港、常熟、太仓、昆山、吴县等市和平江区是省级素质教育实验区。吴江屯村中心小学是一个农村小学，但每个学生都写有一手漂亮的书法；城东中心小学人人都会一样民族乐器；平直中心小学所有的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写日记，坚持六年，就是2 000多篇，这是一笔多么宝贵的积累！孩子的意志品质、观察思考能力得到了锻炼，肯定会与其他的学生有所区别。当然，孩子千差万别，不一定要“一刀切”，但一些特长的形成可以让他们终身受益。我们的教育应该追求特色。

记者：说实话，读了您的《我的教育理想》，我很感动，也有些怅然：您描绘了一幅令人神往的教育蓝图，可那些理想的学校、教师、学生、家长，说到底都是“心中的理想”。我做过教师，也是家长，对中国教育的那种在规范人、发展人的同时又扼制人、异化人的弊端有着切肤之痛。

朱永新：教育应该让每个人都能充满希望，并领略到趣味，享受到成功的喜悦。如果我们从中得到的不是这些，而是相异甚至相反的东西，那就说明我们的教育走上了弯路。

记者：您觉得千头万绪之中，我们最应该培养学生的哪些方面？(www.xing528.com)

朱永新：良好的德行。首先要让学生学会做人。

记者：请您说说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培养学生的德行。

朱永新：德行的形成一般有以下几个途径：

第一， 自然的活动过程。许多人认为可以像获得知识那样去获得德行，我觉得不是这样。很多东西不是靠课堂上的传授，而是在自然的活动中形成的。比如一个大家庭的兄弟姐妹中，你扫地，我洗碗，他烧饭， 自然地形成了分工，逐步就懂得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学校的群体中，孩子们经常在一起做游戏，游戏中有创意，有角色，有权威，有服从， 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规则和遵守规则的习惯。而现在，家庭里都是独生子女，几代大人捧着一个“小太阳”；学校中学习时间又排得满满的，上午四节下午三节，既没有交往的时间，也缺少活动的空间，德行的自然习得这条路径已基本被堵死了。

第二，读书。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读书都是净化人类心灵的重要途径。要让自己的心灵与崇高的、睿智的心灵进行对话，这样才能使自己在自然活动中形成的原始德行或者说基本德行得到升华。我们在青年时代读了很多书，《论语》使我们知道什么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叫“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悲惨世界》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真善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我们以英雄主义的熏陶，等等。而现在，说得严重一点，是一个无书可读、无暇读书、不爱读书的时代，诱惑很多，人变得很浮躁，很功利化，这也是教育的一种悲哀。

第三，健康的情趣。这一点我们以前重视得不够，一些人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种技艺，不就是会弹钢琴、会画画、会书法、会唱歌吗？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美的东西与真、善总是连得很紧的，健康的情趣对一个人德行的养成具有难以替代的作用。一个人，当他烦恼的时候，当他碰到挫折的时候，健康的情趣能够使之得到化解，甚至可以通过创造的方式使之得到升华。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文人都很重视琴棋书画的熏陶，女性则注重家政和女红。表面上看，这些都是纯技能性的，实际上，这些都与德行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一个学生如果有健康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情趣，他就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去做毫无价值的事。我们苏州之所以抓学校的特色教育，并不只是做表面文章赶时髦，而是要让学生一辈子从中受益。健康的情趣也带来多元的发展，你成绩好点，可我篮球比你打得好，字写得比你漂亮，我一样充满自信。这就给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可现在这条路也几乎走不通了，学生之间比的只有成绩，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考失败，似乎一切都没了希望，这也是很不正常的。

第四，教育中的合力。孩子德行的养成需要社会、家庭、学校共同的努力，现在这种合力的正向引导还是不够的。比如家庭，家长关心的主要是孩子的成绩，在品德教育方面，有的家长甚至教育孩子不要讲真话，要防着别人，不能吃亏，等等；比如社会，健康的青少年活动场所非常少，而且收费较高，一些少年宫、博物馆、游泳池等场馆以营利为目的，学生只好到网吧和游戏机房，沉溺于无聊的聊天与游戏之中；又比如学校，学校最为关心的依然是学习成绩，学生被圈在狭小的校园中、逼仄的课堂上，变成了一个个接受知识的“容器”。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社会、家庭、学校不是形成帮助学生健康成长的合力，而是形成摧毁孩子的异化教育的合力。

我们强调德育，但如果不去研究道德形成的规律，德育就是一句空话。德行与知性是不一样的，教学是一种知性活动，更多的是培养科学精神，而道德教育更多的是一种实践的智慧，这是两种模式。现在有人试图把德育课程化，我以为是行不通的。

记者：所以，教育需要理想也需要理性，需要蓝图也需要行动。您在苏州推行的六个行动计划大概便是基于这样的初衷吧？

朱永新：不是我在推行，而是苏州市委、市政府、苏州市教委在推行。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我只是在其中做了些推动的工作。

记者：据我所知，您主编了一套“新世纪教育文库”，精选古今中外名著和经典作品400部，已经有多种出版。这是一件许多人想做却做不成的事。于光远先生说：“编好这个文库，其意义绝不亚于建造一条高速公路。”李政道先生也表示：“乐意担任　‘新世纪教育文库’的学术顾问，愿意把它推荐给大家。”您是否想进一步为全国青少年学生的精神滋养与德行培养做一些推动工作？

朱永新：做这件事，主要是出自一个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的责任感与使命意识。当然，官员的身份对于文库的出版发行也有一定的作用。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要把人类文化最精华的部分展现、推荐给我们的老师和学生，让他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与书本拥抱，与大师对话，与崇高的心灵交流。曾经有不少著名学者为学生开列过必读书目，教育部也搞过，但一般都偏重于文学，而不是在整体素质教育上对学生施加影响，对教师更是从未顾及。我们希望编撰一套适合各个层次的学生与老师阅读、可使其终身受益的文库。为了确保每本书都是经典，我与国内外近百名知名学者联系过，或写信，或打电话，或登门拜访，还邀请了李政道、许嘉璐、于光远、张中行、陆文夫、钱仲联等专家指导。在国内外众多著名院士与学者的精心推荐下，在对近万名大、中、小学生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我们推出了这套文库。第一批52种已经与读者见面，受到了广泛的好评。我们打算出400本，大、中、小学生和教师各100本，其中每个系列再精选20本作为基础必读书目。

今天的社会，很多人变得越来越实际，越来越平庸，越来越浮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人类优秀文化的导引，缺少对英雄的崇拜。我们这代人自己的成长经历，就是在一代代英雄的影响下走过来的。我最爱读的书就是名人传记。为什么今天我还有那么大的兴趣或者冲动去做学问、干事业？因为总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和激情，总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还应该做得更多、更好。所以我也力图在孩子们的成长路途上，为他们树起一个个崇高精神的标杆，让他们永远充满理想，充满热情，充满自信心，充满创造力。

记者：您对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似乎有一种割舍不去的情结，而现在的青少年正处于一个文化多元、信息冲击的时代，有他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和游戏规则，我们这一代的所思所为是否能得到他们的普遍认同？

朱永新：我想，不管在什么时代，人文精神总是不可或缺的，崇高的理想以及为了实现这种理想而付出的真诚努力总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不是救世主，也决不想搞话语霸权，我们只是想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和体会，帮助孩子们走稳、走好。比如在“新世纪教育文库”中，我们精心编选了小学生《中华经典诵读本》，书中有《论语》、《老子》、《庄子》、唐诗宋词、笔记散文等10多万字，如果小学生能够熟读甚至背诵，将一辈子受益。再比如中学生《英语名篇诵读本》，精选国外著名的讲演、书信、名人名言等，对中学生学习英语、感受世界优秀文化也是很有帮助的。过去我们学英语，就是学语法、学结构，我们可以翻译，甚至可以用英语写文章，但头脑中怎么也蹦不出英文的莎士比亚名句，英文中著名的格言、谚语不能像唐诗宋词那样信手拈来，因为缺少积累。所以，作为“新世纪教育文库”的总策划，我自然希望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能读读这套书，至少要读完每个系列的20本基础必读书，甚至可以与学生的毕业、素质测评等硬性指标挂钩。当然，我决不会滥用自己作为一个副市长的行政影响力去强制性地规定什么，事实上这个影响力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我真诚希望并热忱欢迎全国的大、中、小学校作为志愿者，一起加入我们的读书行动计划中，共同营造一个书香校园，一个书香社会。